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中国对越反击战中军队伤亡原因分析

吴起440

         中国对越反击战中军队伤亡原因分析
   在1979年的对越自卫反击战中，正式开战两个多星期，从2月17日到3月5日，共十多天，中国就损失了两三万士兵，平均一天就死了两三千人。这样的代价，在现代战争里，是一个天文数字的，一个大国和一个小国打，竟然要付出这样的代价？中国应该思考，为什么我们打赢了，但代价却是那么大。中国比越南大很多啊，军队庞大很多啊，我们每人吐一口唾液都可以淹死他们，但这一仗，我们赢了，但赢得很丢脸，用牛刀，还费了好大力气，才杀了一只鸡。从各方面的原因分析，是由以下这些原因造成的：
从中国军队方面看，文化大革(和)命时期，中国军队是政治挂帅，不注重科技练兵，战斗力很差，军队过分突出政治学习，使得军事荒疏战斗力严重下降，文(和)革的动乱波动到了军队，一大批有能力的人才被打倒，军队一片混乱，只剩下表面的稳定，加上中国已经二十多年没有打过大仗了，军队缺乏磨练。军事技术不过硬，战场上伤亡越是多。广州军区某军标兵团尖兵营有一次遭遇越方9人游击队（属于民兵）骚扰性伏击，300余人居然以密集队形暴露在越方火力之下造成严重伤亡损失，这看得出军队的军事素质。精神装备毕竟硬不过实实在在的硬装备。中国人(和)民解放军在对越作战中使用的是50、60年代的技术和已被实践证明不适用的苏式装备。以前为了帮助越南，中国人自己制造的新式常规武器，先前已经大部分给了越南，自己都不用或很少用，可以这样说，越南军队是中国军队一手训练和装备起来的，毛XX的军事思想和游击战术，越南人得到了真传，这场战争，是徒弟打老师。中国军队后勤供应不足，机动性能差，可能与缺少运送军需品和人员的卡车有关，还有中越边境恶劣的地理条件大大限制后勤补给了。假如中国人装备有进行反击所必需的现代化自行火炮或远程大炮，越军火炮造成的威胁无疑会大大减小。据战后统计，中国军队的伤亡80%多的敌人炮火导致的。中国人(和)民解放军士兵平时训练的重点是拼刺刀和投弹等基本军事技能。他们的训练同其他各项活动一样，都是为适应步兵战术和游击战开展的。中国军队训练的目的是培养战士而不是指挥员，当时的对指挥官的训练侧重于政治而非军事。虽然中国在1979年以前就有军事院校，但它们作为训练机构的作用却由于“文化大革(和)命”而受到严重削弱。中国军队缺乏训练是在这次战争中暴露的主要问题之一。还有，本次战争中，中国还大量使用了新兵参战，有些士兵从参军到牺牲都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俺有个亲人就是1979年2月19日为国光荣的，听说当时是坐在坦克上乘搭坦克冲锋开进时被炮弹击中而牺牲的，他还是个新兵，参军还不够一个月，从广东茂名出发，这拨那调的，去到战场也得好几天啊，还没有得到怎么训练，枪还怎么会用啊，瞄准、投弹、刺杀，这些战场基本技能都不会，一个天天跟锄头打交道的农村青年，跟训练有素的越军作战，牺牲的比例是可想而知的。此外，自抗美援朝以后，中国已经二十多年没有打大仗了，打的只是几场小战役，对于和平惯了的中国人来说，对这场战争也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显得很仓促。
从越南方面看，当时的越军呢？他们的军队整整打了一百年战争，二战以后，打败了法国、美国（固然有中国等的支持），拥有一支庞大的军队，战斗人员和国民的素质得到了很大的锻炼、提高，装备也比中国军队好。这是真的，因为他们当时打败美军后，缴获了很多美军的精良装备。但就中国此前对它的援助来看，在援越抗美时越南得到了中国支援的很多装备，中国对越的军援是巨大而无私的，越南抗美战争期间，中国新生产出的大型武器装备，许多都供应了越南，中国人(和)民解放军换装需要的坦克和一部分大口径火炮都很少得到补充，储备数量也很少。许多新型装备研制成功后，人(和)民解放军常常尚没有配备使用，就优先大量向越南提供，以保证越南抗美救国之急需。中国对越军援的无私性还表现在：当越南提出的要求超过中国的生产能力时，人(和)民解放军不仅动用库存，甚至抽调现役装备满足越南的急需。1975年5月1日，越南南方完全解放。由于形势的变化，中国逐步减少、停止了对越军支援。但中国援建的鱼雷快艇修理厂、轻重机枪厂、高射机枪厂以及枪械厂扩建、枪弹厂扩建等工程仍在继续进行中，其后来产生的作用是不容低估也是难以估量的。战争时，可以毫不夸张地这样说，越南人是吃着中国的大米，穿着中国的衣服，用中国的枪支大炮，反过来打中国人。
