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一次攻击——10月10日僧崇哨所

哈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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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兰詹·普拉沙德/著 汇苓/译
   
     第二天一早我就起床——10月10日——我从隐蔽所里爬出来，看看有什么动静。这是一个寒风刺骨的早晨。塔格拉山脊较高的山坡，被成片的阳光照亮了；但是我们在低处，当然还很暗；只有中午时分，我们山谷里的大片地方才有阳光。我看不见对面中国哨所有任何动静。好像那天早晨他们全都下山了，这是一个不祥之兆。
　　我在厨房为自己泡了一大杯茶，喝了之后，回到自己的“地堡”去盥洗。比吉已经起床，正对着安装在杜鹃花丛上的一面小镜子刮胡须。
　　大约在6点钟的时候，我们看见第二拉加普持联队的几股部队，沿着克节朗河南岸向上行军，向第三号桥走去，他们正在去“木桥”的途中，那里是他们的过河点。我对比吉说：“我敢跟你打赌，一旦他们开始过河，马上就被射击。”这只增加他的郁闷，所以我不再继续说下去。我不是在开玩笑：我从节骨眼里感到危险。
　　我盥洗完毕，正在犹豫不定，是不是匆匆洗个澡。这时，大约是上午9点钟，听到河谷对面密集的枪声。我们沿着陡坡向上跑，站到制高点上；但是未发现对面山坡上有任何的行动。枪声继续在响，既有自动步枪声，也有步枪声，间或还有迫击炮的连发射击。然后，在天空线下中国阵地的较高处，我们看见中国的野战炮，正从他们伪装的隐蔽处拉到外面来。仍然看不见僧崇的空旷地附近较低的山坡上有任何动静。我们争辩着，为了看得更清楚些，是否应该爬到更高的地方去。但是。爬了几个山坡之后，放弃丁这个打算：森林太密，无法看见。
　　中国人没有开火，但是我们清楚地看见川流不息的中国部队沿着天空山顶轮廓线向下移动。离这么远看，他们好象成行的蚂蚁爬下蚁冢。我们看见他们出现在不同的地方，至少有两三干人，当他们到达树林的边沿时，就看不见了。
　　达尔维发出一道“固守”的命令。我们看见我们的部队蹲在“围墙”中，隐藏在他们的武器后面。他们用武器作为隐蔽，从山谷对面较低的山坡就看不见他们。在这里，我们还看不见有任何行动，但是中国部队一定在黎明前就坚守在阵地上。
　　我预计中国可能随时过河来袭击，但是他们从未这样做。在大约半小时以后，枪声开始渐惭地消失；然后是完全的寂静。这是出人意料的：在那次激战中，僧崇的部队在二、二十分钟之内，弹药就用完了——我们在各处的战斗潜力都是如此。
　　同时，达尔维收到僧崇通过第九旁遮普联队指挥哨所发来的电报。无线电的初步报告说，受到了大约600中国人的沉重打击。我们得知，第一次冲击被打退了，使敌人遭受“重大的伤亡”；但是后来的攻击来自不同的方向，并有迫击炮和重机枪的掩护。然后，乔杜里发来呼吁电，要求从我们的主阵地给予机枪和迫击炮的支援。
　　关于如何对待要求支援的呼吁，是应该稍加说明的：战后调查委员会成立之后，对此曾有许多指责。所以，我必须说明，达尔维对于呼吁要求机枪支援，是不便作出反应的。
　　达尔维的驻地是山谷的上坡，在第四号桥，显然从那里他能够看见当时的某些作战情况。米斯拉中校已经转达了僧崇哨所关于支援火力的要求，并且加上他自己的紧急要求。甚至部署在第四号桥周围地区的武装部队，也恳求达尔维批准他们开火；显然达尔维觉得，就他所负的责任来说，是不能发布这种命令的。
