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作家庞天舒吕永岩关于《中国军花在非洲》的对话（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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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5-6-22 19:06 |只看该作者 |倒序浏览

庞天舒、吕永岩
关于《中国军花在非洲》的对话（二）

庞天舒（）：著名军旅作家，出版《落日之战》、《王昭君•出塞曲》、《红舞鞋》、《白桦树小屋》、《蓝旗兵巴图鲁》等长、中篇小说多部。多次获全国全军文学创作大奖。
吕永岩（）：军旅作家，《中国军花在非洲》作者。出版有《将军志》、《狱中王朝》、《中国警官悲喜录》、《曝光的天使》等长篇纪实、小说多部。多次在国内获奖。
庞天舒：艺术表现为内容，更表现为形式。好的艺术作品离不开内容上的创新，更离不开形式上的创新。我认为《中国军花在非洲》在形式上的创新是多方面的，并且是开拓性的。这种创新包括：结构上的时空交错，叙述上不拘一格，语言上意深诙谐等等。
结构上时空交错
吕永岩：《中国军花在非洲》分国内和国外两大部份。国内部分包括女军人的个人经历和国内的应急训练，还有物资、心理、语言各方面的准备。国外部分当然是主体部分，也是比较新颖的部分。按说写作上完全可以按内容分为上下两部，上篇下篇。上篇写国内的训练，女军人的经历；下篇写国外维和的传奇故事。但这样写有一个明显的问题，就是上下篇信息量不对称，人们阅读的兴趣也不对称。上篇的内容显然没有下篇新鲜，没有下篇更能引起读者的兴趣。这种简单的一分为二的布局结构既陈旧，也容易失去全书的吸引力。后来采取的办法是时空交错，国内部分与国际部分相互交叉，一段写国内，一段写国际。尽量使国际维和部分的内容在最短的篇幅内迅速进入读者眼帘。
庞天舒：这种交叉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因为交叉不好就会乱了章法。交叉需要有一条线。风筝飞得高，飞得好，是因为有线牵着。《中国军花在非洲》的“线”是人物，以单个的人物为线，先写一个人物，从国内写到国外，然后再写一个人物，还是从国内写到国外。这样一个人物一个人物地写，国内国外的内容就交叉起来了。并且人物不是割裂的，而是我中有你，你中有我。十三名女军人每人都是一朵怒放的铿锵玫瑰，“十三朵军中花”天衣无缝地形成了中国女兵光彩照人的整体形象。
吕永岩：《中国军花在非洲》中有许多祖国现代都市与蛮荒非洲的时空交错。时空交错在小说写作中可以说是惯用手法，多角度叙述也是小说写作中的惯用手法。中国许多读者都熟悉国外著名作品《罗生门》，还有中国电影《英雄》等。《中国军花在非洲》在时空交错中借用了这种多角度叙述的手法。像王琦护理被反政府武装强暴的女孩儿，她是从护士的角度，并且是从一个年轻护士的角度，看到女孩儿被强暴到那样一种程度，看到女孩见到陌生人的那种惊恐，那种无助，那种可怜，王琦很惊讶，也很同情；而王丽作为妇产科医生，她看到女孩儿后想的和做得都与王琦不同。王丽首先想的是怎样抢救这个女孩儿，女孩儿被强暴到这种程度，她的会阴是不是被撕裂了？四个人轮番强暴，会不会染上性病？王丽首先要想这些，然后是检查，器械用不上，王丽就自己亲自下手。尽管王丽当时戴了橡胶手套，但王丽知道，万一女孩儿体内有骨折，骨刺扎了自己的手，那就有感染艾滋病的危险。王丽脑子里想的是这些。然后还有治疗、用药。王丽与王琦面对的虽然是同一个女孩儿，同一件事儿，但想的和做的却并不相同。这样，以女孩儿为线索，就把王丽和王琦在非洲的经历很自然地联系起来了。虽然两个人叙述的是同一件事儿，但角度不同，感受不同，内容也随之有了差异，给人的感觉是厚重而不是重复。
