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1950：从失去台湾到抗美援朝(巨无霸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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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美国的对华“绥靖主义”政策

1950年初，美国的对华“绥靖主义”政策案例一：台湾问题。

1950年1月5日，杜鲁门发表了总统声明：
美国政府向来主张在国际关系中应具有诚意。美国对中国的传统政策可以门户开放为例证，要求国际尊重中国的领土完整。这一原则为联合国大会1949年12月8日通过的决议所重申。该决议中有一部分，要求一切国家避免：
一、在中国领土内获得势力范围或建立由外力控制的政权。
二、在中国领土内求取特别权利或特权。

前述的原则在目前的局势下，对于台湾特别适用。在1943年12月1日的开罗宣言中，美国总统、英国首相、中国主席曾申明他们的目的是：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的领土，如台湾，归还中国。美国是1945年7月26日波茨坦公告的签字国。波茨坦公告称：开罗宣言条款应即执行。日本投降时亦曾接受此宣言的规定。按照以上各宣言台湾经交给蒋介石委员长。过去四年来，美国及其他盟国亦承认中国对该岛行使主权。
美国对台湾或中国其他领土从无掠夺的野心。现在美国无意在台湾获取特别权利或特权或建立军事基地，美国亦不拟使用武装部队干预其现在的局势。美国政府不拟遵循任何足以把美国卷入中国内争中的途径。
同样地美国政府也不拟对在台湾的中国军队供给军事援助或提供意见。在美国政府看来，台湾的资源已足使中国军队获得他们认为是保卫台湾所必需的物品。美国政府拟依照现有的法律权力继续进行目前的经济合作署的经济援助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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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2月6日，毛泽东离开北京，12月16日抵达莫斯科，当天见到了斯大林，展开会谈。
杜鲁门1950年1月5日的总统声明，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作出的，目的是防止中国倒向苏联。但在2月14日，中苏条约签订，美国人判断为，中国变成了苏联的附属国，那么，这个总统声明面临着作废的危险，是自然而然的事。

1950年6月27日，第七舰队出兵台湾海峡，6月28日，毛泽东斥责美国：“杜鲁门在今年1月5日还声明说美国不干涉台湾，现在他自己证明了那是假的，并且同时撕毁了美国关于不干涉中国内政的一切国际协议。美国这样地暴露了自己的帝国主义面目。”

中国对美国出兵的强烈斥责，如果说，仅仅是一种外交措辞，倒也无伤大雅。但若以为美国做好事不留姓名、无偿赠送中国1月5日声明这样一个“承诺”之后，无论中国在外交上对美苏采取何种措施，美国都会如冤大头一般，信守这个“承诺”，那就过于天真了。

何况声明中，使用了“现在”、“目前”等诸如此类的字眼，表明该声明并非美国人对于“默许解放军攻打台湾”完全意义上的承诺，而是留有余地，很大程度上只是一个和平气球。但比“和平气球”的份量要重，应该算半个承诺。至于该声明能否落到实处，也即在解放军攻打台湾时，美军果真不予干涉，还要看中国对该声明作出什么样的反应。天下终究没有免费的午餐。

这份总统声明，最有意思的是那句“在美国政府看来，台湾的资源已足使中国军队获得他们认为是保卫台湾所必需的物品”，分明是怀有抛弃蒋介石的想法，却说什么蒋介石不需要美国的帮助，即可保卫台湾。

1943年的美中英《开罗宣言》(签名时，罗斯福当仁不让排第一，但蒋介石却排在丘吉尔前面，没想到吧)，原文是“诸如满州、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华民国”。
1950年1月5日杜鲁门的声明是：“在1943年12月1日的开罗宣言中，美国总统、英国首相、中国主席曾申明他们的目的是：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的领土，如台湾，归还中国”。

大家需要注意的是，杜鲁门将开罗宣言原文中的“中华民国”，换成了“中国”。也就是说，杜鲁门在力图表达这样一个意思：虽然开罗宣言里提到的是中华民国，但此宣言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同样是生效的。在当时的美国，很多美国人有这样一种观点：开罗宣言里说“归还中华民国”，而不是说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美国对台政策的一个法律依据，如果美国将台湾归还中华人民共和国，那么，美国就应该再签一个新的条约，来取代《开罗宣言》。而杜鲁门使用通用的“中国”一词，平息了美国国内的争议，那便是：没必要再签新约，旧约对新中国同样具备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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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四届联大“促进远东国际关系之安定”的决议》，1949年12月8日：
按宪章请各会员国在国际关系上避免使用威胁或武力，侵害任何国家之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或为任何其他与联合国宗旨相抵触之行动。
大会，亟愿促进远东国际关系之安定。

要求各国：
一、尊重中国之政治独立，并在其地中国之关系上恪守联合国之原则；
二、尊重中国人民在现在或在将来均有自由选择其政治制度及维持不受外力控制之政府之权利。
三、尊重与中国有关之现行条约。
四、避免（甲）在中国领土内获得势力范围或建立由外力控制的政权；（乙）在中国领土内求取各种特别权利或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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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绥靖主义”政策案例二：关于新中国的联合国席位问题。

1950年1月8日，周恩来外长致电联合国大会主席、秘书长，要求安理会开除国民党代表。苏联表态支持。美国人的态度是怎样的呢？

1950年1月12日，美国驻联合国代表葛罗斯在联合国安理会上说：
“美国政府承认委派蒋先生出席安理会的政府为中国政府，因此我的政府认为蒋先生的全权证书仍然有效，并将投票反对苏联的决议草案。我愿说明：美国政府认为苏联的决议草案向安理会提出了一个牵涉理事国代表的全权证书的程序问题。据此，我的政府对此动议的反对票不能被视为否决票，即使假定安理会的七个会员国投票赞成此决议。我愿说清楚，当安全理事会七个会员国投票赞成而对此事作出决定时，我的政府将加以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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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美国人虽然反对新中国取代台湾的中华民国，成为会员国，甚至常任理事国，但却不是坚决反对，更不打算动用否决权。这样，就为新中国在1950年，重返联合国，清除了一大障碍。


我这里所说的美国对华“绥靖主义”政策，是引用了麦克阿瑟致美国海外作战军人协会的演说稿里的话，在这篇演说稿中，“麦帅”对美国现行政策进行了肆无忌惮的攻击，埋下了杜鲁门与麦克阿瑟不和的种子。(其实8月时的美国对台政策，与1月时相比，已经趋于强硬了，只不过“麦帅”得陇望蜀、贪得无厌而已)
此稿原定由美国海外作战军人总司令路易士于1950年8月28日，在美国海外作战军人协会第51届会议的大会上，作为演讲稿代为宣读。8月26日，杜鲁门下令撤销这篇演说，但由于麦克阿瑟事先已向美国各报刊分发演说稿全文，因此该稿虽未在大会上发表，各大报刊仍进行了全文刊载，使其流传于世。

《将军百战归—布雷德利自传》一书中，对此陈述道：
“信的末尾两段可以视为是对杜鲁门政府对台湾保守政策的攻击。他写道：“那些鼓吹太平洋绥靖主义和失败主义的人说，如果我们去保卫台湾，我们就会失去亚洲大陆。没有比这种乏味的说法再荒诞不经的了”。全信的主题是，美国打算—或应该打算—使台湾成为一个军事基地，那些不同意全面保卫台湾的人都是不理解东方人的心理的。
杜鲁门大发雷霆，而这不是没有道理的。8月26日，星期六上午9时15分，他召集艾奇逊、约翰逊、哈里曼和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全体成员（谢尔曼和柯林斯刚从东京回来）举行会议。艾奇逊对麦克阿瑟这封信的厚颜无耻和它在国内外产生的破坏性影响感到怒不可遏。他认为“这种抗上的行为是不能容忍的”。杜鲁门气得嘴唇发白，牙关紧咬，没有“象往常那样进行寒暄”。他拿出麦克阿瑟原信的复本，念了一遍，然后问我们当中有谁被事先告之或了解这封信。回答是没有。我对此感到震惊。在我看来，这封信傲慢无礼已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这封信将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杂志上发表，并早已在通讯社的自动电传打字机上打出去了。尽管如此，杜鲁门坚持要命令麦克阿瑟‘收回’这封信。”


在中国人心目中，由于抗美援朝中，志愿军同联合国军的斗争，又由于联合国迟迟不给予新中国席位，因此联合国在我们看来是非正义的。不过，它在1949年12月8日作出的决议，倒真的是很尊重中国。单纯从字面上讲，该决议针对苏联和美国二个大国，提出了尊重中国主权的要求。但因为中美领土争端远不及中苏领土争端来得多，台湾不过3.6万平方公里，而沙俄侵占满清土地154万，策划外蒙独立，外蒙156万，合计310万平方公里，如果加上潜在的满州120万、新疆160万，领土争端就更多了。再者说，美国已经被赶出了中国大陆，而苏联势力正进入中国大陆。因此，联合国的这个决议，表面上看，美苏都成了“受害者”，但实际上却是美国外交上的一次胜利，苏联外交上的一次惨败，并且击中了“中苏两国人民伟大友谊”的要害。

美国人认为，美苏在同中国领土争端上的上述差别，是美国在远东最大的希望所在，美国应该清除台湾这块中美和解道路上的绊脚石。然后，只要中国人热爱自己的国家(不爱国就没办法了)，那么，他们的注意力就会转到侵略成性的苏联人身上。而消除台湾问题的办法，就是1月5日的那个和平气球，以及由此带来的中美和解的前景。在美国人看来，只要中苏关系出现裂痕，无论中美关系在多大程度上和解，都会导致亚洲的力量对比，向有利于美国的方向转化。

关于这一点，美国国务卿艾奇逊说得很透彻(这个名字在中国被丑化得不轻呵，其实朝鲜战争前，他是美国对华政策上的鸽派，麦克阿瑟才是鹰派)，大力推动杜鲁门于1月5日作出那个牺牲台湾、出卖蒋介石的总统声明的他，在1950年1月12日作演讲时说：

“我差不多每天都听到人们说，美国的真正利益在于阻止共产主义蔓延。照我看来，没有其他任何说法较这种说法更为本末倒置的了。”

“俄国人对华北和其他这些地区的态度和兴趣早在共产主义化以前就是如此的。这决不是共产主义的结果，俄国早已有此打算。但是共产主义制度为俄国帝国主义的入侵增加了新的方法，新的技巧和新的概念。这种共产主义的概念和技术使俄国帝国主义装备了一种新的和很阴险的武器—这就是渗入。装备了这些新的武器之后，在中国发生的事情是：苏联正在把中国的北部省分从中国分离出去，使它们附属于苏联。这种过程在外蒙古已经完成，在满州已接近完成。我可以肯定地说，在内蒙古和新疆的苏联代理人已向莫斯科提出了乐观的报告。这就是正在发生的情况，整个整个中国人居住的地区正从中国分离出去而附属于苏联。”
“如果人们说我们的利益仅在于阻止共产主义蔓延，那是比任何其他说法都会造成更多的损害，并在远东引起更多的曲解的。我们真正的利益是在于这些人民本身。我们所以要阻止共产主义是由于共产主义敌视这个利益。但恰巧这个双管齐下的最好办法，是在于去做正是亚洲各国人民所愿做的，也是我们愿帮助他们做的，就是：发展这些国家新政府的健全的行政，开发他们的资源和发展他们的技术的技巧，以使他们不致因愚昧无知，或因他们相信这些假的诺言，或因他们的地区有真正的灾祸，而受到侵入。倘若我们能帮助这个发展，倘若我们能和它一起前进，那末，我们就得到了任何人所知道的关于阻止共产主义蔓延的最好办法。”

“我恳请所有正在考虑这种愚蠢冒险的人要记住：我们决不可夺取俄国人为自己安排下的这个不值得羡慕的地位。我们不可把中国人民对俄国人的正义愤怒和憎恨—它们一定会发展的—招引到我们自己头上来，这样做是愚蠢的。”
“我们必须采取我们一贯的立场，那就是：任何破坏中国完整的人都是中国的敌人，也是违反我们自己的利益的。今天下午我愿向你们提出这个看法，我认为这一点是美国制订对亚洲政策中的第一个和最重要的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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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有类似艾奇逊这种想法的人，在美国大有人在，甚至到了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向东北集结兵力，已经显示出参加朝鲜战争的症候，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康纳利，还于1950年9月22日，在参议院发表演讲时说：

“显然，只要朝鲜战争仍在进行，我们就必须使福摩萨岛(注：指台湾)中立化以保护我们的侧冀，这就是总统命令第7舰队进驻福摩萨海面的原因。不过，一旦在朝鲜获得胜利，我们就必须象躲避瘟疫一样，避免由我们方面采取解决福摩萨问题的片面行动。无论如何，这是一个联合国的问题，愈早提交这个组织考虑愈好。也许最好是立即任命一个联合国委员会来研究这件事，这样来迎头抓住这个问题，这一建议可以使我们在远东的许多朋友放心，并且无可置辩地证明我们对该岛没有野心。有关各方都可以向这个委员会提出自己的观点。”

“我们愿意避免同中国共产党人作战，在这方面我们要得到中国赤色领袖们的合作并不是不可能的。他们同克里姆林宫的模型一样，都是死硬的现实主义者。我们应该相信他们有足够的常识，会了解到即使他们对美国作战得胜，也只能使自己落入俄国熊的致命拥抱里。”（点评：不了解中国的领袖，当时的中国领袖并不是现实主义者，而是空想共产主义者。至于说斯大林是“死硬的现实主义者”，倒是不假。）

“总统先生，毛泽东充分了解他的国家所面临的危险。他一定知道俄国在远东的全部野心。他一定知道克里姆林宫的主要策划人想肢解他的国家。他一定知道，中国屈从于共产主义的压力来同一向是中国人民的朋友的自由国家作战，是很愚蠢的事。”
“在中国，和在其他地区一样，我们必须修正我们的政策以适合我们的目的。我们已经说明过，并且必须继续说明，我们对中国或任何其他国家决没有领土意图或侵略意图。我们必须避免采取冲动而愚蠢的行动，例如片面占领福摩萨，这将招致中国人民的极端仇恨，且在全亚洲引起对我们的疑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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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的1951年5月7日，《苏联关于美国对日和约草案的意见书》。里面说：“1943年的开罗宣言明白规定：台湾岛和澎湖列岛必须归还中国。但是美国草案仅仅说日本放弃对台湾和澎湖列岛的一切权利，而对于把台湾和澎湖列岛交还中国却只字未提。因此可以得出结论，和约草案毫未改变是从中国抢去的台湾和澎湖列岛目前的地位，这是违反开罗宣言中关于把这些岛屿归还中国的协议的。”

