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文革中的许世友 李文卿

卖女孩的火柴

第一章  给许司令当秘书
    １９６７年初，南京军区许世友司令员的秘书纪光同志调离岗位，另行安排工
作。挑选新秘书的任务交给了李元副参谋长。
    依照许司令的要求，给他当秘书，除了政治条件合格，打过仗，文化程度在初
中以上，还有一条——必须是胶东人。李元向王蕴瑞参谋长汇报，两人又找司令部
办公室主任商量，排出一个名单，反复推敲，最后认为我比较合适。
    纪光是胶东人，我也是胶东人。许司令的老部下都知道，他对胶东的山山水水，
父老乡亲怀有一份特殊的感情。
    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许司令转战山东１６年，其中有近１０年的时间是在
胶东度过的。在山东战场上，他带领胶东子弟兵打了许多漂亮仗，为党和人民屡建
功勋，也给自己的军事生涯写下了辉煌的篇章。
    打仗打出了威风，打出了很高的知名度。尤其在胶东一带，许世友的大名几乎
尽人皆知，关于他的传说也不少，有的甚至演绎成了民间和军旅的口头文学。如说
他打完一仗，住在老百姓家里，叫警卫员买回来一盆地瓜烧酒和两个猪肘子，边喝
边啃。老乡们站在门外看，很奇怪这个又矮又黑的汉子怎么能喝下那么多酒，吃下
那么多肉，都说他非同凡人，肯定是罗汉降世。又说他睡觉睁着眼，似睡非睡，什
么事都瞒不过他。
    我出生在胶东，当兵在胶东。能有机会给从小崇敬的许世友将军当秘书，心里
当然高兴，却也有点发憷。不管那些传奇故事，只说许司令自幼习武少林寺，参军
后身经百战，从普通一兵一刀一枪杀出来，直到统率千军万马。在这样一位叱咤风
云的上将军身边工作，鞍前马后，朝从夕随，能不能跟得上，做得来？我没有多少
底数，担心干不好。
    这个担心不是凭空产生的。我在司令部办公室当秘书时，曾经跟过他一次。
    那还是１９６２年。许司令去北京参加军委扩大会议，出发那天，他突然决定
提前走，跟他的秘书因为回家拿东西，没能同时启程。到了机场，他不进休息室，
直接登上准备好的飞机，一坐下就叫起飞。随行的严光副参谋长提醒他等等秘书，
他说不要等，有一个秘书就行了。谁也不敢再劝。飞机上了天，才看见他的秘书乘
摩托车赶到机场。只差一步没赶上，给甩下了。就这样，我成了他的临时秘书。
    在军委三座门招待所住下，许司令叫保卫干事上街去买咖啡糖。这位保卫干事
也是临时替班的，不知道他要的是冲水喝的咖啡糖茶，买回了含着吃的咖啡糖块。
    许司令一看买错了，脱口一句：“笨瓜，你滚吧！”
    保卫干事脾气挺倔，跟我说：“李秘书，我走了，首长让我滚。”
    我说：“他那是气话，你不能走，你走了，他的生活哪个管？”
    劝也没劝住。许司令开会回来，听说保卫干事回南京了，问我谁叫他走的，我
说你叫他滚的。他哼了一声，没再追究。
    会议结束，乘火车回南京。在公务车上，许司令叫我给总后勤部部长写封信要
钱。为了把要钱的理由写充分些，我一边写，一边斟词酌句。他在一旁来回踱步，
催我快写。越催我越紧张，脑子更空了，好不容易才写出来。
    许司令边看边挖苦：“还当秘书，就这么几个字，写了这么长时间。”眼看他
签上名字，我心里一块石头才算落地。

卖女孩的火柴

第二章  独特的考察方式
    跟了许司令一阵子，我才逐渐摸透，他的性格特点之一是疑人不用，用人不疑。
而对一个人疑与不疑，用与不用，他有他的考察方式。
    起初他签发了文电，交给我办理后，总要回头问一问：“送走没有？”“几点
钟发出去的？”其他事也一样，对落实情况问得很细。问过几次，核对无误，知道
你不讲假话，就不再问了。这说明考察过关，他认为你办事扎实，为人可信。
    事情要没办好，他批评你，指责你，甚或挖苦你，讽刺你，这也还是在考察你，
督促你改进，提高。如果你无论做好做差，他都不怎么问，不怎么讲，那就是把你
排除在可信可用的范围之外了。
    他这用人之道，包括考察方式，实质上还是带兵打仗必不可少的严格与严厉。
古往今来的名将，哪有对部下要求不严的？古人云，“慈不掌兵”，就是讲究一个
