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越自卫反击战老兵的作战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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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4-11-22 01:40 |只看该作者 |倒序浏览

珠海口述：我从对越自卫反击战场归来

2004-07-21 10:58:10 来源:南方都市报

　老兵田北祥向记者展示他用鲜血换来的军功章。　　本报记者　文波　摄
　　口述人：田北祥，46岁，珠海界冲人。1978年入伍，1979年2月17日至28日参加了对越自卫反击战，光荣负伤，荣立三等功。
　　口述时间：2004年7月18日
　　口述地点：珠海湾仔田北祥经营的小卖部中
　　25年前的春天，面对越南军队在中越边境不断升级的挑衅和入侵，我人民解放军从1979年2月17日起，在广西和云南边境开始对越南展开有限度的自卫反击战。1976年和1978年在当时珠海县应征入伍的145名珠海青年，都被分配到野战部驻汕头某军的各个连队中，并在第一时间参加了位于广西边境的西线战斗。
　　田北祥就是这145名珠海战士中的一位，那场战争给他留下的，是从他体内取出的重约一斤的弹片和两枚至今仍金光闪闪的军功章。虽然现在年近半百的田北祥看起来与常人无异，但在他的腿上和心里，却有着常人无法解读的伤痕。
　　参军　为了不当“偷渡青年”
　　1978年，刚满20岁的田北祥平静地生活在珠海界冲的农村。当时由于沿海地区经济相对落后于港澳，珠海出现了很多年轻人偷渡到澳门谋生的现象。田北祥告诉记者：“那时几乎每个村都设立了防止年轻农民偷渡澳门的教育班，一些平时不务正业或品行不良的年轻人很容易被冠以有‘偷渡思想’的人。”田北祥表示，虽然自己从未有过偷渡澳门的想法，但年轻人频频被冠以“偷渡思想”帽子的现象却令他平静的生活不再安定。于是，在当时任职于前山公社的一个邻居的大力推荐和担保下，田北祥入伍了。
　　训练　一整夜走几十公里
　　田北祥入伍后，被分配到我军驻汕头某部，成为班里司职轻机枪副枪手的战士。
　　“对于我来说，最苦的要算是拉练了。”田北祥笑着说，“因为我的主要任务是为机枪手补给弹药，所以除了身上的3个100发的弹匣外，我还要扛着一个装有1000发子弹的铁质弹药箱随部队行军。光是这个弹药箱就有近50斤重。”
　　由于部队处于临战状态，当时的野外拉练非常频繁。田北祥告诉记者，连队每周一次小拉练，就是走山头，一整夜能走几十公里。另外，每月还有一次全团的大拉练，徒步行军两三天的时间。1978年12月的一次大拉练结束后，田北祥所在的部队刚回到汕头望海岭就接到通知，全军一起向广西边境进发了。
　　开战　密集轰炸达20分钟
　　部队经过8天近1600千米的行军，12月底到达了广西中越边境重镇凭祥市，并迅速进入临战区，展开针对战场的适应性训练。
　　“经过近一个半月的训练，1979年2月13日，我们作为先头部队进入到友谊关两侧的进攻阵地。”回忆起第一次上战场，田北祥仍显得很激动。“2月16日夜里，连队开始在阵地上进行战斗动员和举行誓师大会，17日早晨6点多，天还没有亮，对越自卫反击战正式打响了。我并没有看到信号弹升起，只记得听到身后我方炮兵的炮弹一阵阵从头顶飞过，落到对面山头敌方阵地里。这样的密集轰炸大概持续了20多分钟后，我们部队开始向前进攻。”
　　危险　来自越南士兵的伪装
　　战斗中，田北祥并不认为战场上很危险，他说：“真正的危险来自于行军途中越南的老百姓。在越南真的是全民皆兵，我们部队一直在阵地的侧面打穿插，面对的虽然不是阵地战，但打得很辛苦。因为我们遭遇的越南士兵撤退后，军装一脱，就成了越南当地的老百姓，等到部队的主力通过后，他们竟又拿出枪来打我们。我还记得有一次我们连刚刚过了一条路，路边的老太婆竟也拿出枪来对着我们扫射，不少战友就是这样牺牲的。”
　　升职　从副枪手到机枪手
　　“我们部队遭遇到的第一场大规模的阵地战，差不多是到了第六天。”田北祥说，“那天我们进攻14号高地，敌人在山上设下了很多暗堡，子弹从不同的地方打来，我们根本不知道敌人到底有多少。攻到半山腰的时候，经过几次冲锋，先头部队都冲不上去，这时，作为掩护冲锋的轻机枪成了敌人火力集中的目标。还不等我找好掩护填装弹药，我们班的机枪手就倒下了。伤在那里我记不得了，但是就在那时部队又发起了一次冲锋。没有轻机枪的掩护是不行的，我看见卫生员(救护兵)上来也顾不上负伤的机枪手，自己抬起机枪就往前冲，边冲边打。后来我们攻下高地后，才发现其实敌人的守军很少，在有的暗堡里竟然是一个越南兵操控两挺机枪。”
　　从这天开始，田北祥成了他们班的轻机枪手，连队安排了一名刚入伍一个月的江西籍新兵做他的副枪手，负责填装弹药。
　　负伤　在田里熬了一天一夜
　　田北祥告诉记者，由于开战以来一直作为主力的该师7、9两团损失较重，2月28日那天，他所在的8团被调整作为主力，继续向越南的谅山挺进。
　　“28日早晨天刚刚亮的时候，我们作为先头部队向417高地发起进攻。打过铁路开始往山坡上冲的时候，突然听到一排排炮弹的声音从背后对方阵地传过来，还没等我找到掩护，炮弹就落下来了。”田北祥说。
　　“我被爆炸震倒后，身体不由自主地往山下滚，那些炮弹就像追着我一样，跟着我炸。就在滚到山下的田里时，一发炮弹落在我身边两米开外的地方，爆炸过后，我就感觉自己不能动了。”
　　田北祥说：“等到战友文孖细跑过来把我扶起来时，我才看到自己的左腿已经是血肉模糊了。当时我们加起来只有4卷绷带和少量的药棉，根本包不住我的伤口，文孖细就把自己贴身穿的卫生衣扒了下来，撕成布条，才将我的伤口包扎好。”
　　由于攻下山头以后，敌人常来山下骚扰，所以山顶的我方守军会因为山下有动静而开枪扫射，这样导致卫生员和担架队不能轻易到山下救人。田北祥就这样一直躺在收割完但仍有半米高麦秆的农田里。他说：“其实周围还有几位负伤的战友和我一样动不了，只能等着人来救。因为离得远，我们爬不到一起，甚至连对方是谁都看不到。只有通过断断续续的喊话来相互鼓励。夜里下雨的时候特别难受，又冷又怕，泥地里又无法入睡，当时我从来没有这样强烈地想过家。就这样熬过了我这一生中最长的一夜。”
　　第二天傍晚6点左右，担架队终于来了，包括田北祥在内的5名战士终于得以解救。
　　田北祥说，现在虽然已经过去25年了，但每年的2月17日他们都会相聚在一起，共同缅怀那段惊心动魄的岁月。
　　统筹：本报记者　蓝维维
　　采写：本报记者　赵飞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