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线轶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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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
    《义勇军进行曲》不是我们的国歌了。是不是说，我们再不能从这首歌里汲取一点有意义的东西了？
　　沉默了好大一阵，小战士又接上说：
　
    “我们步话机员这个兵，不是这次到前方来，恐怕人们是不容易真正了解他。只在平时看，你可能觉得他有些特别。怎么个特别法呢？说不出，你只能说，他就是他那么一个人。要讲聪明，人可真是够聪明的。在报话机训练班，别人都发愁密语背不会，白天黑夜地背。他呢，从来不怎么用心去背，到了密语考核，一，二名里总少不了他。
    “出发之前，别人都忙着订杀敌立功计划，写决心书，他不写，说没时间。可是他花了那么多时间，在写一封长信，不许人看。牺牲以后，在他身上找出来了，是写给他妈妈的。”　
    “信呢？给我看看好吗？”陶坷伸出手要。
    小战士从衣袋里取出信来，说连里特别交待他要保存好，一定要交给烈士的母亲。信是步话机员原来包好的，怕湿了雨水，包了两层塑料纸。
　　陶坷捧着字迹潦草的信，急切地读下去。
亲爱的妈妈：
    我以前很少写信，现在想好好写封信给妈妈，可是时间紧张，我只能抓空子陆陆续续写一点。一过红河，恐怕就一个字也不能写了。
    前年入伍，我是有过犹豫的。听人说，批准我入伍有照顾的因素在内。我，一想到自己在享受照顾，心里很不舒服，这是爸爸用他的惨死替我换来的呀！不过我还是到部队来了。我当时也没想到在我服役期间可以捞到打仗，只是觉得在知青户太闷人了，想换个环境，新鲜新鲜。现在马上要开赴前线，我才清楚意识到我是一个革命军人了。这次出去，比起你和爸爸经历过的几次战争，算不了什么，但是我总算参加了战争。
    在吹哨子，要讨论动员报告，暂时止笔。
　　我接着昨天写。营长一再讲，要保证睡眠，准备参加战斗。可是这几天我一直睡不好。不知怎么，好象总有人翻来覆去在我耳朵边唱着《义勇军进行曲》里的一句词---“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支歌曲写在中华民族几乎被日本人蛇吞的历史危亡关头。现在越南人在边境地区整我们，情况不象那时候严重。不过，越南当局为什么竟敢于如此，竟觉得欺侮一下十亿人口的中国也并没有什么不可以呢？这实在是值得想一想的。同志们谈起来，都说内心隐隐的有一种危亡之忧。这种感觉并不完全出于神经过敏。“四人帮”粉碎了，工作重点转到实现四个现代化上来了，说中华民族还处在“最危险的时候”，似乎是说不通的。其实，力争四化，这本身不正是回答中华民族生死存亡问题的吗？这个世界，你站在落后地位上，也就是站在危险的地位上。同时别忘了，有人曾经对周总理和一些老同志说过，“十年以后见”，这才过去了几年？我很担心，不要在“高举”的名义下，又来个几月风暴，把人们一切美好的希望给吹个无影无踪。谁知道呢！我怕了。古老的中华民族，经不起再一次被推到这种危险的边缘了。不能让我们的人民再一次“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了。现在已经有了新的国歌，为了填写新国歌的歌词，成千上万的文艺工作者贡献了自己的艺术才能。《义勇军进行曲》不是我们的国歌了。是不是说，我们再不能从这首歌曲里汲取一点有意义的东西了？
