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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yy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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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梯直达

1^#

发表于 2005-5-28 12:11 |只看该作者 |倒序浏览

王琦是13名女军人当中年龄最小的。她生于1978年3月27日，参加维和医疗队以前是202医院妇产科的护士。对于最初组建维和医疗队的传言，王琦并没有在意。直到2002年9月16 日，接到参加集训的通知，王琦才知道自己被选中了。但维和是咋回事，去什么地方，有什么危险，会怎样艰苦，所有这些，王琦都一无所虑，一无所知。
人们很难想到25岁的王琦会有那么重的经济和精神的负担，这是因为王琦的家庭情况很特殊。当其他队员围绕维和想这想那的时候，王琦思想的兴奋点却不得不在别处。
得知上级决定让自己参加维和医疗队，王琦第一个告知的是母亲。母亲远在百里之外的盘锦。王琦给母亲打电话。母亲在王琦15岁的时候，失去了法律上对王琦的监护权。导致这种心灵伤害的原因在于父亲。网上和某些报纸报道说，王琦的父亲去世了，不知发布这些消息的记者是怎么采访的。其实，王琦的父亲只是跟王琦的母亲离婚了。王琦说父亲酗酒，似乎很厉害，有限的工资经常随着一身的酒气很快就消散了。母亲曾多次劝说父亲，但得到的回报要么是强词夺理，要么就是酒醉的拳头，从来没有酒醉的探戈。酒醒之后，偶尔也有几句忏悔，但忏悔过后，还是涛声依旧。实在没有办法，母亲只好付诸法律，两个人分道扬镳了。他们有两个女儿，王琦是老大，归属父亲。王琦还有一个妹妹，归属了母亲。一个好端端的家庭就这样解体了。那个简陋但却是家的象征的房子也被变卖了。无言的结局是父亲回到了奶奶家，母亲回到了姥姥家。母亲以为离婚以后父亲或许能痛改前非，但事实无情地打碎了母亲的幻想，父亲始终没能改掉酗酒以及因酗酒而派生的种种劣习。
并且父亲和母亲还都下岗了。担负家庭主要经济来源的两个人双双下岗，这对王琦本来就清贫的家庭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幸好，王琦入伍了。那是父亲和母亲离婚后的第二年。那年王琦才16岁。她的入伍得益于舅舅。舅舅是部队的，看王琦家里实在太困难，就想方设法使王琦当了兵。王琦很懂事，甚至可以说很老成。家庭的不幸伤害了王琦也锻造了王琦，王琦过早地成熟了。王琦凭借一种自觉的头悬梁、锥刺骨的精神，在部队考了学，提了干。还因表现突出被分到了202医院，进了沈阳。
王琦爱母亲，也爱父亲。母亲要糊口，还要供妹妹上学。妹妹读高中二年，上学需要许多钱。中国有“七匹狼”的品牌，也有关于“七匹狼”的民谣。民谣把“人民教师”排在仅次于“黑社会”的第六匹，这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教育乱收费的严重性，为此国家曾三令五申，制止教育乱收费。但即使这样，学生的费用对普通家庭来说仍然是一个不小的负担。对下岗工人家庭，这个负担就更显得大山一般的沉重。因此，母亲不得不整天寄人篱下地给人当保姆。保姆的收入当然是有限的。但收入再少总比无业强。母亲常常感慨说，“活得土埋半截子了，连个自己的家都没有。出去进的是别人的家，回来进的还是别人的家。”姥姥家当然算不上母亲自己的家。王琦说，母亲能有勇气活下来，完全是因为有她和妹妹。母亲偶尔曾忍不住说，“我是冲着你们姐俩才活下来的，没有你们，我活得还有什么意思？”
