在一个论坛上看到以下文字，但不知是真是假，明明可以全身而返，为何又节外生枝？
网上有很多关于傅平山烈士的介绍，由于人多口杂，导致了各种各样的说法不绝于耳。包括我自己在内，也曾经被第12侦察大队部分老兵的错误回忆所误导。现在通过当时的特侦1连4排长安建恒的描述，终于基本搞清了当时的情况。我必须更正，在老血站里发表的部分关于傅平山牺牲时情况的内容有错误。安排长是那次行动指挥员李鹏的老乡，参加行动的特侦4连连长胡贵林也和他关系不错，所以他的说法是比较可信的。 傅平山牺牲的那一次行动，网上有说是去侦察敌炮兵的，有说是捕俘的，这些都不准确。其实，这本是一次抵近观察任务，由侦察大队副大队长李鹏亲自带队，目的是要获得该地域敌军布防情况的第一手情报，为之后的战斗行动铺路。在经过细致观察后，我军确认附近有两名越军活动，没有发现两名敌兵身后有后续敌人。求战心切的李副大队长由此做出了错误的决定，未经请示擅自改变了行动计划，带队去抓捕这两名敌人。然而，这两名敌人的后面并未如我方观察得出的判断那样没有后续敌人，我方的捕俘行动暴露了。由于行动最初是抵近侦察，这次战斗没有火力连提供支援，没有任何接应。这时敌大批部队马上围了上来，与我发生激烈交火，而李副大队长自己没有掌握好时间点及时撤出来，卷进了敌阵当中。傅平山其实是为了寻救李副大队长及警卫员而陷入敌阵的。由于李副大队长在这次失败战斗中负有指挥不当的责任，事后他受到了处分。傅平山在被围后杀伤了多少敌人，没有定论，我们只知道，在1987年1月1日上午，他毙、伤敌各1人，在此之前，按侦察大队的判断，他应该使用过缴获的武器，杀伤了至少五六名敌人，但因缺乏证据，军史上以毙一伤一的保守数字为准。 李鹏是侦察大队838名官兵中唯一有两次参战经验的人，早在1984年他在高级军事指挥学院学习时就曾以学员身份参加过两山轮战。按理他不会犯这样的错误。可是这件事情毕竟已经发生了，我们并不应该苛责李副大队长。毕竟，他的身上有着中国军人敢打敢拼的豪情！毕竟，在被包围的危难关头，他砸碎携带的探雷器、相机等物品，对战士说：只要我活着，就一定把你们带回去！虽然这一次行动失败了，但中国人民解放军侦察兵的伟岸，我永生难忘！傅平山烈士将永远活在我们心中！在傅平山壮烈牺牲之后，第12侦察大队在短时间内连续出击多战多捷，足可告慰烈士的英灵。
［此帖子已被 一生何求 在 2010-8-19 21:35:46 编辑过］
军人本就是刀口舔血的行当，怎能不冒点险呢，常言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每次计划好的捕俘行动也是一次冒险。冒险与轻举妄动不是一回事。
对于士兵，基层指挥员，中级指挥员，乃至高级指挥员的要求是不一样的，士兵敢打敢拼是对的，但是指挥员，尤其是校官这样的级别的指挥员，还是不够的，孙子曰：为将者，智信仁勇严。事后对于当事者的处理，也是对于其指挥不利的处罚。
李副大队长犯了轻敌的错误。一是对能否俘虏越军看的过于简单；二是对后面越军部队的快速反应估计不足。
要想抓活的，肯定只能待越军走到贴身距离时突然扑出，如果有一点距离，越南猴子就不会举手投降，而是倒地打滚并鸣枪示警，侦察队虽有捕俘训练，但这次是临时决策，具体的捕俘位置，人员分工肯定是仓促间决定的。
对后面越军的快速反应估计不足也是一大问题，实际关键就是事前没有几种预案，只在局部范围看到是以多打少，问题不大，一旦出现没想到的情况，就会手忙脚乱。
出境捕俘不一定非得有火力掩护。
捕俘，袭击，侦察，都有风险，有些意外甚至根本想不到的，比如边防五师侦察队长江恒游的牺牲，他绝对想不到二发射向茅屋的40火箭弹居然是穿墙而过！
12大队在南疆是86年9月底到87年12月，主要战斗都是在87年，除了1月这次失利，后面的作战好像都不错。
他们执行是抵近观察任务，不是捕俘，看来李副队长是求功心切，而不是求战心切，以为只有两名越军，可以顺带完成捕俘。
不知道侦察队员每人携带多少DAN药，如遭遇敌军一个排的兵力能坚持多久？如果被敌军纠缠住，在没有火力支援的情况下，能安全返回的有几人？
促使李副队长作出捕俘决定的动机有哪些，不得而知，不好说。打仗本身就是有风险的，而且我们也不能以一次成败定高低，就是那些常打胜仗的将军，也有过打败仗的经历，这是简单的常识。
但有一点，作为一个指挥员，是很忌讳带有个人功利之心的，这容易使人在复杂的敌情下作出错误的选择。我觉得，真正优秀的指挥员在思想上心理上是很“纯”的，他们沉浸在如何取胜的战争艺术里，不关心个人名利，不受外界干扰，敢于对上级部署提出不同意见。
