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壮的历程fficeffice" /> (作者:重义老兵 整理:老哥哥) 一、开篇引子 三月初的一天,我突然接到一位小学女同学打来的电话,问我是不是参加过对越自卫还击战?从哪个方向入的境?尽管我觉得对方问得很唐突,但那段历史在我的脑海中,却早已是刀刻斧砍般的牢固了。 我像小学生回答老师的提问一样,回答了她想知道的问题。我的话音刚落,她马上告诉我,与她父亲世交的一个儿子,也亲历了那场战争,现在就在她的身边,想要跟我说上几句话。 我说:“好呀!”她立即将手中的电话交给了身边的那个人。我问接电话的人“贵姓?”对方说“我叫王志军”。我以为是自己听错了,再让他重复一遍姓名。 王志军,这个名字如雷贯耳,在不久前的上网中,我就获知30年前,在东西全线的参战部队中,有一名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士,是唯一的一名在香港出生的香港籍军人。在那场战争中,他异常地勇猛,并荣立了战功,他的名字就叫王志军。 当王志军详细地向我询问了当年跟的是哪个部队、在哪个前沿阵地呆过之后,想不到他兴奋极了,他说我就离他们潜伏的前沿阵地不到100米。 我惊讶地张着大口,半晌说不出一句话来。我提出很想马上与他见面,没想到他欣然应允了。就这样,我们两个友军的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不期而遇的缘分,终身难得的情景,没有电影导演的刻意安排,也不是天外飞仙的神奇传说,今天我真真切切的是喜出望外,这是天意啊! 绝对是相见恨晚,我俩无话不说,王志军的记忆真的是好! 他向我描述了许多当年战斗的惨烈场面和过程细节,同时他还送了我一本由他亲笔签名的书——《1979,对越战争亲历记》。我实在是太激动、也太感谢他了! 30多年来,我一直都在想着怎样去写一点自己所经历过的片段,可是我的思绪总是断断续续的,想写的东西总是一股脑地往外涌,都挤成了一堆,怎么也理不清头绪。 今天,我与他的一席谈话,让我的思路清晰了不少,我决心,一定要把我的经历和我所知道的一些事情,回忆出来并写出来,不再“偷懒”了! 二、从军简历 故事的讲述,要从我当兵的时候说起, 那是1970年底的一天,我从内蒙古的(知青)兵团,到广州的亲戚家玩了20多天。期间,我遇到了父亲当年的老战友,在这位父辈的运作之下,我竟然获得批准参军了。更有意思的是,我还能任意地挑选我所喜欢的兵种。 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到空军当通信兵。一来,我想学习和掌握无线电的技术;二来,技术兵种不像野战军的步兵那样,天天辛苦地摸爬滚打。 在部队里,我进步得很快。1971年4月入团,1972年12月入党,1973年被送到西安空军通信学院学习。在此后的两年里,我又先后到了北京、南京、湛江和武汉等地,参加了一系列的短期技术培训。1975年3月,我提干了,当上了广州军区空军通信团的无线电技师。 我脑瓜灵、反应快、记忆好,几千个零部件的装备线路图,能一个不差、一个不漏地在比赛规定的时间内,快速、全部地默画出来。在部队的几次竞技和“四会”比赛中,我的成绩都是名列前茅的。 有过当兵前的一段兵团“战士”经历,给我的坚强性格积累了一笔非常宝贵的精神财富。我学会了做事不再冲动,学会了夹着尾巴做人,懂得了不浮躁、不争辩、不功利,懂得了多承受、多忍让、多忽略,良好的性格和脾气,是我在前进的道路上左右逢源。 三、中越危机 眨眼间,就到了1978年的年底。空军当时的通信尖子,都云集到了河南省的兰考进行技术集训,准备参加1979年5月举办的“全军运动会”比赛。我有幸成为广州空军代表队的一员,参加了兰考的集训。 