当时，越南宣称自己的“世界第三军事强国”的。就是说他们认为，除了美国，苏联，就是它了。的确，在人员素质、装备、士气等方面，越军要略高于中国人(和)民解放军。况且，当时他们还得到了苏联的大力支持。
从国际形势上看，妨碍中国打击越南的，不是国际舆论，主要是苏联牵制了中国。70年代，是中苏关系最恶化的时期，苏联扶越反华，牵制中国，把越南当作南北夹击中国的一个棋子，苏越签订了《苏越合作条约》。战争前，苏联一再叫嚣：“假如中国对越南动武，苏联决不会坐视不理”，为越南人壮胆、打气。苏联在中苏边界陈兵百万，不时恐吓，随时有入侵的可能，中国很怕陷入两线作战的境地，那样的话，中国将很被动，很艰难。战争期间，苏联的航空母舰“明斯克”号以“访问”越南港口的名义，抵达越南，并“借道”中国南海，威胁中国，舰上的飞机随时待命起飞，准备袭击中国的军队及物资集结地，舰上的导弹一度对准中国。在北部边境，苏联加大了威胁的力度。所以，在对越作战的前、战时，中国都得把主要的精锐部队防守北边，毕竟这只北极熊比小越南要厉害很多，苏联很大程度吸引了中国军队的注意力，使它不能够全副精神对付越南。中国军队虽然庞大，却像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教训一下这个捣乱的小孩子的时候，但又担心这个孩子的父母会来帮孩子，反过来打自己。在一边和越南开战的同时，中央军委命令，华北、东北、西北的军队进入一级战备状态，随时准备抵御苏联入侵。苏联虽然没动手，但拖住了中国的手脚。
从作战策略上看，中国军队是各军区派部队轮战，各军区派部队临时组成兵团对越作战，这有必要，但也有很多弊端。深层次地分析，这是由于中国军队情况、国内形势和今后的发展需要决定的。对于中国军队遭受重大损失，当时高层决策者是明知如此而有意为之。除了中越一战是无法选择的选择之外，邓小平也有意要让中国军队受一下挫折，碰一碰石头，吃点苦头。坦率地直说，当时，邓小平对军队并不抱有好感。完全有理由相信，军队在文(和)革中所扮演的那种角色，令他当时对军队十分不满。军队在文(和)革中的特殊地位和表现，使全军上下有一种优越的飘然感。此外大批高干纨绔子弟为逃避上山下乡流入军队，也给军队造成非常不良的风气影响，这种情况在《高山下的花环》小说中也得到了如实的再现。邓小平是个卓越的军事家，很年轻就开始搞革(和)命，戎马几十载，当然也知道，当时这样的军队能有多少的战斗力，怕连当年他领导下的八路军也比不上（事实证明，就是当年八路军、新四军这样弱小的力量，打骁勇善战、不怕死的日本人，伤亡比例也没这样大）。让这种素质的军队突然要去流血打仗，无疑是在“整”军，也是掂军队的份量，用时髦的话讲就是“接受考验”。作为一个军事家，他想利用这个机会灭一灭军队在文(和)革中养成的盲目自大的傲气和文(和)革养成的官僚习气，中国人往往都这样，没有沉痛的教训，就往往会沉睡下去，不知道觉醒，这次机会可以重新整顿、锻炼一下这支庞大（当时陆军近400万，是世界最庞大的军队）却笨重的军队，激发他们的危机意识，同时又排除军队对今后改革开放可能会有的阻碍作用。总之，他的策略可谓是一箭双雕。表面上看，各军区部队轮战，为了让各个军区的部队都得到锻炼（当然，这也很有必要），按中央军委的部署，各军区都有部队参战，这种临时组合上在一定程度上来说是不科学的，协同上有一定困难的，是不够默契的。而且，北方的军队根本就不熟悉南方的山地环境和气候，水土不服，曹*的赤壁之败就是例子，军队本来是需要一个较长的适应期的，但比较仓促，战斗力就打了折扣。邓小平当然知道这一点，当然想到这一点。但主要的是，邓小平是为了让各个军区都有血的教训，让各大军区的领导们知道自己安于目前这样的情况真是很危险的，军队的危机是很大的，必须进行马上进行改革、整顿，不整顿，就是死路一条，军队的数量代替不了质量，各军区的参战部队都有很大的损失，惨痛的教训，这足以让那批沉睡于老一套思想的高层官员们惊醒。所以，他不让只是一两个军区受到重大损失，而是要个个军区都有血的教训。