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中苏在援越抗美问题上的分歧和冲突1961--1973

边疆检察官

中苏在援越抗美问题上的分歧和冲突1961--1973
　　　　　　　　　　　　　　 沈志华

1964年前中国越南实际结盟,越南苏联关系紧张

1964年“东京湾事件”发生后，中国开始充分估计美国扩大战争的可能性，郑重声明“美国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侵犯，就是对中国的侵犯，中国人民决不会坐视不救”，同时加强了援越力度。毛泽东此时与越南领导人的谈话即反映了中国领导人对援越抗美斗争的重视，以及军事援助的具体部署情况。8月13日，毛泽东在会见黎笋时提出，应在云南蒙自地区修一两个大机场，以备援越空军的飞机无法在越降落时使用。并表示要增调一个空军师到南宁，半个空军师到昆明、思茅，两个高射炮师到南宁、昆明。毛泽东还特意强调对增调空军师的事“要公开讲”。关于援越兵力问题，毛泽东指出，第一线要充实，同时第二线要准备。并解释说，在那里我们只能使用30万到50万兵力，因为还要照顾天津、北京、上海等地。[61] 10月5日，毛泽东与范文同等人进一步探讨了当美国把战争扩大到北方时越南如何应付的问题。毛泽东建议最好先在沿海修建朝鲜式的工事，使他打不进来。倘若打进来，越南也不要用主力跟他拼，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62] 与此同时，中越之间开始磋商实施一个新的军事援助行动，国防部长林彪率团出访河内。12月，中越双方签订军事协议，其内容之一为中国将派遣30万军队（5个步兵师和5个高炮师）开赴越南北方，以使越人民军可以抽调部分力量前往南方对美作战。[63] 随越南南方战争的扩大，中国在更大规模上向越南南方无偿提供军事物资援助。据不完全统计，从1962年至1966年中国援助越南南方各种枪支27万支、火炮540多门、枪弹2亿多发、炮弹90多万发、炸药700多吨、军服20万套、布匹400多万米以及大批蚊帐、胶鞋、副食、交通通讯器材等。

　对越方针，造成了越南在1964年底以前主要依赖中国援助的局面。由此，尽管越南在中苏对立中选择和调整自己的位置时，试图保持联华联苏、不偏不倚的方针，却还是与中国维系了更为紧密的关系。越南平衡中苏双方关系的法码实际上是向中国一方倾斜的。与此同时，中国与越南的合作也掺入了排斥苏联的成份。1960年中越之间达成的一项军事合作协议即规定，在未获签字双方中一方同意的情况下，禁止接受来自于第三国的援助。这其实是对越南获取苏联援助的一种约束。另据越南方面记述，此期***曾向越南领导人表示，中国可以向河内提供1亿元人民币的资助，但交换条件是，越南拒绝接受苏联任何形式的援助。[1]

　　此外，越南领导人在苏联人面前也并不回避对中国一些立场的维护。1964年2月，黎笋率越南劳动党代表团访苏，寻求苏联对其在南越发动全面起义计划的支持。越苏两党会谈时，黎笋针对苏联与西方和平共处、在中印冲突中偏袒印度、拒绝帮助中国试制核武器，较少支持民族解放运动等问题，提出批评。苏联领导人对越南劳动党的亲华立场大为不满，赫鲁晓夫表示，除非越方改变其立场，否则苏越两国之间不可能有密切合作的前景；并告诫说，苏联或许会回击越南的政策。[2]　

　　苏共中央甚至考虑要与其他兄弟党一起终止发展同越劳党的关系，向其说明，鉴于中国的分裂活动，支持中国即是损害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暗示苏越合作的前景必须建立在河内对苏态度发生令人满意的变化这个基础之上。[3]

　　为避免与越南南方共产党进行政府级官方接触，1964年7月，苏共责成苏联亚非团结会出面邀请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代表团访问莫斯科。由于该代表团提出了大量有关经济和军事援助方面的请求，亚非团结会建议苏共中央接见之。但苏共中央国际部反对这项提议，理由是如若接见越南南方这些爱国人士，苏共中央就须对该团提出的援助问题做出明确答复。苏共领导人采纳了此意见。[4] 特别是当“东京湾事件”发生时，8月3日苏联《真理报》仅刊登了一则简短的报道，而且其消息来源于美军太平洋总司令部。事隔一日，苏联方面就此事件发表的声明，也是语调温和。赫鲁晓夫为表白自己与越方的行动无关，还特意致函约翰逊，说明他是从华盛顿近日来的声明、给美国军方发布的命令和新闻媒体的报道，以及越南人民军最高司令部发言人的声明中才获悉该事件的。[5] 是月，赫鲁晓夫领导集团还曾“诬蔑越南和中国挑起东京湾事件”。[6] 莫斯科的种种立场和态度，不能不令越南方面感到遗憾。在他们需要自己的社会主义盟友进行物质援手之时，到1964年夏之前，实际上却只有中国在向越南北方和南方提供各种武器装备、食品和运输工具等援助。

1964年勃列日涅夫调整对越政策,苏联援助大超中国

　1964年11月9日范文同率代表团访苏，柯西金与之进行了会谈。这是继赫鲁晓夫下台后苏联政府首脑首次会见越南领导人，苏越双方就苏联对越经济、军事援助问题达成了共识。[10] 是月27日苏方发表声明，第一次对越南做出承诺，向其提供一切必要的援助。1965年2月初柯西金访问河内，与胡志明等领导人讨论了苏联援越问题，并签订了关于加强对越南防御能力援助的协定。鉴于美国飞机对越南民主共和国领土的轰炸，苏方在苏越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宣称说：苏联人民将履行其对社会主义兄弟国家的国际职责，与盟国一起，采取保护越南民主共和国安全和加强其国防力量的措施。4月，黎笋率团访苏。苏越经双方会谈，确定了包括军援在内的进一步援助的具体方式和数量。同期，河内的关键性防空区域已获得了苏联提供的大量高射武器装备。[12] 据美国情报部门估计，是年一年内苏联就向越南提供了1亿多美元的军事装备。[13]

　　此后至1968年，苏联的对越援助稳步增长。虽然在1967年前苏联援助的总额还落后于中国，[14] 但其中军事援助部分却大大超过了中国。1965年下半年经由凭祥铁路运入越南的援越军事物资共计65000吨，其中苏联和东欧（主要是苏联）的物资为50000吨，中国的仅为15000吨。[15] 1966至1967年，莫斯科又承担了向越南提供5亿卢布军事装备的任务。[16] 在1967年前，苏联对社会主义国家援助中的50%是给越南的，其中近60%是军事援助。[17] 而到1968年，苏对越军援数额已达3.57亿卢布，占是年苏援越总额5.24亿卢布的2/3强。此外，是年苏联的对越援助额也已占到社会主义国家援越总额的50%，在数量上超过了中国。1969年初越美和谈开始，越南战争进入边打边谈阶段后，苏联对越军援数额虽然有所降低，但总计仍达2亿美元。[18] 从1965年到1973年，苏联共向越南提供了10亿卢布的经济援助和20多亿美元的军事援助。[19]

　　勃列日涅夫以加强对越军事和经济援助作为加强苏联在东南亚地位的巨大杠杆，其功效颇为显著。越南领导人曾反复强调说，苏联的军事援助对越南来说是十分必要的，其援助的巨大数量和效果也是不容置疑的。越南“深深地、真诚地感谢苏联所给予的援助”。1965年3月22日，胡志明、范文同在会见访越的苏联军事代表团时指出：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军队基本上装备的是苏联的武器和战斗技术设备。苏联新提供的这些军事装备，大大加强了越南的武装力量，为他们建成一支现代化的正规军提供了条件和保证。[20] 1966年3月，日共中央总书记宫本显治在与毛泽东讨论苏共领导人的问题时也曾评价说，苏联“提供的高射炮，毕竟是击落美国飞机的重要因素之一。越南同志要求他们援助，并且感谢他们”。[21]