集训期间,中越关系已日趋紧张。早在当年的8月份,完成南北统一后不久的越南,便推行了无理的排华政策,并对我16万的越南华侨实施强行驱赶。中国政府谈判代表团前往越南,但谈判无果,中国侨办决定派出船只前往越南,将华侨接回祖国。 消息一经传出,许多华侨向越南政府提出了回中国的申请,这让越方极为不满。一方面,越南当局拒绝了中国派船前往越南的决定;另一方面,越南开始对要求回中国的华侨进行了无情地镇压。越南的公安人员,甚至对居住在河内的华侨采取了突然袭击,并将几百名华侨投入到监狱当中。与此同时,越南当局还对中国提出了蛮横的领土要求,宣称西沙群岛和南沙群岛皆为越南的领土,并出兵占领了南沙的6个岛屿。 1978年的11月,越南当局与当时的苏联领导人签订了一份《苏越友好条约》。条约中规定“签约双方,保证在涉及双方重要利益的所有国际问题上保持磋商。如果任何一方受到攻击,双方应立即协力采取合适及有效的办法,确保两国的安全与和平。”越南与苏联结盟后,苏联为了更好地彰显其在东南亚的控制势力,以图达到对中国形成的战略合围,越南开始变本加厉、铤而走险地实施其卑劣的对华策略。 中国曾在自己经济建设与发展处于最困难的时期,勒紧自己的腰带,无私地对越南的抗法战争和抗美战争,从人力、物力和财力上,给予了大量的援助。越南南北统一后,开始了自我膨胀,企图兼并老挝和柬埔寨,并公开宣称自己是“世界第三军事强国”,大搞所谓的“印支联邦”,不惜与往日“同志加兄弟”的中国翻脸,不断在中越的边境线上挑起事端,制造摩擦,直至发动武装挑衅,打伤打死我边境军民。 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我国政府和中央军委作出了相应的战略决策,战争的阴霾,笼罩在中越漫长的边境线上。 四、申请参战 1978年11月底,广州方面传来消息,我所在的部队正在清点行装、检测电台、维护车辆、发放武器弹药,并且杀猪买鸡,军人们都在喝着壮行酒,大批部队将要开拔,奔赴中越的边境。 此消息,撩拨得我的心情激动万分,简直到了寝食难安的地步。家在广州的亲戚告诉我,这些天广州一到半夜,就有许多的部队从广州城里经过,有坦克、导弹、榴弹炮、加农炮、火箭炮、高射机枪,还有舟桥部队、防化部队、通信部队和野战医院。并说估计是汕头和惠阳一带开过来的,热闹极了。部队对外说是野营拉练,但这种阵势,却是从来没有过的,这可让广州的广大市民开了眼界。 我的家里也有几个亲戚在当兵,听说也随部队出发了。一个又一个的消息,让我们这些准备参赛的通信干部群情激昂,大家纷纷写了《请战书》,要求回原部队参加行动。我说我是广州军区的,大的行动就发生在我部队那边,我义不容辞地应该参加。我的《请战书》并不精彩,但理由却非常充分。一是我父亲早年参加革命,如今我也要效仿前辈,报效祖国;二是我们所在部队已经开往广西,我是单位的骨干,不能袖手旁观。养兵千日,用在一时,我强烈要求回部队参战。 当天,“全军通信比赛”组委会的领导进行了紧急磋商,在请示了中央军委的空司领导后,批准了我的请求。 获准后,我立马返回宿舍收拾行李,并飞一样地赶到火车站买票。在返回广州的途中,我顺便在武汉办理了转车手续,然后抽空去看望了一下在空军雷达学校学习的弟弟。 弟弟知道我要参战,想到这次相见有可能是此生的最后一面了。弟弟的心情不是很好,和我说的话也特别地多,我们抓紧时间还到武汉的长江大桥上合了个影。在弟弟的千叮咛万嘱咐之后,我当晚就乘南下广州的火车赶回了部队。 五、赶赴南宁 回到单位才知道,先头部队已经开拔到了南宁,空军的前指和我的连队都在那里。我不加思考,又昼夜兼程地赶往南宁。 在火车上,我的心情十分凝重,既有对可能到来的死亡感到恐惧,又有将亲临血与火的历练感到激动。 到达南宁站,连里的通信员早已等在站台上,我们来不及多说什么,便直奔空军前指的所在地——大青山。 