显然，与美国人1950年1月5日的总统声明相比，苏联人在引用开罗宣言时，把满州给漏掉了，这一点，引起了美国人的强烈抗议。在此之前，美国人有事没事，成天攻击苏联对满州有企图。按说，“作为对美帝国主义谬论的反击”，苏联人非但不该在外交措辞上漏掉满州，反而应该详细描述一下自己的满州政策，以此来督促美国撤出台湾、澎湖。而象苏联人这样，单方面指责美国对台湾和澎湖的占领，却避而不谈满州，自然搞得沸沸扬扬。美国人希望把中国人的爱国心激发起来，进而与苏联决裂，自然不会错过这样的机会。

于是，美国于1951年5月19日表示：“苏联政府指出，苏联政府的照会未能确切地引用开罗宣言，‘满州’一词被删掉了，而且用‘中国’代替了‘中华民国’。有鉴于大家都知道的苏联在满州取得了特殊利益地区，美国政府因此质问苏联政府这次避免提到归还满州问题，其意义何在。”苏联人反驳说，我对满州没有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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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中国对美国绥靖主义政策作出得寸进尺的反应

有这样一个故事：张英的府第与吴宅相邻。吴家盖房欲占张家隙地，双方发生纠纷，告到县衙。相府家人遂驰书京都。张英阅罢，立即批诗寄回， 诗曰：
一纸书来只为墙
让他三尺又何妨。
长城万里今犹在，
不见当年秦始皇。

家人看到张英的“御批”，让给了吴氏三尺地。而吴氏听说了这件事后，被张英的豁达和宽容所感动，也退让三尺。于是就有了今天的“六尺巷”的佳话。


美国人自然不知道这段佳话，但杜鲁门在1950年1月5日的声明，却和这个“六尺巷”有些相似之处，当然动机没有张英那么“伟大”，而是为了本国利益的最大化。

对于1950年1月5日那个牺牲台湾、出卖蒋介石的总统声明，中国作出的反应，非常出人意料，如下：

一、驱赶美国留在中国的外交人员。
1月6日，北京军事管制委员会颁发布告：某些外国过去利用不平等条约中所谓“驻兵权”，在北京市内占据地面，建筑兵营。现在此项地产权，因不平等条约的取消，自应收回。
1月7日，军官会向美、法、荷兰前领事发出命令，命他们在７天内将兵营腾出，等候军管会于１月１４日前来接收。

1950年1月14日，《美国国务院关于我国接收美国驻北京领事馆财产的声明》：

“在1月14日上午9时50分，总领事馆的房产受到了警察和四个文职人员的侵犯。”
“在我方，旧美国兵营早改成领事馆办公处。领事馆所在院落内还有总领事馆人员的住宅。”
“北平中国共产党当局已经命令接收美国政府在北平的领事馆的财产，并于今天不顾美国政府的抗议而侵占了该财产。这次侵占是违反从1901年以来美国长期享有的条约权利的，在1943年的中美条约中重申了这些权利，由于该条约，美国并自动放弃了在中国的治外法权。”
“国务院准备下令从共产党中国召回全部美国政府人员，撤回我国政府人员的安排，将尽速进行。一俟完成后，我国的政府机关即将予以封闭。”
“这次对美国领事馆财产的侵占几乎是紧接着在沈阳粗暴和无理地对待美国总领事华德及其部属之后发生的。它也是一系列虐待美国人事件之一，其中包括殴打驻上海副领事奥立华与长期扣留美国海军人员史密斯与班德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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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面的外交声明中，美国人说“国务院准备下令”、“将尽速进行”，在措辞上，留了很大余地，不留余地的是我们。美国外交人员在被赶出来后，仍然滞留中国，此举遭到了中国的冷嘲热讽。

1950年2月5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讥讽道：
“虽然美国政府在1月15日就借口我国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收回美国兵营地产一事声称：已下令召回美国留在我国的一切‘官方人员’，企图借此威胁我国人民，但是这一次美国政府的行动却比它的声明迟缓得出奇。至今绝大多数美国留华前外交人员还没有动静。他们至今不向我国政府申请出境，虽然我国政府是随时都准备批准他们出境的。”
“我们宁愿听到所有美国官方人员能够更快地离开中国。北京的前美国副武官鲍瑞德已于2月3日离京，前美国新闻处长范柏杰亦于上月27日获准离京，但北京、天津和其他许多地方的前美国领事馆人员至今仍然保持沉默。是不是美国政府设想到将来总会有一天又要请求我国政府准许那些今天请准离开中国的官员们返回中国，因而将要损失面子，便对自己的决定偷偷地后悔了呢？无论如何，在这件事情上，我们又一次看到了美帝国主义的外强中干。”


二、签订中苏条约，并且公布于众，向美帝国主义示威。
在1950年2月24日的《人民日报》上，胡华有一篇《关于承认和保证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独立地位》，里面写道：
“有人问：‘我们既然承认蒙古独立，是否将来也承认内蒙、西藏……的独立？’我们说，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承认各民族自治与自决权，从各方面帮助少数民族的解放与发展，这是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就宣布的一贯正确始终不渝的民族政策，也是人民政协共同纲领中明白规定了的。但是，各民族的联合与分立，要依据在一定历史条件下，如何对该民族的根本利益更有利，蒙古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独立的，即中国境内的各民族还都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双重压迫下远没有得到解放，而蒙古人民却找到了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侠义帮助，经过自己的艰苦斗争，因而首先获得了解放与独立。对于这种解放与独立，中国人民应该向他们表示欢呼、向他们致敬、向他们学习，而不是反对他们早解放早独立，要他们来和我们一起受罪。”

三、1950年5月15日毛泽东会见金日成时，金日成提出了发动朝鲜战争的设想，若说中国阻止不了金日成的行动，倒还容易理解，但不能理解的是，毛泽东表示，如果美国军队参加战争，他相信中国会派出军队支援北朝鲜（见杨奎松《毛泽东解放台湾计划搁浅的幕后》）。
杨文相关段落如下：

“(1950年)５月１５日，毛泽东再度与金日成等会谈。他告诉金日成，原来他考虑的是应当首先解放台湾，在此之后再解决朝鲜问题，那样中国将会更充分地援助北朝鲜。但既然统一朝鲜的问题已经在莫斯科得到批准，他同意首先统一朝鲜。金日成向毛泽东详细介绍了他们的三阶段计划，即第一步进一步加强兵力；第二步公开向南方提出和平统一方案；第三步，在和平统一方案遭到南朝鲜拒绝后则准备斥诸武力。毛泽东对此表示了肯定的意见。他强调，作战计划要有充分的准备，部队行动要迅速，包围主要城市，但不要为占领城市而延误时间，要集中兵力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不过，毛泽东还是对美国驱使日本军队或直接干预的可能性有所担心。他告诉金日成，一旦有二、三万日本军队投入战争，整个战争的过程就可能延长。当然，如果美国军队参加战争，他相信中国会派出军队支援北朝鲜，因为到那时，苏联出兵是不方便的，它受到与美国签订的协定的限制，而中国则不受这样的条约约束。

金日成相信，日本军队参战的可能性不大，即使美国人派个两、三万日本军队来，也不能改变战局，人民军的士兵将战斗得更加坚决。至于美国参战的可能性，他断言：“那几乎不可能”，斯大林已经告诉过他们，帝国主义不会干涉，因而不必加以考虑。但毛泽东还是提出：帝国主义的事，我做不了主，我们不是他们的参谋长，不能知道他们心里想的是什么。不过准备一下总是必要的。我们打算在鸭绿江边摆上三个军，帝国主义如果不干涉，没有妨碍；帝国主义如果干涉，不过三八线，我们也不管；如果过了三八线，我们一定打过去。金日成对此一面表示感谢，一面则婉言谢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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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中国对美国的绥靖主义政策，以得寸进尺作为回答的原因分析

在1月5日杜鲁门放出和平气球后，中国对美国如此不留余地，尤其荒唐的是1950年5月15日，毛泽东竟然向金日成表示了中国出兵朝鲜、支援战争的愿望。给人一种“中国人压根就不热爱自己的国家、压根就不留恋自己的土地，压根就不觉得台湾不可牺牲”的感觉。

当然，就算留余地，也不敢说，美国一定会在解放军攻打台湾时，不予干涉，但那是另一个概念，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索性连余地都没有留，我们压根就没有为了台湾，而进行这方面的努力，为什么会这样？

揣测其深层原因，有以下几种可能，这里试着分析、列举一下：

一、中国觉得解放台湾难度太小，不需要为此考虑太多。
分析：1949年10月28日金门失利，此后中国不可能认为解放台湾是小菜一碟，更不可能认为中国的木船（或大一点的机船）能把第七舰队的航母撞沉。

二、中国对斯大林抱有美好的幻想，以为有斯大林在，不愁解放不了台湾。
分析：1958年7月22日，毛泽东与苏联驻华大使尤金的谈话时说：“斯大林支持王明路线，使我们的革命力量损失了90%以上，当革命处在关键的时候，他不让我们革命，反对我们革命。革命胜利后，他又不信任我们。他大吹自己，说什么中国的胜利是在他的理论指导下取得的。一定要彻底打破对他的迷信。斯大林对中国所做的这些事，我在死以前，一定要写篇文章，准备一万年以后发表。”

毛泽东的倾诉虽然发生在1958年，但倾诉的事却发生在1950年以前。以情理分析，毛泽东不太可能“对斯大林抱有美好的幻想”，或者说，就算他对斯大林抱有一些希望，鉴于历史教训，也不会对斯大林深信不疑。里面最离谱的是那句“斯大林对中国所做的这些事，我在死以前，一定要写篇文章，准备一万年以后发表”。

苏共20大以后，斯大林这个名字，在苏联已经臭了。现在毛泽东牢骚满腹，却仍然表示一万年以后才公开斯大林的坏话。看来，毛泽东对斯大林这位领袖的尊重，也真是尊重到家了。“马恩列斯”后面紧跟着的，确实不应该是“赫”这个狂贬斯大林的“修正主义者”，而应是“毛”这位坚决维护斯大林的下一任领袖。众所周知，“继承与发展”是我们的常规思维方式，如果把斯大林贬得过臭，那么，对于把毛泽东树为“下一任社会主义国家领袖”，在理论上将陷于被动，毕竟“从列宁到毛泽东”，这个跨度实在是太大了。我想，这种当领袖、领导世界革命的愿望，才是毛泽东私下里非常不满、但公开场合却拼命维护斯大林的真正原因，也是中国无论如何也要出兵朝鲜的真正原因，“唇亡齿寒”只能用来骗小孩子。

西季赫梅诺夫回忆：出席苏共第20次代表大会的中国代表团团长是朱德，当时由我陪同他。众所周知，在这次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作了一个尖锐地批评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秘密报告。当时朱德在同我的一次谈话中说：“斯大林被认为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这就是说，他不仅属于苏联共产党，而且也属于其他国家的党。而你们却不同其他的党进行商量，尤其是不同中国共产党中央进行商量，就对他进行尖锐的批评。”
说到这里使我想起了一位在中国党内地位很高的活动家同我的一次谈话。当时我在《人民中国》杂志社担任该杂志俄文版的顾问和编辑工作。这次谈话发生在斯大林刚刚逝世之后，讣告刚一广播，这位中国党内地位很高的人就对我说：“由于斯大林的逝世，国际革命运动的领导人就应当是毛泽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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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2月21日，在苏联大剧院举行斯大林70寿辰庆祝大会。毛泽东被安排在最受人尊重的位置上：坐在第一排，紧挨着斯大林。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什维尔尼克以简短的发言宣布庆祝大会开始。在外国的客人中，首先让毛泽东讲话，这样似乎特意表示出斯大林和苏联领导人对毛泽东的特殊对待。毛泽东在发言中说：

亲爱的同志们，朋友们！
我这次有可能参加庆祝斯大林同志70寿诞的盛会，衷心至为愉快（暴风雨般的掌声）
斯大林同志是世界人民的导师和朋友，也是中国人民的导师和朋友，他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理论，并对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作出了极其杰出和极其宽广的贡献。中国人民在反对压迫者的艰苦斗争中，深切地感受到斯大林同志友谊的重要性。
在这次盛会上，我谨以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的名义，庆祝斯大林同志的70寿辰，祝福他的健康与长寿（暴风雨般的掌声）。祝福我们伟大友邦苏联在斯大林同志领导下的幸福与强盛，并欢呼世界工人阶级在斯大林同志领导下的空前团结。
世界工人阶级和国际共产主义的领袖－伟大的斯大林万岁！
世界和平与民主的堡垒苏联万岁！
（注：见于《真理报》，1949年12月22日）

三、中国认为苏联海空军会出动，不愁台湾解放不了。
分析：1949年6月，刘少奇赴苏，提到苏联海空军参加台湾战役的问题，苏联方面拒绝。12月，毛泽东赴苏，再次提出这个问题，苏联再次拒绝。
毛泽东请求苏联“派出自己的飞行员－志愿者或秘密部队以加速夺取台湾”，斯大林对这一请求回答说：“给予帮助是不排除的，但是帮助的形式需要仔细考虑。这里主要的问题是，不要给美国人进行干涉的借口。至于参谋人员和教练员，我们随时可以提供。”接着斯大林建议“从国民党向共产党投诚的一个空降团中，挑选出一个空降连，用宣传来说服他们，然后把他们空投到台湾，通过他们在岛上组织起义。”（摘自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室，第45全宗第1目录第329卷宗第13－14页）
此后，苏联人把注意力转向朝鲜的解放事业，冷落中国了。


四、中国对美国抱有美好的幻想，心想台湾一向是中国的领土，美国是一等良民，岂会干涉中国解放台湾？(或者说，中国最初对美国的霸权主义作风，缺乏足够的认识)

分析：早在1949年2月，毛泽东在西柏坡会见米高扬时，就说过：“比较麻烦的有二处：西藏和台湾。其实，西藏问题也不难解决，只是不能太快，不能过于鲁莽。因为：1、交通困难，大军不便行动，给养供应麻烦也较多；2、民族问题，尤其是受宗教控制的地区，解决它更需要时间，需要稳步前进，不应操之过急。台湾是中国的领土，这是无可争辩的。现在估计国民党的残余力量，大概全要撤到那里去，以后同我们隔海相望，不相往来。那里还有一个美国问题，台湾实际上就在美帝国主义的保护下。这样，台湾问题比西藏问题更复杂，更需要时间。”