此期，虽然就实力而言，中国远远比不上苏联

1970-1972年越南战争进入最后阶段时，中苏关系也由敌对逐渐转入进行政治与军事的对抗。与此相应，越南问题更加紧密地与中苏两国各自的战略利益联系到一起，这令中苏双方都开始着手在援越问题上寻找新的机会。

　　此期，尽管苏联为了确保越美和谈的顺利进行而减少对越军援数量，以缩减越方的战役行动，但仍然每年与越方签订新的年度援助协议。1969至1971年，莫斯科同北越签订了7个援助和经济合作协议，其中两个为1971年签订的关于加强越南防务力量的补充协议。[35] 1972年，苏联又向越南提供了导弹等新的军事援助。[36]

　　在越南战争期间，苏联不仅向越南提供了飞机、火箭、坦克、炮兵和步兵武器等最现代化武器、弹药和物资设备、运输工具，以及石油产品、黑色和有色金属、粮食、化肥、药品及其他物品，而且还培训了越南人民军的各类军官及大学生和实习生1万多名，派遣了大批苏联军事专家和其他专家赴越工作，帮助越方掌握现代化战斗技术，恢复被炸坏的企业和电站；到1970年8月止，苏联为90多家越南工业企业和其他项目提供了设备，并且帮助建设了其中的一半。苏越双方还经常举行最高级会晤，研究对越援助问题，商定政治方面的共同步调。[37] 对此，黎笋在苏共二十四大上提出，苏联人民的支持是“鼓舞我们全国同胞和战士争取新的更重大胜利的强大动力”。[38]

　　与此同时，苏联着手与越南建立更加紧密的合作关系，援越方针出现新的动向。1971年4月苏共二十四大后，苏联方面认为，越南的社会舆论已明显地朝着更接近苏联的方向波动。虽然越南劳动党的总路线还保持与苏、中的结盟不变，但是出现了发展和巩固同越南关系的新的机遇。而苏联以越南为依靠，就具备了在印度支那地区确立自己政策的更大的可能性，这则有可能成为苏联通向整个东南亚的一把钥匙。为此，苏联必须最大限度地利用这种对苏联有利的情况，将短期（每年）援助向有计划、以长期合作为基础的援助过渡，而且不能让对越经济技术援助脱离苏共的政治路线；在军事合作领域内，则应继续在接近苏联的、较现代化的基础上重新装备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武装力量。[39]

中国的努力

但是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的世界革命思想和国际主义精神，促使他们继续密切关注越南的抗美战况，竭尽全力去帮助越南。事实上，对于越南来说，中国的援助也是最直接的和最及时的。到1966年3月止，中国在越南北方的支援部队，包括两个高射炮师，总共已有13万人。[22]

　　是年8月，毛泽东在会见越南党政代表团时谈道：“南越解放军在森林里头没有帐子，睡不好觉，雨衣缺少，食品不够，药品不够，我看了那个情报很着急。”[23] 他曾要求说：“越南南方凡是提出需要，我们有可能办到，就一定满足。有些我们有的，也能办到，越方没有想到，我们要主动提出。”并亲自交待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在援助越南南方的物资中，增加压缩干粮、肉松、猪肉罐头、咸鱼、蛋粉、雨衣、蚊帐和医疗器械。周恩来则提出：“援助越南是我们的头等任务。对越南提出的要求都要严肃、认真、积极地对待。”他要求：“给南方的装备，要便于使用、便于携带、便于隐蔽和便于运送。”[24] 1967年10月5日，毛泽东在与越南副总理黎清毅等人谈话时指出：“因为你们是在前线，所以首先感谢你们。这不是哪一个国家的问题，而是世界人民都看着你们。你们对付的是一个世界第一号的帝国主义”。“最后胜利要属于你们的”。“我们的援助只是帮助你们修路，给些武器和物资。”[25]

从1965年4月初黎笋率越南党政代表团访华时具体提出中国向越南派出支援部队的要求，中越双方签订有关中国向越南北方派出支援部队的协议，6月中国以“支援部队”的形式派出第一批军队入越始，至1968年3月止，中国先后入越的防空作战部队、铁道部队、国防工程施工部队、筑路部队等共23个支队32万余人。最高年份达17万余人。[26] 1964至1969年，中国向越南南方提供的各种现汇共计约达1.8亿美元。[27] 至于军事物资援助方面，中国在1965到1976年期间向越南提供的枪、炮、枪弹、炮弹、舰艇、中型坦克和水陆坦克、装甲输送车、汽车、飞机、炸药、有线电机、无线电机、军服以及大量油料、被装、药品、卫生器材等军用物品，约合人民币42.6亿元，可装备200余万人。

1965年2月，柯西金访越两次途经北京时，向周恩来谈道：美国轰炸越南北方以后，苏联可以放手援越了。苏将无偿向越南提供大炮、坦克、地对空导弹。周恩来表示：希望苏联快给越南武器，中国铁路可以帮助运输。毛泽东在2月11日会见柯西金时也指出，中国将协助把苏联的军事技术装备尽速运往越南。此后，中苏两国政府于3月30日达成协议，签订了关于转运苏联政府供应越南民主共和国的特种物资过境议定书。中国方面随即把转运苏联援越军事物资放在优先地位，成立了专门小组负责此项工作。[2] 4月，苏联援助越南的首批地空导弹装备，包括13列火车、403个车皮、282名专家，及部分旅团指挥器材（大部为旧货），相当与两个火力营、两个技术营、1个指挥营，开始经中国过境运往越南。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要求必须及时、安全地将这批装备和人员运抵越南，并由副总参谋长李天佑亲往广西凭祥检查布署工作。4月14日至5月20日，中越苏三方在凭祥进行了此批物资过境的交接手续。6月，范文同等人在莫斯科与苏方达成有关军事援助的意向后来华，罗瑞卿在同文进勇会谈时阐明了中国对运送苏联军援物资的立场：你们向苏联要装备，理直气壮。但要有重点，逼他海运。要我们运也可以，但不许他搞阴谋。什么提供空中走廊、机场、港口等，过去、现在、今后我们都不干。罗瑞卿表示：关于苏联援越物资的过境运输，我们还是像过去一样免费运输。他们的专家过境，我们也会招待的。此后不久，刘少奇于7月3日与阮维桢会谈时指出：苏联和东欧的援越物资，今后应主要从海上运输。中央援越领导小组办公室随即提出：苏联援越物资，大部分应要求苏方海上运输。凡过去与我达成协议由我负责转运的物资，我们负责。如有少量急需或特种物资要求我转运，可适当安排。海上运输遇空袭要求在我港口待避，可视情况临时商定。中央领导人批准了这一方案，周恩来、罗瑞卿并指示说：空运物资也可答应，因为其不同于开辟空中走廊和拨给机场。[3] 7月，中越运输代表团在北京举行会谈，并于26日签订了会谈纪要。据中越双方达成的协议，1965年下半年苏联及东欧等国过境中国的物资计划为14.85万吨，其中军事物资5.5万吨，一般物资7.5万吨。双方商定，优先安排运输军事物资。[4] 根据中国的材料，1965年3月，中国方面根据苏方提出的货单运送了150车皮以上的物资去越南；4-10月，苏方计划有40列车左右的军用物资过境。5月26日，苏越双方又在莫斯科达成由苏联向越南提供一批补充物资的协议，要求中国转运。从1965—1968年，通过中国铁路转运的援越物资共179列火车、5750个车皮。中方认为，中国自始至终都忠实地履行了自己的诺言，严格按照协议，全部、及时、安全地转运了苏联的援越武器。[5]