南宁大青山(现称为青秀山),山青青,水碧绿,林木葱茏烟雨新,菠箩芭蕉满山坡,让人心神好自在。若不是要开仗,这真是个旅游休闲的好去处。 当初连队出发时,曾从广州带来了一台“珠江牌”的晶体管电视机,但到了大青山却看不了,丢在一边一放就是十多天。我到了之后,经检查发现,是高频头里的调节磁芯坏了。我很快就修好了,连里憋了十多天的战士们一起对着我高呼“万岁”。 在大青山上住了将近一个礼拜。在这段时间里,我过了一段相对平静的生活。随着大战的临近,大家的心绪开始不宁起来,到了晚上,更是睡得不安稳。外面一旦有点风吹草动,我们就会神经质地蹦起来,犹如“半夜惊魂”一般。因为紧张,连里还发生了一起夜岗枪走火的事件,差点没伤到人,但百姓家的瓦却被打穿了一个洞,团长气得爆跳如雷、嗷嗷直叫。 当年的南宁,民众对军人极为热情,每当你上街去买东西时,老百姓恨不得把东西白白送给你。连里的司务长平时喜欢精打细算,吝啬到常常被人骂。现在要打仗了,有钱不花死了白搭,司务长也大方了起来,该花的花,该吃的吃,吃饱再说明天的事。 六、命令下达 在南宁的时间不长,奔赴前线的命令就下来了。 那天,团里的领导脸黑黑的,一副凶神恶煞的样子,我还以为又是谁的枪走火了。 当连里干部下达稍息的口令后,团领导严肃地说:“接上级命令,我们部分干部和战士,将奔赴前线。”顿时,大家的心都被揪了起来,一种说不出的感觉,现在想起来也不能说是谁害怕了,只是一种本能的反应,心里头有些拔凉。 其实,我们大家来到这里,都是当初自己申请的。既然都选择了来参加打仗,燃烧起来的血怎么可以浇灭?千里迢迢来到广西,关键时刻贪生拍死、打退堂鼓,这在中国人的传统上说,那是脸面的问题,说不过去啊! 团领导接着又说:“这一仗打下来,我不知道有谁会阵亡?但是,打仗就一定会有人牺牲!你们代表的是我们空军部队,这是你们的光荣!我希望,你们时刻都不要忘了,自己是一个军人,千万不要给我们广州空军的通信团丢脸!” 七、我被选中 准备奔赴前线的人员名单换来换去,总是定不下来。先说要上一个话务台,转眼又换成了报务台;司机原定是去一个年青的,后来又换了一个驾驶技术较强的。唯独就是技师没有换过,自始至终都是我。我是武大郎服毒,吃也是死,不吃也是死。 领导在选择我的标准上非常明确,来广西的技师除了我,都是有妻儿的人,年龄上也都比我大出一截,万一有个三长两短,家属来部队哭天嚎地,谁都招架不住,麻烦太大了。而我还是王老五一个,一人吃饱全家不饿,不挑我又能挑谁?我在他们的眼中,就是一个不二的人选。 其实,领导也不认真想一想,那些老技师的人生享乐都爽够了,又比我多活了那么几年,应该照顾的是我才对。现在我成了试验室里的小白鼠,就等着挨刀了。早知今日非我莫属,当初我还不如户口不限、学历不限、住房不限、收入不限、长相不限地娶一个简单、省事、成本低的老婆回来,好歹也给自己成个家,今天起码还能来个公平的“竞争上岗”。现在可好,领导在选人的时候连一点弯也不转,自己连个讨价还价的余地都没有。通不通,三分钟,既是我,我认了。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我只好霸王硬上弓了。 我把不用的东西收拾好,交给了一个山西籍的同年好友,然后说了句:“如果班师回朝的队伍里没有我,你就把这些东西交给我的父母。别的话不用多说,他们看到东西自然就会明白了。”顿时,全帐篷的战友都哄堂大笑了起来。有人说:“张技师放心吧!好人有好报,有我们这些人保佑你,你会逢凶化吉、遇难呈祥的。”我也开玩笑地回应道:“谁都知道,古来征战几人回?谁也保佑不了谁。真是儿媳妇的肚子——装孙子。上战场的是我,如果位置对调,我比你们豪气得多。”大家更是笑喷了。 八、出发前夜 当晚,我们连上前线的五个人开着一辆机动通信车,到南宁前指接受任务。带队的是一名报务台长,我是技师,负责机器和设备的保障,其余的三名是战士,一名是话务员,另一名是报务员,还有一名是司机。 