“严”字。
    严，在他身上也有负面表现，就是骂人，还打过人。
    以我的感受，首长要了解部属，部属也要了解首长。了解，才有理解；理解，
才有谅解。进入了彼此谅解的境界，上下级之间才能建立巩固的感情联系与和谐的
工作关系。
    这都是多年后的经验之谈了。
    想当初，我真憷头许司令的火爆脾气和急性子，让我跟他，实在是有顾虑。李
元副参谋长对我讲，这是组织决定，你能给他当秘书也是很光荣的事，一般人想干
还干不上呢！又说，在首长身边工作，看的文件多，听的见的也多，锻炼也大。我
只好服从命令。
    本想干一段试试看，不料，一干就是六七年。这六七年，正是那“史无前例”
的六七年。打过几十年仗的许司令面对一个几乎是完全陌生的“战场”，面对从未
经历过的变化多端的局势和错综复杂的矛盾。
    位居大军区主官，后又介入地方“三支两军”（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
训），担任省革委会主任，当选党的第九届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许司令既要对
党、对领袖、对军队、对人民负责，又因为“左”的影响和林彪、江青两个反党集
团的干扰破坏，他在许多时候常常身不由己，意不遂心。素有的忠诚、果敢、胆识
与魄力要想一如既往地发挥出来，必须有超乎寻常的坚定的信念、顽强的意志、高
度的智慧与应变能力。
    如西沙之战我军获胜后，江青以个人名义给许司令发去一封贺电。江青在军队
没有职务，此举显然不符合党的组织原则，其居心全在插手军队、图谋军权。
    有人觉得江青的身份特殊，给她个不答理，别再惹什么麻烦。
    许司令考虑了一段时间，决定在给党中央、毛主席的复电中捎带提一下江青。
这么一办，江青有气也没话讲了。
    许司令无愧为我党我军一员忠勇双全、出类拔萃的战将。但也毋庸讳言，在中
国占统治地位长达数千年的小生产所派生的传统习惯，对于这位农民出身的高级将
领，也是有所因袭，有所影响的。他身上带有的某些不近人意的东西，在“文革”
中也比较明显地表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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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许司令大摆“水雷阵”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中期，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烈火迅速燃遍全国。红卫
兵打先锋，形形色色的群众组织揭竿而起，扫“四旧”、抓“牛鬼蛇神”，揪“叛
徒”、斗“走资派”，领导干部一个接一个倒下去，地方政权机构大面积瘫痪。劫
波延及部队，军事院校先乱起来，不能正常开展工作了；大军区稍好些，但党委和
首长的权威也开始被削弱。
    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为了保护一批老干部，以开会的名义将各大协作区和省
的一把手、大军区的主官调到北京，集中住在京西宾馆。
    但警卫森严的京西宾馆也不安全。有一天，南京来了六七百名造反派，跟北京
的红卫兵合成一股。要冲进来抓许司令，还说不管什么人，凡是当权派，有一个算
一个，统统揪出去批斗。
    到楼顶一看，好家伙！院墙外黑压压一片，一律穿着绿军装，腰扎宽皮带，臂
戴红袖章。口号声、歌声此起彼落，震耳欲聋。警卫部队急忙关大门，设人墙，同
时派干部穿便衣出去，一面观察形势发展，一面做工作劝阻。
    许司令和杜平政委住在七楼，同住一层的还有韩先楚、皮定均等大军区司令员。
几位老将见势不好，马上召集随身的秘书、参谋和楼层服务员，加在一起２０多个
“兵”，分成两个战斗小组，每一组把守一个楼梯口。
    皮定均叫人搬来一把椅子，请许司令坐在大厅中间，说：“我们听你指挥！”