    前些年，“四人帮”任意歪曲宣传党史和军史，已经出了不少文章批驳他们。我想，无论从正确的或是错误的观点去看，有一个事实总没有疑问，那就是除去自然死亡之外，先烈们是在两种情况下牺牲了自己生命的。一种是倒在同敌人厮杀的战场上，一种是倒在内部阴谋的残害中。看来这是一条规律，古今中外都是如此。爸爸在第二种情况下离开了我们，我这次则有条件占据第一种情况。我的好妈妈！ 如果这样，您一定不要难过，不必象哭爸爸那样为我流泪。您的泪水早流尽了，再为我哭，眼睛里流出来的一定是血。妈妈！您可能觉得我写这些，口气不小，似乎一定可以做出什么引人注目的事情。不是这样，在火线上这很难讲，也许我的心脏正巧碰上一颗流弹，一秒钟之内一切都结束了，随便一个小小的任务也来不及去完成。这就是战争，在意想不到的任何情况下，都可能有人付出他最大的代价。即使这样，我也觉得心安了。
　　妈妈这次来信，又一次说爸爸等于是您害死的。为什么您总是把我们家的不幸归罪于自己呢？可能是因为我从来不愿和妈妈谈及这些，使您误解了，以为做儿子的直到现在还不愿意谅解母亲。　
    营长要求再检查一下机器，我晚饭后再来写。
    好妈妈！您不必这样。别人议论，讲些难听话，那是自然的，莫非我也不了解爸爸的“案”情吗。您对爸爸的那些作法，无非是表示划清了界限，为了我和弟弟的前途不至于受到无可挽回的影响。爸爸心里也不会不明白。
    当然，最好是妈妈不那样做，不给爸爸那样的刺激。您来信中引用了鲁迅的几句话谴责自己：“死于敌手的锋刃，不足悲苦，死于不知何来的暗箭，却是悲苦。但最悲苦的是死于慈母或爱人误进的毒药。”如果可以这样比喻，我认为那是您自己服下了一种可以使人全身麻痹的慢性毒药，同时也误进给了爸爸。这种慢性毒药，就是我们中国人逆来顺受的封建传统的旧意识。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着优秀历史遗产的民族，培育了我们人民许多美好的品德，善良温顺，忠实敦厚，谦恭忍耐。到了共产党人身上，这些品德发出了新的光辉。这就是坚强的党性，严格的组织观念，维护领导，信任同志，讲团结，讲让步，讲顾全大局。这如同古老的中国宫灯，将蜡烛改换了明亮的碘钨灯泡。这些美德既是带着古老历史的光照雨露，它和两千年封建主义传统思想的影响也就不会绝缘。在我看来，两者不过是相隔着一道细细的田埂，这边是温顺，迈一步过去，就是屈辱。妈妈！在对待爸爸的问题上，您迈过了田埂。我并不特别责怪自己的母亲。你们这一辈人里，固然有敢于拍案而起的。但有很多比妈妈革命历史更长，职务更高的人，包括我们一向尊敬的某些老同志，由于那种慢性毒药在他们身上起着作用，在封建专制的高压下，也不免是那样软弱顺从。他们仿佛是在雪线以上的稀薄空气中生活久了，已经适应了不民主的缺氧状况。妈妈可以说是彻底划清了界限，在您的“结论”里仍然写的是“叛徒、走资派、现行反革命分子的臭老婆”。一些人说到这个结论，觉得拗口，往往简单地说成“现行的老婆”。我因为受不了人们这样侮辱母亲，和别人家孩子打过多少架，鬓角落下了一遭伤疤。假如这次我在前方被炮弹地雷炸着，那不算是受伤，那叫作挂花，只有我鬓角的疤痕，才真正是受伤留下的。　
    亲爱的妈妈！我一个晚生后辈，也许不合适给您写这些的。我是想让您相信，您不见得比别人应当受到更多的内心谴责，没有什么理由说明，唯独您不能得到谅解。
    就写这些了，我并不打算寄出，如果您收到了这封信，那一定是战友们替我收检遗物找出来的。
　　代问弟弟好，已经没有时间，不另外写信给他了。
    祝妈妈愉快，再见了！我希望能象外国电影里那样，跪下来吻别您，生我养我的母亲。
　　                                          您的儿子　毛妹
