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线轶事（上）

sywxt

              一
    有线电连由于多了六名女电话兵，显得格外有生气，无形中强化了连队的生活基调
    一讲要缩减部队编制，往往首先想到的就是女同志们。如果人们到九四一部队去，了解一下有线通信连女子总机班的情况，就会感觉到，把穿裙服的看作是天然的“缩减”对象，这种看法至少是过于狭隘了。
    九四一部队女子总机班一共是六名战士，人们称为六姐妹。作为连队里一个正正规规的建制班，她们完全适应了从早到晚整齐划一的紧张生活。适应了随时随地面对各种严格的要求，适应了多少条成文不成文的纪律规定。当然，要把家庭带来的各种各样的习惯统一到领章帽徽下面来，要把平均年龄二十岁的一群女孩子的心收拢来，是要有一个过程的。女兵班刚刚编起来那段时间，没有让连里干部少伤脑筋。比如说，其中有几个总是嘴不闲着，坐在床上吃葵花子，从窗户里吐皮儿出去。男兵送了她们一个外号，叫“五香嘴儿”。给人起外号是一种不良倾向，连里批评了他们。不过，自从叫出了这个外号，女兵班窗户里再没有葵花子皮儿飞出来了。又比如另一位女战士，在幼儿园就是个爱哭出了名的。老师说她眼窝太浅，存不住泪水。现在穿上了正二号女军服，还是照常爱哭。芝麻大的一点事儿，绝对用不着哭的，她可以大哭一场。一次，正要出发去野外训练，她忽然抹起眼泪来了。为了什么事情？天晓得。连长见她没完没了的哭，在她面前放了一个小板凳说：“你坐下慢慢哭，哭够了我们再去训练。”她倒不哭了，仰起头，站到队列里去了。可见泪水要存是存得住的，不在乎眼窝是深是浅。
    照部队规定，当战士的是不准谈“个人问题”的。这一条历来很明确，没有任何含糊的余地。干部常在队前讲话说：
    “有空余时间，你宁肯去看看蚂蚁搬家，也别往那一方面去动心思。动也白动。”
　
    令行禁止，应该说是没有问题的。不过，服兵役的年龄，正是怀着大胆的幻想，而又战战兢兢开始去探索“个人问题”的年龄。如同鸡雏儿要冲破蛋壳，天数足了，怎么能阻止得了呢？总机班就曾经有人想要试试，能不能在严守秘密的前提下，比别人先走一步。指导员在全连同志面前严厉批评了这件事。他只讲是：“个别同志”，没有点出名字来。这位“个别同志”在知青点的时候，和一位男同学一起担任看守甘蔗田的任务。他们搭了一个很高很高的草棚，坐在上边向四外了望。甘蔗林仿佛是一片波涛汹涌的湖水，那草棚正如一只随波逐流的小船。那些日子里，给她留下了多少值得回味的记忆呵！片片断断的，正象是一节节熟透的甘蔗。她应征入伍了，约定了要常写信。谁知对方来信太勤，她觉得不大好，让他不要总用一种信封。落款地址也要变换着，让人看见不是一个人写来的。这一下弄巧成拙，信封和寄信地址虽然变换不定，可是信上的邮戳始终没有变。指导员找她谈话了，说个人之间通信是宪法保护的，别人无权过问。问题是信件的内容超没有超出一般范围，这就全靠自觉了。组织上没有把有关规定讲清楚，那是组织的责任。三令五申讲了，偏偏还要违反，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此后，那种神秘的书信就完全断绝了。这件事情，给了女兵班全体战士一个明确的警告，她们私下里议论说：
　
    “算了，趁早别去找那个麻烦。要么等脱了军装再讲，要么穿上了皮鞋再考虑。”
　