边疆检察官

苏联大作中国阻苏援越的文章,中国有不当之处

　　但是苏共中央于1965年7月初致函中共中央，指责中方没有及时转运苏给越的补充物资。对此，中共中央7月14日复函苏共中央予以驳斥。此后，苏联方面继续提出：中国当局违反毛泽东同志的保证，从苏方一开始向越南运送军用物资时起就制造困难。在苏联和越南民主共和国之间达成了关于增加提供军事技术装备和加速运送这些装备的协议后，中国行政当局的代表阻挠运输苏给越的物资。[6]

对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援越物资过境问题的处理，中国历来的做法是在援助国提出申请之后，首先征求受援国越南的意见，然后协调好中越两国的运输计划，再同援助国达成相应的协议。1965年8月26日，苏联方面向中国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递交了一份关于1965-1967年补充供应越南的军事技术物资过境的申请。中国方面依照惯例办理，通过中国驻越大使于9月2日通知越南外交部苏方申请之事，并在是月17日、27日和10月7日连续催请越方答复。同时由中国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的有关人员于9月18至10月18日接连5次向苏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代表和驻华武官说明情况，表示一俟得到越南的答复，即与苏方商谈签订协议之事。但直至11月初，越方仍无回音。中国于是将苏联的申请暂时搁置。对于10月7日苏对外经委代理代表请中国对外经委尽快签协议的要求，中方回复说：在搞清苏联的这批军事技术物资“哪些是越南方面首先必需的，它希望在什么期限内收到，以及为了接受这些技术装备在技术上有哪些可能性”之前，中国方面将不接受苏联给越南的军用物资。据此，中方向苏代表声明，拒绝让一系列载有苏军援物资的运输车辆从中国过境，其中涉及到10辆军机修理车以及40门高射炮的转运。[7]

不过时隔不久，中国方面对于特殊问题还是采取了通融的态度，在征得越方同意后于10月12日约见苏驻华武官，正式提出就上述修理车和高射炮两项物资的运输问题与苏方单独办理换文，以便尽早将其运往越南，而不必等待补充协议的签订。随后，中方又多次催询，苏方却迟迟不复。在中方人员质问其用意何在时，苏武官和代理代表也表示不理解莫斯科的意图。10月21日，苏共中央致函中共中央，指责中国有意“拖延签订”协议，并拒绝接受转运上述物资。对此，中共中央于11月5日复函澄清说，事实明摆着，这两项物资不能及时转运，责任完全在苏方。进而回击苏联是“无事生非，蓄意诽谤”，存心颠倒黑白，目的在于制造口实，作反华文章。[8]

1965年2月柯西金访越结束后，苏联制定了一个新的援越军事行动计划。25日，苏共中央、苏联政府根据此计划，通过苏驻华使馆向中国提出口头声明，要求1、派一个旅的战斗部队和其他现役武装人员4000人通过中国铁路去越南；2、在中越边界地区拨出一到两个机场（如昆明机场），供苏的一个米格-21截击机大队使用，并驻扎500名苏现役军人，用以保证机场的安全；3、在中国领空开辟空中航线，供苏联运送米格-21飞机和其他武器及苏联在越军事人员所需的物资。为了进一步表明此项要求的迫切性，苏政府又于2月27日通过其驻华使馆提出：事情很急，他们应越南的要求，要用45架安-12飞机空运18门高射炮和75挺高射机枪去越南。[53]

　　3月10日，中国政府通过外交途径正式答复苏联政府2月25日的口头声明说：苏联提出的军事计划超出了通常的军事援助范围。对于第一条要求，中国以越南方面并不赞成苏联的作战部队进驻越南为由加以拒绝。关于第二条建立空军作战基地的要求，中国则强调，按照苏联通知的米格-21飞机的飞行距离，把昆明作为作战基地，根本起不到保护越南领空的作用，故此也回绝了。而对于第三条在中国建立“空中走廊”的要求，此前中方已于2月28日回复说，大规模空运不符合苏联主张的绝对保密原则，建议改为陆运。此时再次重复说明，苏联给越南这么一点武器和作战物资，却要派苏联飞机长期在中国领空飞来飞去，这不仅不能吓退敌人，还会立即暴露给敌人知道。中国的“答复”指出，像这样的重大行动，没有经过越、中、苏三方协商，是强加于人。因此，中国方面不能同意苏联的这种军事行动计划。“答复”并指责说：苏方的要求，实际上就是把中国、苏联、越南三国置于目前就开始对美国公开作战的地位，这将使当前越南人民反美斗争的形势复杂化。总之，在中国政府看来，苏联的这些要求是另有所图。例如，苏方要求紧急空运高射武器去越南，但是却直到3月8日才将这批飞机和高射武器交给中方，中方于当日两天内全部起运交付越南。为此，中国方面认为，如果苏联真的那么急于运，何以拖延8天才运来呢？[54] 苏联的行为令中国疑虑重重，感到在中苏关系目前的状况下，苏联提出这些要求，实际是对中国主权的侵犯和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威胁。　

　　莫斯科则利用中方的答复进行攻击，大作中国阻止苏联援越的文章。苏联领导人于莫斯科三月会议上披露说：由于尽快掩护北越城市免遭美国空军袭击至关紧要，我们请求中国当局允许载有军事技术装备和必要数量军事专家的苏联运输机穿越中国领空。但中国政府拒绝了这一请求，理由是苏联飞机在中国上空飞行可能被敌人发现，从而“造成不必要的损失”。没过几天，中国领导人又想出了新的十分可笑的借口。他们把苏联航空兵部队经中国飞往越南的建议完全看成了“想控制越南和中国”的企图。他们竟不为这种荒诞的论断害羞，似乎在越南民主共和国边境地区的几百人“可以控制”有6.5亿人口的中国。苏方进而责备说：由于中国的这一立场，尽管美国在越南的侵略行为不断加剧，我们给越南提供的必要的军事技术装备，主要是防空装备，只有用铁路运输，而这是需要很长时间的。不过经我们的努力，部分苏联装备还是运到了越南。[55]

　　对此，中国外交部虽然提出目前尚不宜公开表态驳斥苏方，但认为，为了消除苏方宣传所造成的影响，有必要向有关人士吹吹风，由中方涉外人员在同国外左派和中间派人士的谈话中澄清事实，说明：苏联在“莫斯科分裂会议”上“掀起了一个所谓中国阻挠苏联援越的谣言攻势，煽动一些不明真相的人来反对中国”。但谣言的影子只有18门高射炮和75挺高射机枪。中国认为这批武器空运不好，也无必要，建议陆运，本是一件很正常的事。对越南需要，而且苏联同意给的军事物资，中国无不全力以赴，予以协助。过去如此，现在仍然如此。关于这一点，越南同志知道，苏联同志也知道。事实总是推翻不了的。而苏联歪曲事实，诬蔑中国阻挠他们援越，是一种预谋的反华行动。[56]

　　1967年5月，苏联又向中国提出要经中国领空转运米格-17和米格-21型飞机各12架。苏联关于空运问题的旧话重提，自然再次遭到中国拒绝。中国方面认为，苏联提出空运飞机的建议是在有意识地将军事秘密暴露给敌人，是一个阴谋。这样一个大的军事行动，苏联不经协商就要迫使中国接受，无疑是十足的大国沙文主义态度。越南方面在传达苏联的这个要求时，估计到中国不会同意，所以同时提出通过铁路运输飞机的方式，为中国所接受。[57]1969年苏越另行开通了经老挝、缅甸、印度的空中运输航线。