                                                    于登车出发前
    刘毛妹留给母亲的信，陶坷看了两遍。信的内容对她不成为主要的了，主要的一点是信中竟没有一句话提到她。这对她是一个难以接受的沉重的打击。小陶终于忍不住伤心落泪了。不过她很快就镇定下来了。宣传队的两个女同志为步话机员刘毛妹清洗遗体，她们默默地退后，让小陶上前去。小陶用沙布蘸着清水，先擦洗刘毛妹的脸。她时不时停下来，注视着死者的眼睛。她觉得刘毛妹是怨恨她，闭着眼睛，不愿意看她。在擦洗手的时候，陶坷几次痴痴呆呆地停下来，别人催她，她才又开始擦洗。她想起小时候他们手拉着手过马路。赶上看什么热闹，人挤得凶，刘毛妹始终紧紧拉着她的手。他是男孩子，自然地负起了保护女伴的责任。陶坷又想起在新兵团看电影那天晚上，刘毛妹大胆地抓住了她的手。在刘毛妹的一生中，这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企图亲吻一个异性。他一双手是那样有力，完全可以达到这个欲望的，他还是失败了……　
    步话机员的军服、绑带、鞋袜，没有一处是洁净的。泥水和着血，凝结在肉体上，没法子脱下来。小陶用剪刀完全剪碎了，花了很长时间，轻轻地一块块把衣服鞋袜撕下来。她不让别人动手，似乎是怕别人手脚毛草，触痛了步话机员。清洗过遗体之后，数过了伤口，大大小小挂花四十四处，这个数字，正好是烈士的年龄乘以二。
              八
    电话站四周一片寂静，似乎没有任何声音。哪里知道，在两层军毯覆盖下，九四一部队的“中枢神经”在高度活动中。
    送走烈士遗体，陶坷她们回到电话站，才知道敌情有些紧张。侦察连抓到了一个越南人，他自称是附近班通林场的工人。在他身上搜出了一个铅笔头，一张草草画出的地图，图上标明了九四一部队指挥所的位置。审讯结果，他承认自己是青年冲锋队员，供出敌人准备当天夜里来偷袭指挥所。司令部通知说，机关留的警卫部队很少，不能分散使用，要求各小单位加强警戒。还特别通知了总机班，电话站一定要严格控制声音灯光，避免暴露。
    连的干部都下去了，总机班一切只能靠自己应付。不过女电话兵们并不显得那么着慌。不怕，没什么大不了的，有班长在呐！
　　在人们印象中，严莉似乎是经过专门培训，预先为女兵班准备好了这样一个各方面都很成熟的班长。严莉今年二十二岁，是总机班的大姐。她脸微微有点黑，黑翠黑翠的。她在班里的地位，多少象是她在家庭里所处地位的延续。严莉弟妹多，快够一个班了，爸爸妈妈管不过来，干脆撒手交给老大来管着。爸爸是一个团职干部，照规定应该吃中灶的，他除了偶尔陪陪客人，总也不到中灶食堂去。从将近二十年前第二个儿子出世，爸爸的薪金再没有长了，生活上不能不精打细算。在大女儿的统筹安排下，他们家竟然并不比谁家显得紧张到哪儿去。弟妹们都很懂事，从不和别人家孩子比吃比穿，不过该有什么也还是少不了他们的。人家的孩子穿衣服，老二接老大的，老三接老二的。严莉的衣服谁也接不上，她脱下身的，就实在不能再补再改了。每次分到各人名下的糖块冻柿子什么的，大姐总是留着自己的一份，过后不定会便宜了哪一个小的。严莉在家庭中的作用，形成了她实际上的一家之长的权威。弟妹们不怕爸爸妈妈，全都怕着大姐几分。严莉把管理弟妹们的艺术运用到总机班长的职务上来了。别人遇事可以耍点小脾气，她不行，她必须把自己的气性掩盖起来，从不发火。班里大大小小的事务，安排得有条不紊，分派公差勤务公平合理。赶上谁当班的时候有点私人的事，悄悄向她请个假，她就悄悄顶上去，多值一班。发生了什么纠纷摩擦，她拿出当大姐的权威，先把事态平息下来。然后召开班务会，民主一番，谁对谁不对当面“吵”清，决不马虎了事。说严莉显得特别成熟，完全是由于职务上的需要。人们知道，当得下女兵班班长可不那么简单。在连队里，这算得上是一个特种兵团了。