    脱了军装再讲，显然是说等到复员以后。穿上了皮鞋再考虑，这个话恐怕外界的人就不明白了。部队规定，战士只准穿胶鞋、布鞋、塑料凉鞋，提升了干部才准穿皮鞋。这就是说，在没有取得穿皮鞋的自由之前，“个人间题”只能是明智地放到一边去。
    九四一部队医院和业余文艺宣传队，也都有部分女兵。因为工作上无法分开，男女同志之间接触很平常。连队里就不是这样了。工作，训练、学习、课外活动，女兵班总是自成格局，几乎和其它班排没有什么联系。尽管如此，男兵们随时都意识到了六名女电话兵的存在。明显的尽他们很注重服装整洁，再热的天，不打赤膊。还有些细微的情形，表面上不大容易察觉。编到这个连里来的兵，活泼的更见活泼，庄重的越发要显示自己的庄重。有线电连和无线电连赛篮球，本来实力差着一大截，可是运动员们一个比一个要强，总是全场人盯人，一拼到底。拼下来看，输也输不了几分。他们倒不是一定要和无线电连争个高低，明知是拼不赢人家的。主要是谁也不甘心在本连留下一种过于窝囊的印象。总之可以这样说，有线电连由于多了六名女电话兵，显得格外有生气，无形中强化了连队生活的基调。象是电话线路上加了“增音”，音量扩大了好多倍。
    无论从哪一方面看，女兵班在全连都算是靠前的。理论考核不用讲，电工学，电话学，难不住这六名高中生。内务卫生是女同志的擅长，队列也满象一回事的。劳动种菜又不比男兵差劲，在知青点打下了底子，两大桶粪，挑起来颤颤悠悠的在田埂上走。就说训练吧，五百公尺的放收线，不敢说速度上能和男兵打平手，可是论起收线的均匀、紧密、垂直和平整，女兵班要更符合教范的要求。军区召开的有线电全程协作经验交流大会，邀请女子总机班作过表演的。不过，假如你和有线连的男同志谈论起女兵班来，他们往往是笑一笑，颇有点不便评论的样子。说自己心服口服，他们不乐意，说不服气吧，多不合适，只好笑笑。还是有个别嘴快的，忍不住说：
     “女同志嘛！ 电话上声音绵绵的，口齿又清楚，谁不欢迎。等打起仗来再看吧！”
              二
    我们为什么要送孩子到部队上，就为的让他们穿起军服，神气活现地去照相，四吋六吋去放大吗？
    一九七九年二月十七日凌晨，对越南的自卫还击作战打响了。九四一部队也奉命完成了一级战备，随时可以开前线。
    中国政府公开向世界宣布，这次还击从时间到作战地域都是有限的，中国无意占领越南一寸土地。一次惩罚性的有限战争，不过是在古往今来战争史的长河中，归入一支小小的细流。但这是一次震动了世界的，具有一定程度的现代化的战争。在中越人民友好往来的历史乐谱上，这只是一个小小的插曲。不过，两国军队在面对面的严重时刻，只能是借用对方的语言，大吼“缴枪不杀”！
    女子总机班听到了“露透社”的消息，说上级已经决定不让她们上前线去。大家急了，吵吵嚷嚷要去问连长，凭什么不让去。班长严莉不主张去问。她说，到目前为止，并没有谁正式宣布，说不让去，是小道透露出来的。连里要问，怎么会知道不让你们去的呢？倒还不好回答。不管他的，反正女兵班向党支部送了决心书，先抓紧轻装准备。万一真是那么决定的，到时候再去闹也不迟。这个意见得到了一致的赞同，都说，还是班长有主意。
    其它班排都去理发，一律推了光头，为的是头部受伤便于救治。女兵班有的人主张照男兵办理，也推光头。有人觉得那样未免太出洋相。原来她们多数留的是两个小鬏鬏，用猴皮筋扎着，一晃脑袋，象两把刷子在肩膀上摩挲着。她们上街，每人花了两角钱，变了一个样子回来，都剪成了“运动头”。以后早上起来，岔开五指梳拢几下就完事，连猴皮筋也用不着了。