    这位皮司令也是一员战将。曾有一次，周总理接见各地党政军主要负责人，看
着名单问，皮定均同志来了吗？皮定均起立答到。周总理说，你就是皮定均？你过
去带的那个“皮旅”打仗真行啊！虽然是一个旅，中央把它当一个方面军使用哩！
据说首次授衔皮定均初定为少将，毛主席审批时说，“皮旅”有功，少晋中。皮定
均遂被授予中将军衔。
    皮司令又是大别山人，还是原红四方面军的干部，对许司令很熟悉，很尊敬。
京西宾馆遇险，他推举许司令当指挥员，自告奋勇当副手。还有韩先楚，也是战功
赫赫、威名远扬的老将军，那次只当了一名“高参”。
    许司令进入“指挥位置”，作了“战斗部署”。先把电梯调上来，停在半空，
说造反派往楼上冲，非爬楼梯不可。又叫人把各个房间的热水瓶集中起来，分成两
拨摆在两个楼梯口上。只等造反派一上来，就往下倒开水，来不及倒就甩水瓶。
    “这叫‘水雷弹’！”许司令说，“不是骂不还口、打不还手吗？咱们不打他
们，也不骂他们，倒开水烫总是可以的吧？”
    又给楼梯口的“守兵”做了具体分工，有负责“阻击”的，有负责运“弹药”
的。楼道摆开了“战场”，住宾馆的其他领导就站在楼厅里看热闹。
    一切准备停当，许司令打电话向上报告，说：“我出生入死为革命，枪林弹雨
都不怕，造反派抓我更不怕。谁抓我，我就向谁开枪！”
    周总理得知情况紧急，立即指派徐向前元帅赶到京西宾馆。许司令一见徐帅，
非常激动，说我许世友犯了什么错误？有错误，中央批评我可以改，为什么让造反
派来抓我，还污辱我？由于周总理及时处理，徐帅出面做工作，中央文革也怕把事
情闹大了不好收场，在周总理的督促下，派人去“鸣金收兵”。造反派这才撤了京
西宾馆的围，没有酿成大祸。

卖女孩的火柴

第四章  老革命遇上新问题
    几位曾令国内外敌人闻风丧胆的一代名将，在建国１７年后的首都北京，竟然
一度陷入不得不披挂上阵以图自保的危险境地。从这件事，可以看出许司令对“文
革”不能认同的心情、态度和他自己的行动取向。
    用毛主席的话来说，就是那四个字：“很不理解”。
    毛泽东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领导核心。在我们党领导人民争取民族解放
和国家独立富强的伟大斗争中，毛泽东的雄才大略和丰功伟绩的确无人可比。正如
后来邓小平同志深刻指出的，“如果没有毛泽东同志多次从危机中挽救中国革命，
如果没有以他为首的党中央给党、全国各族人民和人民军队指明坚定正确的政治方
向，我们党和人民可能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时间。”我军众多的将领长期跟随毛
主席南征北战，从直接的切身的体验中认识到毛主席的英明伟大，对之莫不怀有坚
定的信仰之心、由衷的爱戴之情。
    许司令对毛主席的忠诚是有口皆碑的。几乎人人知晓，毛主席对他别有一段非
同一般的知遇之恩，也可以说是救命之恩。
    许司令原名“仕友”，毛主席给他改成“世友”，意思是要他做世界人民的朋
友。
    早年他隶属于红四方面军。在延安批判张国焘时，有人发言影射到四方面军的
军师干部。许世友一想，多年来出生入死，身上打了七八个洞，没有功劳，反而有
过，感到冤枉，更不服气，就要回四川找旧部打游击，让他们看看自己是真革命还
是假革命。
    后来事泄，被抓起来，说他是“反革命”，是“托洛斯基派”。他听成了“兔
子吃鸡”，戴着手铐脚镣还骂人，说：“兔子吃什么鸡，狐狸才吃鸡呢！”
    多亏毛主席及时出面，亲自为他解开镣铐，给他行脱帽礼，把他从关押的地方
放出来。在那种情况下，要不是毛主席“巨眼识英豪”，保了他一下，很难说我军
历史上还会有一位上将司令许世友。
    “有恩不报枉为人。毛主席是我的救命恩人，我许世友永远忠于毛主席。”这
是许司令常挂在嘴边的心里话。对当时主张整他的领导，他从此不再答理。无论讲
党性还是讲个人感情，许司令对毛主席忠贞不贰，跟毛主席义无反顾，皆可谓发自
内心，没有一丝一毫的矫情与勉强。
    但是，对毛主席亲自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许司令跟不上了。不是