　
    越南人可能来袭击，电话站当然是一个突出的目标，情况不能说不严重。总机原是设在一个用茅草竹子搭起的棚子里，人来人往都看得见的。同志们建议，要赶快转移到隐蔽的地方去。
    “不用动，照常工作！”严莉沉着地说。
    等到天完全黑下来了，严莉才悄悄地布置人员全部撤出草棚子，把总机转移到一个防炮洞里。洞是就着土坎挖的，挖进两三尺，向左右发展，对称构成了象猫耳朵一样的两个藏身的窝窝，战士们习惯叫做猫耳洞。这个猫耳洞有茂密的树丛遮掩着，严莉又叫把电话线从老远就开始埋设下去。所以，就是走到了跟前，指给你看，你也看不出这里是一个电话站。
    总机班派出了自己的巡逻哨。有人主张，除了值机的人，其余人全部去站哨。严莉说：
    “用不着，该睡的还是睡，换着班来。仗不是打一天两天，日子长了。”
　　她只派了陶坷和杨艳两个人担任警戒。班里唯一的一支冲锋枪交小陶使用，杨艳拿着两颗手榴弹。班长交待两名哨兵说：
　
    “你们就绕着总机附近游动，不要乱走，以免和其它单位的巡逻哨发生误会。要找暗处站着，不要总在月光下面。有什么动静先问口令，可别慌慌张张的就开枪。问口令嗓门尽量粗—点，别让人听出来是女的。”
　　严莉确定由她自己担任守机。完成今晚的守机任务不比平常，要准备在最危急的情况下，一面战斗，一面坚持通话。猫耳洞里直不起腰来，只能把二十门交换机摆在地下，窝憋着工作。机子上不能开灯，号牌掉了看不见，全靠用手指不住地去触摸几排号牌，接转通话。为了完全控声音，严莉用两层军毯，连人带机子一起蒙了严严实实。
    电话站四周一片寂静，似乎没有任声息。哪里知道，在两层军毯覆盖下，九四一队的“中枢神经”在高度活动中。严莉不停地在高声呼喊着，呼喊着。部队向敌人侧背穿插过去，发展很快，电话线路一再延伸，已经远远超出了有效通话距离，虽然加了“增音”，通话质量还是很差。往往下达的命令指示，向上报告的重要战况，要由严莉从中传送。她讲了一遍，怕有什么不准确，又复述一遍。严莉忽然觉得喉咙里咸咸的，有股腥味，知道嗓子出血了。这几天，几个女电话兵嗓子全都喊坏了，带来的清音丸已经吃完，没有什么防治的办法。多喝水会好一些，偏偏附近山地没有活水，找到一片积水，尽是小虫子在翻上翻下的，放几片净水剂澄清一下，那种怪味让人打哆嗦，喝不进去。部队里有一种奇妙的发现，凡是折断了青竹子，靠根部的几节里准定会聚存了水分。在竹节的地方穿通一个洞洞，就可以接到几口又纯净又清凉的水。这是很珍贵的，不容易弄到。严莉晃了晃她的水壶，还存有点青竹的水。拧开壶塞儿，想喝几口润润喉咙。但她只是嗽了嗽口，吐出带血的水，又拧紧了壶塞儿。女兵班班长想到，水得留着，说不清班里谁又发高烧，或是受伤，一点水没有哪能行呢。
    这天特别闷热。严莉一整夜钻在猫耳洞里，又蒙在两层毯子里，她热得什么样子，可以想象。摘下耳机，简直可以倒出水来了。第二天别人来换严莉的班，吃惊地看见，她象是刚刚参加了泅渡训练上来，人已经瘦了一圈儿。是谁发现严莉额头上爬着一条旱蚂蟥。经人这么一说，严莉尖叫起来，她跺着脚，紧张得不知怎么是好。同志们叫她别乱动，帮她脱下衣服来找，找到十多条。手指头缝里还隐藏了一条，她居然一点也没有感觉。吸饱了血的蚂蟥，圆咕碌碌的，拍打几下就掉了。还没有吃饱的，怎么也弄不掉，又不敢硬扯硬拽，怕扯断了，留下一半更难办。忽然想起来，出发前连里介绍过对付蚂蟥的办法。跑去找人要了一支纸烟来，点着了对着蚂蟥熏，不一会儿，它们就曲卷着掉下去了。蚂蟥叮过的地方，渗出血来，这也有一种妙法对付，捏一点树干上的青苔丝丝按上去，很快就不再出血了。几个女电话兵只顾帮着严莉止血，往地下一看，太可怕了，一条条大蚂蝗身子一曲一伸，正从四面八方向她们进军。她们赶忙用树枝扫荡了一番。旱蚂蟥天生有这种本能，大老远的能够感受到人的气息，找着你来。它们还有空降的本领，可以从树叶上滚落下来，正好掉在人身上。