由此可见，中国对美国有可能阻挠解放军解放台湾，早在渡江战役之前，就具有高度的警觉性。

五、中国认为通过苏联的军事援助，中国就能建成一支强大的海军、空军，从而击败美第七舰队，解放台湾。
分析：这倒真有可能，就我国革命传统而言，枪杆子就比国计民生来得重要，“以战教战”是我军的优良传统。如果中美和解，那中美之战就打不上了。为了挑起中美战争，从而实现“通过战争建成一支强大的海空部队”的愿望，我们还是在中美和解与中美战争中间，选择中美战争吧，至于由此造成台湾解放的后延，这个代价是值得的(或者说，再加上别的因素，这个代价是值得的)。不过很遗憾，到了2005年的今天，“击败第七舰队”作为一种可能性，仍然没有成为现实。

这里有个例子，可以证明中国人的想法：
邢广志在《中国抗美援朝的内幕》一文中说：
“朝鲜方面在斯大林面前对我们颇有微词，主要说我们援朝是为了装备自己。因为我们的做法是，装备一批部队，即派去朝鲜实地作战，打一个时期仗就撤回来，然后再装备一批，再派出，如此轮番改装，轮番上前线。既熟悉了武器，又锻炼了军队，每改装一批只需十天半月。朝方向斯大林告的就是这个。然而斯大林对我们这种做法大加赞扬，认为我们这样做得很正确、很明智，很精巧。实际上，这些武器装备基本上都是二战结束后的剩余物资，苏方正需要为其寻找出路。斯大林还要求我们的空军参战，因为只有在实战中才能得到锻炼和真正建立起来，我们这样做了。”

应该说，抗美援朝战争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是真心解放全朝鲜的，但后来发现这个愿望难以实现，于是搞起了轮番作战，而且不是在部队遭受重大伤亡之后才轮番作战，这时候，倒真的是“动机不纯”了，也难怪朝鲜方面生气。

六、中国压根就没把本国利益放在中国外交关系的首位，压根就没觉得“台湾（或外蒙）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是放在了一个为了某种因素可以牺牲（或暂时牺牲）的位置上。

分析：这个可能性也是存在的。共产主义的信念，就是把全人类的解放事业放在第一位，而把本国、本民族利益，放在第二位，这样一个可以牺牲的位置上（“民族利益”前面还得加上“狭隘的”这样一个修饰语）。如果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人，缺乏“共产主义并不能在短时间内实现”的心理准备，那就很有可能在现实生活中犯这样的错误。

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所说：
“积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经验，中国人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

很显然，毛泽东的极端主义外交纲领，概括成一个字，就是“倒”。不是“倒”向这边，就是“倒”向那边。这位号召“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思想家，在对外关系上，竟然缺乏最基本的独立自主的意识，除了一个“倒”字，就什么都不懂了。如同一个作惯了奴才的人，除了给张三作奴才，就是给李四作奴才，永远都无法想象不作奴才的话，会是“多么可怕的情景”。
甚至把灵活的外交政策，贬低成“骑墙”。看来今天的中国是骑墙派啊，英国因为在香港问题上“舍不得坛坛罐罐”，因此在跟随美国时，经常犯“骑墙错误”啊。更不用说标榜独立自主的戴高乐了，简直就是资本主义阵营里的“铁托”，得批倒批臭呢。还有美国，1950年1月5日的总统声明，不是骑墙是什么？“自由世界”的领袖带头骑墙，这还了得？！

“倒”，违反了本国利益最大化原则，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恰如丘吉尔所说“没有永远的朋友，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而毛泽东的“倒思维”，实际上就是“只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敌人，没有永远的利益”。无论亲美，还是亲苏，只要用上“倒思维”，都会损害本国利益。毛泽东不是满州国皇帝傅仪，斯大林也不是裕仁天皇，新中国没必要向傀儡满州国学习，实行什么“一边倒”。

这种极端主义外交纲领，是由当时中国对“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推动世界革命，解放全人类”的过于乐观的估计决定的。这种思维，并不切合50年代世界的实际，就算到了今天，也仍然不切合。也许再过一千年，社会主义力量超过资本主义力量，物质极大丰富，劳动不再是谋生手段，本国利益也不再重要，国家的界限消失，届时，极端主义外交纲领就切合实际了。

与我们的极端主义外交纲领相对应，我们对于自己的政党制度，原本打算采用一党专政，但在苏联的建议下，才改为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有毛泽东和斯大林的电文为证：
《米高扬就1949年1－2月的中国之行向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提交的报告》（绝密），里面说：

“中共认为，中国革命胜利之后，除中国共产党而外，其他一切政党都应当退出政治舞台。我党中央不同意这种观点。毛泽东在1947年11月30日的电报中说：‘中国革命取得最终胜利时，按照苏联和南斯拉夫的榜样，一切政党，除中国共产党外，都应退出历史舞台，这将大大加强中国革命。’
1948年4月20日，由斯大林签署的我党中央的回电中，对这个问题强调指出：‘我们对此不能同意。我们认为，中国的各种反对政党代表着中国居民的中间阶层，它们是反对国民党集团的，它们将长期存在下去，因此中国共产党在保留领导权即领导地位的情况下需要把它们争取过来与之合作，共同反对中国的反动派和帝国主义列强。也许将来势必要把这些政党中的某些代表人物吸收到中国人民民主政府中去，而政府本身则宣布为联合政府，这样就可以扩大这个政府在居民中的基础并孤立帝国主义分子及其国民党代理人。’
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由于听取这个建议，改变了自己对待资产阶级政党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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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的回电，最重要的一句是“它们将长期存在下去”，这为我国解放后实行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奠定了思想基础。

斯大林为什么不主张中国和苏联一样，实行一党制呢？这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我认为，斯大林瞧不起中国，认为中国的社会发展程度比较低，作为一个过渡，中国应该首先允许资产阶级政党的存在，待以后中国进化了，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巩固了，再去实行苏联的一党制。

米高扬的下述电报，可以证实我的猜测：
《米高扬就1949年1－2月的中国之行向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提交的报告》
“毛泽东不太重视共产党无产阶级成分的问题，中国共产党更多地注意农民，而较少地关注城市和工人阶级。这种立场根源于过去的时期，因为当时党和军队一直活动于山区、远离工人集中的地区。时代变化了，可是对工人阶级的态度还是老样子。
从记录中看得很清楚，比如，毛泽东满意地强调说：‘共产党在农村的影响是独一无二的，无人可望其项背，是蒋对农民的政策帮了共产党人的忙。城市的情况就不一样了，在城市里，如果说共产党在青年学生中影响很大，那么在工人阶级中，国民党的势力要比共产党大。例如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当共产党还处于公开状态时，上海的50万工人中，共产党的影响所及只不过有20万，其他工人都拥护国民党。’
毛泽东说：‘中国农民比所有美国工人和很多英国工人都更有觉悟。’他的这一看法也值得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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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毛泽东在米高扬面前这样讲，很容易让人产生一个感觉，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不过是现代的太平天国运动，而不是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共产党的性质，本来是“工人阶级先锋队”，可在中国，倒象是国民党成了“工人阶级先锋队”，共产党成了“农民阶级先锋队”。我们知道，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农民阶级是落后的，比民族资产阶级更加落后。这，可能就是斯大林主张，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政党，在共产党革命胜利后，继续存在下去的真正原因。不过，斯大林对于中国社会发展程度较低的认识，应该不是从1949年米高扬来到中国之后开始的，而要早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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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后，我们只提“废除帝国主义国家一切不平等条约”，由于苏联此时还不是我们所说的“帝国主义国家”，这就避开了苏联。而在不避开苏联时，我们就说“对于国民党政府与外国政府所订立的各项条约和协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应加以审查，按其内容，分别予以承认，或废除，或修改，或重订。”

外蒙问题：1949年2月，毛泽东向米高扬提出，外蒙应该与内蒙统一，归中国领导。米高扬反对，认为除非是内蒙与外蒙合并成一个独立的国家，否则苏联不会同意。斯大林来电支持米高扬的观点。“毛泽东看了这封电报后说，他了解了电报中谈到的情况，他们‘当然是不维护大汉族沙文主义路线的，也不会提出蒙古统一的问题。’”(注：摘自《米高扬就1949年1－2月的中国之行向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提交的报告》（绝密）)

1949年2月4日，米高扬同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会谈。米高扬将这次会谈的内容报告给莫斯科，电报中说道：“毛泽东接着说，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因此，局部利益应当服从整体利益。当我们向苏联请求援助时，我们经常考虑到这一点。假定说，如果苏联没有给我们提供什么的话，我们也不会怨恨苏联的。”

最离谱的是里面那句“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因此，局部利益应当服从整体利益”。这与彭德怀1950年10月在沈阳作抗美援朝动员时的发言可谓“英雄所见略同”。

彭德怀：“会议结束后，有好几个同志到我处来谈话说，高主席也不愿出兵，你在西北为什么赞成出兵呢？我说，这不能分东北和西北，这是一个国际问题，是社会主义阵营和帝国主义阵营的斗争，是中国人民解放大陆后能否巩固和发展，以及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美国不仅把军队摆在鸭绿江南岸，威胁东北，而且把军队摆在台湾威胁华东，如果他决心同中国战斗到底，随时都可以找到借口，我们现在不要怕打烂，要有打烂后后再建的精神，准备长期战争，准备打烂。我们把美帝国主义拖住，使苏联和其他兄弟国家迅速建设，最后必然是美帝削弱，苏联强大。我们要有这样的精神准备，就会取得最后胜利。他们提出另一个问题，在朝鲜我们打不赢怎么办呢？我以毛主席的话答复了，那是我们打输了，可是美国欠了债，我们准备好了时，就可以随时打过鸭绿江，如果让美国军队 占了北朝鲜，我们又没有出兵，那时再打过去，世界舆论会责备我们发动战争。现在美国发动了战争，他输了理。他们又问，美国打到东北来了怎么办？我说，那当然不好，破坏了我们东北，应当尽力防止它在北朝鲜大山区。万一打得不好，被美国打过鸭绿江，那我们更有理，准备把美国长期拖在中国，削弱它，对美国来说，是最不利的，对亚、非、拉丁美洲民族运动，对各国劳动人民解放运动是有利的。中国人民当然要付出很大的代价，但是将赢得国际人民和民族解放运动，那也是值得的。他们也就不再提问题而告别了。”（摘自《党的文献》1995年第6期，王亚志的《毛泽东决心出兵朝鲜前后的一些情况》）

邓小平也有一句类似的话：“即使这一仗把中野拼光了也值得,其他野战军照样渡江，中国革命照样胜利”。但邓小平毕竟是说中国人民解放军内部，局部利益应当服从整体利益。而彭德怀超出了国界线，将邓小平的话扩大到了国与国之间的外交关系中。

让彭德怀的话与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康纳利1950年9月22日说的话作一下比较，就会有出人意料的发现。康利纳说：“在对待福摩萨和中国的赤色政权的时候，驾于一切之上的大问题是，我们决不应该使自己上当，到中国大陆上去作战。福摩萨对我们的安全是重要的，但是并不是重要到这种地步。如果苏联人用某种手段使我们卷入同毛泽东的陆上战争，克里姆林宫将会兴高采烈。我们的资源和人力所承受的负担会耗尽我们的精力，而苏联人就可以推行征服人类的穷凶极恶的计划，不害怕会有有效的反对。”

这里所谓的“上当”，应当是说台湾和苏联设法将美国诱骗到中国大陆，去和中国作战。它们巴不得中美开战，自己可以从中得到好处。美国的原则是避免这种战争。至于中国的想法，倒有可能同台湾、苏联一样，也盼着美国打到中国本土来，因为这样就可以为“世界革命”作出更大的贡献，这个贡献，将会远远超过历史上的抗美援朝战争。彻底把美帝国主义拖垮，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统一天下铺平了道路，这个代价是值得的。彭德怀的话中，已经体现出了这个意图，即上面所讲的“被美国打过鸭绿江，那我们更有理，准备把美国长期拖在中国，削弱它，对美国来说，是最不利的，对亚、非、拉丁美洲民族运动，对各国劳动人民解放运动是有利的。”

但令中国人失望的是，美国人没有攻打中国，这就大大减小了中国能为世界所作的贡献。

1949年6月4日，中共中央致电联共中央：“关于联共与中共两党关系问题，毛泽东同志与中共中央是这样认识的：即联共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统帅部，而中共则只是一个方面军的司令部。根据局部利益服从世界利益，我们中共服从联共的决定，即使没有了共产国际的组织。中共也没有参加欧洲共产党情报局。在某些问题上，如果中共与联共发生争论，我们中共在说明我们的意见后，准备服从并坚决执行联共的决定。”

不可否认，在中国共产党内部，如果发生了争论，每一名党员，在说明了自己的意见后，都应服从组织决定。但是，中共中央却把这种“命令服从，意见保留”的本国政党的原则，扩大到了中共与联共关系当中，表示“根据局部利益服从世界利益，我们中共服从联共的决定”，这就很容易做出损害本国利益的事。

不过，也有相反的材料，如下：
米高扬就1949年2月4日同毛泽东的会谈发给莫斯科的电报里写道：“我已转告毛泽东，我们中央建议中国共产党在民族问题方面不要过于大度，不要由于中国共产党人掌了权而让少数民族独立，从而缩小了中国的领土，应当让少数民族自治，而不是让其独立。毛泽东很赞赏这个建议，从他的面部表情来看，他是不准备让任何人独立的。”

对此，我们似乎可以这样认为：毛泽东是一名爱国者，但他首先是一位空想共产主义者，而不是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康纳利所说的，“同克里姆林宫的模型一样，都是死硬的现实主义者”。这样一来，无论毛泽东如何热爱自己的国家，都无法摆脱由于思想上的局限性，而做出有损本国利益的事。

根据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第5、6种可能性最大。也就是说：1950年的中国，并没有把台湾问题看作是“中国外交政策的核心问题”，而是把“局部利益服从世界利益、中共服从联共”看作中国外交政策的核心问题，从而将台湾、外蒙这些“局部利益”，全都放在了一个为世界革命这个“整体利益”、而允许牺牲的位置上。尤其是1950年5月15日，毛泽东在金日成面前，力图说服金日成同意中国出兵朝鲜，这种彻头彻尾地与美国交战的姿态，摆明了就是：台湾，我毛泽东(暂时)不要了!