叙述上不拘一格
庞天舒：《中国军花在非洲》不是使用一种单一的叙述方式，而是采用了引文、第三者叙述、个人直述，还有日记等多种方式，仿佛一部交响乐。如对维和行动的介绍，书中采取的是原文照搬新华社公开发表的文章的方式：“联合国维和行动是指联合国根据安理会或大会决议，向冲突地区派遣没有强制军事力军事人员以恢复和维持和平的一种行动。维和行动在联合国宪章中并未规定，它是在联合国调节和解决地区冲突的实践中创造并不断发展而来的。根据联合国宪章，联合国可以通过下列两种方式制止国际冲突：一是纯外交方式，即通过斡旋、调节来解决争端；二是强制方式，通过封锁、禁运、经济制裁乃至派联合国军等强制措施阻止冲突。但是，二战后国际形势的发展表明，由于美苏对抗和两极格局的制约，联合国很难采取上述手段履行其维护和平、保障国际安全的职责，于是，维和行动这样一种介于外交方式和强制方式之间的所谓‘第三种方式’便应运而生。”这种“原文照搬” 显然比第三人称叙述更具有权威性。
吕永岩：《中国军花在非洲》中还有许多女兵第一人称的直述。譬如王琦看到那个小女孩儿，就用了很长一段直述，让王琦用自己的话讲述看到女孩的伤口，看到女孩儿被脓血浸透了的裙子，还有那种令人恶心的味道，还有女孩儿的恐惧：“我出于一种同情，就轻轻地摸着她的头，她就一直看着我，还发出一种微弱的叫声。她越是这样，我越是觉得她特别的可怜。后来我在给她换药的时候，她就看着我笑……”接下来是一段第三人称的客观叙述：“女孩儿在中国维和二级医院住了两个星期多一点，临走的那一天，女孩儿又一次面对救护她的中国医生、护士笑了。女孩儿没有泪，或许女孩儿的泪已经流干了。就连她的笑，给王琦的感觉都十分复杂，那是一种包含了极其复杂心情的笑。似乎有诸多感激，有诸多留恋，还有诸多无奈，诸多失落，诸多惆怅。一个十六岁的女孩儿，遭遇了这样的不幸，将来等待她的会是什么？即使创伤恢复了，能够生儿育女了，但还会有人娶她吗？国外曾有记者报道过非洲落后地区对失身女人的一种‘洁身仪式’。据说这种仪式的用意在于把以前那个男人‘留在她身上的恶魔驱赶走’。问题在于这种仪式本身就是一种恶魔的行为——即让一个专门请来的人与这女人发生性关系。这种做法不但会给女人造成新的心灵和肉体的伤害，而且极易给女人染上某种可怕的性病……”这样，第一人称的直述显得自然、亲切，第三人称的客观叙述既客观又可以生发开去，由此及彼，夹叙夹议，使得作品既真实，又深刻。
庞天舒：《中国军花在非洲》每一章的前面都有一篇女兵在非洲的日记。日记虽然也是女兵第一人称的直述，但与女兵的口头直述又有不同。口头直述不加修饰，比较天然。日记则是女兵经过一些思考整理记录下来的。它比口述要规范、严谨得多。另外，口述的内容与第三人称的叙述是一个整体，不可分割。日记的内容却可以游离于这种整体的叙述之外，从另外的角度丰富作品的内容，同时也能作为衔接上下篇的引子。
吕永岩：《中国军花在非洲》中还有三百余幅图片，我认为图片也是一种叙述，是一种凝固、形象的叙述。书中的图片绝大多数都与书的内容息息相关。譬如书中写刘昕每次走在刚果（金）金杜的大街上，都会引来一大群孩子。孩子跟在她后面不断地叫：“玛丽亚！”“玛丽亚！”开始刘昕不知道是咋回事儿，后来她才发现，原来金杜的街头上有圣母玛丽亚的雕像，那雕像与刘昕的长相十分相近。书中采用了刘昕在金杜街头玛丽亚雕像旁的照片，这样图文并茂，读者看了文字，再看照片，既有趣，又真实，又形象。
语言上意深诙谐