另外，在运送苏联过境物资时，中国方面坚持按协议办事，不愿意迁就苏联，改变自己的运输计划。苏联方面则强调非常时期，援越不必完全照章办事，可以作特殊处理。故而苏联常常违反同中国签订的运输协议，或不按时提交计划，或不按计划发车，有时甚至既无计划，又不通知，突然将列车开进中国边境站。中国方面认为，这种情况不仅打乱了中方的计划，而且使中越两国的运输计划无法衔接，是破坏协议的行为，极大地影响了援越物资的正常运输。9月2日，中国对外经委副主任李强约见苏对外经委代表，指出：苏联的做法就是要造成一种形势：如果我们接运你们违背协议运来的物资，你们就可以任意打乱中越两国的运输计划；如果不接运，你们就造谣说中国阻挠苏联援越物资过境。李强表示坚决反对苏方的这种做法。苏代表则保证说，今后一定采取措施，按协议办事。只是此后情况并未发生变化，仅9月一个月内，苏联方面无计划和不按计划发车数即占总批数的72%。为此，中方从9月18日至10月23日，先后10次向苏方提出这一问题，声明此事如不加以解决，误了运输时间，一切责任完全由苏联方面承担。苏代表一面感谢中方“由于我们的过错而造成的工作障碍所表现的巨大耐心”，表示要找出症结所在，消除己方工作中存在的缺点，一面恳请中方“不要把我们看成是不可救药的”。[9]

　　但遗憾的是，以后此类事情仍有发生。如是年11月25日，一批由中国代越储存的苏联、波兰炸药和爆破器材提前到货，给中国对外贸易总公司的工作带来困难。1966年4月上旬，一批从波兰发往越南的炸药、雷管由苏联方面换票发运时在手续上造成了紊乱，运单与货物名实不符，如未发现即办理换装和发运，又会成为中苏之间的一场过节。[10]

　　1966年4月末，苏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在访问匈牙利期间谈到，由于苏联同越南没有共同边界，苏的援越物资非经过中国不可。如果中国不阻挠苏联援越物资过境，这种援助会更加有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旋即于5月4日发表声明驳斥说：苏联交运的援越军事物资，中国方面均优先、迅速、免费转运给了越南。至1965年底，中国已转运苏联援越军用物资4.3万余吨。声明指出：苏联援越的军用物资无论在数量还是质量上，都是同它的国力很不相称的。所有武器都是过时的，有些还是破损的。数量也很少。1966年第一季度，苏联要求中国准备1730个车皮的运输力量，中国方面予以同意，并备好了车辆。但苏联方面实际交运的物资只装了556个车皮。苏联与古巴没有共同边界，而且距离遥远，但却可以把火箭核武器运过去又运回来；为什么对离得并不那么远的越南，连常规武器都运不过去呢？苏联同印度也没有共同边界，但苏联可以由海上把大量物资运去，帮助印度打中国，为什么苏联不能由海上把它的物资运到越南，支援越南人民打美帝国主义呢？[11]

　　7月初，《人民日报》又特别发表评论员文章揭露“苏修制造谣言”，宣称：“越南方面同意接受的军援物资，中国方面一律同意协助转运，从未阻挠；苏联援越军事物资到达中国边境，中国铁路都立即以特快的军运办法予以转运，从未拖延，也根本没有发生过积压的现象；中国铁路对所有军援物资的转运都是免费的，我们从来没有向苏联政府收取过一个卢布、一块美元、半个格兰姆黄金，更不用说什么地对空导弹之类的实物了。”[12]

　　中苏之间在苏联援越物资经中国铁路过境问题上的唇枪舌剑，频频交锋，令急于获得大量援助物资的越南左右为难。为保证军事物资优先过境抵越，越南政府一方面于1966年初正式通知中国：他们已同苏联和东欧国家达成协议，今后援越经济物资大部分安排直接海运越南港口；[13] 一方面在不得罪苏联的前提下对中国进行维护，于6月19日授权越通社发表声明，将批驳的矛头直指西方说：“中国对苏联等国援助越南的军事物资都尽力帮助按计划转运过境，西方通讯机构散布的所谓‘过境援越物资受阻’完全是捏造和极为卑鄙的挑拨阴谋。”并在1967年2月28日再次声明指出：中国“把苏联和其他一些国家的援越物资妥善地并且按照预定的时间运到越南。”[14]

　　在越南战争的最后阶段 1970-1972年，中国于加大对越援助力度的同时，对苏联加强援越、特别是对苏联援越物资过境的态度和方针也发生了变化，中苏两国在大规模援越行动上的矛盾和冲突趋向缓和。尤其是越南南方解放武装力量1972年3月开始发动全面军事攻势以后，这种变化表现得更为明显。

　　其一，此阶段中国不仅同意苏联大批援越军事物资过境，而且还主动让越南催促苏方尽速发运货物过来。1972年1月和3-4月，中国分别与苏、德、保、罗等国签订了关于1972年转运特种物资的议定书。[21] 此后不久，周恩来在5月20日晚会见李班和越南驻华大使吴船时即提出：“对苏联和东欧国家已答应通过铁路提供的物资，凡得用的，越方应催他们快点运来。中国给予免费过境运输。”8月下旬，中国方面又要越方催促苏联将原定在该月海运但仍未见到货的5万吨面粉，赶快通过铁路运来。[22] 另外，中国还为加速运送苏东援越物资事积极出谋划策，向越方建议增辟公路运输，开辟新的线路，中国援越导弹与过境军事物资分走不同的公路；一些物资也可通过铁路联运的办法运来等等。[23]

　　其二，中国方面同意苏方押运特种物资人员随车从中国过境，并且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将允许的数额从不超过46名，增加到不超过60名，直至由周恩来批准，苏400名军事人员不带武器随物资过境。[24]

　　其三，1972年6月18日周恩来向黎德寿表示同意苏联、古巴及东欧各国的过境物资船在中国港口卸货后，中国方面重新对苏联打开了由海运转送援越物资之门。对此，越劳党中央政治局非常感谢，认为这是对越南抗美救国战争极其巨大的援助。其后，中越双方于7月10日就此事达成协议，确定通过陆路或海路转运苏方海运至中国港口的粮、钢、油、糖及袋装化肥等几种物资。[25] 8月初，李强旋即又对越方表示，苏东物资除个别品种如黄铁矿、土豆种、鲜活商品外，中国方面同意都接卸，即便是孵小鸡的机器设备也不例外。[26] 而这种东西实际上已不是战争所急需的了。此时，中国不只是准许苏联利用中国的港口卸货，甚至还同意苏供越的“米-6”直升飞机海运到湛江港后，在湛江机场安装并试飞。[27] 1965年时的“空中走廊”之虞，至此似已大大减弱。

　　其四，恢复代越储存苏联等国援越物资。[28] 1972年6月，黎清毅担心因美国4月份开始轰炸越南北方，5月布雷封锁越港口，苏东各国有可能以1972年援越协议尚未执行为由而不同越方进行1973年援助的谈判，特指示李班与李强商量，并报李先念批准，请中国同意将越南非常急需的苏东国家援助物资运来并寄存在中国。同时表示，这些物资（主要是粮、钢、油）可请中方先使用，到越南有能力接运时，用中国的物资运交越南。另外，越方还要求中国恢复1966-1967年的做法，提供仓库寄存苏联运来的军用物资。对此，中国方面均予以同意，并向越方提交了储存物资换文的草案，获其首肯。[29]　

　　关于越南让中国先使用海运至中储存的援越经济物资问题，主要出于对苏联方面能否及时供货一事的担忧，如越方希望苏提供的26万吨粮食在三个月（9-11月）内全部运抵中国，但是倘若这些物资不能尽早运来，苏方便有可能因适逢粮食歉收而交不了货，故而请中国帮助将其无力接运的部分消费掉；认为1972年苏联援越物资共100多万吨，而半年过去了，仍有100万吨尚未交付。这些东西“放在他们那里，还是他们的，运来放在中国，才是越南的”。[30] 另也含有顾虑中国不愿储存苏联物资，由此为达目的而以优惠条件促中国接受的因素。这样，中国方面用掉了不少粮、油、化肥等苏供越物资，表示将来以相同的或他种物资归还。[31] 不久，中国又决定将越方不急需而中国用得着、将来能归还的苏东各国援助物资，先用掉，中国不用或无法返还的存入在华中、东北的仓库，不再征求越方的意见。[32] 将其无力接运的部分消费掉；认为1972年苏联援越物资共100多万吨，而半年过去了，仍有100万吨尚未交付。这些东西“放在他们那里，还是他们的，运来放在中国，才是越南的”。[30] 另也含有顾虑中国不愿储存苏联物资，由此为达目的而以优惠条件促中国接受的因素。这样，中国方面用掉了不少粮、油、化肥等苏供越物资，表示将来以相同的或他种物资归还。[31] 不久，中国又决定将越方不急需而中国用得着、将来能归还的苏东各国援助物资，先用掉，中国不用或无法返还的存入在华中、东北的仓库，不再征求越方的意见。[32]