我们把收复台湾的希望寄托在未来某一天建成一支强大的海空军武装上，从而击败第七舰队，解放台湾，并通过战火的洗礼而变得更强。而这支强大的海空部队，再加上我们的陆军，构成中国推动全世界人民的解放事业、“为人类作出较大贡献”（毛泽东语）的本钱。这就是我们对杜鲁门的友好声明、以得寸进尺作为我们的答复的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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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分析

这份条约，全名叫《中华人民共和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是1950年2月14日在莫斯科签署的。签字人是苏联外长维辛斯基和中国外长周恩来，毛泽东和斯大林也出席了签字仪式。

1949年12月6日，毛泽东专列从北京出发。
1949年12月16日，毛泽东抵达莫斯科。关于这次访苏，苏联人的文献与回忆，与我国的资料不尽相同。主要差别在于，我国资料所反映的中国形象，比苏联资料所反映的，要好一些。按列多夫斯基在《斯大林同毛泽东的谈判－新的档案文件》一文中的陈述：

(1949年12月16日，毛泽东会见斯大林）斯大林的论据是，要以非常谨慎小心的态度来对待苏中条约的问题，因为它与牙尔塔整个国际框架有关，对其加以破坏，就是一件极其冒险的事。毛泽东同意斯大林的这一论据，他重申了中共领导以前所表明的立场，这就是对1945年的条约，不作任何改变，予以保留，是合理的。

斯大林回答说：“苏联撤走军队并不意味着苏联拒绝帮助中国，如果需要，它还会给予帮助的，问题在于，在别国的领土上驻军，尤其是在一个友好国家的领土上驻军，这对我们共产党人来说，是绝对不合适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一个人都会说，既然苏联可以在中国领土上驻军，那为什么，例如英国人不可以在香港驻军，美国人不可以在东京驻军呢？”
“如果苏联军队在相互同意下从旅顺撤走，那我们在国际关系方面，将获得好评。同时，苏联撤军对于中国共产党人在斯大林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相互关系方面，也是很有帮助的。大家都将看到，蒋介石做不到的事，共产党人做到了，中国共产党人应当重视民族资产阶级。”（注：宋庆龄曾对中共提出苏联红军应撤出中国，毛泽东评价她不懂政治）

毛泽东听了斯大林的意图后说：“在中共中央讨论条约问题时，没有考虑到美国和英国在雅尔塔协定中的立场。毛泽东强调说：“我们应当以如何有利于共同事业为原则行事。对这个问题应当考虑周到。不过现在很清楚：现时，不必修改条约，正如不必急于从旅顺撤军一样。”
(摘自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室，第45全宗第1目录第329卷宗第12页)
…………

（1950年1月6日）会谈结束时毛泽东提出了关于1945年缔结的苏中条约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他放弃了他在西柏坡同米高扬谈判时所表示的立场，以及1949年6－8月份中共中央代表团同斯大林谈判时和12月16日毛泽东同斯大林交谈时所表示的立场。我们记得，中共领导和毛泽东本人当时曾经发表的意见是，1945年缔结的苏中条约完全符合中国的利益，它应当依然有效。现在，毛泽东在同维辛斯基交谈时，则表示了一种有所不同的观点。他宣称：“他更加确信，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联之间有必要缔结一项新的友好和同盟条约。”他说，在我们之间缔结一项新的条约的根据是，中国革命胜利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联之间形成了一种完全新型的关系。他认为，对现行的条约加以重新审查是尤其必要的，因为这项条约中日本和国民党这两个重要组成部分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日本作为一种武装力量已不复存在，而国民党已垮台。毛泽东说，此外，中国人民中有一部分人对现行的中苏条约表示不满。因此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联之间缔结一项新的友好同盟条约对双方都将是有利的。

维辛斯基在回答毛泽东时指出：关于签订新的条约问题，在他看来是一件复杂的事情，因为签订新条约或审查现行条约，并对之作某些修改，都可能被美国人或英　人以复，用作对条约中其他部分进行审查和修改的借口，而对其他部分的修改则可能对苏联和中国的利益造成损害。这是我们所不希望的和不应允许发生的。

毛泽东对此指出：“毫无疑问，在确定解决这一问题的方式时，应当考虑到这一情况。”
（摘自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室，第3全宗第65目录第364卷宗第93页）

维辛斯基在同毛法东交谈时下面一些情况引起了他的注意：为什么毛泽东对1945年的苏中条约的立场有所改变呢？在毛泽东和中共其他领导人所高度评价的这项条约中突然发现对中国不利的东西是什么呢？为什么这样一个重要的问题毛泽东在交谈的最后才提到它呢？

可能是由于在北京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对这项条约进行了辨论以及周恩来施加了影响才使中国改变了立场。为制定新的苏中条约而进行谈判的后来进程表明，与毛泽东和刘少奇不同，周恩来由于持有某些观点而采取了更加坚决的、甚至是强硬的立场。

至于毛泽东在交谈的最后才提出条约问题也不是偶然的。毛泽东所以把这个最重要的问题放到交谈的最后来谈很可能是出于策略方面的考虑：看来他想使自己放弃原来立场的做法具有更加“随和的”形式。

（1月20日，周恩来抵达莫斯科）
1月22日，斯大林会见了毛泽东和周恩来。
斯大林在谈判开始后，建议先讨论1945年8月14日与蒋介石政府缔结的有关东北的苏中条约和各项协定问题。斯大林一反1949年12月16日与毛泽东会谈时所表明的立场，当时他支持中共领导认为1945年8月14日苏中之间达成的协定依然有效这样的意见，而现在他却建议用另一种态度对待这个问题。他声称：“我们认为，这些协定必须修改，虽然我们以前曾经认为可以将其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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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面这段记载来看，毛泽东到莫斯科后的第一天，即1949年12月16日，他的主张，是新中国全面继承旧中国于1945年签署的中苏条约。到了1950年1月6日，毛泽东才提出“有必要缔结一项新的友好和同盟条约”，并且，态度并不坚决。后来，1月20日，周恩来抵达莫斯科。1月22日，斯大林会见了毛泽东、周恩来，斯大林主动提出以新约替代旧约。2月14日，中苏签订新约，毛泽东回国，并于3月4日抵京。

至于斯大林为什么表态让新约替代旧约，这至今是一个秘，很可能与杜鲁门在1950年1月5日作出的总统声明、联合国在1949年12月8日作出的决议有关，他担心自己再继续维护旧约，将成为众矢之的，被国际社会视为侵略国家。比如，外蒙一直是独立名义，没有并入苏联。当然，也有可能是周恩来来到莫斯科，周恩来的强硬立场，导致了斯大林的让步。

另外，上面的资料，还反映出一点：苏联红军想从旅顺撤走，毛泽东拦着，不让撤，而且还是“据理力争”。毛泽东表明这个态度的时间是1949年12月16日。

更早一些，1949年2月，在西柏坡会见米高扬的时候，中共也一直坚持苏联红军不要从旅顺撤走。

1949年2月，米高扬致莫斯科的电报，其中一份提到：
“对苏中条约问题，我说，我们认为关于旅顺地区的苏中条约是一项不平等条约。当时缔结这项条约是为了阻止国民党同日本和美国勾结起来反对苏联和中国的解放运动。我说，这项条约给中国的解放运动带来了一定的好处，但是现在，由于中国共产党人即将掌握政权，中国的形势发生着根本的变化。我接着说，因此，苏联政府决定一旦对日和约缔结，就废除这项不平等条约，并从旅顺撤走自己的军队。我说，但是如果中国共产党认为立即撤走军队是适当的话，那么苏联就同意这样做。至于中长铁路条约，我们不认为它是不平等条约，因为这条铁路主要是用俄国的钱建筑的。我说，也许在这项条约中没有完全贯彻平等的原则。但是我们愿意同中国同志兄弟般地讨论这个问题，和解决这个问题。

把旅顺条约评价为不平等条约，使毛泽东和政治局委员们感到极为意外，以至于使他们表现出毫不掩饰的惊讶。毛泽东和政治局委员们几乎是异口同声地说，现在不应当从辽东撤走苏联的军队和取消旅顺的基地，因为这样做就只能是帮助美国。毛泽东宣称，从辽东撤军问题，我们要保密。当我们把中国政治上的反动派打败，把人民动员起来没收外国资本，并在苏联的帮助下”我们自己整顿就绪“时，只有到那时，才能对这项条约进行重新审查。毛泽东说，中国人民为这项条约感谢苏联。当我们强大起来时，‘你们再离开中国吧!’那时我们将缔结一项类似苏波条约那样的苏中互助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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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
应该说，1949年2月，也即渡江战役前，中国共产党希望苏联红军留在中国，还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这会对美英等国(假若)武装干涉我党解放全中国，起到一定的震摄作用。但是，到1949年12月，毛泽东在莫斯科，仍然坚持苏联红军不要从旅顺撤军，那就大错特错了。毛泽东是出于“一边倒”的考虑，为了和帝国主义斗争，才要求苏联红军留在旅顺海军基地，这种想法，固然有一定的道理。但却增加了中国失去台湾的可能性。美国人会想到，新中国成立后，仍将苏军留在旅顺，如果美国任由解放军攻克台湾，那么苏联红军是不是又要在台湾驻军呢？！这对美国人而言，是无法接受的，台湾是块战略要地，一旦被苏联军队得到，那么“菲律宾－琉球(即冲绳)－日本”防御圈就会被拦腰切断。

因此，为了安美国人的心，使得解放军攻打台湾时，美军不予干涉，毛泽东本该主张新中国成立后，一切外国军队离开中国。亲苏亲到这个地步，美国人实在没有理由允许解放军解放台湾。

《斯大林与民族问题》第242页：
苏联同意向中国提供3亿美元低息贷款，却要求1950－1963年间中国必须把剩余的工业原料(钨、锑、铅、锡等)统统卖给苏联，不得卖给第三国(甚至不得卖给其他的人民民主国家!)，这实际上是一种不平等的商业垄断行为。
再如，当中方提出要求苏方派空军保护上海不受国民党飞机袭击的问题时，斯大林满口答应，但同时却又提出中苏要签订一个秘密的补充协定，规定苏联远东、中亚地区，中国的东北、新疆地区不给外国人以租让权利，并且不准第三国的资本或其人员以任何方式参与这些地区的任何机构及经营性的活动。事实上，这是要求在中国的东北和新疆设立它的二个势力范围，在当时那种情况下，毛泽东并没对上述不平等情况作出相应的反应，而是考虑到当时英美仍是敌对国家，最终是让了步。

1950年3月10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评价中苏条约，艾奇逊说：

“具有光荣悠久历史的中国正被迫加入苏联的势力范围，作为苏维埃政治体系和苏维埃经济的一个附属国。”

“现在，让我们来检讨一下这些经济援助的保证与诺言：
第一、苏联许诺归还满州的某些财产，但不是红军于1945年劫走的工业设备，这个援助甚至是一个不但是剥夺中国的而且也是剥夺全亚洲的价值约20亿元生产能力的窃贼的过迟的承认吗？

第二、苏联给予中国3亿元（注：指美元）的为期5年的信用贷款，每年利率1%。这贷款每年给予6000万元。在这一宣布之后继之而来的却只是卢布改订价值的消息，从而把有效的援助削减了四分之一，如果美元与卢布的新率也应用这次信用贷款的话。因此中国人民会发觉苏联的贷款每年不超过4500万元 。他们可以把与美国国会通过在1948年一年中给予中国赠予—不是贷款4亿元比较一下。”

“中国的需要是巨大而迫切的。今天中国面对着4000万人民在现在与下一收割之间挨饿的前途，数以百万计的人会死亡。然而粮食还是从中国运到苏联去。”

“中国所需要的开发资本数达几十亿美元。”
“中国的新统治者故意使他们的国家不可能得到美国经济援助，这种援助会给予一个统一的中国的援助，较之现在用如许多正式的感谢来接受的莫斯科的贷款，规模要大，条件要少。如果任何中国人真以为，北京从华盛顿转向到莫斯科就可以得到无条件的、无限度的恩惠，南斯拉夫的经验也许已经警告他：在与苏维埃帝国的依赖性结合中，害多而利少。”

“再有，我们以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的资格，向他们说：我们国家的代表们正在离开他们并非出诸我们的任何愿望。他们的正在走开，乃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当局并没有遵照国际待遇的正常的与公认的标准来对待我们的代表们；并且是因为他们在实际上，已被从他们在北平的自己的办公室里立时逐出去了。　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的代表们无法履行其正常的职务。我们对于我们的人的这种离开感到遗憾，但是我们的中国朋友们将再度了解，责任在于何处。”

“无论何时，只要这在中国是可能的话，我们美国人是愿意和中国通商的，一如我们的祖先过去所为。我要完全说清楚，我们无意把这种贸易强加到中国去，中国也不能从我们这方面强求它。在1946年到1948年的期间，美国曾供应中国的输入50%强，并且购买了中国的输出的几近四分之一。可是从美国的这些输出尚不及我们全部输出的5%，而我们从中国的采购仅占我们在国外购买总数的2%。若是目前的中国统治者们愿意相信，我们是依赖对华贸易的话，我们是完全愿意让它来受经验的考验以证明他们是正确还是错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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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比：

美国人艾奇逊说：“任何破坏中国完整的人都是中国的敌人。”
苏联人米高扬说：“蒙古人民共和国有自己的军队、自己的文化，在文化和经济方面发展得很快，它早就领悟到独立的好处了，恐怕什么时候也不会自愿地放弃独立。如果它有朝一日同内蒙古实行联合的话，那么其结果必定是组成一个独立统一的蒙古。”
中国人胡华说：“对于（外蒙）这种解放与独立，中国人民应该向他们表示欢呼、向他们致敬、向他们学习”。
对上述三人的言论进行一下比较，大家会是什么感觉？当然，你可以认为说是一回事，做又是另一回事。不过在外交活动中，固然有表里不一的一面，却也有讲究信誉的一面，“言”不能作为“行”的保证，却可以作为“行”的借鉴。

艾奇逊的话，也并非完全是诬蔑：“这种共产主义的概念和技术使俄国帝国主义装备了一种新的和很阴险的武器。”、“具有光荣悠久历史的中国正被迫加入苏联的势力范围，作为苏维埃政治体系和苏维埃经济的一个附属国。”

谈到艾奇逊嘴里的“势力范围”，毛泽东本人也未加以否认。《党的文献》1994年1期，有1958年7月22日，毛泽东《与苏联驻华大使尤金的谈话》，毛泽东说道：“在斯大林的压力下，搞了东北和新疆两处势力范围、四个合营企业。后来，赫鲁晓夫提议取消了，我们感谢他。”
（注：4个合营企业是指，中苏石油股份公司、中苏有色及稀有金属股份公司、中苏民航股份公司、中苏轮船修复建造股份公司，即中苏造船公司）

有一点很明显，就是：1950年2月14日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作为一个不平等条约，在中国驻军，划分势力范围，大搞商业垄断，违反了联合国于1949年12月8日作出的决议，决议中规定“避免（甲）在中国领土内获得势力范围或建立由外力控制的政权；（乙）在中国领土内求取各种特别权利或特权。”问题是，中国自己不向联合国提出申诉，联合国也就没有替中国出头。