他不想跟，实在是“文革”来得太突然，党内绝大多数同志没有思想准备。许司令
也不例外，从一开始就产生了一连串的疑问。
    看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毛主席亲自批准颁布执行的“五·一六”
通知，他想不透，明明说是“文化大革命”，怎么又讲有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和
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混进我们党内、政府和军队里？革命革到今天，怎么越革问题
越严重，竟还需要发动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进
行“彻底揭露”、“彻底批判”和“革命的夺权”？
    照他的想法，真有反革命，那还不好办，抓起来就是了！有时他自言自语：
“这是怎么搞的？是搞‘文化大革命’还是搞‘政治大革命’？究竟是革谁的命？”
    许司令茫然了，困惑了，无所适从了。

卖女孩的火柴

第五章  “军队是国家柱石，绝对不能乱！”
    军队是相对稳定的，可上头的电报一个接一个，被要求“满腔热情地支持革命
群众运动”，“坚决地站在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边”。“四大”（大鸣、大放、大辩
论、大字报）像沙尘暴一般铺天盖地，无孔不入，总部机关和军队院校先动起来了，
军区一级也有不稳的迹象。
    面对这种形势，许司令不能只是闷头寻思、自言自语了。作为南京军区司令员、
党委第二书记（华东局书记柯庆施兼军区第一书记，柯死后没有第一书记），他不
能不对“文革”这件党和国家的“头等大事”表明自己的立场、观点与态度，而且
不能不对本级“一班人”和下属机关、部队实施领导。
    官越大责任越大。在非常时期，最能看出“大有大的难处”。
    １９６６年１１月１２日，南京军区召开“文化大革命动员大会”，由许司令
作动员报告。即便“很不理解”，也得“打鸭子上架”。
    过去，许司令讲话一般不用稿子。即席讲，话不多，很有吸引力，又富于鼓动
性。讲到严肃处，全场鸦雀无声，掉根针在地上都能听见动静；讲到高兴时，风趣，
幽默，妙语连珠。干部战士都喜欢听他讲话。
    这回可不同了。只见他一反常态，一页一页翻着机关给他写好的稿子照本宣科，
一字不减，一字不加，声音与表情一样，毫无感情色彩。一口气从头读到尾，前后
不到半小时。半句话不多说，读完就宣布散会。话音才落，人已走进侧幕条后面，
造了个晾台冷场。
    很显然，这是不表态的表态。第二天，司政后的大字报就糊上来了。政治部最
多，司令部只有个别二级部写了，后勤部也有点动。
    第一批大字报主要是指责军区党委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不认真，不得力”，
“立场不坚定，态度不端正，旗帜不鲜明”。还有批评许司令好骂人、好打猎、好
喝酒等生活琐事的。
    许司令看了，表态说，骂人可以改，也一直在改。喝酒是爱好，又不误事，有
什么关系？不能改。打猎是借以熟悉地形，又是运动，也不能改。对这一类意见他
不太在乎，真正当回事的是有的二级部长也掺和到造反的浪头里面，写了大字报。
    对“文革”包藏的危险，不能讲许司令一开始就“一碗凉水看到底”。但他毕
竟是干了几十年革命的“过来人”，凭着经验和直觉，他感到大局不对劲，大事不
正常。那一阵他老是讲：“自古有忠，必有奸。”
    最令他不能容忍的就是“乱”。好不容易打下来的人民江山，为什么非得搞乱
不可？军队是国家的柱石，绝对不能乱！
    后来有个传说，说是军队内部造起反来，许司令火冒三丈，把手枪拍在办公桌
上，扬言谁要冲，进来一个枪毙一个，吓得造反派退避三舍，没一个敢靠前的。这
也是讹传。“文革”期间他多次说要开枪，其实都是虚张声势，真实目的只在引起