1969年越南 决心同苏联结盟,中国确有沙文主义

1965年4月17日就黎笋率领的越南党政代表团访越成果发表的联合公报中公开宣称：如果美国强化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侵略，苏联政府于必要的情况下，在越南政府请求时同意苏联公民前往越南。[58] 其实勃列日涅夫的讲话只是对3月22日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向社会主义国家提出的援助请求（包括派志愿军问题）所做的一个表态性反应。越南此时并无意向苏联提出派遣志愿军的实质性要求。是年3月26日，越南副外长黄文进在与苏驻越大使谢尔巴科夫会见时曾透露说，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感谢苏联要派志愿军参战的这种支持，但是目前他们还不需要，必要时他们会提出此项请求的。[59] 故此，苏联政府的声明不过是一种政治姿态，其提出派志愿军问题，主要是作为一种宣传手段向美国施加压力。在这里政治意义实际已大于军事意义。

　　然而，苏联的表态对中国却是一种刺激。当越南方面对苏联派志愿军的承诺表示感谢的时候，中国领导人即对此表示了不满的看法。1965年10月，周恩来在与范文同的会谈中提出：我不支持苏联志愿部队赴越的想法。彭真、罗瑞卿也同意我的意见。1966年3月，他在同黎笋谈到越南要求社会主义国家派出志愿飞行员时，特意提醒说：苏联可能把这个秘密泄露给了敌人。你们从苏联飞行员那里得到的还不足以补偿他们给你们所造成的损失。8月，周恩来又以中国的支援部队是正规军为由，正式向范文同提出：中国可以拒绝其他国家派遣志愿军到越南的要求。[60]　

1969年3月中苏双方在珍宝岛发生较大规模的武装冲突，8月苏联又在中国新疆裕民县铁列克提地区采取报复行动，制造了严重的流血事件，中苏关系紧张达至顶点，进入敌对状态。在这种状况的影响下，中国援越的方针和态度随之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1966年8月，越南方面以保卫铁路、公路运输及中国帮助的筑路工程免遭破坏为由，要求中国加强防空力量援助。中国方面婉言予以拒绝。[29] 1968年中期，李强多次向越方指出：越南的经济建设战线拉的太长，希望其“立足于战争”，经济建设应以“急需的、小型的、分散隐蔽的”为主，意即减轻要求中国提供经济援助的压力。[30]

　　1968年10月初，越南为获得台风损失的救济及南方作战的物资援助，要求派代表团来华。周恩来答复范文同：“中国党政负责人在10月因国内事忙，不可能接待越南党政代表团”。对越方的需求，“可先在1969年援助协议中加以调整”。[31] 尽管此时中共领导人确实正在筹备八届十二中全会，但是否真的紧张到无暇接待越南代表团呢？且不说1966年8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时中国领导人曾与范文同举行了会谈，事实上在这次十二中全会召开前后及会议期间，毛泽东就会见了几内亚代表团、巴基斯坦外长、意共（马列）代表团、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周恩来等其他中国领导人也是外事活动频繁。[32] 而与范文同的会谈却一直推迟到了11月才举行。　

　　进入1969年后，中国更加向越南强调不能过分依赖其他国家的军事援助，以后应当严格遵循独立自主、自立更生的方针。中国领导人在同越南领导人会谈时指出：看来你们有丰富的人力资源，供给部队武器也不困难，而与此同时中国却存在一些问题。因此，我们希望你们考虑如何更好地、更适当地使用你们自己的人力资源。[33] 同期，苏联情报部门报告说：中共九大以后，越南试图获得中国更为有效的援助，但未获成功。越中签订的1969年援助协议，中国人在半年里仅完成了31.4%。他们还建议越南的船只离开中国的港口。这使对越南南方爱国力量的援助形势变得复杂化了。

中苏关系、苏越和中越关系都面临新的转折关头的时候，中国的援越抗美进程也发生了新的变化，其突出特点就是，与60年代相比较，对越物质援助的力度大大加强。这种变化的基础在于，第一，越南劳动党的领导权在1969年9月胡志明去世后，实际已完全为亲苏势力所控制。鉴于此期中苏关系的状况，印支地区对中国的国家安全来说显得尤为重要。故而，中国对苏越关系的发展更加敏感，希望通过加强援越来拉住越南，防止其被纳入苏联的势力范围。第二，中越要抢在越战结束、国际监督之前，把更多的武器军火运到越南南方去，[40] 为随后越南北方进行统一南方的战争做准备。第三，此阶段中国着重进行对外战略的调整，即改变面对美苏两面受敌的被动局面，实现与美国的和解，联合美国与中美的首要敌人苏联进行对抗。为此，中国要支持越南在南方战场上对美展开的战略进攻态势，以取得更大的军事胜利，督促美国从速由越战泥潭中拔足；同时劝说越南在和谈问题上做出让步，以求尽快结束战争，避免因越战的拖延不决而妨碍中国联美抗苏战略目标的及早实现。[41]　

　　由此，早在1969年9月底以后，广东、广西、云南、湖南四省区即根据毛泽东在会见范文同时提出的可以将这几个省区作为援越基地的意见，迅速成立了援越领导小组，开始与越南的受援省谈判确定各种援助项目。[42] 进入70年代后，1970年9月，周恩来向越南领导人表示：中国方面一定要基本上满足你们的要求，将尽最大的力量帮助你们。毛泽东更是特意对范文同强调说：任何认为我们也有困难而说不要帮助你们的人都是反动派；并且于11月批示将援赠越南南方受灾省200万人民币的物资，“增至500万”。中国对外贸易部则发出通知，督促各进出口总公司，将所拖欠的尚未执行完毕的1967年以来的无偿援越物资，抓紧清理一次，并采取措施设法完成。[43] 此后1971年3月，中共中央确定了进一步加强援越的方针。[44] 1971-1973年成为中国向越南提供援助最多的三年，签订援助协定的总额近90亿元人民币，单就军事援助来说，近两年的援助物资即超过以往20年的总和。[45] 援越的规模十分庞大。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中国这时也更加积极地鼓励越南向苏联要东西。[46] 如叶剑英对李班等人说：“你们向他们要武器、吃的、用的，都送来，越多越好。如运不走，就存放在中国。”李强则询问越方：是否要求苏联多发运些军火？长征来华时，周恩来也嘱其多向苏联要汽车。等等。[47] 中国这么做固然有减轻己方负担的目的，但也含有藉此制造越苏矛盾的意图，希冀越方在苏满足不了其要求时因不满而生出嫌隙，由此增加对苏联的离心力。

　　总之，从1965至1976年，中国生产的大型武器装备，许多都供应了越南。一些新型装备研制成功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尚未装备，就优先援助给越南。当越南提出的要求超出了中国的生产能力，中国人民解放军即使动用库存，甚至抽调现役装备也要尽量满足越南的急需。中国对越南的无偿军事援助到1975年逐步压缩规模，至1976年方告停止。在整个越南抗美救国战争期间，中国对越南的物资援助折价达200多亿美元。[48]