社会制度并不是造成中国上述外交政策的关键，今天的中国仍然采取社会主义制度，但绝不会再把台湾放在一个可以牺牲的位置上，而且我们今天理解的“共产主义”也不再充当帝国主义侵略的工具。人的思想时刻都在进步，就算保留原有的社会制度，甚至外交环境不变，外交政策也会变的。以“社会制度”来为当年错误的极端主义外交政策来找到一个“合理的依据”，主张“社会制度决定外交政策，再无回旋余地”，只会徒劳无功。在不改变社会制度的前提条件下，80年代后中国实现了经济腾飞，外交上也取得了很大突破。可见“社会制度”或曰“意识形态”，并没有把中国捆得死死的，丝毫动弹不得。马克思主义是一个与时俱进的理论体系，而不是一个僵化的、静态的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普遍真理，而不是绝对真理，也并没有呆板地规定，一国在制订具体政策时，非要怎么做。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国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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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苏联的残忍与毒辣


1939年9月1日，德国入侵波兰。9月16日，波兰政府出逃。
1939年9月17日，苏联红军越过边界，进入波兰境内。同日，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莫洛托夫发表广播讲话：“谁也不知道波兰领导人现在何处，波兰人被他们倒霉的领导人交给命运摆布……苏联政府认为向自己居住在波兰的乌克兰弟兄和白俄罗斯弟兄伸出援助之手是自己的神圣职责……苏联政府已吩咐红军总指挥命令军队越过边界去保卫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梅赫利斯将军致电斯大林，描述了苏军进入波兰的情景：“乌克兰居民把我军当成真正的解放者来迎接—居民欢迎我们的官兵，拿出苹果、馅饼、饮用水等等拼命往红军战士手里塞。就连先头部队也照例受到万人空巷的欢迎，许多人高兴地流下热泪。”

到9月25日，苏联红军在一星期之内推进了250－350公里，按照苏德秘约的规定，来到了西部布格河和桑河的边界。到11月，波兰东部20万平方公里、1300万人口的土地，被正式纳入苏联辖下的乌克兰、白俄罗斯加盟共和国的版图。
从对波兰发动进攻，到苏德战争爆发前夕，仅仅1年多的时间里，苏联国土面积就扩大了47万平方公里。

在苏联进攻波兰过程中，20多万波军未经激烈抵抗，自动向苏联红军放下武器，其中包括1.5万名军官，分别关押在苏联西部的3个集中营里。1940年4月之后，这1.5万名军官便音信全无。
波兰流亡政府多次向苏方查询，但苏方总是避而不谈。无奈之下波方直接向苏联最高当局查询，得到的回答是“他们被释放后跑掉了，可能跑到了满州里”，再次向斯大林查询，斯大林改口说“他们可能在德占区。”苏联派驻波兰流亡政府的大使则一口咬定波兰军官已经全部释放。

苏德战争爆发后，1943年4月，德军在卡廷森林深处，发现了埋葬波兰军官的万人坑，德国人乘机大肆宣传，攻击苏联。波兰红十字会经过实地调查后认为，从尸骨上找到的纸片判断，屠杀发生在1940年春，依时间推测，应系苏联所为。莫斯科说这是“无耻的捏造”，并同波兰流亡政府断交。后来苏联占领这一地区，派出调查组，经过一番调查，得出的“结论”是：德国人栽赃嫁祸，系1941年德国法西斯所为。

二战结束后，苏联政府在卡廷森林深处8个墓穴的空地上，立下了“纪念1941年被希特勒匪徒杀害的波兰军官”的石碑。

1992年10月，随着俄罗斯一批文件的解密，卡廷惨案的真相大白：1940年3月，贝利亚领导的内务部向斯大林、联共中央政治局提出报告，称内务部战俘营及监狱中关押着大量……波兰人，都是苏联的死敌，建议秘密枪决。联共中央同意了内务部的报告，签署同意的有以下领导人：斯大林、伏罗希洛夫、莫洛托夫、米高扬、加里宁、日丹诺夫、卡岗诺维奇。

1940年4－5月，各集中营同时行动，将波兰军官押赴密林深处，分批集体枪决，总人数21857人。两万多鲜血和生命向世人警示大国沙文主义的残忍和毒辣，揭露着大国沙文主义者屡屡掩盖事实真相，拒不澄清是非的狰狞嘴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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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部分：美国对中国顽固不化、得寸进尺作出的反应

在中国以“得寸进尺，变本加厉地亲苏”作为对美国和平幻想的回答之后，美国加快了对台湾展开行动的步伐。
布雷德利回忆：海南岛失陷后，我们再次建议(注：时间是1950年5月4日)派一个调查组去台湾，调查清楚我们应该做的一些事情。

1950年5月25日，国防部长约翰逊向杜鲁门提交了一份备忘录。这是一个有关美国转变对台政策的重要文件，其内容是：
“国家安全委员会1949年12月29日决定采取不援助中国国民党防守台湾的进一步行动。从那时以来，情况的变化已经发展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至国防部感到有责任请求您再次提出这一问题，供进一步研究和斟酌。年初以来，海南岛和上海附近沿海的岛屿已落入共产党手中；共产党中国同俄国签订了一项军事条约；在过去的数天中，朝鲜形势变得十分严重。
虽然台湾并非是美军的一个重要基地，但一旦它被敌对国家占领，将会严重影响我们在日本、冲绳和菲律宾的地位。该岛上有许多现成的机场，从那里起飞的敌机完全可以接近我们的基地和交通线，这样就使这些机场加倍地发挥作用。例如，我们现有的战斗机的航程仅能够在冲绳和菲律宾之间活动。如果为避开来自台湾的干扰，必须要绕一个圈子，而这一迂回行动是不可行的或极其危险的。国防部12月曾建议命令远东战区总司令麦克阿瑟向台湾派出一个调查组，以掌握关于如何才能防止台湾落入敌对国家手中的第一手材料。我再次建议您采取这一行动，参谋长联席会议和麦克阿瑟将军对此也表示赞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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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立人传》披露：
美国国务院决策人士已经认清到策动孙立人政变行不通，决定予以放弃，台湾问题交由联合国托管，美国派遣第7舰队协防台湾，蒋介石须交出权力。
1950年5月31日，鲁斯克和巡回大使吉塞普与国务卿艾奇逊讨论台湾问题，研订下列三项计划：
1、在目前的情况下，台湾沦陷已属不可避免；
2、美国将不会协助蒋介石防止台湾沦陷；
3、蒋介石唯一能做的是，请求联合国托管，美国会支持这项请求。

鲁斯克并建议：应告知蒋介石，嘱其离开台湾，将权力交给孙立人，台湾获联合国托管后，杜鲁门总统即宣布撤销1月5日不协防台湾的声明，派遣第7舰队协防台湾，以免台湾受到攻击。此项计划书也许由杜勒斯于6月15日访日时达成。

1950年6月15日，国府驻日军代表团团长何世礼将军，向麦帅总部情报处处长韦洛比转一项”绝对机密“的讯息，蒋介石紧急要求麦帅领辖整个远东——特别是包括台湾——的防务，他和台湾各级政府及人民都将接受麦帅的指挥调度。蒋介石在密讯中强调，他愿意交出权力，但绝不交给孙立人。

1950年6月19日，国务院召开对台政策会议，制订一项“极机密”计划，其重点为：
1、如美国要防卫台湾，则蒋介石及其党羽必须离开台湾，将民事权与军事权交由美国所指定的中国人和台湾人领袖；
2、上述步骤完成后，美国海军将驻防台湾水域，以避免中共攻台，及台湾反攻大陆；
3、如蒋介石抵制上述计划，美国应派出密使，以最严密的方式，通知孙立人，如果他愿意发动政变，以军事控制全岛，美国政府将提供必要的军事援助和建议。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了。
1950年6月27日，杜鲁门作出总统声明：
“我已命令第七舰队阻止对台湾的任何进攻。作为这一行动的应有结果，我已要求台湾的中国政府停止对大陆的一切空海攻击。第七舰队将监督此事的实行。台湾未来地位的决定必须等待太平洋安全的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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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台湾是因为50年代我们那种特殊的意识形态而丢掉的，主要责任在我们自己，次要责任在美国，至于朝鲜战争，作为一种外因，仅仅起了个制造出兵借口的作用。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内因（中美）决定着事物的发展方向，外因只是对事物的发展起着加速或延缓的作用，但不能决定事物的发展方向。

在对外关系中进行自我批评，这不是中国人的习惯。越是充满自信的民族，越能容忍这种自我批评，反之，越是无法容忍。这种民族自卑感，以及由此产生的不肯实事求是、不肯承认错误的强烈倾向，才是弄清1950年台湾问题和朝鲜战争问题的最大障碍。

如果没有朝鲜战争，中国人民解放军虽然统一不了台湾，但蒋介石政权却会被迫下台。如今，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美国人作出了第七舰队立即（而不是待蒋介石下台后）出兵台湾海峡的决定，这样，美国的倒蒋计划，胎死腹中。所以鲁斯克说：“韩战挽救了蒋介石政权”。不过看到台湾被蒋经国建成亚洲四小龙之一，我们也就不必为执政人姓蒋而感到遗憾了。

这里需要澄清人们心中的一个误会：很多网友认为，如果第三野战军在6月25日之前，（准备不足），冒险攻打台湾的话，美军不会干涉，台湾可能打下来。我要说明的是，朝鲜战争没爆发，三野攻打台湾，届时第七舰队出兵台湾海峡的可能性，将会远远大于历史上，朝鲜战争爆发后，第七舰队出兵台湾海峡的可能性。

布雷德利回忆：
（1950年6月25日）从战略上讲，军方认为台湾远比朝鲜重要。我们认为朝鲜很可能是一次佯动，目的是转移我们对共产党急迫进攻台湾这一事实的注意力。在过去数周中，中共在台湾当面集结了约20万军队。如果共产党果真要在远东把仗打下去，我们就必须刻不容缓地保卫台湾。在朝鲜，我们可以依赖韩国军队，或至少我们是这样认为的。但台湾几乎是赤手空拳，是唾手可得的熟果。正如我在信中指出的，丢失台湾将是对我们在远东战略地位的一个沉重打击。
来自朝鲜的报告仍然是支离破碎的，但有迹象表明，韩国军队并非象我们想象的那样顽强防守，形势很可能被证明是“极端严重的”。尽管如此，我们仍然相信—事实证明是过于自信了—经过初期浴血奋战后，韩国军队将会重整旗鼓，击退北朝鲜人民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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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面布雷德利的回忆来看，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军方对朝鲜局势不怎么担心，严重低估了朝鲜人民军的实力。后来，美军以“添油战术”向朝鲜投入兵力，于是节节败退，再次反映出美国军方对人民军实力的低估。

与其对朝鲜战场的不担心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国军方非常担心台湾的丢失，以至于推动总统杜鲁门于朝鲜战争爆发二天后，派第七舰队出兵台湾海峡。假如是三野直接攻打台湾，那么美国对台湾丢失的担心程度，就会远远超过历史上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对台湾丢失的担心程度，从而迅速向台湾海峡投入大量部队，与三野作战，后果不堪设想。

如果理解成：人民军攻打李伪军，使得美国人担心台湾的丢失；而三野攻打台湾，反而不会使得美国人担心台湾的丢失，那就荒诞绝伦了。

还需要说明的是，布雷德利作为一名军人，说话比较诚实，“必须刻不容缓地保卫台湾”，就这么明确。麦克阿瑟则认为，台湾不能落入“对美国不友好的国家手中”。他们的意思相同，就是：在中国一边倒的情况下，解放后的台湾，势必为苏联海军、空军所租借，将“菲律宾－琉球－日本”这条防御圈拦腰切断，从而摧毁美国在西太平洋的防御体系。因此，不能让解放军把它解放，这才是深层原因，和朝鲜战争并无内在联系，朝鲜战争的意义，仅在于提供了一个第七舰队的出兵借口而已，就算没有朝鲜战争，只要美军想出兵台湾，“寻找出兵借口”也难不倒美国人。

当然，如果中美签署协议，就算不能奢求台湾象菲律宾、日本、琉球那样，成为美国人的“不沉的航空母舰”，最起码成为一个中立区，美国也能接受。但中国坚决一边倒，台湾一旦解放，苏联红军势必在台湾建造海军基地，成为美军的心腹大患，这叫美军如何接受呢？

政客们的发言，比军人虚伪得多。杜鲁门为自己出兵台湾海峡，所找的借口，是“保护在朝鲜作战的联合国军的侧翼的行动”，又说台湾“应该和平地来解决”，这些，都只是外交措辞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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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部分：中国参加抗美援朝战争的经过

1950年6月25日凌晨4时，人民军发动了朝鲜战争。

1950年6月25日，联合国作出第一个决议，认定北朝鲜是侵略者。决议如下：

对于来自北朝鲜的部队对大韩民国的武装进攻深为关切，
断定这个行动构成对和平的破坏，
一、要求立即停止敌对行动，并促请北朝鲜当局立即把它们的武装部队撤退至38线；
二、请求联合国朝鲜委员会：
甲、尽速提出它经过充分考虑的关于局势的建议。
乙、观察北朝鲜部队撤退至38线，并
丙、将本决议的执行情形随时通知安全理事会。

三、号召各会员国对联合国执行本决议给予一切协助，并勿对北朝鲜当局给予援助。

(另：值得注意的是，苏联缺席了这次会议，并且反对该项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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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6月26日，北朝鲜置若罔闻，继续扩大战争。
1950年6月27日，联合国作出第二个决议，“北朝鲜当局既未停止敌对行动，也没有将它们的武装部队撤至38线，必须用紧急的军事措施来恢复国际和平与安全”。苏联再次缺席会议，再次反对决议。

1950年7月7日，联合国作出第三个决议，“请求美国指派该项部队的司令官”、“授权统一司令部在对北朝鲜部队作战时除使用参加各国的旗帜外，同时斟酌使用联合国旗帜。”苏联又一次缺席会议，又一次反对决议。