上头的关注，以便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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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少林弟子”现身说法
    在人们的印象中，许司令是个粗线条人物。他呢，索性“顺水推船”，以“粗”
的一面示人。比如都看他脸黑，威严，有震慑力，实话说，他身上白得很，那张黑
脸是天天绕院子遛弯儿，特意在太阳底下晒出来的。应该说他是粗中有细，当粗则
粗，大刀阔斧；当细则细，毫芒留意。打仗有勇有谋，更不缺少政治上的敏锐与机
智。
    典型的一个例子，是他接见驻南京的总后军械技术学校造反派代表。
    工作人员把造反派的代表领进会议室。许司令端坐在沙发上，威风凛凛，脸色
“多云转阴”，更显得黑了。７名代表都是部队连排干部调入军校学习的，一看这
个阵势，造反造出来的那股子野性顿时收敛，变得规规矩矩；立正、敬礼，恢复了
军人的常态。
    许司令屁股也没抬，举手示意让他们坐下。“你们找我有什么事？”
    “我们想认识你，”一个代表结结巴巴地回答，“并请首长支持我们的革命行
动。”
    许司令不讲支持不支持，先问他们年龄多大，哪年入伍，使他们领悟这是在同
解放军前辈军人对话，而不是时下流行的造反派斗当权派。等他们的心态趋向正常
了，才开始讲道理。
    “现在都搞文化大革命。”许司令说，“但军队有军队的特殊情况，你们军校
和地方学校不能完全一样。军队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地方没有，所以你们要按照
全军文革领导小组的指示办。”
    言及造反，许司令提醒他们先要分清造反对象，不能不分青红皂白，什么人的
反都造。
    “我们参加红军也是造反，是被反动派逼得造反，是造地主老财的反。”许司
令说，“我就是因为地主儿子打了我哥哥，我三拳两脚把地主崽子打死了，这才当
了红军。”
    室内的气氛活跃起来，刚才还木头人似的僵坐着的代表们脸上有了笑容，“话
匣子”也打开了，你一言、他一语，都说对许司令一向崇敬，今天当面听许司令谈
话，深受教育，深受鼓舞。
    有个代表探问：“听说您在少林寺学过武，会飞檐走壁？”
    另一个抢过话头：“听说您负过十几次伤，当过好几次敢死队长？”
    一提这些事，许司令精神来了。
    “我因家贫，８岁就到少林寺做了佛门苦役，地位低下，很劳苦，但得到了修
身练武的机会。整整苦学了８年，１６岁下山，比武松还多学２年。”许司令讲起
了自己小时候投身少林的经历。“那时学武很苦。头两年，早上四五点钟就被师傅
拎起来，倒立、拿顶，他把你的脚绑在杆子上，自己回去睡觉，一小时后再把你放
下来。然后是三年‘贴壁’，三年‘吊臂’。什么叫‘贴壁’？墙上几根短木桩，
晚上睡觉就睡在上面，只能侧着身子，紧贴墙壁，全身绷得紧紧的，一松劲就掉下
来。这是练轻功。白天还要在腿上绑沙袋，干活也好，练武也好，都不许解下来。
轻功练成了，才能飞檐走壁。丈把高的房子，我纵身上去，不会踏碎一片瓦。什么
叫‘吊臂’？晚上找个地方，不管门框、屋梁，双臂吊在上头过夜。白天再练打沙
袋，这是练臂力。还有铁砂掌，怎么练？头一年，练习插黄豆，五个指头伸直，两
只手轮番插。练到什么程度？一桶黄豆，一下插到底。第二年，插一桶小米；第三
年，插一桶沙子。铁砂掌练成了，可厉害呐，抓人一把肉，叉人五个洞！”
    讲了少林寺和少林绝技，又回答第二个问题。许司令说：“我没有负过十几次
伤，共八次。负伤没有药，就抓把锅灰糊在伤口上；最好是南瓜瓤子，比药还灵。
敢死队长我当过六次。山头、碉堡攻不下来，就组织敢死队，每人一支枪，一把大
刀，远了用枪打，近了用刀砍。我当军长后还当了一次敢死队长呢！”
    从三点到五点，差不多谈了一个下午。造反派的代表个个听得发呆，全都忘记
自己是干什么来的了。最后，还喊了几个口号：“向许司令学习！”“向老红军致