　　我可以保证，用我们沿河一线的武器，绝对没有支持僧崇的可能。如果从我们的驻地开火，只能是一种感情上的姿态，而不是战术上有利的行动。这首先是因为僧崇哨所远在左边，高高地在我们的上面，直线距离有1500多码，没有看得清的目标。我们的武器安装位置，不是瞄准山上的，机枪手和迫击炮手都未进行过定位或其他预备措施；而且他们只有有限的弹药供应。无论如何，向对面上坡漫无目标地进行射击，是毫无意义的，是达不到任何战术目的的，相反很可能促使中国决定沿河向我们暴露的阵地开炮。达尔维决定不从河岸阵地开火是有充分理由的。
　　直到那天很晚的时候，在考尔和我已经离开扯冬之后，僧崇的幸存者开始慢慢地走回来；也只有到那时，关于这次行动的一个比较完全的景象，才能描绘出来。
　　看来，情况是这样。乔杜里少校在10月9-10日的夜间，发现有大批部队朝着他的哨所走来的迹象，他就派一个班到远处的山坡上，进入一个隐蔽的阵地，从那里可向他的哨所发出纵射火力。中国人显然没有觉察到这一诡计，所以当他们在10日黎明攻击僧崇时，他们遭到轻机枪交叉火力的射击，遭受严重的伤亡。(据他们自己宣布，他们有一百人死亡，但我对这个数字是有怀疑的。他们可能是加以夸大，以便通过他们的宣传网，把这一事件作为宣战的理由。)
　　不论确切的数字是多少，这一仗肯定是出其不意的；但是他们很快重整队伍，并并从不同的方向攻击旁遮普联队的两个阵地。因为旁遮普联队的两个阵地的守军弹药用完了，战斗只能结束了。此后，由于印军完全失去了抵抗力，中国人就可以为所欲为了。然而，应该公平地给他们以评价，实际上他们未用刺刀向我们无能为力的部队冲击，也没有不分青红皂白的任意乱杀。按照生还者的叙述，他们允许战败的驻军光荣地撤退，并且带回他们的武器和死者。旁遮普联队的士兵死亡6人，受伤11人，连长乔杜里少校本人也是伤员之一。他甚至在重伤的情况下，还继续鼓励他的部队，并且指挥他们战斗，直到他们的子弹打光为止。
　　虽然当时我们不知道那次战斗的全部细节，但是无可怀疑，中国人是严肃认真的，比吉脸上表现不知所措的样子，显然不能相信，一场小型战争已经在他的眼前点燃起来了。因为，肉眼可以看得见，越来越多的中国部队沿塔格拉山坡向下调动；最后比吉接受了这一事实，即如果我们企图越过事实上的边界——克节朗河，至少在这条战线上，敌人将会作出强烈的反应。
　　在射击停止之后不多久，达尔维离开他的第四号桥的指挥哨所来见我们。他问我，究竟我们是否应该停止派遣第二拉加普特联队过河并且爬上塔格拉山脊的计划。当我转问比吉的时候，他同意，应该撤消这一行动，而且说：“此事由达尔维处理，我要同你讨论问题”。
　　我应特别提到这一点，因为有人有意损害考尔将军的名誉，暗示说，气球刚上去，情况一紧张，他马上就把战斗任务移交达尔维而推卸自己的责任。这是不公平的：在许多问题上，很多的罪责可以推到比吉身上，但是不能说，在危机关头他向后逃跑。事实是，有一个小时左右，他真的吓得目瞪口呆，思想紊乱了。德里所提出的关于中国的和平意图的理论，考尔(如同德里的其他人)不仅接受了，而且热心支持；所有这些珍贵的理论都在他的眼前突然被抛到九霄云外了。
　　比吉继续不断地说，他们必须重新考虑这个问题。现在他亲自看见了中国在塔格拉山坡建立的军事力量。他们仍然在那里，不再掩盖他们的行动，他们从高山上川流不息地奔下山来。
　　达尔维和我趁机向考尔做工作，说明他现在有必要径直赶回德里，去见当权的要人，向他们汇报克节朗河上双方力量对比悬殊的真实情况。当时，这一点是明显的，那天上午，中国人不会过河进攻：随着我们的僧崇哨所撤退到河岸线，引起那次遭遇战的近因已成过去。所以比吉没有必要坚持留在那里了。他犹豫了片刻，然后接受了我们的建议；他和他的参谋立即回去。他向东部军区发回一份长电，描述所发生的情况，并且要求批准他立即飞回德里，向陆军总部和印度政府汇报“新的突然发生的严重情况”。