王琦把自己所有的津贴都交给了母亲，她同情和可怜母亲，也可怜父亲。尽管父亲改不掉的恶习拆散了一个好端端的家，但王琦并不记恨父亲。王琦始终忘不了，自己小的时候，父亲给她买吃的。冬天，脚被冻得难受的时候，父亲就敞开胸，把女儿的一双小脚放到自己的怀里。王琦说，父亲是爱自己的女儿的，父亲只是改不掉酗酒的顽疾。王琦有了收入以后，曾经给父亲寄过钱，父亲也主动向王琦要过钱。但是后来奶奶对王琦说，“你不要给他钱，他有了钱，还是去往死了喝，还是挥霍。你不要可怜他，他的毛病改不了。”
即使这样，我还是时时惦记着父亲。父亲再有毛病，他也是我的父亲。我跟父亲说过，“爸，你要是不能跟我妈复婚，就再找个合适的人结婚吧。”父亲说，“等你们都出息了，你们都出息了我再结婚。”
其实，更需要出息的是父亲啊。但王琦没有这样说。
想不到的囊中羞涩
王琦在部队是职务最低的军官，每月津贴1075元。王琦把银行通兑的津贴卡放在母亲那里，全部津贴都由母亲支配。可母亲很少花钱，尤其是很少为自己花钱。母亲的穿着极其俭朴，甚至俭朴得不合时宜。王琦看母亲太可怜了，就上街给母亲买衣服，母亲总是批评王琦，说这是浪费，以后再不许这样，母亲很不高兴。王琦回家，临走的时候把一部需要带走的书忘到了家里，母亲不坐车，靠两条腿拼命地往车站跑。那是炎热的夏季，母亲跑得满头大汗，口干舌燥，却连一瓶汽水、一块雪糕都舍不得买。王琦谈起这些，禁不住热泪盈眶。母亲恨父亲，但还是给父亲买养老保险。母亲说，“他现在还能做点小买卖，还能养活自己，将来他老了，养不了自己，就是你们的负担。你们都有孝心，不可能不管他。我现在给他交养老保险，将来你们的负担就能轻一点儿。”母亲处处都为自己的女儿着想。
王琦当然也很节俭，她每月用于自己的开销是医院发的有限的奖金。王琦孝敬母亲，孝敬父亲，同时还惦记着妹妹，她曾嘱咐妹妹说，“你一定要好好学习，要好好考，你能考到哪里，姐姐就供你到哪里。”显然，工作上，王琦是好护士；对父母，王琦是好女儿；对妹妹，王琦是好姐姐。
王琦知道，母亲最渴望的是能有一间属于自己的小房子。王琦说，“我参加维和回来，挣了钱，就能给妈妈买房子了。”维和人员每月由联合国发放一定数量的补贴，据说这部分补贴落到每个队员身上能有近千美元。首批维和医疗队的任务期限是8个月。如果真的能拿到那么多的美元，王琦为妈妈买房子的梦想或许就真的能实现了。
王琦并不回避这可能得到的美元。这美元对王琦实在是太需要了。王琦无庸讳言。这情形似乎很容易让人想起那个关于阿凡提的故事。国王问阿凡提说，如果一个是正义，一个是金钱，让你选择，你要哪一个？阿凡提马上说，我要金钱。国王耻笑说，你怎么能要金钱呢？要是我，就要正义。阿凡提回答说，你有的是金钱，但缺少的是正义。而我有的是正义，但缺少的是金钱。
王琦缺少的何尝不是金钱呢！
“队伍上的人”
但母亲不想让王琦冒险。母亲开始并不知道刚果（金）是咋回事，也不知道维和是咋回事。王琦开始告诉母亲的时候，母亲说，“去就去吧，服从安排，听组织的。”后来王琦告诉母亲，参加维和还补助美元，等完成任务回来，就能有几万块钱了。母亲便有几分欣喜，自然也有几分忧虑。再后来，母亲接到王琦的一个同学打来的电话。那位同学说，“我从报上看到王琦的照片了，知道她要去维和，我们挺羡慕，也挺为她担心。她要去的那个刚果（金）很危险，我们希望她保重。”
我不知道那位同学还跟我妈说了些什么，总之，我妈好像知道了潜伏在刚果（金）的所有危险，我妈被吓坏了。于是就匆忙地给我打来电话，我妈刚说了一句“孩子……”就泣不成声了。我当时很意外，就说，“妈，你怎么了？”我妈就带着哭腔说，“孩子，咱不去了。你在医院不是工作得好好的么？咱还在医院工作，咱哪儿也不去，妈不需要那些钱，妈不买房子了。妈只要你们好好的，都平平安安的，妈就知足了。妈不能让你去冒险。”