    连排长们到各班检查轻装情况。女兵班轻装很彻底，干部都表示满意。连长是结了婚的人，知道的多些。他清了清嗓子，郑重其事地向女兵班指出：
    “该轻的轻，该带的还是要带。象纸呀什么的，可以多带一点，要用的时候没有，到哪儿找去！小镜子那些，能不带就不带了。”
　　干部们一走，六姐妹高兴得一个个拍着手跳。既然这么认真地检查了她们的轻装情况，说明不让女兵班上前方的话，纯粹是谣言。
　　很快就要上火线了，总机班的女战士在想些什么呢？她们先是在自己心里搁着，交谈起来才知道，原来大家想的全都一样。用一个字说，死！至于各人将会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完成一死，谁都没有作过具体的设想。只有一点是十分明确的，谁都不想还可以活着回来。人们也许觉得这是不是太丧气了。在部队里，谁也不会笑话谁的。大家都没有打过仗，没有打过仗的人，往往首先肯定的就是自己要牺牲。虽然如此，她们在谈论这个问题的时候，神情都是那么自然，语调是那么平静，随随便便，连说带笑的。
    班里有几个人，家在本省，她们要求挂个电话，对妈妈讲一声。虽说已经是一名军人了，有话还是找妈妈，而不是找爸爸讲。她们很自觉，电话不长，大致是这样的：
    “喂！妈！我们要外出执行任务了。”
　　“噢！我已经想到了，看报上的动向，知道部队可能要出去。你们哪天出发呢？”
　　“不知道，在等命令。”
　　“好！到前边要服从命令听指挥，一定要保证电话通畅，不要象在家里，胆小害怕可要不得，那么多首长和同志，又不是你一个人。你能立功更好，怕不是每个人都有那种机会的。至少你可不能让我和你爸爸脸上挂不住。你记住了没有？”
　　“记住了。”
　　“到时候你得机灵点，听着炮弹的响声。人家说，从头上飞过去的炮弹，和冲着你落下来的，响声不一样……”
　　“妈！你别罗晾，不能老占着线。”
　　“你等等，还有……”
　　妈妈的声音开始发额，耳机里传来极力克制着的抽泣。随后，一点声音也听不到了，显然是妈妈把送活器捂起来了。
　　“喂，喂！妈妈!你看你，你还有什么话说没有，没有就挂了吧！”
　　“好吧!我和你爸不能去送你了。等完成任务回来，赶忙先来个信。”
　　和妈妈通过了话，几个人一交换情况，禁不住笑了。这几位妈妈岗位不同，互不相识，却象是用了一份统一的电话稿，她们的话几乎一句也不差。几位妈妈无一例外，都在电话上哭出了声。要不怎么是妈妈呢？
　　只有陶坷没有给妈妈挂“长途”。小陶的妈妈劳动改造八年，把身体彻底改造垮了，放出来直接就进了医院。最近刚刚出院，还在全休，说定了这一两天到部队来看望女儿。所以小陶用不着打电话了。
　　第二天，小陶的母亲果然来了。她带来一大包麻辣胡豆，这是女儿最喜欢吃的。来队亲属带的吃食，向来都是当众公开的，谁赶上有谁的份儿。总机班的姑娘们一起围上去，抓一把麻辣胡豆吃着，和母亲说呀笑的。小陶不作声，在一边待着。指导员对母亲说：
　　“你看，好象这一大群都且你的亲生女儿，只有小陶是一个外人。”
　　小陶就是这样，喜爱沉默。她高兴起来，什么都忘了。一张粉团团的胎儿，稚气地笑着，并不言语。她常常一个人静静地待在一边，细长的眼睛稍稍眯缝着，久久地遥望天边。她在追寻着什么?她在探求着什么?她在迎接什么?这时候那张粉团团的脸就变得十分严正，十分深沉，似乎还流露出几分怒气。开始，同班战友们不了解她的习性，响哨咕咕议论她说：“就象是谁借了她米还了糠。”
　　谈起“九四一”的行动，小陶妈妈问连长：
　　“现在领导上怎么说，是不是已经定了总机班全体到前边去?”