　　这时候，我又向比吉恳切地说，有必要把部队从暴露的沿河岸阵地撤到哈东山脊。我说，不能排除在今后几天内，中国人向我们全面进攻的可能性。现在我们已经看见了他们的兵力，并且断定了他们的意向。沿克节朗河的阵地是暴露的、易受攻击的；我们能以固守而防止进攻的唯一希望是占据更高的具有战术有利地位的阵地。曾有一度我几乎说服了他，命令部队撤回到哈东山口，但是最后他又反对这一设想。他说：“我无权发布这种后撤的命令，我将回德里试图说服陆军总部下令，撤到我们后面的高地。然而，目前我要做的是由我自己承担作出书面决定的责任。我知道你对此有多么强烈的反感，因此我将给你一个坚守阵地的书面命令。”
　　那是比吉典型的作风。他坐在一块岩石上，在一个电报本上写了一道命令，大意是第七旅将继续固守现在的沿克节朗河的阵地，以待进一步的命令。然后，我们在阿萨姆步枪队的“免费食堂”匆匆吃了饭，并且卷起了我们的毯子。
　　最初，我本来决定继续留在扯冬哨所，直到比吉抵达提斯浦尔，那时我才回吉米塘我的“战术指挥部”。然而，比吉坚持我和他同行，一直回到伦坡，因为他有很多事要在路上和我讨论。这样，集合了我们的随行人员，将近中午以前，准备就绪，便动身去第一号桥。
　　在动身之前，比吉、达尔维和我又举行了一次短促的会议，对敌人的兵力和可能的意图，准确地作出我们共同的估计，是为了向德里反映情况，使今后对此不会再有怀疑。我们一致同意：
　　中国在塔格拉前沿山坡上的兵力不少于一个营，这个师的其余部分可能紧跟在后面；我方如果再采取渡过克节朗河的任何行动，中国定会作出强烈的反应。此外，如果他们作出反应，他们以后的军事行动不一定限于克节朗河一线；第七旅在战术上和供应上都处于最危险的地位，必须不加迟延地把它从暴露的沿河线上解脱出来。
　　结果，在比吉的随员中，只有拉加瓦德同我们走回来。自从上次长途跋涉以后，卡·卡·辛格的身体还没有恢复过来，他要求再休息一两天，使体质强健一些；我们竟然没有想起奈尔，他一定躺在色基姆和扯冬之间的某地；我那可怜的二号参谋纳林德尔患肺水肿卧床不起，正等待后撤(他在病愈恢复以后，后来参加第四军军部工作)。其余同行的人员还有我的副官哈里·普拉卡希上尉和两个青年参谋。
　　刚过上午11时，我们离开扯冬哨所，大约在下午3点钟到了第一号桥。比吉为了赶路，不愿意在第一号桥停下稍事休息，因为那里天黑得很早。所以，我们不等吃晚饭就动身爬山到哈东山口去。
　　比吉告诉我，他感觉身体颇好，但是我还是坚持让脚夫轮流背他。这样的安排证明是恰当的，因为我们刚爬了还不到几百英尺，他就说呼吸越来越困难了。当夜幕降临的时候，与之俱来的是印度—西藏高地的秋寒，比吉情况不好，呼吸非常吃力。我们每隔15分钟左右就停下来，让他从氧气筒里吸两分钟的氧，使他精力略微恢复，我们再开始爬山。
　　大概到晚上8点钟时，在我们去哈东山口约一半路的途中，到达一个放牧人的小茅屋，比吉开始说，他的胸部疼痛．呼吸极端困难。他进到小茅屋的隐蔽处就倒下了，说他必须休息一会，才能继续前进。我为他非常担心，并派我的副官哈里·普拉卡希回到第一号桥营地去请军医。
　　大概到夜间11点钟，普拉卡希同医生一道来了。比吉仍在挣扎着，呼吸困难，并且不断地吸氧。医生用听诊器仔细检查之后，坚决地建议立即抬他下到较低的高地去。听起来情况很不好，同时我意识到，把他背回到第一号桥，就意味着有相当一段时间得不到专家的医疗照顾。于是我同比吉商量，他也同意了，最好由我们在当夜把他背过哈东山口，送到色甚姆，那里有一架直升飞机，正在等候他，这样从色基姆飞出去。
　　比吉要求多休息一会再动身。医生给他打了镇静剂，他时醒时睡地大约休息了三、四小时，而我们在茅屋里披上毯子，大家挤成一团，照顾着他。大概到了半夜三点钟，天还没见亮，我们就把他背起来，又开始爬山了。
　　我回忆起来，就像是一次恶梦般的旅行，在漆黑的夜间，我们每走几百码就停下来给比吉输氧。他是明显地在极度的痛苦之中，但是不叫苦。幸好，我们一过了山口，刚开始下山，他就觉得好多了。事实上，稍微过了一会，他就坚持要自己走路；于是我们把他放下来，尽我们的力量扶着他下山