　
    因为人太少，巡逻哨也是一整夜没有替换。拂晓，陶坷模模糊糊看见几个人，弯着腰向这边摸过来。她忘记了应该装成男人的声音，尖着嗓子喊了几声口令。对方不应口令，还在往前来，小陶开了枪。她没有打过冲锋枪，不知道控制快慢，手指头一动，一梭子弹出去了一大半。警卫部队的一位排长，听到枪声，带着几个战士赶来了。在树棵里搜索了好久，什么也没有发现。他们埋怨陶坷说：
　　“怎么搞的，乱打枪！”　　
    “我看得清清楚楚，象是有几个人……”陶坷为自己辩解。
　　“算了，肯定是你自己紧张过度。”　
　　“既然看得清清楚楚；嘟嘟了大半梭子，怎么连一个也没有撂倒？”
　
    杨艳护着自己的人，说真是听到了有响动。打着没打着敌人，那是另外一个问题，开枪还是对的，不能说是乱打枪。等别人走了，班里悄悄议论，杨艳也倾向于小陶是看晃了眼。
　
    第二天早上，把总机从猫耳洞搬回棚子里去。忽然，是谁“啊”地惊叫了一声，原来总机棚背后有一具越南人的尸体。这是一张孩子脸，最多十六、七岁。他胸部完全浸在血泊中，两手紧攥着四枚揭掉了盖子的手榴弹。很明白，他是中弹以后坚持冲过来的，已经到了离总机棚只有两三步远的地方。如果他还有剩余的一点点气力，一定会把四枚手榴弹扔进棚子里去的。陶坷没有看错，和这个年轻的越南人一起来的还有几个，他们撒出战斗很及时，丢下一名英勇的同伴不管了。
              九
    女电话兵端着自动步枪紧逼上去，向对方现出了胜利者的微笑。
    班通林场青年冲锋队的任务，是袭扰中国边防部队指挥机关和后勤，其中一项，就是窃听电话，破坏电话线。这给九四一部队有线通讯造成了很大麻烦。
    总机上又传来了一号首长焦急的声音：“喂,总机班吗？要你们这些电话兵干什么吃的，不是这里不通就是那里断线。命令你们连长，指导员，亲自给我查线去。”
　　不用首长讲，连长，指导员已经带着查线组出去了。总机站也派出了三名女电话兵，和男兵打乱编组，去协同维护哨巡查路线，尽快恢复畅通。
　
    陶坷和架设排的两个新战士编成了一组，她是老兵，技术又强，自然担任了组长。为了不让人看出三个查线兵当中有一个是女的，小陶特意要了一个钢盔戴着。他们手捋着电话线往前跑，手心摩擦得火辣辣的，出了血泡，生疼生疼。跑出一段路，搭上单机一试，开端终端都不通。有鬼了，这一段线路是刚刚手捋着过来的，明明好好的，怎么开端也不通呢？陶坷想了想，她把通过水田里的一节线提起来，离开了水面，一试，通了。放下去，又不通了。这节线有好几处绝缘皮裂开，和大地接触，短路了。这是暗断，不容易察觉。小陶仔细查看，胶皮是新割开的。破坏电线的人巧妙地使用了自己的知识。
　
    把水里的一节线换过了，又往前去，发现明断，线剪得一节一节的。他们一面骂着越南人，一面迅速接线。小陶十个手指那样灵活，象在水里翻腾的小鱼儿，看不清是怎么两绕三绕，一个蛇口结打好了。她顾不得用钳子剥掉线头的绝缘皮，就用牙咬。平时总机班的姑娘们是极力避免这样做的，牙用多了，会向外突出，难看死了。小陶哪里还管得了那么多，嘴被电话线钢丝扎烂了，牙根在出血。她忽然发现，旁边有敌人的一条电话线，和我们线路平行拉过去，看来是撤退得慌张，没有来得及收。这是一条中型线，三钢四铜，通话质量很好，肯定是过去中国支援他们的。她不再费力去接碎线，把敌人的电话线用上了两公里。
    再往前去，接上了其它小组负责的地段。开端终端都摇出来了，任务完成得还算顺利。谁知正试着线，开端又不通了。返回复查，刚刚利用的敌人的中型线又被剪断了。显然是有人在和他们玩“躲猫猫”，见他们巡查过来，躲避一下，等他们过去又出来破坏。重新接好了线，陶坷忽然有了一个主意，她悄悄对两个同伴说：