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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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你们还要不要这支军队？”
    接见军校造反派代表结束，一些领导同志前来探问。许司令笑道：“都说造反
派不讲理，可怕。我看造反派并不可怕，很通情达理嘛！”
    嘴上这么讲，心里可不轻松。一个大军区，连机关带部队几十万人，乱起来怎
么得了！他坚决反对乱，无奈大势所趋，想稳也稳不住。更麻烦的是，地方的造反
浪潮把部队卷了进去。
    由于江青、陈伯达、康生一伙控制的“中央文革小组”和他们的帮派体系明里
煽动，暗里操纵，各地的群众造反组织都分裂成两派或几派。特别是王洪文等人夺
取了上海市的党政大权以后，“一月风暴”掀起的夺权恶浪波及全国。
    南京有两大派，一派叫“红总”，一派叫“八二七”。两派头头紧步上海的后
尘，谁也不甘示弱，在江苏省的首府打响了夺权大战。
    所谓夺权，实际上是夺省市委和省市政府的大印。
    “红总”抢先一步夺印到手，而“八二七”也找上门来，说一派抢权不合法，
军区应出面制止。
    夺权能否成功，解放军的态度很重要。“红总”一派说“夺权夺得好”，“八
二七”一派则说“好个屁”，闹得连名头都改了，被称作“好派”和“屁派”。两
派头头轮番跑到军区寻求支持，强烈要求主要领导接见、表态。
    江苏的确是一派夺权。但是，上海夺权得到了毛主席的肯定，他对江苏的事情
如何决策，尚难预料。请示军委吧，因当时军队还在执行不介入地方“文革”的政
策规定，答复也只能是“不支持不反对”。又赶上许司令、杜政委进京开军委碰头
会，在家的首长做不了主。临时主持工作的张才千副司令分别接见两派代表，表明
此事须报告中央，一切按上级指示办。
    造反派哪听这一套！“夺得好”还是“好个屁”？立逼着军区亮出“底牌”。
    除了“外患”，还有“内忧”。先闹起来的是军队系统批准开展“四大”的军
事院校和军区的“三团两队”（话剧团、歌舞团、歌剧团、军乐队、体工队）。军
区机关有些人出于不同的动机，总是不守纪律，不听招呼，也在乱上添乱。
    全国的形势是连成一气的。南京军区日子难过，其他军区的处境也大同小异。
眼看军队要被搞乱，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叶剑英元帅和担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
的徐向前元帅忧心如焚，参加军委碰头会的各大军区领导也纷纷去找叶帅和徐帅诉
苦。
    那次军委碰头会的主题是研究部队“文化大革命”问题。应邀到会的“中央文
革小组”负责人陈伯达和江青大放乱军厥词，使早已义愤填膺的元帅和将军们愈发
忍无可忍。
    两位老帅拍案而起，严正警告：“谁要想搞乱军队，决不会有好结果！”
    各大军区的领导抢着发言，愤怒揭发“中央文革小组”和各地造反派迫害老干
部、冲击军队以及其他种种无法无天的罪行。
    许司令嗓门最大，连声责问：“你们还要不要这支军队？要不要军队保卫祖国，
保卫‘文革’？军队要不要稳定？”
    众怒难犯，更何况据理怒斥，义正辞严！“以乱为纲”、不可一世的江青和中
央文革的“左派”们谁也不敢吭气，成了被审判的对象。

卖女孩的火柴

第八章  有了“尚方宝剑”
    军委碰头会后，毛主席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出席会议的老帅和将军们。大家又
向毛主席诉开了苦。
    北京军区一位领导讲，他们的司令员被造反派抓了。毛主席说，这还了得！许
司令站起来接着说，造反派点名揪我，我抗议！高帽子是给地、富、反、坏、右戴
的，为什么要给我戴？！我跟了毛主席这么久，把我当地主斗，我想不通！毛主席
说，那些办法是当时对付土豪劣绅的，用来对付共产党的干部是不好的。
    毛主席的这番话使老帅和将军们气顺了不少，都觉得事情有了转机。
    叶帅和徐帅综合了军委碰头会上各军区反映的情况和意见，请陈毅、聂荣臻、