那一刻，王琦无法忍住泪水。但王琦不能哽咽，不能让母亲发现自己流泪，那样母亲会更担心，更难过。王琦擦干泪水，努力使自己平静下来。王琦说，“妈，你别听他们的。我们有那么多人去呢，又不是我一个。别人都不怕，我怕什么？再说，我是军人，军人要服从国家的需要，服从上级的命令。人的一生不是什么都能经历的，这种经历对我是一种财富，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机会的，我怎么可以想去就去，不想去就不去呢？你别胡思乱想了。”
母亲当然知道自己左右不了王琦，按中国电影里的说法，王琦是“队伍上的人”，队伍上是有规矩的，王琦得服从队伍上的规矩。
但母亲不能不为王琦担心。母亲不知从哪儿听说吉祥物犀牛能为王琦护身，于是就到处去找，跑了许多地方才买到了一个用玉石刻制的犀牛，说什么也让王琦戴到身上。王琦说，“妈，你怎么还信这个？”母亲说，“信不信的，你还是戴上吧，这么小，也不沉。戴上总比不戴好。”
出发前，医院要开誓师大会，还要组织送行仪式，我们许多队员的亲属都要参加。那天，我对我妈说，“妈，你也来吧。”妈说，“我不去了，我都下岗了，穿得也不好，也不会说啥，会给你丢面子的。”妈妈这样说，我听着心里别提有多难受了。我不怕丢面子，我觉得妈是世界上最可爱的，最可敬的，最好的。
王琦说到这儿的时候，双眸禁不住闪动着泪光。
白羊座的王琦本来应该是热情奔放，激情满怀，无拘无束的。但父母离异的阴影和过重的家庭负担明显地改变了她的性格。她变得多愁善感，心事重重。但她并没有放弃拼搏，更没有放弃改变命运的努力。
王琦说，她参加维和，最大的心愿就是在恶劣的环境中，尝试和锻炼一下，看看自己到底能做到什么程度。训练的时候，她已经尝试过了，譬如3000米长跑，从山下往山上跑，常常一口气跑下来，腿都软了，浑身直哆嗦。还有俯卧撑，把胳膊都练肿了。还有游泳，王琦开始不会，有人便说，“这回可有人参汤喝了。”但没想到王琦下水没几个来回就学会了。王琦说，“人的潜力太大了，人没有吃不了的苦，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王琦也说自己最坏的打算是不能活着回来，她还说，“一个人要是连死都不在乎了，那还怕什么呢！没有什么可怕的了。”
在最后送别的人群里，人们确实没有看到王琦的母亲。王琦的母亲或许真的没来送女儿。人们不知道王琦当时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当其他队员忘情地面对亲人挥洒泪水的时候，王琦的泪或许只能流在心里。

惨遭强暴的女孩儿
在维和二级医院，王琦既是手术室的护士，又是妇产科的护士。维和二级医院人手少，任务重，兼职是很正常的。作为妇产科的护士，王琦参与救治了一名被反政府武装人员强暴的当地女孩儿。
那女孩儿才16岁，没有人知道她被强暴的细节。似乎当时她不太配合，她当然是不情愿的。于是，她不仅遭到了4个人轮流的强暴，而且遭到了白公馆渣滓洞一般的毒打。她的臀部几乎被打烂了，左右臀部留下两个很深的窟窿。如果不是亲眼所见，王琦怎么也想象不到那女孩儿会被伤害到如此程度。所有善良的人都很难想象这种残暴。王琦开始只是听说要去接一个病号。女孩儿那时住在国际救援组织在当地临时开设的一家医院里。那所医院与王琦她们的维和二级医院有5公里的距离。虽然只有5公里，但急救车却走了很长一段时间，因为那里的路况实在太差了，并且天还下着雨。非洲的雨不但来的突然，而且大得出奇，仿佛天上的银河决了口。人在雨中会被击打得喘不过气来，车也一样，瓢泼大雨迎面扑来，车窗一片模糊，人和车仿佛都漂泊在海上。进入那所医院的时候，王琦才发现，医院的条件很差，狭小的病房里，聚集了许多生病的人。那女孩儿可怜兮兮地躺在其中的一张床上。