　　连长说，“问题不大。”
　　女电话兵一起嚷叫起来：“什么叫问题不大，定就是定了，没定就是没定。”
　　“反正我们心里有数，让去也要去，不让去也要去。”
　　“要上就是全班上去，少了一个也不干。”
　
　　母亲笑了，说：“你们先别吹，要不是我这个军属大妈替你们说话，准不准许你们上去还真是难说哩。”
　　前天，九四一部队的几位领导同志到省城去参加作战会议，抽空去看望了陶坷的妈妈曾方同志。谈到对女子总机班，通信部门有几种方案。
　　第一种是让她们全体上去锻炼锻炼。第二种是全不上去。第三种是挑选几个身体好的去，其余有几个干部子女，体质较差，就留守了。
　　曾方问：“照第三种方案，留守的人里是不是包括陶坷在内？”
　　回答说小陶是其中之一。又向她解释说，这并不是专门照顾干部子女。反正后方需要留人守总机的，连里的猪也得有人看，谁体力差就留下谁。
　
　　曾方说：“现在的事情就是这样，不准请客，照样请，说不是请客，是加菜。不准走后门，照样走，说不是后门，是前门儿。该有什么手续办下来了，该有什么图章盖上去了。不让陶坷她们到前边去，还怕找不出几条现成的理由？”
　　这么一说，大家都笑起来。
　
　　曾方又说：“我看第一种考虑是正确的，后两种方案恐怕欠妥当。当然，部队的事用不着征求我的意见。不过我也有一点发言权的，至少我那一个不能留下来。我们为什么要送孩子到部队上，就是为的让她们穿起军服，神气活现地去照相，四吋六吋去放大吗？现在要打仗了，把这一个战士拉下来，让另一个战士顶上去，想都不应该这样想的。哪一个战士不是人生父母养的！真的这样，等欢迎部队凯旋归来的时候，我心里会是什么滋味？你们得站在我的地位，替我想一想！”
　　这位老同志态度是那么诚恳，她的意见无疑是对的。“九四一”的几个干部都说，有必要确定一条原则，干部子女原来在什么位置上，作战期间还应当在什么位置上，不得以任何理由向后方调动。
              三
    等过了若干年，向后辈儿孙们讲起这些事情来，你会感到很难使他们完全理解。
　　小陶妈妈不愿意住招待所，在连里住下了。严莉告诉小陶，晚班不用上机，陪妈妈睡，和妈妈说说话。等屋里只剩了母女二人，曾方才有时间上下打量着小陶。拉住了女儿的手，问长问短。小陶一边搭话，不好意思地抽回了手，女儿大了。
　　妈妈说；“我原讲是来看看你，现在是送你上前方了。”
　　“我本来想打个电话，让你别来了。还是想见见妈，就没有打。”
　
　　“要是姥姥能和我一起来送你，你就该高兴了。她上了年纪，怕路上不方便，我没有让她来。”妈妈似乎是带了一些妒意说：“陶坷！你承认不承认，你喜欢我，不及喜欢姥姥的三分之一。”
　　“妈！瞧你，又来这一套了。”
　
　　在妈妈和妈妈的妈妈之间，很难说小陶跟谁更亲近。她在外祖母身边比在母亲身边的时间还要长些，无形中对外祖母更熟些，这是事实。
　
　　我们现在讲，对某些事情不必说长道短，留给后代去作出评价好了。这是可以的。不过，等过了若干年，向后辈儿孙们讲起这些事情来，你会感到很难使他们完全理解。不知要以几位数字计算的那么多于部，阴阳头一剃，成了“牛鬼蛇神”。有的人还可以说是让抓住了几条什么。曾方是毕业于太行山抗日中学的一个农家女，历史清白无瑕。她既没有在高呼口号的时候精神不集中，喊错了什么话，又没有在旧报纸上随意写画，不提防墨水渗过去，弄脏了背面的照片。可是，查出了她丈夫一九五九年在病故前不久曾经攻击过“小土群”，和彭德怀的言论很相似。丈夫死了，便宜了他，妻子不能再白白放过去。于是曾方进了“牛棚”。随后被转送监狱进行劳改，一改就是八年---整整是抗日战争所耗用的时间。以后放出来又挂了三年---够进行一次解放战争的。曾方有思想准备，进“牛棚”前写了信给母亲，请老人来把七岁的外孙女儿接到农村去了。
　