邓小平这样做，也为了最深刻最灵活最巧妙地教育了党政军的高层。这样，对他下一步实行的改革开放，阻力就自然小很多。由于中国与资本主义长期处于对立状态和封锁，又和苏联关系恶化，加上十年动乱，在当时国内不管是高层还是人(和)民思想都陷入相当僵化的情况里，面对一帮习惯于空着肚子大谈政治的人来说，改革那是洪水猛兽，在天天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养成的思维，很难接受这个这样陌生、这样大胆的名词的。邓小平知道他提出的改革开放，阻力可能会有多大。他认识到，没有高层的统一和人(和)民的支持，就会一事无成，什么也做不了，他太熟悉在中国实行政治改革的难度了。要让大家惊醒，血的教训最有效。只有付出代价，别无他法，这叫做投资。战争后，邓小平马上就宣布裁撤100万军队，没有手下留情，对军队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他的改革开放，也得到了很大支持，因为很多人从战争的结果看到，不改变现状，继续闭关锁国，我们就会和清政府一样没落。从这个意义上说，这场战争是中国20世纪的鸦片战争，是中国由封闭到走向世界、由衰而盛的转折点。
在战术方面，指挥高层也出现问题。1971年邓小平向毛XX建议的为防止出现军阀割据局面而实行的进行了八大军区司令对调的策略，使“兵无常帅，帅无常师”，但这种弱将强兵策略的副作用倒是渐渐充分显露了出来。南京调来不久的许世友将军根本不熟悉两广的部队和中越边境的地形、气候，虽然许将军还是有一番非同寻常的表演，但最后还是于事无补。怎么不在我们南方的军区（广东、广西、四川或云南）派本地的将领指挥？我们熟悉中越边境的环境和气候啊。不但如此，怎么不找一个稍微年轻一点点的人来指挥？当时在军中，的确打过仗的高级将领没有几个了，死的死了，老的老了，青黄不接，但一定要找一个打过仗的人才能够打赢越南吗？我看不见得，初生牛犊不怕虎，后生可畏，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胜旧人。敢打敢干，果断，灵活，不像一个七老八十的老人来指挥，廖锡龙就是个不错的将才。战场瞬息万变，一个老人怎么行？最后是秦基伟将军勉强维持了局面。不过瘦死骆驼比马大，尽管付出惨重代价，还好，最后还是算完成了任务。一开始的实行的人海战术，死了很多人。
从初期的战场态势来看，这十多天里，中国军队打的都是反击的攻坚战，收复敌人先前占领的阵地，都是人家摆好了阵势，我们的大部队就对着人家的炮弹、枪口和地雷阵冲锋，怎么能够不死那么多人？搞人海战术，在中越边境这样的山地，注定是要付出很大代价的，往往一个山头，一个阵地，只要上面有几个人，有足够的枪炮弹药，修好掩体和工事，还在阵地前沿埋设了地雷，没几百人，可能你就拿不下来，你会玩“抢滩登陆”的游戏的话，就可以亲身体验一下这种境况。结果中国军人被人家像割韭菜一样，一排又一排地倒下。
因此，在战场上，应该充分发挥我军轻便灵活的游击战术和突然袭击的优势，以大兵团（当时参战的有17个师，约计20万人）在后稳健推进，步步为营（赢），小部队在前袭击敌人，侦察敌人阵地、兵力集结和后勤补给的情报，给炮兵长眼睛，先拔钉子，再扫地，扫得干干净净，戒急戒躁，减少我军人员损失，一步一步地把敌人压出去。在敌后方，可以采取宣传攻势及其他非常规手段（特别在经济及交通方面），破坏敌人，瓦解敌人，拖住敌人后退。前打后拖，使越南无还手之力。
从战地环境看，中越边境自然条件很恶劣，多山，崎岖不堪，根本不利于大部队和机械化部队（当然，当时中国军队也算不得机械化部队，但多山、交通不便却给后勤补给、支援带来很大困难）展开作战，春夏季多雨（二、三月在南方正是初春常常下牛毛雨的季节），常常大雾蔽日，属于热带雨林气候，湿热（即古书说的毒气、瘴气），多毒虫、毒蛇，严重降低了军队的战斗力。唐朝的韩愈对南方边地的环境、气候是竭尽全力来形容其恶劣的。我是南方山区人，在这种环境时候了二十年，对这种自然环境非常熟悉。这样的环境，给侦察、行军、战斗、支援、补给都带来很大困难。
从多方面看，在这场战争中，中国军队付出惨重代价，这是必然的。中国古代，最讲究天时、地利、人和，在这场战争中，中国军队占有的都不多。有些本来是可以占有的，但尤其自己这方面那方面的原因，没有把握住，或者虽然把握住了机会但没有发挥好优势