1950年7月8日，杜鲁门任命美国远东军总司令麦克阿瑟为联合国军总司令，联合国军正式成立。

1950年7月19日，杜鲁门关于朝鲜问题，致美国国会的咨文中说：
“在1948年12月，苏联政府声称，它已从北朝鲜撤退了它的占领军，并且已经在该处成立了一个地方政权。北朝鲜当局继续拒绝允许联合国观察员越过38线去监督或观察自由选举，或证实苏联军队确已撤退。
但是，联合国在为整个朝鲜成立一个自由选出的政府方面继续努力不懈。当攻击发生时，有一个联合国委员会设在大韩民国，这个委员会由澳大利亚、中国、萨尔瓦多、法国、印度、菲律宾和土耳其等七国代表组成。
恰在6月25日攻击发生前一天，联合国朝鲜问题委员会的现场观察员已完成了对38线以南大韩民国军事阵地的历时两周的例行巡视。国际观察员的报告书说大韩民国的军队完全是为了防御而组织的。观察员发现了38线以南是由驻在分散的前哨阵地上的小群军队防守的，这些军队进行巡逻。他们没有发现军队的集中和进攻的准备。他们断定，缺乏武装、空军支持、重炮和军事供应品，使大韩民国不能采取任何攻势。
在6月25日北朝鲜发动侵略几小时之后，该委员会向联合国报告称：这次进攻并没有事先提出警告，是在没有挑衅的情形下开始的。
委员会的报告清楚地表明，这个攻击是一个赤裸裸的、计划周密的无端的侵略，并无丝毫正当理由。”
“在6月25日发动的攻击向前推进得很快，侵略者战术上的突袭以及他们在飞机、坦克和大炮上的优势，迫使以轻武器装备的守军后退。这次攻击的速度、规模和动作的配合使人对它是早在事先筹划好的这一点毫无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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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

当然，你可以说，消灭对方、统一朝鲜，是南、北朝鲜都存在的愿望，小磨擦接连不断，南朝鲜也并非“安分守己”，一直处于自卫的立场上。但是，南朝鲜（大韩民国）毕竟接受了联合国朝鲜问题委员会的约束，而北朝鲜却拒绝接受这种约束。而且，小规模磨擦，与大规模战争不是同一个概念，不能混为一谈。

联合国朝鲜问题委员会，只能在38线以南监督李伪军，捆住李伪军的手脚。却不能得到北朝鲜的允许，进入38线以北，监督人民军，对人民军的实力、装备、部署情况，一无所知，这也构成了6月25日人民军发动战争后，达成了战争的最大突然性、李伪军兵败如山倒的真正原因。

另外，联合国在6月25日、6月27日、7月7日，作出的三次决议，苏联全部缺席，对三次决议全部反对。这也从侧面表明，确实是人民军发动了进攻。否则苏联势必在联合国上窜下跳、活动积极，岂有缺席之理？显然是想造成既成事实，然后强迫联合国事后追认。而在既成事实成立之前，就要闭门谢客了。

综上所述，联合国于6月25日，作出认定北朝鲜为侵略者的决议，是正确的。

事实上，要想为北朝鲜辩护，否认“北朝鲜发动了朝鲜战争”，只有一个办法，就是篡改历史，说朝鲜战争的发起时间，并不是1950年6月25日，而要从此前某次小的磨擦算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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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8月31日，美国总统杜鲁门答记者问。
记者问：“总统先生，在你的星期日的文件中（注：8月27日杜鲁门致奥斯汀函），你说使台湾中立化的理由之一是一旦中共与国民党在那里发生冲突，可能威胁正在朝鲜作战的联合国军队的安全，或者甚至可以使朝鲜战争扩大到太平洋地区。这是否是说，当联合国军恢复了朝鲜的和平与安全时，美国第7舰队将从台湾海峡撤退？”

总统答：“台湾问题已在几次声明中表示了。这个问题当由曾对日作战的盟国，以及目前在日本驻有占领军各国在对日和约中来解决。”
他接着说：“朝鲜战争结束后，第7舰队当然没有留在台湾海峡的必要，它在那里是我国保护在朝鲜作战的联合国军的侧翼的行动。”

但1950年9月1日，杜鲁门在发表广播演说时，又表示：“台湾的将来，象任何其他有争执的领土的将来一样，应该和平地来解决。”

显然，杜鲁门9月1日的表态，与1月5日发生了很大变化。1月5日，美国实际上默许解放军攻打台湾；而9月1日，美国就改为和平解决的主张了。这构成了美国此后半个世纪对台政策的基本思路。6月25日朝鲜战争的爆发，无法解释美国对台政策的这一转变，只有了解到中国的一边倒、驱赶美国外交官之类行动，才会明白美国为什么会发生这种转变。上面这位记者十分敏锐，他的提问方式，抓住了问题的要害。
不过，主张和平解决，和命令第七舰队消灭发起攻台战役的解放军，毕竟是二个不同的概念。比如，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在处理国际纠纷时，多以“主张和平解决”为基调，但中国往往不象美国那样，进行武装干涉。

而到1950年10月19日，中国介入朝鲜战争，中美彻底决裂，联合国作出认定中国为侵略者的决议。此后，美军容忍解放军解放台湾的可能性，可以说不存在一丝一毫了。联合国也很难接受：一个非联合国会员国，并且是朝鲜战争中的侵略者（中华人民共和国），去统一一个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中华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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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8月28日，周恩来致电联合国、美国，对美国空军进入东北领空表示强烈抗议。
1950年8月31日，联合国作出决议，将中国政府控诉侵朝美军飞机侵入中国领空扫射，杀伤中国人民，损坏中国财产一案列入议程。

1950年9月26日，美国驻联合国副代表葛罗斯致信联合国秘书长：

“我收到美国空军的一项报告，表明它有一架为联合国服务的飞机可能在9月22日夜不侵犯了中国领空并在安东附近投掷炸弹。
美国政府对于任何侵犯中国领空事件以及所造成的损害表示深切的遗憾。现在已尽力并继续避免属于指责性质的不幸事件发生。
美国代表已经通知联合国安理会，在统一司令部指挥下作战的飞机已奉有命令，严格禁止越过朝鲜边界进入邻近领空。
美国政府仍然愿就此次指责以及过去的指责，负担责任并通过联合国对公正的现场调查所证明的联合国飞机造成的损害付给赔偿。美国政府认为这种调查是完全合理的并且是确定责任和估计损害的必要的先天条件。”

1950年9月29日，联合国作出决议，邀请中国政府派代表出席关于中国政府控诉美国飞机入侵中国领空议案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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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罗斯的信函不够“诚实”，在周恩来表示抗议后，拖延了这么多天，他才承认确有其事，而且越境飞机架次、对中国造成人员物质损失程度，都比中国所抗议指出的，要少得多。另外，明明是美军飞机，他在表达上，非要说成“为联合国服务的飞机”，还要加上“可能”这种不确定的词汇。

按照《抗美援朝战争史》上的记载，美军侵入东北领空的事件有以下几次：1950年8月27日上午10时零4分，2架侵朝美军B－29型飞机飞越中朝两国界河鸭绿江，侵入中国东北辑安县城及其附近上空，盘旋10余分钟方离去。
同日上午10时令5分，3架美国F－51型飞机和1架蚊式飞机，侵入中国临江县城及其附近大栗子车站上空，先在大栗子车站扫射两分钟，继在铁路线上扫射两分钟，击坏机车1辆。
11时零4分，4架美国飞机再次入侵同一地区，对鸭绿江江桥附近地区扫射11分钟，击坏机车2辆、客车1辆、守护车1辆，击伤司机1人、居民1人。
下午14时30分，1架美国B－29型飞机，侵入鸭绿江下游中国安东市上空盘旋。16时40分，2架美国F－51型飞机侵入安东机场上空，进行扫射，击坏卡车2辆，机场工作人员伤19名、死3名。
8月29日17时45分，4架美国战斗机再次侵入鸭绿江右岸中国宽甸县属之拉古哨上空侦察，沿鸭绿江右岸飞至长甸河口，向中国民船射击，杀死中国渔夫1人，伤渔夫2人；17时50分，再度在安东东北之古楼子上空，向中国民船射击，又杀死中国渔夫3人，重伤2人，轻伤3人。
9月22日22时零1分，侵朝美军飞机1架侵入中国辽东省宽甸县拉古哨上空，进行侦察，在中国防空部队予以警告后，始向南逸去。同日22时15分，侵朝美军的B－29型轰炸机1架，侵入安东市上空，向镇安路东南一带投掷重磅炸弹12枚，炸伤2人，炸坏房屋28间，炸坏菜园5亩多。

《跨过鸭绿江》一书中，作者问：逼近鸭绿江的敌机对中国造成了怎样的威胁？
时任辽东省省长的高阳说：
对方的飞机威胁我们，狂轰滥炸。我们被迫疏散。怎样疏散呢？主要是搬走，机关搬走，中学以上的学校搬走，工厂也搬走，家属也跟着搬走，搬到抚顺以东的一个县。这个县离大城市比较远，有公路但不靠近铁路，也不通铁路，我们把这里当作后方，因为美国的轰炸不会大量波及到中国—炸咱们也没理由啊。
不过，美国还是往我们这边扔过几次炸弹。一次扔在火车站，鸭绿江桥这边的火车站；另一次扔在市内，所幸没有造成太大损失。这两次扔炸弹可能带有威胁性，也可能是错炸，都不是想象中的那种狂轰滥炸。第一次炸弹来的时候，我和张启龙（时任辽东省委书记）都到街上(注：当时安东是辽东省省会）去看被炸的情况同时组织救护。毕竟对方当时并没有把我们当作作战目标，没有把我们搞得乱七八糟，如果是那样的话，我们就更有理由跟他们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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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面的陈述来看，美军飞机确实没有大规模轰炸中朝边境的中国一方。美国虽然不愿承认错误，但毕竟承认了，也表示愿意赔偿。而联合国在这一系列行动中，表现还是很公正的。

出人意料的是，中国拒绝接受赔偿，只是一个劲地要求美军撤出朝鲜。这么一来，谁都看出，中国只是拿飞机入侵一事当借口。要知道美军在朝鲜的作战，符合联合国决议。数人级别的伤亡、物质损失，理应在赔偿范围之内，不构成出兵的充分理由，也不构成改变联合国决议的充分理由。如果说“美国无论怎么赔偿道歉也白搭，中国拒绝接受”，那只能理解成为出兵找借口。联合国会员国，哪个是傻瓜呢？岂会连中国的这点把戏都看不出来？

与中国的强硬立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苏联实行了“绥靖政策”。9月初，苏联一架轰炸机，在朝鲜东海岸东北的公海上训练飞行时，被美军战斗机击落。10月8日，美军两架F80式战斗机对海参崴以南60公里处的一个苏军飞机场掠地飞行并扫射，苏联防空系统无任何反应，听任美机飞走。
事后苏联提出抗议，但美国表示那是联合国的飞机，最后不了了之。
按《朝鲜战争内幕》上的说法，就是：“斯大林似乎甘愿忍辱负重，没有向联合国提交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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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届联大根据八国提案通过的关于统一朝鲜的决议》，1950年10月7日
(注：8国为澳大利亚、巴西、古巴、荷兰、挪威、巴基斯坦、菲律宾与联合王国)

大会各项决议的主要目标是建立一个统一、独立和民主的朝鲜政府。

一、兹建议：
甲、采取一切适当的步骤以保证全朝鲜情况的稳定。
乙、采取一切组织政府的行为，包括在联合国主持下举行选举，以便在主权的朝鲜国家内建立一个统一、独立和民主的政府。
丙、邀请南北朝鲜人民的各阶层和代表团体，在恢复和平、举行选举和建立统一的政府的工作中与联合国各机构合作。
丁、除为达到上列甲、乙两款规定的目标所必要者外，联合国军队不得留驻在朝鲜任何地方。(注：请注意这句话)
戊、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完成朝鲜的经济复兴。

二、兹决议：
甲、设立一个由澳大利亚、智利、荷兰、巴基斯坦、菲律宾、泰国和土耳其组成的委员会，定名为联合国朝鲜统一复兴委员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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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外交部发言人关于五届联大10月7日决议的声明》，1950年10月10日

“10月7日联合国大会在美国操纵下通过的英、澳等八国提案，它的通过是完全非法的，违反全世界绝大多数人民意志的。这个提案说甚么联合国应“采取一切适当的步骤，以保证全朝鲜情况的稳定”，其实质就是授权美国及其帮凶国家的侵朝军队侵略和占领整个朝鲜，并进一步扩大侵朝战争。”
“从形式上说，美国操纵了它在联合国的投票机器，使得这个提案在联合国得以47票赞成，5票反对及7票弃权通过。但谁都知道，这47票赞成票，是绝对不能代表这些国家的人民的，例如蒋介石残余匪帮的一票简直是一个天大的笑话。”
“既使算蒋匪以外的46票具有某种意义上的合法性吧，这46国有多少人口呢？6.6亿人口，而反对这个提案的以苏联为首的5国加上同样坚决反对这一提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却一共代表了7.22亿人民。反对票加上最低限度不赞成这个提案的7张弃权票和1张保留票所代表的国家，则有11.96亿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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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10月19日，中国出兵朝鲜。
1950年10月19日，毛泽东指示：“为了保卫中国支援朝鲜，志愿军决于本日出动，先在朝鲜北部尚未丧失的一部分地方站稳脚，寻机打些运动战，支持朝鲜人民继续奋斗。在目前几个月内，只做不说，不将此事在报纸上做任何公开宣传，仅使党内高级领导干部知道此事，以便在工作布置上有所准备，此点请各中央局加以注意。”

1950年11月5日，毛泽东指示：“为了迷惑人的目的，目前还是不宜以联合司令部的名义发表战报，而应以人民军总司令部的名义发表战报，但在战报中应当有几句提到此次作战有中国人民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志愿部队(简称志愿部队，对外不称志愿军，对内则称志愿军)参加，并且打得很勇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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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中国在10月10日，声明反对联合国10月7日的决议，所提的那些“歪理”，是否说得通呢？看来，中国自己也知道说不通。于是，偷偷摸摸地出兵朝鲜，“仅使党内高级领导干部知道此事”、“以人民军总司令部的名义发表战报”、“简称志愿部队，对外不称志愿军，对内则称志愿军”。

嗯，使用“志愿”一词，仍觉不够，还要把“军”换成“部队”二字，真是作贼心虚啊。
看来，中国还是具有最基本的是非观念的，知道不得人心，于是一切都在暗中进行。后来，被美国人发现了，并提出抗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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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11月10日，美国代表奥斯汀在联合国安理会上表示：
“今天下午本人来此后，获得报告，称有两架联合国的B－29轰炸机，在隔鸭绿江与安东(安东在满州境内)遥遥相对的新义州上空，被俄国制的飞机所击落。据目睹者报告，这些飞机是从满州起飞，越过边界而直扑朝鲜的。一架B－29的三个引擎被敌人的驱逐机击中，不能动转，驾驶人员不得不在南15哩的定州降落。另一架轰炸机尚能返回日本基地，但于降落时损毁。此种情势严重妨害联合国在朝鲜所负任务之圆满达成。”