接受任务时我才知道,我们空军没有计划出动空战,而是给陆军的步兵师配备当目标引导组。一是为了掌握第一手的战争动态,以便空军首长了解各师的战役进程;二是为了一旦战争升级,我空军随时将展开空中的支援和目标轰炸。目标引导组是必要的,否则到了需要动飞机的时候再派遣目标引导组,黄花菜都凉了。 夜里,我们和目标引导组的其他人员汇合了。引导组共有12个人,组长叫唐伯初,北京人,身材魁梧,此前是某飞行轰炸中队的中队长。其他单位来的还有广州岑村场站的几个人,主要是负责气象预报的观测员。 当晚我们都打了防疫针,领到了钢盔和防越南竹签刺伤的高腰钢化玻璃底解放鞋,同时还领到了不少的压缩饼干和午餐肉罐头,再加上一些止血药份和急救包扎带。 在前指的军人服务社里,我买了一条“中华”牌和一条“大前门”牌香烟。想着临死前享受一下男人该有的一点乐趣,反正钱留着也没什么用了。直到最后打仗回国,我这两条烟也没抽完。一是大家的烟总是互相抽,二是我根本不会抽烟,我的咽喉太敏感,一抽我的鼻涕眼泪就被呛出来。至今,我也没学会抽。 九、南行路上 第二天一早,我们从南宁出发了,向着南面的边境线开进。 一路上,唐组长跟我们说个没停,弄得我们心惊肉跳的,谁也不想多说一句话,就听他自己说了。 唐说:“这一仗,希望双方都能克制一些,最好是能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不要打得太大了。如果动到飞机可就不是开玩笑了,死亡的人数会成倍增长,我们肯定会首当其冲。” 以他的估计,倘若动了轰炸机,我们活着回来的几率就会等于零,甚至连尸首都可能找不到。因为飞机扔炸弹,杀伤的半径就有四百米,我们人的肉眼直视距离只有二百多米,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进入杀伤范围内,才能引导飞机投弹,这和电影《英雄儿女》中的王成高喊:“向我开炮!”没有什么区别。更可怕的是,飞行员投掷炸弹时,按下按钮的时间早半秒或晚半秒,炸弹的偏差都会有几百米,天知道哪颗炸弹会丢在我们的跟前? 记得我参加1977年广州军区以解放台湾为背景的水东“陆、海、空三军联合演习”,当时我就看到了轰炸机的空投炸弹,那个威力绝对不是我能形容得出来的,半个山头都被削平了。一发炸弹的弹坑就有半个篮球场大,要是投下成堆的炸弹,想生还恐怕比如今中福彩头等大奖还难得多。 十、接受分配 下午三点多钟,我们空军引导组的全体人员来到了接收我们的陆军第55军指挥所,值班参谋接待了我们。 他让我们稍候,说首长正在开会,周围的气氛,让我们感到了战前繁忙的景象。 陆军第55军,属对越作战的东线部队系列。该军的军长叫朱月华,政委是郭长增,广州军区副司令员江燮元在此坐镇。55军下有野战序列163师、164师和165师,负责从友谊关的正面进攻越南,经同登、探谋到谅山。 稍事休息后,一位负责作战的军事干部出来给我们的唐组长派发任务,让我们跟随163师,并直接服从该师的指挥。领受任务后,我们立即赶往凭祥。 当我们到达163师驻地的时候,163师正在召开战前“誓师大会”。一位师副参谋长出来迎接了我们,并请我们吃了一顿饭。那天我们赶到凭祥时,早已饥肠响如鼓了,饭菜虽说不上丰盛,但却立马被我们风卷残云般地给消灭得一干二净。 这位副参谋长比较年轻,黑黑壮壮的。饭桌上他向我们介绍起了163师的基本概况。163师的前身是毛泽东秋收起义整编的“红一团”,这个团有着非常值得炫耀的光荣历史。“大渡河英雄连”、“狼牙山五壮士连”、击毙日本侵华最高将领“名将之花”阿部规秀中将的“黄土岭英雄炮连”,以及平津战役中的“密云尖刀连”等英雄连队,都在这个团。 据说,在55军授勋的252个中将以上高级将领中,就有六分之一是从“红一团”走出来的,其中包括两个后来的国防部长。