　　“你们俩继续往前去，装着什么也没发现。我留在这儿，看看是怎么回事。”
　　“分散行动怕不大好吧，我们每人只有两颗手榴弹。”两个新战士有些担心。
    “没关系，周围都是我们大部队，敌人是小偷小摸，他们才心虚哩。”
　　“要留，我们两个谁留下好了。”一个战士提议说。
    “你们只管走，不怕。如果他们人多，我先不动。如果是一两个人，我一喊，你们马上返回来，收拾了他。”这是小陶的战斗部署。
    两名新战士执行了陶坷的命令。他们脚步很重，故意弄出声响，让人知道查线兵已经继续前进了。
　
    小陶隐蔽在一蓬竹子后面静候着，忽然发现右边不远的灌木里有什么东西微微在动，越来越近。先是一只手分拨开叶子，随后一个人探出头来，左右观察。小陶把手榴弹弦套在指头上，随时准备投出去。那人已经从灌木丛里走出来，是一个身材小巧的越南姑娘。长长的头发披在腰间，在后脖梗用手绢束着。披了一块美国军队的伪装尼龙布，穿的是没有领子的紧身月白色上衣，宽大的黑绸裤，光着脚丫子，自动步枪挂在左肩上。不用说，这是一个青年冲锋队员。陶坷注意看看后面，再没有别的人跟上来。照说，她应当按事先约定的，喊叫几声，通知两个战士包抄敌人。小陶完全忘记了自己的战斗部署。她想，既然对方也是一个女的，在身个上又是占着绝对的劣势，为什么我不能捉一个活的？
　
    那个女冲锋队员取出一把钳子，就要动手去剪电话线，同时侧目向竹丛里看去，忽然看见在绿色的钢盔下面，一对明亮的眼睛正注视着她。越南姑娘闪过第一个念头就是她走进了伏击圈，周围不知有多少双眼睛注视着她。她转身要逃，不想枪皮带挂在树上，树枝弹性很大，自动步枪被弹出老远。待她要去拣，发现枪已经端在竹丛里那个中国人手上。在她的眼中，这位中国军人长得是那样高大，加上一顶闪耀着红五星军徽的钢盔，越发显得威武雄壮。黑洞洞的枪口对准了她，她木木地站在那里，知道不能再动。又转念一想，开枪就开好了，我还等什么，她撒腿就跑。
    小陶并没有开枪，她们一前一后，象两只蝴蝶儿在追逐着，一时在林中空地上出现，一时又飞进密林中。青年冲锋队员回头看看，她十分惊异，为什么在她背后紧追不舍的竟是一个女孩子呢？她即刻明白过来，刚才看见的那位威武的中国军人，主要就威武在那顶大钢盔上。钢盔跑掉了，露出短短的头发，原来是个女的。这当然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她机灵地闪在一棵树后，屏住气等候着。只待追赶酌人错过身去，就可以突然从背后抱住她。等了一会儿，还不见动静，只觉得冰凉的枪管已经触到脊背上来了。她一回手抓住枪，拼命抢夺。越南姑娘双臂向上，高高的胸脯完全暴露给了对手。陶坷闪念想到，她可以腾出一只拳头，猛击对方的胸部。她在什么书上读到过，说女人的乳房是一个致命处，经不起打的。小陶没有这样做，她竭尽全力扭动几下，拖带着越南姑娘旋转了几圈。横过枪，当胸一推，对方连连倒退十多步，仰面摔倒在地上。
　
    女电话兵端着自动步枪紧逼上去，向对方现出了胜利者的微笑。她随后从衣袋里取出几张代言片扔过去。上面用中越两种文字印着：“告诉你的同伴，不要做无谓的牺牲，赶快出来投降，保证你们生命安全。”女冲锋队员拣起一张，装作在看，心里暗暗打定了主意，抓起一把土，冷不防向陶坷脸上撒过去。趁着陶坷抬起胳膊肘去遮挡，她转身钻进了丛林。陶坷揉搓几下眼睛，又去追赶。
    逃命的只想逃命，追赶的只想着捕获自己的猎物，都不知道自己的衣服全被扯烂了。她们的头发散乱不堪，沾满了草叶，脸上和肩头尽是一道道的血痕。
　