　　小陶初次见到姥姥有些害怕。城里的孩子，没有接触过农村装束的老年妇女，她看着姥姥很象小人书上的“狼婆婆”。现在妈妈顾不得她了，不跟“狼婆婆”走，到哪里去呢！
　　公社起先不知道情况，以后外调回来，立即宣布撤销了这位老人贫协委员的资格，让她交待和女儿女婿的关系。外孙女儿原来是有临时口粮的，也宣布取消。
　
　　取消口粮，姥姥倒也没有当一回事。就是不取消，反正也别想能拿回一粒粮食来。公社通知说，因为两年大旱，田里无收，返销粮也早完了，今冬的问题由社员自行解决。外出找生活，可以给出证明。连年旱灾害苦了群众，同时也搭救了另外一些人。这样，可以顺手把造成大面积饥荒的罪过完全推给老天爷，他们则仍然可以心安理得，也仍然悟不出一个极为简单的道理---革命高调不能当饭吃。
　　一天，姥姥用白布口袋装了一个饭盒，一双筷子，拿给陶坷，打发她和队里一些半大孩子一同出门。小外孙女儿楞住了，迷惑不解地望着老人，她问：
　　“姥姥！我们现在不是在新社会吗？”
　　一个似懂事不懂事的孩子，她还没有学会掩饰自己的内心活动，她天真地向外祖母提出了一个相当尖锐的问题。换了别人，也许根本不回答孩子这样的问题，只是喝叫她不要胡说。姥姥觉得应该对外孙女把话讲清楚，尽管这话是很难讲清楚的。老人顺理着外孙女儿的头发说：
　　“孩子！姥姥怎么跟你讲呢？要说我们不是新社会，不对！要说新社会就是如今这样子的，也不对。新也罢旧也罢，肚子饿得咕噜咕噜那种滋味是一样的。这就得要你挺着些了，姥姥就是这么挺过来的。这也有好处，让你知道知道什么叫作没饭吃。那年你烧破了衣服，你妈骂你说：‘再这么胡闹，没有你的饭吃。’你说：‘没饭吃我吃包子。’孩子！不过你也不用总那么愁眉苦脸的，该高兴还是高兴。眼面前的事情，你全当是闹着玩的，不是当真的。不怕的，这阵子风就要刮过去了。你去吧，姥姥等着你回来。你们沿着铁路走，听见火车响，早点靠边等等。”
　　陶坷和一群小伙伴们上路了，结成了一支长长的队伍。树枝上的小鸟唧唧啾啾欢乐地叫着。它们看见，和它们很熟识的这群孩子，沿着铁路只管往前去，越走越远了……
　
　　孩子们来到一个疗养地，看见一所庭院的铁栏杆里边，有一位白头发的解放军坐在躺椅上晒太阳。这是一位将军，不过当地人只知道他是一个养病的老头。其实，将军本来没有多大的病，林彪把持军委期间，不明不白地叫他靠边疗养。林彪完了，他可以出去工作了。不想，住疗养院几年，真地住出了几样要紧的病来，只好仍然留在这里。将军无可抱怨，在他这一茬穿军装的“老家伙”里，他算是够幸运的了。
　
　　陶坷隔着栏杆，远远向将军伸出一支干瘦的小手。这样的事将军经过得多了，他知道这小姑娘要什么。他一面在衣袋里翻找零钱和粮票，一面问小姑娘叫什么，哪里人。小姑娘低着头，始终不说话。将军又问她：　
　　“你怎么不在家好好上学搞生产，自己跑来？”
　　“我有证明。”小姑娘终于开口了。
　　小姑娘掏出皱皱巴巴的一张纸，将军接过来看，上面写着：
　　兹有我队社员陶坷(女)因事外出，望沿途有关单位放行为荷。此致文化大革命战斗敬礼……
　
　　一两行字，将军反复在读。从二万五千里长征到抗美援朝，几次战争都在这位老战士身上留下了纪念。他抖抖索索看着那封证明信，心里在说：我这是为的什么？就为的是在新中国成立二十多年以后，还照样让我们的孩子“因事外出”吗？两行热泪扑扑答答掉在信纸上。　
　　陶坷忙收回了信，她象在哄小孩似地对军人说：
　 “解放军爷爷！”您别这样，您别这样。我姥姥说了，全当这是在闹着玩的，不是当真的。”
　
　　小姑娘安慰白发将军的话，实在让他受不了。已经有些人开始围过来，想知道这里发生了什么热闹的事。将军觉得他就要痛哭失声，双手掩面，连忙离开了。他忘记了把零钱和粮票拿给小姑娘。　
　　说到陶坷在姥姥家度过的几年艰难生活，妈又心酸起来。她原以为把小女儿送到乡下去会好一些，不想让孩子吃了更大的苦头。用—句严谨的话说，是让孩子受到了更大的锻炼。曾方为了排遣自己的伤感，她洗了脸，随后以愉快的语调对女儿说：
