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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行车初现上海滩 近代以降，西方文明凭借坚船利炮强行嵌入中国。中国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以上海为首的最早一批通商口岸，先行沐浴到欧风美雨的洗礼，就此成为东西方文明交接对抗的角力场。19世纪50年代上海租界内华洋杂居格局形成之后，在沪中国人亲身体验到诸如煤气灯、电报、电灯、火车、缝纫机等各种声光化电的西方舶来器物所带来的便利，对其心态很快由最初嗤之为奇技淫巧转变为接受认同。自行车就是在此时登陆上海滩的。 据《上海新报》1868年11月24日记载：“兹见上海地方有自行车几辆，乃一人坐于车上，一轮在前，一轮在后，人用两脚尖点地，引轮而走。又一种，人如踏动天平，亦系前后轮，转动如飞，人可省里走路。不独一人见之，相见者多矣。”当时自行车数量极少，寥寥不过几辆，而骑行者也都是金发碧眼的洋人。按自行车发展史来看，此时自行车在欧洲也是新创，仅几年后就已传入上海，可见其引进速度之快。寓沪洋人非常喜欢这种新型机械，一有闲暇就会骑车在外滩转来转去，以娱身心。随着上海外侨的不断增多，自行车数量也不断增加，到1897年，上海已经有自行车几百辆之多。 虽然此时还没有中国人能骑自行车，但中国人对自行车确是充满好奇。一奇当然是此两轮之物从未见过；二奇是人坐其上，仅凭如此细细两轮居然不会倒地。寓沪文人用竹枝词的形式表达他们对自行车的好奇之心，一首竹枝词称赞自行车制作的奇巧：“前后勾联两车轮，不须手挽踏芳尘。”另外一首竹枝词惊奇于自行车的速度：“前后单轮脚踏车，如飞行走爱平沙。朝朝驰骋斜阳里，飒飒声来静不哗。” 1897年，上海租界内接连发生两个爆炸性的新闻事件，激起了中国人对试骑自行车的莫大兴趣。首先是公共租界为庆贺英国女王维多利亚登基60周年在赛马场举办的一次自行车比赛。当时《点石斋画报》报道说：“脚踏车，一代步之器也……前年，海上尚不多见，至近年来，始盛行之。本届庆祝英皇之日，各西商喜脚踏车之多而乘坐者之众也。” 其次是，3名英国人骑自行车环游地球来到上海。据当时《点石斋画报》“同轨蒙庥”中记载，此壮举始于1896年7月20日，3人从伦敦出发，由印度入中国，历经汉口、芜湖、苏州等城市，1897年12月22日抵达上海，历时520余日，行程14332公里。骑行者每到中国的一个城市，都有大批的中国人前往看稀奇。抵上海时，寓沪外国人骑车几百辆蜂拥出城迎接，一时蔚为壮观，华人观者如潮。 上述两事为自行车做了最好的宣传。中国人开始有人骑行自行车。《申报》1898年1月28日报载：“泰西向有脚踏车之制，迩日此风盛行于沪上，华人能御者亦日见其多，轻灵便捷，其行若飞。”同年4月1日《申报》更是以“脚踏车将来必盛行说”为题作了头版社论，大胆预言了自行车将来一定会盛行于中国。 但当时自行车全赖西方重资舶来，是稀罕时髦之物，主要消费对象是绅商等社会上层人士，还没有普及中国的迹象和条件。 堂前燕飞入百姓家 1911年，上海市邮政局从英国购入了100辆自行车，开始用自行车投递邮件。这是自行车作为一种交通工具第一次投入了公用，自行车自此有了私用和公用之分，也标志着自行车的普及程度进入更加大众化的层面。 20世纪二三十年代，自行车已成为上海中产阶层所拥有的经济便利的交通工具。而邮政局、电报局、电话公司、公用局、警察局等众多机关为执行公务，提高办事效率，纷纷为职员配备自行车。私用作代步工具的自行车消费者逐渐扩展到各洋行里的职员和洋学堂里的学生，如当时的贵族女校墨梯女校中，自行车已成为流行的代步工具。上海街头的自行车渐行渐多起来。 当时《新闻报》《申报》等各大报纸中遍布着自行车的广告，售卖广告语中也由“商绅乐步”的玩物转变为“大众乐见之代步工具”。以得利车行兜售的英产“海格利斯自行车”为例，其广告语为：“构造特殊、起乘安全、风行全球、到处欢迎、用以代步、经济便利。”自行车提升了人们的行动能力，扩展了人们的生活空间，在上海人生活中起了越来越大的作用。洋学堂里上学的学生、洋行里上班的职员，当然也有送外卖的伙计、投递信件的邮差，总之，自行车已经在上海百姓的生活中不可或缺了。老上海周仲英先生回忆道：“假期或者是周末，我们约些朋友一起到公园里去玩或到郊外去旅游的时候，就骑自行车。一人一部，都有的。‘三枪’、‘飞利浦’多数，‘兰苓’最最多——上海人最喜欢‘兰苓’。大家许多车子一起哄出去。” 