    眼前出现一条清澈的河水，河面不宽，夹在两山之间，水相当深。上游一带，正是九四一部队穿插分割越军316A师的战场，不时有越军的尸体漂流下来。女冲锋队员看见水流得那么急，又看见一个个泡得发涨的越军尸体，本来不敢下水的。可是背后人追得紧，不容她犹豫，她擎着野藤从岩头上滑下去，横了心，扑通一声跳下河去。她水性不强，一进入激流，几个浪头盖下来，就有些发晕了。自己感觉还在奋臂游向对岸，其实只是随着波浪一高一低漂流下去了。
    陶坷把自动步枪背起来，紧跟着跳下了水。经过两年泅渡训练，她全副武装，加上一拐子线，可以横渡几公里宽的江河。陶坷注意到，顺着弯弯的河道，再往下游去，便是一道巨大的瀑布，河水陡然折断，整个儿跌落下去，在深谷里激起一片白茫茫的水雾。她很快游到前面去，拦截住女冲锋队员。对方还是极力挣扎，不让陶坷靠近。陶坷猛扑过去，把她按在水里，趁她被呛得不由自主，扯住她的长发，向岸边划去。陶坷一只胳膊拦腰抱住越南姑娘，一只胳膊紧紧勾住了从岸边弯到水面上来的粗大的树枝。回头一看，好险哪！她们已经到了瀑布将要向下跌落的地方。
    越南姑娘精疲力竭，完全瘫软了，任凭陶坷拖带着游过去。她们刚爬上河岸，浑身的水还在往下流，只听有人用越南话喝令道：
    “不许动！举起手来。”
　
    陶坷忙要取枪，一看，围上来用枪逼住她们的，是连里派出来查线的几个电话兵。
    战士们先都没有认出，从水里上岸来的是总机班小陶。两个姑娘的衣服一片片一条条留在树枝刺藤上了，剩下的不足遮体。几个战士不免目瞪口呆，不知如何是好。
    小陶气愤地说：“这些死人！只管看着干什么，还不把你们的雨衣扔过来。”
　　大太阳当顶照着，陶坷和她的俘虏严严实实地穿着雨衣，回到了指挥所。
             十
她希望自己能成为一滴洁净的水
    三月五日，我国政府宣布，边防部队达到了惩罚越南侵略者的目的，决定撤回边界线我方一侧。西线的九四一部队和兄弟部队一起，在重创越军“王牌”316A师，圆满完成任务以后，采取倒卷帘的办法，梯次撤回国内了。
    从红河浮桥一上岸，总机班的同志就把军用水壶里剩下的水倒掉，在“迎亲茶水站”灌满了凉茶，仰起脖子咕冬咕冬喝了个够。她们说：
    “半个多月没有喝到我们自己的水了，好甜哪！”
　
    在外面大家都说，一回国先倒头睡它三天三夜再讲。不想，现在谁也没有一点倦意。她们踏上了自己的国土，心里充满了对于祖国的亲切感，充满了一种往常不大容易体验得到的新鲜感，早把劳累困倦忘到一边去了。电线上落了一排麻雀，叽叽喳喳地在叫，是谁说：
    “我们这边的小雀子叫的，比那一边的要好听多了。”
　
    九四一部队在边境一线停留了一段时间，进行作战总结和评功庆功。陶坷参加转送女俘虏，提前回到祖国，在战俘管理所帮助了一段工作，也从俘管所回来了，总机班六姐妹全体汇合在一处了。
    一号首长是随后卫部队撤下来的，一回来，先跑到电话站来看望总机班的同志。连长、指导员陪着，大家都坐在线拐子上。一号笑呵呵地逐个儿望着六个女电话兵，使她们在那样亲切爱抚的目光下有些不好意思了，他才开口说：
    “你们这些冒领男式大号鞋的，这半个多月怎么样？够受了吧？”
　　女战士们低下头，只是轻声地笑着。她们一向是用无缘无故的笑声来回答首长问话的。
　　一号兴奋地说：“别的不敢吹，我可以这么说，‘九四一’没有一匹不能上阵的马。行！真行！算我错看了你们。不知道通信科为什么到现在还不给你们请功。没关系，他们忘了。我和二号为你们请功，提到党委讨论。”
　　大家简直不敢相信一号的话。她们觉得，出国作战以来，一号对总机班不可能有什么好印象的。他几次在电话上大发脾气：“要你们这些电话兵干什么吃的！”可是，看样子首长是从心里在夸赞她们，不是随便说一说的。
    杨艳嘴快，她故意说，“我们班任务完成得不好，一号别讽刺人。”
　　一号说：“谁想找我这么讽刺他一下，我得考虑考虑咧，我这人可不是那么好说话的。”
　　“要是说我们任务完成得还可以，那也多亏了一号，是一号刮鼻子刮出来的。”