凌子

有道理!扫把不用都会成精,部队不练兵就会成懒汉,这场战争有利有弊,但代价似乎大了些,2万多人啊,不知道是多少个家庭和亲人心头永远的痛!

3072036

    以史为鉴！

awei

阵亡2万多 这个数字绝对不可靠  

出山

1979年2月17日至3月16日，我军共牺牲和失踪7019人。伤14800多人。其中西线云南我军伤5059人（亡2，812人、失踪15人）。——资料来源保密

coolblood

我想补充一下原因：
   一。中国政府于1950年1月18日与越南民主共和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1月30日以后，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先后承认越南民主共和国并建立外交关系。中国首先承认越南是对法国侵略者及其越南国内反动派极大的打击，开创了越南民主共和国外交的纪元。为了纪念中越建交，越南政府决定：1月18日为越南外交胜利纪念日。
　　胡志明第一次秘密访问新中国是在1950年1月底。他代表越共中央向中共中央提出援越抗法的请求。当时，新中国成立才4个月，困难重重，百废待兴。尽管中国面临很多困难，中国党和政府仍然作出果断的决定。4月17日，中央军委下达指示，从二野、三野和四野各选一个师(包括师、团、营三级)的全套顾问，从三野选调顾问团团部人员，从四野选调整一个军官学校的全套顾问及教员，组成赴越军事顾问团。4月23日，中央军委再次指示西北、西南、华东、中南军区和军委炮兵司令部增调营以上13名干部，参加顾问组，准备担任越军高级指挥机关和军队的军事、政治、后勤顾问或助理顾问。1950年6月30日，毛泽东和刘少奇、朱德等领导在中南海接见了顾问团师以上顾问及部分团级顾问，给他们提了要求，顾问团的任务是帮助越南组织、建设一支革命化的正规军队和帮助越南人民军组织指挥作战，主要是协助组织指挥运动战，较大规模的正规战。当顾问是当参谋，给越南的领导当好参谋。要多作调查研究，想办法，出主意，不可包办代替，更不能当“太上皇”，发号施令。一定要戒骄戒躁，谦虚谨慎，诚心诚意地帮助他们。7月下旬，军事顾问团正式建立，79名干部、250名随员，在团长韦国清、副团长梅嘉生、邓逸凡率领下，于8月12日拂晓到达越军总部所在地广渊。
　　援越抗法的战役打得非常漂亮；首先是1950年底的边界战役。1950年4月起，中国援越物资开始运进越南北部根据地，第一批越军主力部队进入中国境内接受装备、训练，中国军事顾问团即将入越。为了打破法军的封锁，打通与中国的交通线，取得中国的直接援助，巩固和扩大越北根据地，创造有利条件打好以后的战役。越共中央6月决定发起边界战役的同时，要求中国提供充分的后勤保障和军事顾问团尽快入越，并要求中国派一位高级军事指挥员，协助整个战役的组织指挥。陈赓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于7月初率20多名随员由昆明风雨兼程赶往越南。经了解情况，拟走出了作战方针，这个方针得到了武元甲和越军前线指挥部的一致同意。随后，陈赓的部分随员同顾问团的师、团、营三级军事、政治顾问，分别下到参战部队，协助战前准备和指挥作战。
　　战役发起前夕，胡志明前来看望陈赓和顾问团领导。胡志明对陈质说：部队都交给你指挥了，但有一条，只许打胜，不许打败。
　　陈赓说：打胜仗主要靠越南军民，但我一定尽力协助指挥打好这一仗，不辜负胡主席期望。
　　经过七昼夜连续激战，越军全歼了法军两个精锐兵团3000余人，解放了高平，并乘胜攻占了七溪，那岑、同登、谅山、亭立、安州等地的法国侵略军纷纷撤逃，驻守老街、沙巴的法国军队和进犯太原的军队也被迫撤离，当时美国国际合众社报道：“法国在中越边境3500人的精锐部队，遭受在新中国受训和武装的越盟军队的强大进攻。法军大部分被消灭，在与中国接壤的边境约250英里地区，法军已完全没有防卫力量。这是法军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大的军事失败：”
　　边界战役结束。陈赓回国，后来的红河中游战役、东北战役、宁平战役、西北战役、上寮战役等，都是由韦国清带领的军事顾问团协助越军相继展开的：尤其是奠边府战役一举围歼1.6万余名法、伪军。宣告了法国侵略战争的彻底失败。