“美国代表团不悉北京当局的用意所在。我们难于想象有理性的人会觉得命令属下的军队去和联合国军队作战可以得到什么好处？他们这样威胁世界和平，对于他们自己或对于任何别的人，能够得到什么利益？我们亦难以索解。联合国曾屡次声明在朝鲜作战的目的丝毫无威胁朝鲜邻帮，侵犯他们的边界，或妨害他们彼此关系的意图。两天以前，在这个会议室中“第519次会议”，本人曾反复陈述美国政府向中国共产党政权所提供关于这一问题的各种保证…………不论出兵干预的动机何在，这个事实是不能狡辩，不能宽恕，亦不容置之不理的。干预行为必须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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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美国代表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到的“满州飞机飞入朝鲜参加战斗”一事，《将军百战归—布雷德利自传》中记载道：
11月7日，我又留在“一号住宅”休假。那一天，我们收到麦克阿瑟数封电报，第一封电报同前一天的电报一样，也是歇斯底里大发作：
“敌机正从鸭绿江以西的基地起飞，对我们在北朝鲜的部队进行攻击。这些飞机出现得越来越多。从鸭绿江到主要战线的距离如此之近，要有效地对付敌人使用的这种打了就跑的战术几乎是不可能的。对于我的作战区域目前施加的种种限制，使敌机一越过满州—北朝鲜边界就得到了彻底的庇护。这一不正常的情况严重影响了空军和地面部队的士气和战斗力。如不迅速采取纠正措施，这种影响将产生决定性作用。对如何处理这一新的危险性事态发展，请作指示。”

…………我们于11月9日下午2时43分在白宫举行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不幸的是，总统仍在密苏里州。这次会议没有讨论敏感的“穷追”问题，而参谋长联席会议是支持这种作战行动的。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报告指出，共产党人被允许使用满州这个“特殊庇护所”，但并未正式建议取消限令。马歇尔和艾奇逊赞成参谋长联席会议不成文的建议，即应准许我们的飞机进入满州6至8英里进行“穷追”。后来曾秘密地向我们的盟国和在联合国内提出这一问题，但由于遇到强烈反对而终被杜鲁门否决了，并于11月16日将这一决定公诸于世。麦克阿瑟不喜欢这一决定，参谋长联席会议也不赞成。

《麦克阿瑟回忆录》中记载道：
这些轰炸机驾驶员中的一个，因受重伤，频于死亡，一只断臂挂在他身边摇晃着，透过他所咯出的鲜血泡沫，奄奄一息地喘着气对我说：“将军，华盛顿和联合国究竟站在哪一边？”他的话烧灼了我的灵魂。
我立刻要求马上解除我在远东的职务。我在痛苦中，对我的能干的参谋长多伊尔·希基将军说：
“一个指挥官被剥夺使用其军事力量去保卫士兵的生命和军队的安全，这在军事史上还是第一次。由我看来，这事明显地预示着远东的未来将出现一个悲惨的局面，也留给我一种不可言喻的震惊之感。这将牺牲成千上万美国士兵的生命并置整个军队于危境。敌方司令官必然已经通过某种手段了解到这个决定可以保护他们通向北朝鲜的交通线，否则他决不敢大规模地通过那些桥梁。”
希基表示反对，认为全军将不能理解我为什么在这样一个危急的时刻离职，以致军心动摇，甚而至于瓦解，并且认为从我对国家以及我自己的声誉的义务来说，也不应在这危急关头离去。于是我撕毁了我的急电。耐人寻味的是，几年以后，报纸上报导艾森豪威尔将军曾经这样说过：如果他处于我的地位而得到这样一个命令的话，他会完全不理睬他。这样一来至少会保证使他立即被解除司令官的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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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11月11日，作为对奥斯汀在联合国大会上要求制止中国参战的回复，中国表示：
“美国侵略朝鲜的目的，不仅是为了朝鲜本身，而且是为了扩大侵略中国；朝鲜的存亡与中国的安危从来就是密切关联着的，援朝抗美正是为了保家卫国。因此，中国人民这种志愿援朝抗美的表示是完全合理的。”、
“现在朝鲜人民处于美国侵略者的血腥屠杀之下，中国人民感同身受，不能置之不理，乃是理所当然的。”、
“中国人民志愿援朝抗美的正义表示，既然是如此合理，如此合乎正义，如此光明正大而无可指摘，中国人民政府就没有任何理由阻止他们志愿前往朝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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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
大韩民国统一整个朝鲜后，实行大选，建立一个统一的国家，尔后，按照联合国在1950年10月7日的决定，“联合国军队不得留驻在朝鲜任何地方”。届时，如果美军滞留朝鲜不归，那就践踏了联合国的尊严。美国似乎没有这样做的必要。

按照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康纳利1950年9月22日的说法：
“驾于一切之上的大问题是，我们决不应该使自己上当，到中国大陆上去作战”。
“如果苏联人用某种手段使我们卷入同毛泽东的陆上战争，克里姆林宫将会兴高采烈。我们的资源和人力所承受的负担会耗尽我们的精力，而苏联人就可以推行征服人类的穷凶极恶的计划，不害怕会有有效的反对。”

按照《将军百战归—布雷德利自传》的记载，（1950年10月15日，威克岛麦克阿瑟与杜鲁门会见）麦克阿瑟说：“在整个南北朝鲜，正式抵抗将在感恩节时停止”。他希望“能在圣诞节将第8集团军撤回日本”，留下由美军第2、3步兵师及一些联合国部队组成的第10军。他希望能于新年在朝鲜举行选举，之后他打算撤出“所有的占领军”。

根据布雷德利的回忆来看，美国人并没有违反10月7日的决议的想法。(更准确地说，是10月7日联合国决议中的建议部分)，确实打算在朝鲜战争后撤出在朝一切美军部队。

而根据《麦克阿瑟回忆录》，则发现：美军在中朝边境，采取了一定的绥靖立场。中国的飞机，飞过鸭绿江，攻击朝鲜境内的美军飞机，然后打了就跑，返回中国境内。美军飞机根据上级规定，竟然不能尾追，这种限制，让美军飞机在战斗中吃了亏。以至于逼得麦克阿瑟要辞职。11月16日，杜鲁门发表声明，坚持美军飞机不准尾追至中国境内的立场，引起美国军界的极大不满。
应该说，作为一名政治家，杜鲁门的坚持符合美国的整体利益。此后中国人民志愿军发起了规模宏大的二次战役。美国空军不予尾追的克制，使得美国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同情，而让中国声名狼藉。
如果以国际社会站在哪一方，作为衡量抗美援朝战争胜负的标准，那么中国从战争一开始，就已经输了。中国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可谓输得极惨。

另据《麦克阿瑟回忆录》：我命令斯特拉特迈耶将军出动90架B－29型轰炸机于次日早晨（注：11月6日，发生在一次战役后）去轰炸鸭绿江上的桥梁以切断满州与北朝鲜之间这条中国赤色军队得以大量拥入的方便的交通线。直到现在我一直避免这样做，因为唯恐炸弹偶然没有击中目标而落入一直被划为禁区的满州境内。
马歇尔部长发来一封急电，取消了我的命令并指示我：“凡离满州边境五英里之内的目标一律延缓轰炸”。在我看来不可置信的是，竟会给予敌人以保护，不仅保护那些桥梁—敌人赖以越过那个辽阔河道的天然障碍输送人力物力至北朝鲜境内的唯一途径，而且还保护在鸭绿江这一边五英里纵深的得以建筑一个桥头堡的地区。我为此而受到的震惊之大，怎么说也不会过分。于是我立即提出抗议。
最后的结果是命令作了修改，允许轰炸“鸭绿江桥梁的朝鲜一端”。
我要求斯特拉迈耶将军研究一下轰炸鸭绿江桥梁的许可条件。他报告说：“这不可能做到—华盛顿一定知道这是不可能做到的。”

……………
在11月6日至26日之间，在漆黑的夜幕笼罩下，在由联合国限制条例所容许的那种致命的防空形式的掩护下，他们源源输送到北朝鲜的生力军有20万以上。禁止轰炸鸭绿江桥的这个命令可算是我国历史上曾经有过的强加于战地指挥官的一个最为无法辩护和不明智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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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

美帝国主义太可恨了!他们竟然不大规模轰炸东北。如果东北人民死伤惨重，那么，中国就在联合国处于主动地位，以后也不用担心联合国作出谴责中国为侵略者的决议了。


一个人要想当“英雄”，就需要别人当坏蛋，但别人不当坏蛋，那该怎么办呢？要么逼良为倡，要么诬良为倡，二者必居其一。

这种对于“出师无名”的担心，能够从毛泽东、金日成的对话中看出来。
据《党的文献》2000年5期，1970年10月10日，毛泽东、周恩来会见金日成，谈到了抗美援朝。

毛泽东说：“无非是进去了又被美国人赶了出来。那我总进去跟你打过一回了吧。被你们赶出来回到鸭绿江以西，那以后你美国人占领了鸭绿江以东，他总是不放心的，我们总还只可以进去嘛，以后我们两家合起来组织游击队再可以钻进去占领鸭绿江以东嘛。你如果按兵不动，以后就没有理由了嘛！”

“可惜那时候只有五个军，那五个军火力也不强，应该有七个就好了。这就是那第一批。那些人有百分之二十的战士、干部是积极的、愿意打的。这是根据他们当时的调查。动员了以后，他们作了一个调查，说有百分之二十的战斗、干部是愿意打的，有百分之二十是不愿意打的。”
周恩来：“那是在开始的时候。”
毛泽东：“除了这百分之四十，还有百分之六十，是打可以，不打也可以，随大流。我说这就可以了嘛，因为有百分之六十可以随大流，可以赞成打，再加上百分之二十愿打的，这不是百分之八十了吗？就可以打了嘛。又把国际主义跟爱国主义结合起来，叫“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你如果不提“保家卫国”，他也不赞成啊。他说，只为了朝鲜人，不为中国人还行啊？所以我说，是为了保家卫国嘛，就是要你保家，你要卫国，要到那个地方去保、那个地方去卫。”
金日成：“是的。当时提出这个口号很对，很正确。”
毛泽东：“你不去支持朝鲜人民保卫朝鲜，还能保自己的家，卫自己的国？这样战士就理解了，加上头一仗又打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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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
天气酷热难挡，望梅以止渴；粮草不济，杀运粮官以稳定军心。所谓“兵不厌诈”，这种“骗术”在战争中有很高的实用价值，可以激励部队士气，英勇杀敌。对此，不能视为“歪门斜道”，而应视为兵法中的一种。外交上也与此相似。

彭德怀过于诚实，说什么打烂中国啊，美帝削弱啊，苏联强大之类，这样的“思想动员”，势必搞得志愿军思想动荡、军心焕散。而改为“保家卫国”的口号，就显得高明多了。很好地将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结合起来，挂爱国主义的羊头，卖国际主义的狗肉。志愿军战士值得尊敬，为了自己的国家，奋不顾身地与武装到牙齿的美帝国主义展开了英勇的搏斗。

至于毛泽东担心什么“你如果按兵不动，以后就没有理由了”，这证明毛泽东很有战略眼光，认识到了“唇亡齿寒”只是用来骗人的。假如在你看来，美国在消灭朝鲜后，一定会进攻中国，你还用得着担心“没有理由”吗？!

假如美国不进攻中国，而只是统一朝鲜、变整个朝鲜为资本主义国家，你仍讲“唇亡齿寒，因此中国必须出兵”的话，那就和美国出兵台湾的霸权主义作风完全相同（台湾如被一个“对美不友好的国家”占领，则台湾对美国的“菲律宾－琉球－日本”防御圈，也确实构成了“唇亡齿寒”），又有什么理由指责人家呢？再者说，以新中国满目疮痍的实际情况，有什么本钱效法美国、实行霸权主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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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12月14日，联合国组建了朝鲜停战三人委员会。
1950年12月22日，周恩来外长表示：“凡是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代表参加和同意而被通过的联合国的一切重大决议，首先是有关亚洲的重大决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都认为是非法的，无效的。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及其代表不准备与上述这个非法的三人委员会，进行任何接触。”

中国原本是借口“保家卫国”投入朝鲜战争的，现在却反对“朝鲜停战三人委员会”，这样一来，中国不打自招，联合国很多会员国对中国的真正意图，有了新的认识。

尤其是周恩来的声明，凡是中国没参加并同意的联合国一切重大决议，“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都认为是非法的”！

如此歇斯底里大发作的霸权主义作风，真令二个超级大国瞠乎其后，望尘莫及!美苏应该向中国学习霸权主义的先进技术和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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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2月1日，联合国通过了谴责中国为侵略者的决议，如下：

注意到安全理事会因各常任理事国意见不一致，以致对中国共产党干涉朝鲜一事未能履行它的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首要责任。

注意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没有接受联合国设法终止在朝鲜的敌对行为以求和平解决的建议，它的武装部队继续侵犯朝鲜并对联合国在朝鲜的部队作大规模的进攻。

一、认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由于直接援助和协助业已在朝鲜进行侵略的人，而且对联合国在朝鲜的部队从事敌对行为，它自己已在朝鲜从事侵略。

二、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设法使它在朝鲜的部队和国民停止对联合国部队的敌对行为，并撤离朝鲜。
三、申明联合国继续在朝鲜对付侵略的决心。

四、号召所有国家与当局对联合国在朝鲜的行动继续给予一切援助。

五、号召所有国家与当局对在朝鲜的侵略者勿给予任何援助。

六、请由集体措施委员会组成的委员会作为一种紧急事件审议用以对付这次侵略的额外措施，并就此事向大会提出报告。但如果下段所称的斡旋委员会报告它的努力获得满意的进展，则该委员会暂缓提出报告。

七、申明联合国的政策仍在实现停止在朝鲜的敌对行为，并用和平方法达到联合国在朝鲜的目标，并请大会主席立即指派两人会同　在任何适当机会进行斡旋，以求达到这个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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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签定。
1953年9月15日，苏联代表提出，应给予新中国合法席位。

1953年9月15日，美国代表发言表示：“我们知道三年以前，中国共产党人以他们的军队，作为侵略者和参加者，干预了压倒并劫夺大韩民国的共产党计谋。那一侵略的事实已为联合国所认定，在不必要的和伤心的拖延之后，停战谈判在大约六星期以前最后结束了。这一停战在世界各地受到欢迎，没有一地比在美国更受欢迎。但是停战并没有解决由于共产党在朝鲜的侵略所造成的所有问题。共产党中国的军队仍留在朝鲜，侵略尚待结束，和平尚待取得。在此事上，中国共产党人没有表现令人信服的证据，以说明他们有结束侵略和达成和平的真诚打算。再者，他们在亚洲其他地方继续采取的行动是远不能令人放心的。因此，我提出在目前情况下，我们甚至不应该审议支持中共侵略者在本大会中的代表权的任何提案，而遵循以往各届会议的成例，我促请迅即通过关于延迟审议的动议。”

1953年9月18日，联合国作出决议：“大会决定在其第八届常会期间，在本年以内，延迟审议关于开除中华民国政府代表和让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就席的一切提案。”