由于苏联的军援物资继续主要经中国铁路运送，因此，1968年2月10日，中苏双方又就通过中国铁路转运苏联援越军备物资问题达成一项新的协议。只是，这项协议的执行过程依然存在问题。1969年初，苏联方面指责中国拒绝运送苏方交付越南使用的军用车辆，迫使苏联在1到3月期间几次推迟发出援越导弹技术物资列车。根据苏方材料记述，500余辆装载导弹武器的汽车被定期重新装货发往中苏边境，而后又不得不返还原处。苏联外交部声明说，3月初，苏对外经委代表为通告据1968年2月苏中协议而发出的一列军车事，多次求见中国对外经委有关部门。中方起初以“忙”为借口推托，旋即又在会见时以消息传递太迟为由断然拒绝接受此项通知；而且中方代表语调粗暴，带有一股反苏激情。声明指责中国违反苏中双方达成的新协议，重新开始为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援越军事物资过境运输设置障碍。越南方面此时对越中之间就1969年将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援助物资转运至越问题进行磋商的结果，极为关注，曾对苏方强调指出：中国要使越南脱离苏联，因此他们给援越物资的运输制造困难。这样，军援物资的运送也将变得非常艰难。是年，由于中苏之间战争气氛的日趋浓重，中国方面停止了苏联援越物资的过境运输。[15] 苏联一度只能依靠海路向越南输送援助物品。同年，苏越另行开通了经老挝、缅甸、印度的空中运输航线。　
　　
　　另外，除铁路运送援越物资过境外，中国的港口也承担有转运苏联援越物资的任务。但中苏之间在苏援物资经中国铁路过境及推动越美和谈等问题上的矛盾冲突，实际上影响了从中国港口转运苏东援越物资任务的具体落实，苏联的大部分物资是直接海运去越的。

　　1965年7月中越两国运输代表团签订的会谈纪要中关于“海路运输”一项规定：对于其他国家过境中国铁路运输的援越物资及一般贸易物资，如遇越南铁路接运能力不足时，越方将与有关用货部门协商安排改为海运。海运物资的运力由中方尽力安排，及时发运。[16] 不过，此协议签署时间不长，中国方面即在驳斥苏方关于“中国阻挠苏联援越物资过境”的言论时质问说：你们为什么不用你们为数众多的远洋船舶，运送你们援越的军事物资呢？你们今年2月份答应给越南同志的海军舰艇，又为什么至今还不直接开往越南的军港，而要运到中国的港口转交给越南同志呢？你们辩解说，美国封锁了越南，苏联与越南不接壤，通过中国领土运输是“唯一现实的途径”。事实果真是这样吗？谁都知道，到目前为止，各国的船只仍然能够进出越南港口，中国船经常去，苏联船也不是不去。你们就是不敢用你们的船只装运军事物资去支援越南人民。你们是害怕美帝国主义。[17]

　　现在看来，中国方面的指责有些牵强。因为军用物资通过铁路运输，确实比海运省时、安全，而且优先、迅速转运援越军事物资也是越南方面的迫切愿望，所以，苏联才提出用中国铁路运送其军援物品。此外，苏联亦并非完全依赖中国的陆路和海运能力，除军用物资外，1965年下半年苏联、东欧计划运往越南的一般物资总量为52.29万吨，其中未经中国港口直接海运越南量为44.79万吨，分别约是此期计划铁路过境中国的一般援助物资（7.5万吨）及军事物资（5.5万吨）的6倍和8倍，其比重不可谓不大。[18] 其实，如果中苏之间没有矛盾，无论铁路还是海路运送苏联的援越物资，本来都是不成问题的。 至1966年，苏联方面未曾中断过从苏联港口派遣装载货物的船只开往越南，约20余艘船连续不断地从事向越南的运输活动。截至是年7月18日，准备运、正在运和已运达的物资计11万余吨。只是苏方海运部报告说，越南海军当局人为地拖延苏联船只卸货，认为在海防港地区苏联船只越多，该港口就越安全。而且越方引水员引导中国船只绕过危险水域，却有意识地让苏联的轮船通过危险水域，以检查是否有深水水雷。[19] 为此，苏联方面希望中国承担更多的海运任务。1967年4月，范文同在与周恩来会谈时向中方转达了苏联的建议：1、中国增加苏援越物资的船运量，从每月1万吨增至3万吨；2、中国开辟2或3个港口装卸苏联的物资。对于前者，中国方面表示，中国不能在情况不明的条件下答复此项提议。而对后者则明确回复说，目前越南的海防港并未遭到轰炸，因此还没有必要使用中国的港口。并且怀疑苏联要求使用中国的港口不仅只是为了运送援越物资，而且还有其他的目的。

边疆检察官

1970-1972年阶段苏联援越物资从中国过境之事发展比较顺利，但是中苏双方在此问题上的矛盾冲突依然存在，只是程度有所降低罢了。下面，略举数例：

　　1、中国对苏联在援越问题上的一些宣传举措十分反感，认为这是向美国作姿态、向中国施压力，既而做出强烈的回应。例如，1972年5月上旬柯西金致函周恩来，要求在中国港口卸货，然后通过中国铁路运越；出席巴黎和谈的越政府代表团团长春水和河内也就此事向中国传话或作了通报，希望中苏之间能达成这个协议。此意向原本可以经过协商妥善解决，但是由于塔斯社报道了中国驻苏大使到机场送春水由莫斯科前往北京的消息，周恩来在5月14日会见春水时即尖锐地指出，苏联是想制造一种空气，使人觉得此协议可能已经达成，苏的援越物资可以避开美国的水雷进入越南了。目的到底是什么？如果真有这么回事，你不就是要美国人来轰炸铁路吗？如果是假的，你不就是要压中国同意吗？到底是要认真商量事情还是放空气呢？为此拒绝重新向苏联开放港口。5月20日周恩来又继续对李班强调说：“苏联船我们仍不同意进来。”[33] 只是在越方的一再请求下，中国才答应让苏船驶入自己的港湾。

　　此外，1972年6月苏联援越的导弹运至中国，由于盖的是油毛毡而未如以往那样用篷布遮蔽，到中国境内时都破了，苏方为此提出要中方以篷布加盖。中国方面认为，凭祥铁路越忙，苏联就越要增加过境运输，而且还放风说给越南新的军援，要运导弹过境；且不蒙结实的篷布，这不仅是想让中国人看到他们过境的是什么东西，更是“让美国人看的，美国的地球卫星可以看到”。从而质问苏方：为什么发运时不盖篷布？！[34]

　　2、中国不愿意苏联介入接运援越物资的商谈和安排等项活动。当1972年7月27日苏联海运部副部长要求由河内乘机来京商谈有关问题时，李强断然表示：“归根到底一句话，我们只同越方谈。我们代替越方在港口收货。至于说货到中国境内如何运，他不能管。”并且告知李班：“今后转运物资都在北京谈，我使馆不办理。”[35] 以此将该项谈判权力牢牢控制在中国，避免苏越之间私下达成什么协议。

　　中国还提议与越南采取联运的办法处理苏东等有关国家经海运从中国过境的援越物资，即这些国家的船只到中国港口后就无须再管他们的货物，余事均由中越双方解决，运抵哪个港口由中方决定。越方表示明白并赞同说，船到港后“这些国家的事情就结束了，他们别再问货物到越南了没有，到了多少等等。他们的货物交到中国港口后所发生的费用、损耗、运输等问题，由越南方面负责”。“这个问题只有我们双方知道，不对他们说”。[36] 这样，中国通过此种防范措施严格地将苏联排斥在该项事务之外，有关转运的时间、地点等诸般细节苏方皆无权过问。　

　　3、苏联对中国也是小心提防。1972年8月越方通知中国：在中方同意接运的苏供越4条小船问题上，苏方不愿意按军事物资过境办理手续，建议越方派人到海参崴接货，然后由苏方负责与越方人员一起用三艘大船将小船运到中国南方港口，并在大船上安装完毕，请中方将之吊下水由越方接运，苏船随即办理离港手续，人员不上岸。反映了苏联对中国的防范心理。对此，中方答复说：“须研究一下。他那么怕中国人，连上岸都不上了，以后运导弹怎么办！？”[37]