   在此期间，中国代表团结合着战场的实际情况，对越南的指战员进行了系统的理论指导。胡志明要求越军，连一级的到要参加听课，学习。而要求中方将领要多讲，讲细。再实际作战中，有中方将领直接指挥，越军上到武元甲大将，下到小兵，都要听从调遣。你想：我们中国人就是容易动感情，那还不玩命的教人家啊。再此期间，越军许多基层干部都成长为优秀的指挥员。
二。
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中国空军在越南的土地上与朝鲜战场上的老对手美国空军再次较量，打出了国威军威，为越南的民族解放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1965年，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秘密来到中国，直奔湖南，拜会了正在长沙的毛泽东，请求中国援助越南的抗美救国斗争。毛泽东爽快地答应了胡志明的要求，对越南进行了无私的援助。接着，越南劳动党第一书记黎笋，受胡志明委托，连续率党政代表团访华，要求中国扩大援助规模并向越南派出支援部队，配合越南人民军作战。刘少奇、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明确表示，援越抗美是国际主义义务，你们不请，我们不去，你们请我们哪一部分，我们哪一部分去。这主动权完全掌握在你们手里。为此，中共中央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分别发出指示和作出决议，号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尽一切努力支援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应越南劳动党和越南政府关于中国政府派遣防空部队支援的请求，中国政府决定派高射炮兵部队入越轮战，与越南人民军防空部队并肩作战。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亲自签署了“调高炮部队入越轮战”的命令。 从1965年8月开始，中国空军高炮部队身着越南人民军服装陆续秘密入越作战。在越南北方的作战任务，主要是保卫我国源源不断援助越南物资的主要交通枢纽和越南东部宋化、克夫、外苏、温县、谅山等地的重要目标。首批入越参战的是空军高炮23团及配属的陆军高炮部队。23团出发的当天，中央军委再次发出指示：“千方百计打好仗，为祖国争光”。
　　10月17日的宋化战斗，是高炮23团入越后打的第一杖。位于河（内）友（谊关）干线北段的宋化车站和铁路桥，是连接我国广西凭祥至越南河内的交通要道和枢纽，我国大批的援越物资和武器都要从这里通过，是美军攻击的重点目标。美军先后出动A—4、F—4、F—8等型飞机7批35架对23团驻守的宋化铁路桥实施轰炸攻击，傲慢的美军像进入“无人区”，高度飞得很低，企图近距离投弹。早已严阵以待的高炮23团指战员，怀着满腔仇恨，以突然猛烈的火力给予迎头痛击。经过近1个小时的激战，击落美机7架，击伤8架，活捉飞行员5人。铁路安然无恙，部队无一伤亡。23团首战告捷，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总政治部致电予以表彰。 随着美军对越南北方的轰炸逐步升级，从1966年6月开始，大批中国空军高炮部队陆续入越作战。1967年1月，高炮32支队师）入越时正值美国“停炸迫和”破产，再次增加轰炸强度，扩大轰炸范围阶段。他们在8个月内，共作战125次，击落美机165架，击伤137架，是空军入越高炮部队取得战绩最大。的部队。但他们的伤亡也较大，共牺牲114人，伤444人。4月24日的克夫战斗，集中体现了这支部队的勇敢和智慧。当日13时33分，美军2架侦察机，从西南方向低空进入侦察克夫地区，高炮32支队4团各连相继开火，击落一架击伤一架。战后，团指挥员准确地作出判断，美军侦察机虽遭打击，仍可能进行大规模袭击，即令部队进一步做好反轰炸准备。果然，在16时46分，美机24架分成2批进袭。前一批8架F—4飞机低空飞至距离克夫1000米时，分成两个四机组，顺阳光方向下滑攻击克夫机场，当即被击落2架。