　　11日上午11点钟，我们蹒跚地走到色基姆的机场。一架贝尔型直升飞机在等候他，他要立即起飞去提斯捕尔。我想，他如果不撤离，再过一两小时又会垮下来。在他离去之后，我从色基姆下山，抄近路到了吉米塘。
　　那天的其余时间，我在吉米塘度过。我估计前线上另一危机地点，主要是棒山口的形势。如前所述，我很担心达旺的安全，我要了解卡·辛格旅长是如何用他的特别旅来应付局势的。最后我决定自己去棒山口视察。
　　12日我乘直升飞机到了棒山口。哨所就设在山口，由阿萨姆步枪队驻守。但是卡·辛格从第一锡克联队派了一个连支援他们；他们驻在山口以内大约一英里的地方。
　　我爬上一个合适的观察点，从那里清楚地看到中国的所，像星罗棋布似的，遍布于西藏高原向北延伸的广大平原上。平原覆益着一层大约三到四英寸厚的雪，但是，很明显，中国人可以毫无阻碍的驾车穿过平坦的地面直到棒山口。我们可以远远地看见车辆向勒村行驶。哨所指挥官告诉我，前几天，车辆活动频繁，中国部队明显地在集结。因为有相当一段距离，大约一英里左右，把双方的阵地隔开了，在这一前线还没有发生什么事件。
　　山口本身是宽的，通过山口的路是相当平坦的。车辆很容易源源通过这一隘口，可以毫不费力地开往达旺。如果中国人用强大的兵力向这一战线进攻，他们可能在几个小时内就突破此线。锡克联队带来几挺中型机枪，但是弹药有限——也是大约只够战斗半小时。这一切都非常令人焦心。
　　下午我回到吉米塘。那时报纸和广播都已发表了在僧崇发生小规模战斗的报道。我从师部听说，他们都未描述局势的真正严重性，也不描述我们的部队沿克节朗河排成一行所处的危境。
　　同时，在当晚我听到广播说，尼赫鲁先生为了应酬一个不太重要的约会按期去访问锡兰（现称斯里兰卡）在途中尼赫鲁先生公开宣布，他已经命令印度军队“把中国人赶出去”！
　　这一声明，就像用一个大棒猛击了我。我很难相信任何负责任的人，更不用说一位享有国际声誉的政治家，竟能公开发表这样一种不负责任的军事行动宣言。不论他想达到另外的什么目的，尼赫鲁的声明如此公布出去，一个肯定的后果，将是我们的秘密计划被泄露了，因而危及我们前线部队的安全。
　　这一宣言的军事含意和中国可能作出的反应是明显可知的，至少对于在前线上的我们这些人是如此。既然尼赫鲁已经宣布他要发动进攻的意图，那么中国人就不会坐以待攻了。这对所有的人都应该是根治楚的：中国人在高高的塔格拉山脊上很好地建立了坚固的基地，他们由此基地出发，可以很容易地摧毁在克节朗河和娘江河谷的第七旅，然后直取达旺，一直挺进到达旺河。
　　关于10月10日在克节朗河完全失去防守能力的军事局势，是如何造成的，以及这一事件的确切后果，一直是众说纷坛，甚至以讹传讹。在此，我不惜冒昧重复，愿将有关我们沿克节朗河的部署及事态发展的实际情况，写一概要：
　　10月4日军区司令森将军断然下了一道命令给我，要调动第七旅去克节朗河一线。我抵制这一命令而只派出侦察部队；理由是，第七旅的主力部队在未得到最低限度的后勤支援以前，不能进行作战的部署。此外，我曾希望能够说服新军长考尔将军，第七旅不应派到克节朗河前方去。
　　然而，考尔刚一到来，就鲁莽地直接下命令给旅参谋长卡尔班达少校，要调动全旅前往克节朗河——既没有通知，也没有征得旅长或者作为师长的我的同意。
　　尽管我曾向更高当局促出建议，不要越过扯冬，不要用延长我们建立哨所线的办法，去扩大我们的领土要求，但是我却奉命要提交一个进攻塔格拉的计划。虽然我确实制作了这样一个计划，但是我也明确表示过，以我师当时所具有的后勤资源，是不可能发动这种进攻的。不仅如此，我们一再明确地指出，这类进攻的尝试，会带来深远的后果。我们，是指达尔维、乌姆拉奥、辛格将军和我本人——甚至还有考尔。他在10月6日发出的密电和以后的文电中，也指出过。