　　“算你们运气，人家也当兵，一茬一茬的复员了，都没有赶上打仗，偏偏让你们这一茬的赶上了”。
　　“我们班已经向上送了三次决心书，政治部还把我们的决心书摘了一段登在简报上了。”小陶自豪地说。
　　母亲笑笑说；“决心书有写得好的，有写得一般的。不过，上简报是一回事，上了战场又是一回事。”　　
　　“那倒是。”小陶同意说。
　
　　“陶坷，你们弄没弄懂，为什么一定要打这一仗？你在姥姥家经历过那样的几年生活，你更应当懂得，我们不能再丧失时间，不能再没有一个平静的建设环境了，只讲这一点，这一仗就非打好不可。”
　　陶坷庄严地向母亲点点头。
　　曾方从旅行袋里取出一个纸包，对女儿说：“现在报上讨论干部子女应不应该继承父母的遗产。你爸爸给你的遗产全在这儿，我给你带来了。”
　　小陶打开纸包，是一副草绿色粗布绑腿。
　　这副绑腿是爸爸在八路军一二九师时发的，妈妈一直保存着。造反派抄家，抄出了爸爸和妈妈许多来往书信，用绑腿捆着拿走了。那些书信要归档，剩回了这副绑腿。
　　“这是爸爸留给我们的纪念，我怕弄坏了，还是妈妈保存着吧。”女儿说。
　　“你到前方去，打在腿上，这才是实际的纪念哩。”母亲又说：“你怕还没有学过怎么打法吧，来！你看着。”
　　曾方踩着床边，把裤脚裹紧，开始熟练地打起绑带。每绕一圈，或正或反打一个褶儿，小腿外侧打出一排“人”字儿。妈妈讲解说：　
　　“我打的这是单‘人’字，还有打双‘人’字的。有人喜欢打花，有人不加花儿，各有所爱。要领是脚脖上可以紧些，到了腿肚松紧要适当。松了往下吐噜，太紧走起来腿疼。”
　
　　曾方兴致勃勃地讲解着，已经打好了绑腿。顺手扎上了小陶的皮带，在屋里来回走了几转给女儿看。小陶惊奇地发现，妈妈一下变了一个人。一对细长细长的眼睛，那么明亮，脸上焕发出青春的光采。胸脯挺起来，腰身自然地扭动着，那步伐姿态是别人学不来的。曾经在哪里看见过妈妈这样子的？是在照相册上。那是一个漂亮的女八路，短短的头发在军帽下边蓬松着。皮带一扎，鲜明地勾勒出了苗条的身材，绑腿打得那样规整自然。看上去既有着严正的军人风度，又充分保留了女性的魅力。
　　陶坷欣赏着妈妈，上前抱住妈妈说：“妈！你怎么还是象照片上那样好看。”
　　母亲推开小陶说：“滚一边去，没有见过你这样的，拿自己亲娘老子开心。”
　
　　曾方侧过身，在窗户玻璃上看到了一张忧伤苍老的面容，看到了那染霜的鬓发。如果来谈论，一场迫害夺去了我们许多女同志的美丽俊俏，未免不够严肃。多少人被夺去了生命，还说谁的容颜外貌。不过，有多少人在骤然之间变得那么苍老不堪了，一头青丝在短短几天之内，以至是在一夜之间变化为霜雪。这也是对十年浩劫所作的忠实的记录之一。可以平反昭雪，可以恢复名誉，但是人们外形上留下的这种明显的印记是无法改变的了，正如内心受到的创伤很难平复一样。　
　
　　晚上，小陶和妈妈挤在一张小床上睡。床边帮了一条长板凳。吹熄灯号很久了，母亲还在讲话，小陶熬不住了，迷迷糊糊地搭着腔，翻个身睡着了。曾方在昏暗中望着女儿侧身睡卧的姿态。圆圆的肩头从绿棉被下露出来，臀部高高隆起，小时候瘦得两条腿象麻秆儿，正长个儿的那些年一直缺营养，不想几年来发育得这么好。母亲疼爱地望着女儿，她将怎样去迎接战火纷飞的考验呢？　
　　“红河！红河！过红河了！”小陶在睡梦中欢乐地呼喊起来。
　　母亲笑了，这孩子够性急的，刚合上跟，经跨过了红河天险。

关东刀客

我顶
呵呵大家在看看

关东刀客

我顶
呵呵大家看看

大刀砍鬼子

顶一下，好象我小时候看过的。

爱的港湾

我顶！！！！！！！！！！！！！！！
还没完吧？？？？
等着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