李副队长的任职显然与他的过去作战经历有关，同时上级也迫切希望侦察队拿出战果，各野战军的侦察队先后来到南疆，当然谁也不希望比别人差。这些虽是积极因素，但如果因此而盲目冲动，那就危险了。
鸣鹤在阴:
促使李副队长作出捕俘决定的动机有哪些，不得而知，不好说。打仗本身就是有风险的，而且我们也不能以一次成败定高低，就是那些常打胜仗的将军，也有过打败仗的经历，这是简单的常识。
但有一点，作为一个指挥员，是很忌讳带有个人功利之心的，这容易使人在复杂的敌情下作出错误的选择。我觉得，真正优秀的指挥员在思想上心理上是很“纯”的，他们沉浸在如何取胜的战争艺术里，不关心个人名利，不受外界干扰，敢于对上级部署提出不同意见。
李副队长的任职显然与他的过去作战经历有关，同时上级也迫切希望侦察队拿出战果，各野战军的侦察队先后来到南疆，当然谁也不希望比别人差。这些虽是积极因素，但如果因此而盲目冲动，那就危险了。
您的分析我很赞同，讲得有道理！谢谢您的回帖！
［此帖子已被 湖南骡子 在 2010-8-21 0:20:12 编辑过］
现场军官相机行事是可以的，也应该如此。事事都汇报请上级定夺，那作风太僵化死板了。上级在几十里外怎知路边能不能藏下人、路远处有没有敌人？林彪还是谁说过打仗只要有六成胜算就可以下手了。边境冲突烈度低，下手前可以花几个月时间来慢慢准备充分，所以作战成功率超常。象79年那种正常战争是不有这么宽裕作战条件的，都是遇见就打仓促作战，需要李鹏那样能当机立断的军官，只是他这一次的运气不够好。
这就是克劳塞维茨所说的“战争的迷雾”，你在闯进去摸到它之前不会知道雾后面是什么，但很多时候知道了就意味着晚了。这是战争的恐怖之一。
如果把损兵折将归因于“副大队长李鹏与连队干部未通报上级自行决定捕俘”，我觉得有失偏颇。谁又能保证只侦察不捕俘就一定不会被敌人发觉或因踩雷遇狗什么的暴露了呢（我记得开辟通道时就踩响过好几颗）？发生这些情况不一样抓瞎。
所以我认为主因是“由于行动最初是抵近侦察，这次战斗没有火力连提供支援，没有任何接应”，捕俘被发觉只是导致我方漏洞暴露的诱因之一，若因其它原因暴露也会导致同样结果。只要改变无后援这一条，其它几条诱因不管发不发生都难导致更坏结果。由此我们可以分出矛盾的主次。
此次出境作战计划的主要漏洞：没有火力兵力支援，是战前由指挥部集体决定的，捕俘是由李鹏临时决定的，所以我思考后觉得归罪于“李副大队长在这次失败战斗中负有指挥不当的责任，事后他受到了处分”象是丢车保帅一人替集体受过。李鹏是一名果敢的军官，希望他没因这一事件被打入冷宫，以后还有将功赎罪放射出自己军事光芒的机会。
［此帖子已被 hjf1390 在 2010-8-22 7:48:50 编辑过］
对越作战时的越境侦察及捕俘，网上已有不少回忆帖子，这些宝贵的战场经历也使我们感受到这种特殊战斗的特点：一是训练和实战是有差距的，特别是没打过仗的侦察队，这种差距更大；二是不能轻视完成任务后的安全撤退，侦察，捕俘是我在暗中敌在明处，我张网以待而敌毫无觉察。可以说后撤还更难些，俘虏抗拒不走，我方有伤员烈士，敌人发射拦截炮火，，，种种变数都可发生。
王志军的回忆帖里详细回顾了163师侦察连战前的一次捕俘经过，而我印象极深的还是后撤时的情景：没有想到越军用铜锣发出警报；没有想到越军用高射机枪压制我火力；由于不准带步话机（糊涂的决定）；一个捕俘组的湖南兵站在山梁大声呼喊派担架过来；侧方向的掩护组变动了隐藏地点,结果使前来通知后撤的人找不到他们，，，
我想12侦察队的这次捕俘如果是发生在87年下半年，很可能就不会有1月1日这种大的损失，那时，他们在战场上已相当成熟了。
［此帖子已被 鸣鹤在阴 在 2010-8-22 18:09:45 编辑过］
在网上看到且留下深刻印象的侦察队后撤情节：
最机警的后撤：边防五师侦察队隆智勇，在一次率队完成任务后撤时，决定不按出发前确定的路线撤，而是另走一个地形险峻且有地雷的路线，结果虽慢一些但安全撤回，而原先预定的路线遭到越军的炮击。
最惊险的后撤：某部侦察队后撤时被越军追击，侦察队边打边撤，最后撤到到某边防部队的阵地前，阵地前埋有地雷，必须由阵地来人接应，但越军已紧追上来了，交火中侦察队无意识的打出三发信号弹，谁知越军马上停止追击，过一会自动回去了。——事后分析，越军见我信号弹，怀疑我军已设好一个陷阱诱其进入，故不敢前来了。
［此帖子已被 hjf1390 在 2010-8-22 23:40:54 编辑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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