刘伯承等几位老帅商谈了几次，最后一致认为，为防止“中央文革小组”借故挑起
事端，保持人民解放军的稳定，必须以中央军委的名义拟出一个文件，报送毛主席
批准，迅速发往全军。
    起草的文件报上去，毛主席找几位老帅逐条逐句研究，又增加了“不准戴高帽
子”、“不准搞‘喷气式’（让人大弯腰，两臂向后背，是一种残酷折磨被揪斗者
的变相肉刑）”等规定。斟酌再三，敲定了八条，后被称为“军委八条命令”。
    毛主席批示：“所定八条，很好，照发。”
    那时毛主席就红卫兵要求部队派兵警卫批斗现场先已有一个批示，讲的是“应
派军队支持左派广大群众，以后凡有真正革命派要求军队支持、援助，都应这样做。
所谓不介入，是假的，早就介入了。”所以，军委“八条”命令是在人民解放军要
坚决支持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前提下，具体规定今后不准再冲击军事机关，干部战士
不准擅离岗位，军区以上机关分期分批进行“文化大革命”，军以下部队和军委指
定的特殊单位坚持正面教育；还有正确对待干部和群众，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
矛盾，团结大多数，打击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等等，精神实质是要保持军队的稳定。
    这个命令一出台，各大军区领导几个月来憋闷的心情舒展了许多，都觉得有了
治乱安民稳军的“尚方宝剑”。
    许司令拿到命令，片刻不耽搁，立即吩咐给军区打电话，让在家主持工作的首
长迅速传达贯彻。
    真巧得很，南京方面，张才千副司令正在司令部接待室接见“好派”代表。
“屁派”比较温和，头头中大中学生多，注重说理。“好派”就不同了，造反派的
脾气忒冲，硬要张副司令表态支持他们的“革命行动”。
    张副司令说：“你们夺权没和我们通气，现在出了矛盾要我支持你们。不向上
头请示清楚，我怎么表态？”
    刚讲到这里，一个造反派就把事先准备好的高帽子扣在张副司令头上，说不支
持“革命行动”就是“大军阀”。

卖女孩的火柴

第九章  一个电话解了张才千的围
    许司令的老秘书、当时负责军区机关警卫任务的某团团长魏金山赶快进来，想
给张副司令解一解围。
    另一个造反派问：“你是魏团长吗？”
    魏金山答：“是。”
    话音没落，一顶高帽子又扣到魏金山头上，说他是“保皇派”。
    魏金山历来恪守“军队不能乱”的原则，非常看不惯无法无天的造反行为。但
在此时，他更懂得不能感情用事。他一眼瞥见身后跟的警卫员正在伸手摸枪，忙使
眼色制止。
    双方正相持不下，军区党委秘书拿着电话记录稿匆匆赶到。
    张副司令接过一看，顿时精神陡长，摘下高帽子一摔，正色宣告：“伟大领袖
毛主席批准军委发布八条命令，你们今天的行为是错误的！”
    “好派”的头头们面面相觑，刚才还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样子，怎么
忽然神气起来了？有个机灵点的跑出去打了个电话，回来跟同伙咬了一阵耳朵。几
个人换了一副面孔，连声说对不起，感谢张副司令接见。一边检讨，一边自找台阶
溜了出去。
    许司令争分夺秒传达贯彻军委“八条命令”，北京一个电话解了张才千副司令
的围。
    紧接着，许司令要求军区党委常委认真学习“八条命令”，深刻领会，坚决执
行，按照规定办事，特别强调军以下不搞“四大”。许司令斩钉截铁地说：“没有
叫你搞‘四大’，你偏搞‘四大’，把你抓起来，那有什么可说的！你为什么不听
指挥？为什么不听命令？为什么要把部队搞乱？该抓的抓，该关的关，那有什么可
说的！”
    常委统一了思想，把政治部领导的“三团两队”下放到各野战军，由部队代管
搞正面教育。责令《人民前线》报停刊。拆散步兵学校，疏散人员，连同有造反倾
向的军区机关干部，一律派往省军区、军分区和人武部去参加“三支两军”（支左、
支工、支农、军训、军管）。
    对闹得凶、跳得高的造反组织和造反派，采取了硬性措施。军区机关和驻三省