　　看来，考尔已经接到命令，最迟到10月10日，要向塔格拉发动进攻：所以他采取了行动，调派一个营去僧崇。甚至在10月10日发生小现模战斗之后，考尔还不同意解救第七旅，或者让它调回到一个合理的有战术价值的阵地。当时经过各种设想和考虑，都要求必须立即这样做。
　　考尔自称，他仅仅执行了在他来此以前已经制定好的计划；他即使有意，也无法阻止第九旁遮普联队的一个排去占领僧崇。这是不正确的。
　　到僧崇去建立一个哨所的责任，完全在考尔。在我以前送交军区司令的计划中，已经十分明确地说明，这一作战行动是我师人力物力所不能完成的。在那些计划中，没有调第七旅到克节朗河的建议，也未建议派遣任何部队去占领僧崇。
　　现在我们所能够做的，就是希望军长在陆军总部能占上风，说服他们，他们所想象的作战计划，没有相当大的后勤支援，实际上是不可能实现的。同时，我开始检查我的指挥系统，因为很清楚，虽然娘江河谷在战术上仍受达尔维的指挥，但由于他坐镇克节朗河前线，已经无力控制娘江河谷的军事行动了。我正期待着第四近卫军联队(原来是作为第九廓尔喀联队的接防部队)随时能够到来——并且期待其他部队也可能来。于是，我着手把第四师的防区分成三个分区。
　　达旺一线保留原状，由卡·辛格(连同他的第四炮兵旅部)负责保卫棒山口的进路和达旺的防御。在左翼，我计划从第七旅接过第一号桥和第二号桥；留给达尔维的是指挥克节朗河一线，从西部的章勒到第三号桥。
　　我把第一号桥、第二号桥和娘江河谷入口地区作为一个单独的防区，直接受吉米塘师部管辖。我发出命令叫第四近卫军联队到达之后，去接防第九旁遮普联队的第一号桥和第二号桥，让后者参加在扯冬的第七号桥防区。伦按和哈东山口划入中部防区，在师部的指挥之下。
　　我把通讯队的第二号指挥拉姆·辛格少校召来，并指示他向他的指挥官迪瓦里中校(他在提斯浦尔我的后方指挥部)发一电报，教他飞到克节朗河和娘江河地区。他的任务是作一次通信联络部署的侦察，以便把我的前线部队按计划加以分区整编。(迪瓦里刚刚完成克节朗河谷的侦察，正在归论中，发生了意外，打断丁他的使命，而且他被中国人俘虏了。)

cpcliusi

[这个贴子最后由cpcliusi在 2005/07/08 03:28pm 第 1 次编辑]

94年出版了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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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军虽有参加二次大战的历史,却只是服从英国人的命令卖命而已,不是由印度人自己指挥,缺乏指挥大兵团作战的经验.所以与中国对阵时,高级军官们(还要加上那个尼赫鲁)制订的野心勃勃的军事计划是依据政治需要而不是军事实力.一旦遭遇中国军事抵抗,军官团就一团糟,各种矛盾的意见和命令层出不穷,指挥效率低下.论基层士兵的战斗力,两军都差不多;论步兵武器,中国的稍好一些(历次边境战争中唯一占有优势的一次);论军官指挥,中国是远高于印度,所以战斗形式一边倒.高明的指挥艺术能使部队战斗力在不增加人数和武器的情况下提升1/3左右.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啊.指挥中印战争的好象是张国华吧,以前不太出名的战将(至少不在那些耳熟能详的那些元帅大将之列)?不过一员偏将都能把印度打惨,那些元帅大将出马的话还不饮马印度洋啊.

cpcliusi

真正的决策指挥者还是太祖、相国和几位老帅，尤其是刘伯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