毛泽东为进不了联合国而后悔。不过，不是为抗美援朝而后悔(至少公开场合没表示过)，而是后悔新中国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叫错了。如果叫“中华民国”，就能名正言顺地继承了“中华民国”在联合国中的席位。

问题在于，就算新中国真的取名“中华民国”，但这种纯粹的文字游戏，又岂能抵消朝鲜战争带来的影响？再者说，我们叫“中华民国中央人民政府”，台湾叫“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名字上仍然不能混为一谈。

我倒觉得，幸亏新中国没有继承“中华民国”在联合国的席位，要不然到了朝鲜战争，中国同联合国军作战，势必被赶出联合国。以后要想重进联合国，甚至成为常任理事国，可就难上加难。1972年中美关系正常化，届时，重返联合国是有可能的，但成为常任理事国的可能性就很小了。日本至今也未成为常任理事国，同理，到2005年的今天，中国是当不上常任理事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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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部分：朝鲜战争(含抗美援朝)爆发的原因分析

杨奎松专题论文《毛泽东解放台湾计划搁浅的幕后》中说：
经过了将近两周时间的考虑之后，斯大林终于在１９５０年１月底开始倾向于接受金日成的援助要求了。他在１月３０日给苏联驻朝鲜大使的电报中，明确表示：“我理解金日成同志的不满情绪，但他必须懂得，诸如他想要着手解决的关于南朝鲜这样一件大事，需要有周密的准备。事情必须要组织得没有太大的风险。如果他想要与我讨论这件事，那么我将随时准备接见他，并与他进行讨论。把这些转告金日成，并告诉他我准备在这件事上帮助他”。这封电报清楚地表明，斯大林已经决心要帮助金日成了，这时离毛泽东离开莫斯科至少还有半个月的时间，但斯大林没有向毛透露半个字。他们之间只是偶尔提到过朝鲜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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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莫斯科之行，一个重要任务便是，为解放台湾而争取苏联援助。根据杨文来看，在苏联对于支持解放台湾，迟迟难下决断时，对朝鲜的统一，却有了越来越明显的倾向性。也就是说，苏联逐渐把统一朝鲜，放在了解放台湾的前面，从而冷落了中国。

有的网友认为，1950年上半年，苏联不愿中国统一台湾，这才冷落了中国。我认为，这个可能性不大。苏联反对三大战役，是因为担心中共这个“现代的太平天国”，“红皮白心”，大搞“狭隘的民族主义”，成为第二个铁托，不能成为自己的附属国。但在1950年2月14日签署中苏条约过程中，中国付出了很大的牺牲，本质上那是个不平等条约，苏联应该会转变对中国的“错误看法”。何况，还有1949年6月4日，中共中央的表态：“联共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统帅部，而中共则只是一个方面军的司令部。”

再则，就算苏联有心制造分裂，认为分裂的中国，比统一的中国更符合苏联的利益，那也是在国共二党的实力均衡（或有望维持均衡）的时候，苏联可以反对三大战役，可以反对渡江战役，但他反对台湾战役有什么用呢？难道他认为一个小小的岛屿上的国民党军，日后“反攻倒算”，就能极大地削弱中国的实力吗？
而且，一旦台湾实现统一，那么台湾将取代旅大，成为苏联新的海军基地。在西太平洋海面上，台湾的战略地位，远远超过了僻处内海的旅大，并将美国的“菲律宾－琉球(即冲绳)－日本”防御圈，拦腰斩断。这一直是美国军方担心的事。

因此，我认为，苏联是真心希望统一台湾的（有贼心没贼胆）。当然，这种“真心”，不是出于对中国利益的照顾，而是为了苏联利益的最大化。统一后的台湾，苏联红军势必将其建成“国中之国”，取得部分租借权。

同样道理，如果中美签署条约，条约中规定，把台湾的海港租借给美国，美国也会允许解放军攻打台湾的。不过杜鲁门1月5日的声明中说“现在美国无意在台湾获取特别权利或特权或建立军事基地”，看来，作为折中主义的代表人物，美国总统还没有把台湾建成“不沉的航空母舰”(麦克阿瑟语)的奢求。

当然，台湾的战略地位再重要，也比不上日本重要。如果苏联打算消灭日本的话，那么台湾就比不上朝鲜重要，因为苏联红军乘京沪线南下，从台湾出兵日本，不如占领整个朝鲜，从釜山出兵来得便捷。这可能是苏联鼓动朝鲜人民军发动朝鲜战争的动机，只不过“纸老虎”一出兵，把“强大的苏联红军”吓回去了。如果说朝鲜战争前，就有怂恿中国出兵朝鲜，为人民军后援的想法的话，那么现在美军为主的联合国军出兵，就使得苏联的“苏联不出兵，怂恿中国出兵”的立场比以前更为坚决了。

如果不打算占领日本，那么，朝鲜的战略价值就会一落千丈。对美国而言，朝鲜的重要性就不如台湾。布雷德利在回忆录中说，“从战略上讲，军方认为台湾远比朝鲜重要”。这个论定的着眼点，在于“菲律宾－琉球－日本”防御圈，在这个防御圈中，台湾处于中心位置，至于朝鲜，就没什么地位了。(美国毕竟不愿攻打中国本土，这样，朝鲜也就不具备“作为进攻中国的跳板”的战略价值)


综上所述，苏联亲近朝鲜，冷落中国，动机应该是：
第一、将朝鲜当成进攻日本的跳板。占领朝鲜后，分兵二路，南路自釜山，北路自北方四岛，攻打日本。
第二、鉴于美国在远东战略上，轻视朝鲜，重视台湾，那么，苏联向南朝鲜发动攻势，比之向台湾发动攻势，符合“避亢捣虚”的原则，不至对美国造成过大刺激。

中国参战前，苏联的立场和中国相同，即：联合国军撤出朝鲜，南北朝鲜休战(缓兵之计)。鉴于朝鲜战争是北朝鲜发动的，南朝鲜根本不是对手，因此，中苏的立场，本质上就是一个把联合国军从朝鲜骗走、再由北朝鲜灭掉南朝鲜的立场。
1950年8月4日，苏联代表在联合国提出：“停止朝鲜境内的敌对行为，并同时自朝鲜撤退外国军队。”联合国没有上当，拒绝了这个提案。

苏联没有得逞。
1953年7月27日，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关于朝鲜停战协定签字，发表声明：
“我们已经确立了一个事实，即‘集体安全’，不仅是一种理想，而且是能发生效用的东西。如果敌人料到其他国家会同心协力来抵抗侵略，可能根本就不会有朝鲜战争。他们以为他们可以一个跟着一个地，先取朝鲜，再取其他弱小国家，并借此逐渐积累足够多的力量与足够多的军事地位，以便届时他们可以成功地向美国本身挑战。”
“这是历史上破天荒第一次，一个国际组织－在这里就是联合国－曾经号召它的成员国来响应帮助保卫大韩民国以反抗侵略。它们响应了这个号召，不仅美国，还有其他15个国家，也派遣军队到朝鲜去。结果是，开始时几乎席卷全朝鲜的侵略者，被击退到他们开始的地方，并且还要远些。大韩民国净得了1500平方英里的土地，这一地区包含有重要的天然气资源……侵略者被完全剥夺了任何侵略得来的果实，并受到严重的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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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勒斯的发言有些道理。苏联人确实没有在朝鲜达到目的。而且“联合国军”这种组织形式，也确实对苏联起到了一种震摄作用，使得苏联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对朝鲜用兵，只敢劝说(但不是坚持)中国出兵。
沃尔科戈诺夫在《胜利与悲剧》中说：“斯大林是被迫接受毛泽东关于中国人民给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以直接援助的建议，尽管这会加强战争升级的危险。”这话确有一定道理，对于触犯众怒的担心，使得苏联顾虑重重，影响到了它对中国人民志愿军进行直接“援助”的力度。

其实并不是什么“苏联援助”，而是一场“军火交易”。将二战旧武器，按照新武器出厂价的一半出售给中国。军火交易，一向就是超级大国的重要收入来源之一，不足为奇。我们把这种生意上的往来，美化成“苏联援助”，可能是为了平息国内对于丢失外蒙等事不满的情绪。

苏联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同联合国对抗，中国却敢。看来，我们在文革中提出“怀疑一切，否定一切，打倒一切”的口号，实在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早在50年代的抗美援朝问题上，我们就已经显示这种“非理性化”、“极端化”的倾向了。

《米高扬就1949年1－2月的中国之行向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提交的报告》中说：“关于其他国家对未来的革命政府的承认问题。对这个问题毛泽东有两个方案：第一个方案是外国一些国家、首先是苏联立即承认中国的新政府。第二个方案（这是毛泽东明显地认为比较好的一个方案），是并不力求使外国立即承认新政府，如果某个外国政府声明愿意承认新政府，也不要拒绝，但暂时也不表示同意，这样的政策大致要执行一年的时间。中国人说，第二种方案的好处是新政府有一双自由的手，能够较容易地对在中国的一切外国事物施加压力，而不去考虑外国政府提出什么抗议。”

在米高扬的报告中，毛泽东发表的一番高论，真是让人目瞪口呆。居然会巴不得外国政府不承认自己，“不去考虑外国政府提出什么抗议”，这种非理性的话，也只有新中国才说得出，同是社会主义制度，苏联就不敢这么说。

美国代表奥斯汀1950年11月10日在联合国说：“美国代表团不悉北京当局的用意所在。我们难于想象有理性的人会觉得命令属下的军队去和联合国军队作战可以得到什么好处？他们这样威胁世界和平，对于他们自己或对于任何别的人，能够得到什么利益？我们亦难以索解。”

其实，只要把康纳利认为北京当局“他们同克里姆林宫的模型一样，都是死硬的现实主义者”这句话，反过来理解，就会明白为什么中国会出兵了：中国并不是现实主义者，而是丧失了理性。

总的来讲，朝鲜战争(含抗美援朝)爆发的原因，有三个：
①、南北朝鲜均有统一国家的愿望；
②、这种愿望被美苏加以利用，进行霸权主义活动，战争是苏联人挑起的，但苏联在美国人的攻势面前退却了；
③、中国丧失理性，加入战圈，在美军采取了一定的克制态度的条件下，仍然和联合国军对抗，拒绝停火，并且公然蔑视联合国的权威，说什么联合国的决议，凡是未经我的许可，全是非法的。最终被联合国宣判为侵略者。

另外，“美苏争霸”这个词太难听，把老大哥贬低成了一丘之貉，因此我们在宣传上，只提“推动世界革命”，至到中苏决裂，才有了“美苏争霸”的提法，尽管这个事实早就有了。

朝鲜战争毕竟只是一场局部战争，美军没有将战争扩大化。
按照《抗美援朝战争后勤经验总结：专业勤务》上的说法，就是：
“志愿军是出国作战。当时敌人对志愿军后方地域的攻击，有个‘鸭绿江为界’，只限于朝境。因此，国内可以在和平环境中进行生产，支援前线。这是一个很大的特点。没有这个特点，志愿军所需军械装备物资的筹措、储存、供应，将会遇到更多的困难。”

而朝鲜战争的局部化，又加深了我们对“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外强中干”的认识，“左”得更厉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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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部分：总结

写了这么长的帖子，涉及的内容较多，自我总结一下吧：

1、毛泽东、彭德怀这些人，所存在的思想局限性，并非爱国不爱国的问题，而是空想共产主义、极端主义外交政策的问题，以及由此产生的把本国、本民族利益放在第二位、放在一个可牺牲的位置上的问题。台湾、外蒙，实际上是中国作出主动牺牲的产物。1949年6月4日声称“根据局部利益服从世界利益，我们中共服从联共的决定。”这里的“局部利益”，是指中国利益。

完全可以说，在台湾、外蒙问题上，套用古人一句话，就是“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对于台湾、外蒙的丢失，苏联、美国的霸权主义固然要批评，但最应该受到批评的，还是中国自己。

2、台湾是战略要地，如果解放军占领后又租借给苏军，或者中国成为苏联附属国，在台湾配合苏军，则对美军“菲律宾－琉球－日本”防御圈确实构成了致命威胁。因此，只有确保台湾不会用来反美，美国才会允许中国人民解放军攻打台湾。这才是最深层的问题。朝鲜战争只是第七舰队出兵台湾海峡的借口。杜鲁门解释为“保护在朝鲜作战的联合国军侧翼的行动”，不能相信。

如果中国实行独立自主的外交纲领，禁止本国境内（旅顺、台湾）任何外国军队驻扎，中美关系正常化，那么美国1950年1月5日的对台政策应该不会发生大的逆转。

3、朝鲜战争(含抗美援朝)爆发的原因，有三个：
①、南北朝鲜均有统一国家的愿望；
②、这种愿望被美苏加以利用，进行霸权主义活动，战争是苏联人挑起的，但苏联在美国人的攻势面前退却了；
③、中国在“局部利益应当服从整体利益”的思想指引下，丧失了理性，加入战圈，在美军采取了一定的克制态度的条件下，仍然和联合国军对抗，拒绝停火，并且公然蔑视联合国的权威，说什么联合国的决议，凡是未经我的许可，全是非法的。最终被联合国宣判为侵略者。

4、小规模磨擦互有短长，但在联合国朝鲜问题委员会进驻朝鲜、监督停火后，大规模的朝鲜战争，是北朝鲜发动的，联合国6月25日宣布北朝鲜为侵略者的决议是正确的。

5、东北遭到零星轰炸的问题，我们本以为是志愿军出兵的好借口，但在美国表示愿意赔偿后，我们只好现出原形：是我们自己想打，因此拒绝接受赔偿。

6、联合国1950年10月7日的决议中建议，朝鲜实现统一、大选后，“联合国军队不得留驻在朝鲜任何地方”，另外，美国的资料也显示，美军确实打算在朝鲜局势稳定下来后全部撤走。

事实上，拼命维护“抗美援朝决策的科学性与合理性”的网友，在诠释“唇亡齿寒”这句成语的内涵时，在“下一步会进攻中国”、、“即使不进攻中国也会威胁中国国防安全”、“影响中国经济发展”三大借口全遭驳斥之后，就只有一个办法：将“唇亡齿寒”解释成，邻国的统一、社会制度不合我的意，“有可能”对我造成威胁，所以我就要打它。这么一来，就把“唇亡齿寒”诠释成了霸权主义。

7、我们提“保家卫国”的口号，既是为了外交上的方便，也是为了鼓舞部队士气。军事、外交领域使用某些诈术确有必要。但毕竟不是真实的历史，应向后人澄清这一点。

8、中国早在苏联解体之前，就已经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将本国自身利益放在首位，这是完全正确的。这更让人深刻感受到党的伟大，不断改进、纠正存在的问题，指引我们向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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