一市的所属部队共有２２人被逮捕、８人被开除、４７５人被看管或隔离反省。南
京市有１０个群众造反组织被取缔，有３３０多个造反派头头被关押。所有被看管、
被隔离、被关押的人都要写检讨，交代问题，向毛主席请罪。
    这些人绝大多数后来都平了反。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叫得最响的口号之一就是
“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在历史的长河中，群众当然是真正的英雄。而在“文革”
时期的中国，在党的领导严重削弱、法制几乎“归零”的情况下，“真正的英雄”
哪有那么好当的！？说造反就造反，难免激情取代理智，异化为狂热、狂暴，闯了
祸，害了人，也苦了自己。

卖女孩的火柴

第十章  ＡＢ大楼设宴庆祝胜利
    闹得凶、跳得高的造反派头头抓的抓了，关的关了，办的办了，乱哄哄的局面
得以控制。一时间，似乎是“雨过天晴”了。
    许司令很高兴，吩咐机关要请客，慰问挨整的军队院校当权派。
    总参、总后、海军、空军驻在南京的各类院校，加上军区下属的步兵学校和卫
生学校，当权派人数不少，那天在ＡＢ大楼摆了八九桌。
    解放战争开始时，蒋介石为美国军事顾问团建造了两座楼，一座叫Ａ楼，一座
叫Ｂ楼，坐落在健康路和北京西路的交叉点上，面对着美国大使馆。楼高四层，钢
骨水泥结构，里面的房间有双套的，有三大套的，是按军衔等级设计的，在南京是
数得上很气派、很高级的公寓大楼。解放后由我军接收，开始给苏军顾问团住，再
后改成军区高干招待所，专门接待总部来人和军区重要会议。
    这一次，许司令特意选在ＡＢ楼设宴，军区首长和部门领导出面作陪，重视的
程度可想而知。
    来的人很多，凡是能动的都到了。俗话说，“一日不见如隔三秋”。这些院校
领导同志几个月来被“四大”整苦了，有的腿被打瘸，有的瘦了一圈，如今大难不
死，还能相聚一堂，莫不感慨万端，不管原来熟悉不熟悉，见了面都热烈握手，亲
切问候。
    入席后，许司令致祝酒词。他说：“大家吃苦了！我代表军区党委、领导向同
志们表示慰问！你们吃点苦是坏事，也是好事，暴露了坏人，争取到一个‘八条命
令’。毛主席说要搞‘文化大革命’，他们不搞‘文化大革命’，而是发泄对党和
老干部的不满。我们这些人哪个不是跟毛主席南征北战过来的？哪个人身上没有几
个洞？说我们不跟毛主席革命路线，难道他们跟毛主席革命路线？！”
    吐出了憋闷已久的忿懑，许司令把手一挥，当场宣布了叶副主席以军委名义给
南京军区下达的关于军事院校“文化大革命”问题的四条指示：军队院校暂停“四
大”；暂停战斗组织活动；恢复党委领导，恢复行政领导；进行“三支”“两军”。
    现在看这四条，应该说条条正确。早这么办，该能避免多少损失！许司令讲完
后，座上众人觉得条条对心思，一齐报以热烈的鼓掌。
    待掌声过去，许司令举起酒杯说：“今天主要是请大家喝酒，可以痛痛快快地
喝，喝它个一醉方休。干杯！”
    这顿酒喝了两个多小时才收场。客人们个个容光焕发，直说“痛快！”“痛快！”
再三感谢军区领导的盛情款待。
    凭着以往的政治经验，许司令以为事态又要像１９５７年反右派那样发展。
“八条命令”一出台，抓右派的时候到了，这场运动也该收场了。
    其实呢，反右派斗争与“文化大革命”有内在联系，又有很大不同；前者的矛
头所向主要针对党外，后者的矛头所向主要针对党内。毛主席治党治国的方针大略
已循着“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总思路发展成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付诸社会实践，怎么可能重演一出“旧戏”！
    许司令对“八条命令”的“深刻理解”，实质上恰恰反映了他对“文化大革命”
的更加不理解。他没有看出来，时局表面趋向平稳、实则云谲波诡，酝酿着更大、
更猛烈风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