历任该团团长的有:陈浩、张子清、朱云卿、伍中豪、罗炳辉、陈伯钧、曹里怀、杨得志、陈正湘、杨成武、袁升平、曹保堂、邱蔚、丁盛、吴瑞山等。 163师的师长名叫边贵祥,大家私下管他叫“边瞎子”,外号“黑面神”。他也曾是“红一团”的老团长。在解放战争中,从攻打隆化到塔山阻击战,再从密云战斗到江西剿匪,他战功累累。他在一次与日本兵拼刺刀时,以一对三,在右眼负伤的情况下把三个鬼子统统给撂倒了。 听着163师的故事,我们几个空军的称赞连连。 十一、看望亲人 当天晚上,我们住在了凭祥市郊外的一个小招待所里,等候随时进入阵地的通知。师副参谋长曾对我们说:“等待的时间不会太久,不要心急,仗是有得打的。” 夜里,我们三个干部开了一个小会,决定让唐组长组织一个战前动员会,大家都表个态,然后再留点时间给同志们写封家书。说白了,就是让大家给家里写《遗书》。 可是,等大家纷纷慷慨激昂地表态后,却迟迟不见有谁写遗书,反而拢在一块打起了“升级”。我心想,遗书这东西千万不要随便写,越写越死得早,除非铁了心不想活。尽管那时军人寄信是免邮资的,可我既没有财产,又没有女朋友,有什么好写的? 唐组长看大家玩得开心,也按不住“牌瘾”把一个老出错牌的伙计赶到了一边,自己抓起了牌,他也不想写遗书。 第二天天亮后,还没见有什么通知。我因为表姐就在凭祥的陆军762医院当护士,所以向唐组长请示,能否抽半个小时去看看自己的亲人,好让家人知道我到了凭祥,日后我一旦失踪或是阵亡,家人也好懂得我在什么方位。原以为会被唐组长挡回,没想到他爽快地答应了,还要和我一道同往。 表姐见到我们的时候,表现出了非常惊讶的眼神,大战将至,她的亲戚也来到了这里,这不是她的希望。 在和表姐见面的二十多分钟里,表姐的好朋友苏医生说自己的新婚爱人是开侦察机的飞行员,这几天每天都要驾驶着飞机在边境线的越方上空进行弧线飞行,令她担心极了。 越军当年在与法国和美国飞机的较量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越南从不把中国的飞机放在眼里,一旦越南在自己的领空方位内发射导弹,苏医生就将与自己的丈夫阴阳两隔。看来,空军并不止是就我们引导组在行动,其他的协同部队也有动作,只是与陆军老大哥相比少了许多罢了。 时间过得很快,我们要与表姐告别了。她眼中泛着泪光,一再叮嘱我们上了战场要多加小心,千万不要充楞冒傻气,更不要抢着奔在前面去踩地雷。她说友谊关一带,中越双方布下了几十万颗地雷。同时她一点也不给我们“领导”面子地指着唐组长对我说:“往越南开进时,你就跟着领导后面走,让他走在你前面。” 在回营地的路上,唐组长对我说:“你这表姐说话怎么这么呛人啊?”我则哈哈大笑地告诉他,表姐是在开玩笑。我说:“表姐一向是心直口快的人,你不会是看上她了吧?我给你们撮合一下如何?”他马上说:“那我可不敢要,找了她我就知道死了!”我们一路说一路笑。后来在开战的间隙闲扯中,我才知道唐组长已经成家了。他告诉我,如果战后他仍然健在,他就提出转业的要求,回北京去过自己的小日子。 下午,163师的一个汽车运输兵,来看望我们岑村场站的一个气象观测员,他俩是老乡。这位老乡向我们自我介绍说,自己是负责运送弹药的,被派到了友谊关,开的是我方进入越南的头辆车。他说没有办法,这是领导的安排,总要有人开头一辆车,不是我就是别人,只能听天由命了! 战后,我们得知这位老乡在刚开出友谊关时,就遭到了越南的炮击。虽然他没留下什么豪言壮语,也没有亲手杀死一个敌人,但他明知自己是第一个出关,可能会有去无回,但他出去了,为了祖国,他用自己殷红的鲜血为战友们开路,风华正茂的他,扑倒在了人生的起跑线上。他的音容笑貌,至今仍留在我的脑海中,他是我心中永远的英雄!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