庞天舒：还有一点是语言，尤其是叙述语言。一部作品的好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叙述语言。给我印象深的是描写周红红的同学为周红红举行告别宴会的那段叙述：“那是二零零三年的一个不寻常的日子，赴宴的人们都知道，再过48小时，美国的“B--52”、“B--a”、“F--114”、“战斧”、精确制导的“炸弹之母”，还有英军武器库中那些急于找到消费出路的杀人玩意儿就要倾泻到或是巴格达，或是巴士拉随便伊拉克的什么地方。比起海湾，周红红这里没有血腥，没有恐怖，没有饥渴，没有死亡，没有随时可能发生的爆炸，尽管如此，气氛还是与以往有些不同。端起酒杯的一瞬间，几个很有男人味的人眼神似乎都有点儿不对劲……”还有“周红红当然不是第一个得知有关组建维和医疗队消息的人。其实维和医疗队的组建和最终认定，开始相当多的人心里都没数。因为最终确定的权限并不在中国的某个部门，而在联合国专门派出的考察组。但中国有句俗话，叫‘没有不透风的墙’。在一些特定的问题上，包括一些敏感问题，中国的‘墙’似乎总是透风的，有时‘风’甚至透得超乎人的想象。按照周红红的说法，那时全院已经把维和传播的沸沸扬扬了……”我觉得这种弦外有音的叙述是很耐人寻味的。
吕永岩：《中国军花在非洲》还采用了一种诙谐的叙述方式，譬如对医疗队养的两条狗的讲述：第一条狗叫东东，“东东是条男子汉。虽然买来的时候很小，还没到大婚的年龄，但还是花心得毫不掩饰。为了实行革命的狗道主义，使它不至于过分孤独，队员们又给它找了一个年轻的伴侣，这就是比它还要小的丽丽。东东和丽丽一点儿都没有绅士风度，它们当众表示亲热，毫无顾忌，有时甚至表现得很下流。本来医疗队是想让它们负责医疗区的警戒，不料它们不务正业，经常以爱情至上为由，擅离职守，并且还很难教诲，恶习不改。资历越深越是横行无忌。后来它们甚至闯进瑞典军营，把瑞典大兵的军鞋给叼走了。这种敌我不分扰乱军心的偷袭行动，后来被队员们认定为破坏友军团结，性质严重。为了严明纪律，维护团结，东东和丽丽双双被处以‘提前退役’，开除中国军营。不过乌拉圭的大兵们倒是挺喜欢它们，表示愿意接受引渡。出于给其一条生路，让其悔过自新的考虑，队员们同意将其移交给乌拉圭军营。刘峰说，后来我们很想它们，经常去看它们。它们还是挺好玩的，使我们挺开心。看来东东和丽丽要是不那么无组织无纪律，怎么也不至于被开除。”
这里说的是两条狗的故事，但叙述语言上充满了机智与调侃，使人既感到诙谐有趣，又浮想联翩。愉悦想象所及，决不仅限于两条狗。
庞天舒：《中国军花在非洲》以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为准绳，演绎了一个又一个前所未有、超乎想象、催人泪下的动人故事，真实再现了维和女兵毅然决然为国争光、为国际维和部队以及非洲当地群众无私奉献的光辉形象，同时也浓彩重墨地刻画了女兵对家庭、对儿女、对父母、对丈夫的牵挂与思念，极富人性化地触及到了她们内心细腻的脉动。全书采用一种相当别致的“模块化”结构，以祖国现代都市与蛮荒非洲的时空交错，和平建设与战乱动荡的相互辉映，客观叙事与主人公自身视角追溯并日记摘录的方式，对每一个维和女兵都进行细腻的“个案雕刻”，使每一个女兵都有血有肉，形象极其丰富饱满。并且每一朵军中花都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每一朵花都是一朵怒放的铿锵玫瑰，“十三朵军中花”天衣无缝地形成了中国女兵光彩照人的整体形象，加之三百余幅图片的衬托，既给人强烈的视觉冲击和情感震撼，又发人深醒，令人感悟，激人奋进。尤其是在我们建立和谐社会的今天，《中国军花在非洲》的出版，无疑为我们提供了一部生动形象的好教材。
（《中国军花在非洲》中国青年出版社2005年1月第一版，35万字，338幅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