自行车的畸形普及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华民族陷入了近代以来最沉重的苦难之中。但战乱却也给了自行车普及发展以最好的契机。战时上海，汽油供给受到了严重限制，汽车数量大幅度缩水。电车也因为战争破坏关系，缩减了大部分线路。上海市的交通任务除人力车外，几乎全部由自行车和由其改装的三轮车来承担。自行车作为不需任何能源就可通行无阻的轻便交通工具的优势显露无遗。自行车需求更是与日俱增。 战争期间，上海下层民众有出行之需，对自行车却无力购买，这使得自行车出租业务应时兴起。那时的许多自行车行有专供人学车的出租车，一毛钱一个钟点。出租车辆通常是流行的26寸两轮脚踏车，规模较大的车行亦备有24寸、28寸的脚踏车和专供少年儿童学习用的小脚踏车和三轮脚踏车。老作家沈寂先生回忆说：“此行业上海在30年代汪伪时期已见有，当时因战事紧张，汽油严格控制，即使仅有的公交汽车也多用木炭为动力，民间更无力购置自备汽车。而脚踏车也因为资源困难，价钱昂贵，很少为私家占有，于是私家脚踏车行租赁业应运而生。开始车行租赁有论小时和天数计算，后也有包月租赁，所付押金不等，渐而形成一大行业。此类车行在1955年私营资本主义改造前仍见有。” 解放战争随即打响，上海人口数量持续猛增，至1949年已达545.5万人，比1945年净增208.5人。大量移民成为自行车销售的新增市场，自行车也随之大量增加。根据上海市公用局的统计，1946年上海有自行车108226辆，1947年有191907辆。一年内上海就净增自行车83681辆，人均自行车保有量1947年也已达25人一辆。在巨大的市场空间刺激下，上海自行车厂家也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 但这4年中，上海物价一直处于异常不稳定的状态下，自行车厂商也乘机作祟，自行车的价格一天一变，严重影响到自行车的销售。 新中国成立后，在上海市人民政府的努力下，通过公司合营、统购包销等措施，自行车工业和价格才告稳定。1955年6月，《国营商业牌价掌握分工制度》规定：商业部掌握自行车零售价；中国百货总公司掌握进口自行车零售价。到1962年3月，国务院批准自行车在上海实行高价政策之前，上海自行车厂及三厂出产的“永久”、“凤凰”牌各型自行车价格都是维持在150元上下。由于建国初期实行低工资制，上海人民的收入普遍在10元上下。自行车对一般上海市民来说又变得高不可攀。 随着自行车的普及，使用群体之社会阶层逐渐下移和扩展，自行车表征意义和实际作用都发生着潜移默化的变化。传入伊始，自行车是摩登、时尚的器械，在中国人心中自行车代表着西方文明，代表着先进和富有。那时骑车上街的人脸上写满了自鸣得意的神情。时移世易，随着上海民族自行车工业的不断发展和上海城市经济的不断繁盛，自行车的价格已不再是高不可攀，自行车也逐渐由社会的上层下移到社会中下层人士。骑车的人数不断增加，骑车人的身份也变得多种多样，有赶往上班的城市白领，有匆匆上学的学堂学员，有执行任务的巡逻警察，还有满街游逛的送报员和邮递员。自行车此时早已不再是什么可以值得炫耀的玩意，而是普通上海城市居民的出行代步工具。自行车工业、商业和修租业还为十余万上海人提供了就业的饭碗和生存的空间，相应养活的社会人群数目更为巨大。自行车在上海的普及和推广所产生的意义绝对超越了自行车本身。上海城市的生活节奏和市民生活状态都因为拥有自行车而变得不同。 附：自行车大事记 第一个给“自行车”命名的人——中国第一代外交官张德彝。 自行车第一次见于中国报端是在《上海新报》上,,1868年11月24日,,。 最有名的自行车爱好者——末代皇帝溥仪。 中国第一家自行车商行——同昌车行。 最早的国产自行车——红马、白马牌自行车。 老上海最大的自行车厂——昌和制造所。 旧中国最大的自行车商行——得利车行。 第一个自行车业同业公会——上海脚踏车贩制同业公会,,1931年1月,,。 中国最早的自行车运动，是在1915年上海虹口娱乐场,,今鲁迅公园,,举行第二届远东运动会上的自行车比赛。 中国最早骑自行车环游世界的人——潘德明,,1908-1976,,。 | 
发表于 2008-1-16 2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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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1-17 13: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