当时我们想看一看女孩儿的伤口，但是没办法看，因为房间里的人太多了，毕竟是一个女孩子嘛，伤的又是那种地方，怎么可能当着众人的面检查呢？所以，我们就提出能不能找一个人少的地方，到什么操作间那儿去看一看。当时，我们到处找那种可移动的床，但是找不到。大概过了能有15分钟的时间，总算找到了一个抢救病号的床。就是那个床，还有一面不好使。当时我们也没有办法，我们基本上是连推带抬地把她移到了另外一个房间。我们把她抱到床上的时候，那女孩儿特别的恐惧。她拼命地叫，像小猫似的那样一种叫。因为那个临时抢救的房间里没有灯，只有手电筒。虽然天没有黑，但屋子里特别的暗。大概是下午三、四点钟吧。女孩儿的屁股用特别厚的纱布给包上了，但还是有脓液向外面流。我们问是怎么回事。他们医院的医生就介绍说她是被当地的反政府军强暴的。医院里当时还有联合国人权组织的人，说女孩儿是被人打的。因为那里条件太差，我们就提出能不能把女孩儿带回我们维和二级医院。
联合国对所属医院收治病人有详细规定，尤其是对收治维和部队以外的地方病人，更有严格要求。联刚团司令官下属有医务官。维和二级医院计划外收治病人必须请示医务官，得到医务官的批准。女孩儿继续留在国际救援组织临时开设的医院，很可能会加重感染，进而危及她的生命。所以，中国维和二级医院从人道主义出发，经请示、协调，得到了维和部队医务官的支持，于是，女孩儿被带回维和二级医院救治。
到了我们医院，她那个伤口不是已经感染了吗？医生把那个伤口用剪子剪开了，当时那个脓呀，把小女孩儿的裙子都湿了一大片。那个小女孩穿了一个裙子。伤口里的脓透过纱布，把裙子都湿了一大片。那个味呀！往前一靠简直就不行了。那味儿太难闻了，过后连饭都吃不下去，一想就恶心。我们非常同情那女孩儿，她才16岁！我们积极地给她治疗。她的阴道里面都已经裂伤了，发出一种恶臭。我们给她换药的时候，她非常痛苦。但后来她还是能够积极地配合我们了。我们一去，她就主动采取那种接受换药的姿式。换药的时候，她特别难受，还特别的恐惧。她大概有生以来头一次见到这么多的外国人，跟自己不一样的人。她的那种恐惧给我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我出于一种同情，就轻轻地摸着她的头，她就一直看着我，还发出一种微弱的叫声。她越是这样，我越是觉得她特别的可怜。后来我在给她换药的时候，她就看着我笑。我们语言不通，她们讲的不是英语，也不是法语，是当地的一种语言，所以彼此谁都听不懂对方的话。语言上没有太多的交流，只是彼此心灵的一种交流。每天我不管是工作还是休息还是在别的什么地方，我都想着她，专门跟着医生去给她换药。我们看她那样子，都挺难过的。她稍微好了一些，就跟我们要吃的。她对自己肌体的痛苦忘记得特别快似的，很快就向我们要吃的。我们也是比较关怀她的，给她那个牛奶呀，还有饼干什么的。她走的时候，我们还给她衣服，都是我们自己带的便服。我给了她一个小背心，还给了她一些核桃仁，还有花生。这些都是我从家里带去的。
女孩儿在中国维和二级医院住了两个星期多一点，临走的那一天，女孩儿又一次面对救护她的中国医生、护士笑了。女孩儿没有泪，或许女孩儿的泪已经流干了。就连她的笑，给王琦的感觉都十分复杂，那是一种包含了极其复杂心情的笑。似乎有诸多感激，有诸多留恋，还有诸多无奈，诸多失落，诸多惆怅。一个16岁的女孩儿，遭遇了这样的不幸，将来等待她的会是什么？即使创伤恢复了，能够生儿育女了，但还会有人娶她吗？国外曾有记者报道过非洲落后地区对失身女人的一种“洁身仪式”。据说这种仪式的用意在于把以前那个男人“留在她身上的恶魔驱赶走”。问题在于这种仪式本身就是一种恶魔的行为——即让一个专门请来的人与这女人发生性关系。这种做法不但会给女人造成新的心灵和肉体的伤害，而且极易给女人染上某种可怕的性病。
摘自《中国军花在非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