后一批16架A—4、A—6A飞机混合编队，以宽正面、多层次、短纵深从东南方向进入攻击保卫目标。团指挥员命令各连集中火力射击第一架。美机遭打击后，队形大乱，开始穿梭飞行，反复进入，分别对地面目标和高炮阵地进行攻击。此时，各连按照作战预案选择威胁最大、射击条件最有利的射击目标进行射击。当美机攻击100毫米炮连阵地时，37毫米炮连和高射机枪连主动将开火距离由3500米延伸到4000米，迫使美机改变航向，慌忙发射6枚火箭，均未命中。由于各连主动集中火力，多次转移射击，先后击落美机3架，击伤1架。有2个连的阵地中火箭弹、子母弹多枚，但仅损失一个班的窝棚和少数器材。这次战斗准备充分，动作迅速，指挥正确，集火射击，达到了消灭敌人、保存自己的目的。在越南特殊的作战条件下，中国空军高炮部队创造了游击战。针对美军活动猖狂，轰炸频繁而又经常化的特点，中国的空军高炮部队在保卫重点目标的同时，主动出击，在美机经常活动的地区和出入航线，运用声东击西，即打即离，打而不离，忽献忽北，离此击特等战术手段，出其不意地打击美机。
　　高炮33支队在1966年7、8、9三个月的机动作战中，捷报频传。其中9团仅在7月11日和9月19日两次战斗中，就击落美机9架，击伤5架，保卫了目标的安全。
　　美军遭到我机动部队伏击后，好长时间不敢出去，于是机动部队采取引蛇出洞的方法，把美机诱出来打。抽调一、两个小炮连，采取上半夜大摇大摆地从防区往外拉，后半夜再秘密迅速地返回防区的巧妙办法，引诱和诱惑美军。美军果然中计，9月27日出动大批飞机对克夫以北地区进行攻击，又遭到我伏击部队痛打一顿，当场击落美机3架。
　　高炮37支队先后有65个炮连实施了兵力机动，沉重地打击了美军的疯狂进攻。高炮35支队入越作战期间共击落美机139架，其中65架是机动作战击落的，占全师击落美机总数的47％。
1968年3月，在越中防空部队的沉重打击下，美国“逐步升级”轰炸越南北方的政策遭到破产，被迫宣布“部分停炸” 越南北方。10月，约翰逊总统发表声明，完全停止对越南北方的轰炸。1973年1月，美国被迫在《关于在越南结束战争恢复和平的协定》（即《巴黎协定》）上签字。协定的签字、宣告了美国侵越战争的彻底失败。据美国政府及五角大楼的统计，美军在侵越战争中，残亡56550人，受伤30多万人，损失喷气式战斗机3700架，直升机5000架，耗资1500亿美元。
　　1968年11月，鉴于美国停止轰炸越南北方，经中、越两国政府商定，我援越抗美部队全部撤回国内。中国空军从1965年8月奉命派出首批高射炮兵部队入越作战，到1969年3月最后一批部队撤回，在3年零7个月的时间里，先后共有8批7个高炮师、26个高炮团及配属的探照灯和雷达部队共达10万余人参加了援越抗美。取得了击落美机597架、击伤479架的光辉战绩。在战争中，中国空军高炮部队280人英勇牺牲，1166人光荣负伤。
　　中国空军高炮部队的英勇壮举，受到越南劳动党、越南政府、越南人民军的高度赞扬。胡志明主席亲自授予中国空军高炮23团、32支队、34支队、37支队“团结战胜美国侵略强盗流动红旗”。越南政府
　　总理范文同向每一个参加援越抗美的中国官兵颁发了奖章和奖状。越南国防部长武元甲大将曾多次到中国空军高炮部队走访和慰问。1969年2月，他在欢送援越抗美的中国空军高炮部队回国的大会上，饱含深情地说，“中国共产党派遣自己的优秀儿女与我们并肩战斗，抗美救国，高度发扬了崇高的国际主义精神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对越南人民是重大支援和巨大鼓舞。越南人民的胜利，有你们一份功劳。越南人民将世世代代铭记在心中”。

匹夫

越南政府 　　总理范文同向每一个参加援越抗美的中国官兵颁发了奖章和奖状。越南国防部长武元甲大将曾多次到中国空军高炮部队走访和慰问。1969年2月，他在欢送援越抗美的中国空军高炮部队回国的大会上，饱含深情地说，“中国共产党派遣自己的优秀儿女与我们并肩战斗，抗美救国，高度发扬了崇高的国际主义精神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对越南人民是重大支援和巨大鼓舞。越南人民的胜利，有你们一份功劳。越南人民将世世代代铭记在心中”。


          仅仅几天越南人就变成了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