　　4、中国极力反对苏联政府官员插手援越物资过境问题。1972年11月中国批准转运苏供越反干扰设备及苏400名人员过境后，苏联提出拟准备6个专列运送，列车上武装警卫的吃、住全部由苏方负责，而且苏驻华使馆将派代表上车。为便于联系，也请越、中干部上车。对此，中国方面认为此项要求不合理。“苏联妄图整个武装专列不受监督、不受检查地通过我领土是不能允许的”。并且拒绝让苏驻华使馆派代表随行。对于苏驻华使馆派代表去湛江港参与接运苏供越导弹艇的要求，中国告诉越方准备在快艇被接走后再答复苏方：“不同意他们派人去。”[38]

　　5、中国在重新启用海路转运援越物资之初，对海运物资的种类进行严格的限制，坚持规定只运送粮食、钢材、油料、糖四种。1972年6月27日越方提出，除安排运来60万吨粮钢油糖之外，考虑再增加包括黄铁矿、石棉瓦等在内的30万吨物资；中方当即回绝说：周总理同黎德寿同志讲可以多运一些来，指的是越方急需的（四种）物资，其他的以后再具体对于海运来的四种之外的货物品种，中国还坚持须经越方提出处理意见后再卸。这种做法耗时很长，致使波、捷、匈三国抵黄埔港的船只迟迟未能卸货，招致苏东方面的指责。对此，中国一方面指出这是造谣生事，一方面只得打破四种物资的限制，决定不论苏东国家运来什么物资，越方急需与否，全都接下来。[40] 造成这种矛盾冲突的原因可能有几点，一是越方要货多多益善，故没有向苏东方面强调海运过境只限四种物资；二是中方不愿让非越方急需物品长期积压在中国，造成存储困难；三则为苏东国家有意不按中方的意思办。这里前两者的成分更多一些。

结果：越南的天平开始向苏联倾斜

中越之间从1965年美国扩大侵越战争以来，在供需方针方面一直存在着优先军事与经济军事并重的分歧。根据越方在要求中援问题上求多、规模大、时间急、经济和国防齐头并进以及分散多头等特点，1965年下半年，中共中央确定了中国的援越方针、策略：1.主要援助越南在战时的紧急需要；2.鼓励越方向苏欧要；3.援助统一归口；4.说明中方情况和困难，取得越方谅解。具体做法是，在内定给予10亿元援助的范围内，提出一个初步盘子；先后提出一部分成套项目和物资清单，请越方转向苏欧提出，等等。在同越方会谈时，首先进行摸底，摸清越方的要求与其在战和、对苏关系问题上的态度，而后贯彻中央集中力量确保战争需要，推迟一般经济建设的原则，留有余地，分清缓急，坚持一切从战争出发，先军事后经济；针对越方对苏修的幻想和掩盖矛盾的做法，坚持鼓励其向苏欧要的策略，以揭露苏修假支持，真出卖的面目。此外，在谈判中要划清界限与责任，对越方依赖中国包揽其经济建设项目的要求，不经请示，不要松口。[41]

　　1968年4月至1969年1月，美国从急剧缩小轰炸北越的范围到最后完全停止轰炸；从同北越代表进行持续的预备性会谈直至美越开始正式谈判，其对越战争政策发生了显著变化。此时越南方面对用于经济建设的成套项目援助的需求也随之加大。对此，中国方面与越方会谈时，坚持要以1968年4月间周恩来与范文同有关经援方面会谈的原则为双方研究成套项目问题的共同依据，强调要准备战争扩大，要集中精力打败美帝，和平建设不能多搞，要搞也是搞最急需最可靠的。[42]

　　进入70年代后，这种矛盾依然存在。中国于继续主张优先援助越方急需物资的同时，还一度将海运物资的种类限定为粮、钢、油、糖四种。越南方面经常抱怨货源不足，而其实却有大量车皮积压，越方不接。[43] 特别是到越美和平协定签字前夕，越方还出现了先接运经济物资，致使军事物资积压的情况。[44] 当然，此类现象的发生同越南急于修复战争创伤，而中国则更热心于帮助越南准备下一步的统一战争有关。

　　不过，中越之间的这种矛盾尚属于正常的工作分歧，同样的情况也存在于苏越之间，它还不足以使越南为此而与中国离心离德。导致中越走向反目的原因，除历史、民族等基础问题之外，还有另外几个因素。

　　第一，中国反帝必反修外交路线的影响。

　　中越两国自60年代初中苏两党关系紧张以来，就在对苏认识问题上存在着分歧。中国方面认为，越南劳动党某些领导人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两条路线的斗争，采取不分是非、只讲团结、不讲原则的错误态度，并且对当时国际上的某些重大问题持有错误的看法。而这些错误集中反映在“胡志明和诺沃提尼联合声明”等文件中。这些错误已经对国际反修斗争起了不好的作用。1963年3月12日《人民日报》集中发表了越劳党的几个文件，实际就含有批评之意。虽然中共方面此时仍将越南领导人的错误定性为国际共运内部同志所犯的错误，还不能与现代修正主义者等同起来，故而尚不准备进行公开批评；[45] 但其不满之意，已令越方心存芥蒂。

　　另外，中国在所参加的一些国际组织的活动中，首要考虑的也是反苏斗争，并且要求越南的配合。中国在社会主义国家铁路合作组织中集中力量打击苏联的活动，即是一个例子。关于该组织，越南方面一直认为其在过去一段时间内，对越南的铁路发展事业做出了积极贡献。认为铁组活动如果中断，势必对整个国际客协和货协联运，尤其是对目前抗美战争时期的运输带来不良后果。但是，1967年初铁组第十二届部长会议筹备期间，中国计划提出压缩定员、精简机构、减少经费等会议无法接受的提案，以达到揭露打击苏修，把铁组搞得松松垮垮的目的。5月21日，对外经委在给国务院的请示报告中提出：退出铁组不能出自我口。首先要坚决把苏修斗倒、斗垮、斗臭，使铁组处于瘫痪，什么事情也解决不了，失去作用。迫使铁组不得不解散，以达到我退出铁组的目的，而责任要落在苏修身上。5月29日，周恩来批示：照办。由于事关切身利益，越南方面自然无法在中苏这场针锋相对的斗争中配合中国。结果在讨论中国提案时，越南代表不是一言不发，就是在争论紧张时离开会场。对于越南方面的反应，中国方面表示不满，认为其对铁组抱有幻想，不希望铁组垮台，也不希望中国退出铁组，因怕影响援越运输，常取折衷调和态度。在这场斗争中，尽管中方表示退出铁组后，仍可与越签订铁路客货运双边协定，不会影响援越物资的运输，越南方面从援越的大局着眼，对中方的不满还是显而易见的。[46]

　　1965年初苏联大规模援越以来，越南在中苏交恶之中如履薄冰。当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根据中越关于中国部队于1965年5月份进入越南的规定，向越人民军总参谋部正式提出中国方面已做好准备时，越方的副总参谋长起初表示经研究后再答复，既而又将此事推托至交通部决定。待中方询问交通部时，对方表示正在加紧准备，完毕后再通知中国部队开进；并说为保密起见，不同意中国部队沿公路乘车或徒步开进，也不同意乘坐敞篷车，而要求全部乘客车。对此，中国总参谋长罗瑞卿批示说：对方一定要坚持，只好同意。看来他们又想又怕，既怕帝，又怕修。[47] 是年7月，中国对外经委和对外贸易部在与越南政府经济代表团会谈中，建议越方转向苏欧提出17个成套设备项目和2.3亿元的物资，越方顾虑重重，迟迟不愿向苏欧提出，只是反复要求由中方承担。中国方面认为，这反映了越南在越苏关系和反修斗争问题上回避矛盾的态度。[48] 1969年4月中共九大以后，在毛泽东与黎笋、林彪与范文同和长征分别进行的三次会谈中，中国领导人都指责说越南劳动党支持了修正主义路线。[49]