　　杨艳这话引得大家一起笑起来。
    “我是不是骂了你们什么难听话？我可不记得了。”一号连忙表示了抱歉。
    班长严莉说：“不！ 线路出了问题，首长在电话上讲几句气话，我们心里倒还好受一点。如果首长一句话不讲，扔下‘有线’，全用‘无线’去了，那我们才受不了呐。”
　　 一号嘿嘿地笑着说：“你们听听，到底是当班长的，同样几句话，说出来就不一样。”
　
    总机箱子上，放了路曼和肖群秀刚刚填写好的两张入党志愿书。一号拿起来看看，祝贺了她们。一号说：
    “听！红河沿岸炮还在响。你们能在炮声里。来填写入党志愿书，这是难得的。不比平时，谁在班里多扫了几次地，就算是过硬的条件，可以优先吸收入团入党。我晓得的，一个班就那么一两把笤帚，你早一点拿到了手，我就拿不到，不见得我的劳动观念就比你差。当然，抢着搞卫生总是个优点，我并不反对。”
　　 一号问严莉；“你们班；就是她们两个填了表吗？”
　　严莉说：“在国外，支部就发给了小陶入党志愿书，她一直拖着，没有填。”
　　“为什么？”一号问小陶。
    陶坷笑笑，总不作声。
　
    “小陶以前写过申请的。现在总说自己条件不够，愿意过一段时间再讲。”严莉替小陶回答。
    指导员说：“这次到前方来小陶是比较突出的，可是小陶总拿自己和刘毛妹烈士比。说既然刘毛妹都还没有能入党，那她就更……”
　　提起步话机员刘毛妹，一号首长立时现出了沉重的神色。他带着对于这位烈士深深的敬意说：
    “大家都向党委提意见，说应该追认刘毛妹同志为正式党员。我们当然希望能这样，可是，他生前没有向党组织表示过这种要求。无论他是出于什么考虑，我们总是应当尊重他个人的意愿。”　
    陶坷解释说，“这个情况我知道。我是想着，既然自己各方面差得太远，就是勉强入了党，一想起他，心里会觉得过不去的。我们党内缺少的是他这样的人。”
　
    一个战士，出于对自己更严格的要求，主动向党组织提出，宁肯先留在外面，这样的事情，在过去战争年代里倒是常见的。当初一号本人就曾经采取了这样的行动。本来满十八岁的时候就可以填表的，他主动推后了一年。那时候在部队里，大家都以刚够年龄就加入了组织为骄傲。一号虽然失去了这种骄傲，却从不感到遗憾。今天又看到有人这样，使这位有将近四十年党龄的老党员内心十分激动，感慨万端，觉得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我们已经有了三千多万在各种情况下吸收进来的党员之后，再吸收一个党员，正如在激荡的湖水里又注入一滴水。这一滴水，即或是很不洁净的，也不至于给湖水里增添更多的沉淀物了。可是，女电话兵陶坷并不因此宽容自己，她希望自己能成为一滴洁净的水。
　
    一号告诉连长，放总机班半天假，让她们下河去洗个澡。司令部在河里为女同志们划分出了一个地段。女电话兵们是迫切地需要洗涮洗唰了。出境作战以来，白天黑夜就是那么一身儿，又是雨又是汗，湿了干，干了湿。坐在一起，彼此闻得见的，除了和男同志们身上一样的酸臭，还多了一种男同志所没有的气味。
　
    六姐妹在河湾里找了一个僻静的地方，派人站上哨，轮流下河去洗。她们轻装很彻底，现在可怜了，没有替换的衣服。只好先把衣服和小东西全部洗出来，晒在草地上，然后洗头洗澡。完了，扯几片芭蕉叶铺着，坐下来梳拢着水淋淋的头发，等着衣服干。
    太阳就要落山了，六姐妹一字儿排开走回驻地。她们洗了个痛快，一个个头发蓬蓬松松，夕阳照耀下那红润的皮肤象是透亮似的。驻地生产队的妇女们抱着孩子站在路边上看，她们议论说：“九四一部队招女兵，怕尽是要挑长得好看的，不好看的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