　　中国领导人在某种程度上要求越南服从自己反帝必反修外交路线的做法，无疑加重了越南对中国的离异倾向。中国领导人曾提出：我们坚持反帝必反修，这两件事不能分开。对此越南领导人表示：我们之间的判断有所不同，主要是如何评定苏联问题，你们说苏联正在出卖越南，我们不这么说。其他一切问题都植根于这种评判之中。越南领导人认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对另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评判，所依据的应该是国际主义原则，而不是其他。[50] 以此曲折地表达了对中国的不满。

　　第二，中国对越南强硬态度的影响。

　　从1965年起，中国开始十分关注苏联大规模援越对苏越关系及中越关系的潜在性影响。中国领导人认为，赫鲁晓夫当政时，苏联不能把中越分开，因为苏联对越援助不大，而现在苏联加强了对越南的援助，显然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即如周恩来对越南领导人所说：“我们总担心站在我们中间的修正主义者。”为此，中国领导人反复告诫越方：苏联的援助不真诚，他们的目的一是孤立中国；二是进一步控制越南，改善苏美关系；三是进行颠覆破坏活动，给中国制造麻烦，也可能给越南制造麻烦。苏联就是要在中越关系中投下阴影，分裂越南和中国。可见没有苏联的帮助更好一些。[51]

　　在越南逐步转向依靠苏联，疏远中国的情况下，中国方面于处理对越关系问题上也采取了某些强硬态度。如1966年4月中越代表团会谈时，周恩来和***向越方声明：你们将苏联的援助与中国的援助相提并论，这对我们是个污辱。因此从现在起，在你们提苏联的援助的时候，不应提中国的援助。[52] 另据***回忆，周恩来和***在1965年与胡志明的一次会谈中，针对越南方面有人提出的来自北方的威胁问题表示：如果胡主席也认为中国威胁越南，中国就把部署在广东、广西的几万驻军撤走，放到北方去。苏联正在威胁我们。[53] 1966年4月，***又向黎笋、阮维桢提出：越南同志对我们的援助方式有一些其他的想法。这使我记起毛泽东同志曾批评我们对越南的问题“过分热心”了。现在看来他是有远见的。这种“过分热心”是不是引起了你们的猜疑？怀疑中国的援助有自己的目的，是要控制越南。因为我们有13万人在你们国家，还向边界地区派出了1万军队。不过这个问题很容易解决。我们将立即撤走我们的军队。沿边界部署的军队也将受命返回内地。[54]

　　在越南抗美战争形势紧迫之时，中国的这种表态，已带有了明显的施加压力的性质。对此，越南领导人在极力表白自己并不担心中国控制的同时，离异心理事实上也加强了。可以认为，中国的强硬态度在某种程度上进一步将越南推向了苏联一边。

　　第三，苏联离间中越关系的影响。

　　当中国要求重视苏援的越南在反修问题上同自己保持步调一致的时候，苏联则加紧了拉拢越南，打击中国的步伐。此期，苏联不仅在对越援助，特别是军事援助方面与中国一争高低，努力提高自己在越南的地位；而且还密切关注将越南纳入苏联轨道，使其对外方针政策的倾向由北京转向莫斯科，以及增强河内对东南亚地区影响的前景。[55] 尤其在中美开始寻求接触之后，苏联方面对越工作的一项主要任务，就是充分利用所谓“印支事务中苏联路线的一贯性和国际主义原则与北京政策自私自利特征两者之间的鲜明对比”，挑拨越南认为中国调整外交战略是对越南的“出卖”和“背弃”，激化中越矛盾；并对越南独立自主倾向的增强予以支持和鼓励，使之依靠苏联顶住中国的压力。[56]

　　这样，中越之间的裂痕不断增大。此期，越南的报刊杂志开始发表影射历史的文章，宣传中国封建统治者对越南的“侵略”，制造反华舆论。越南政府开始向中国入越军队封锁越军内部情况、兵力数字、战况等军事情报，以及与美接触、探讨和谈可能性等外交行动的消息。中国支援人员与越军指挥机构和地方政府之间也发生了一些不愉快的事情。如越港口以维护主权为由，禁止一艘执行贸易协定任务的中国船只进港；越以主权问题要求中国支援部队的高炮部队在名义上受越人民军防空指挥部指挥，并派其联络组进驻等等。[57]

　　此外，1966年3月毛泽东在与宫本显治谈中国不派军队去南越的原因时说：是北越不要我们去。因为他们自己能打，不需要外国援助。[58] 此情就中国方面而言，与同美国达成战争界限的默契有关；而对越南方面来说，事实上则已带有了某种戒备的成分。到1971年，中国为排斥苏联插手解决印度支那问题，提出了建立中国、朝鲜、越南、老挝和柬埔寨五国人民斗争统一战线的构想，越南未予接受；[59] 次年，当中国提出派两个师的军队去越南帮助抢修铁路和桥梁时，又遭越方婉拒。[60] 这种反应表明，越南其时对中国的戒心更为加重。

　　随着苏联对越南事务的“插手”，中国对越南的最大援助已由物质转为精神，即“毛泽东军事思想和人民战争理论”，而越南对中国援越意义的评价也发生了变化：过去是对越南取得胜利的“可靠保证”，现在则只是“基本因素之一”了。[61] 即如越南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司法部长张如磉所回忆的：党早已决定同苏联结盟。向这个方向移动，早在1969年就开始了。而胡志明的逝世，为正式做出这项决定铺平了道路。之所以没有发表什么公开的宣言，就是因为还需要中国的援助。[62]

　　越南在其进行的抗美救国战争中，既需要中国方面最直接、最及时的大量支援，又不愿放弃争取苏联方面的最大援助，结果是夹在中苏之间，常常陷入一种十分尴尬的境地。由此，中越之间的不信任感增强，矛盾冲突给双方都造成了一些伤害。[63]两国关系渐渐蒙上了一层阴影，为以后的兵戎相见埋下了伏笔。

在越南战争这个舞台上，中苏既受到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以及国际共运中的形象等问题的束缚，又要权衡各自的利害得失，并以此为准绳确定自己的方针和行动。故此，中苏援越抗美的斗争才得以顺利发展。只是从中国的国家安全利益及地缘政治利益的角度看，中国强硬的反苏倾向和方针政策也从某种程度上使苏联感到了潜在的威胁，进而下定了介入越战的决心。从此，苏越关系趋向密切，中越关系逐渐走入低谷，苏联最终填补了美国撤离越南后的空白，使中国实际上处在了一种新的不安全的周边环境之中。

怒火万丈

说实话，让越南统一真是一个有问题的决策。像朝鲜一样不统一始终敌对才是最好的选择。

hjf1390

从长远角度看，不管是越南还是朝鲜，还是让红色政权统一全境对中国最有利。即使越南朝鲜事后对中国桀骜不驯，到底区区小国也掀不起多大浪，中国反制也容易。如果不统一，说不准哪天被亲美的那一边给统一了，那美军就可进抵中国边境了，美军可就不象朝军越军那么容易对付了。

怒火万丈

国家之间只有永远的利益，没有永远的朋友。只要他们还处于分裂，没有搞出核武器，就对我们有利。能拖一天算一天。至于说到政权性质，这不是最重要的，只要符合我们的利益就可以了。就算没有美军插手，日本，印度等其他各派势力也够我们烦心的。

［此帖子已被 怒火万丈 在 2009-6-18 11:49:58 编辑过］

张励

我们最大的失误是在建国之初完全排斥了美国而一面倒的站在了苏联一边，49年美国政府已经决意放弃蒋介石而将司徒雷登留在了中国大陆，其意是想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可惜中国误判了局势，后又加入朝鲜战争造成与美国全面彻底的对立，同时也失去了收复台湾的机会，而日后又和苏联关系破裂，使中国极度孤立，差不多成了今日的朝鲜（朝鲜今日至少还有中苏资助），如果当时中国在美苏之间采取平衡战略（就像今天的印度），中国的历史可能会改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