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理解万岁

龙翔九天

刚看到一片理解万岁的文章,不知道大家看过没有,我发过来吧！ 理 解 万 岁 　　　　　　　　　　　　　　　　　　　　　　　　蔡朝东 　　我不是战斗英雄，也不是功臣模范，只是一个在老山前线生活和战斗过的普通军人。每当想起在战场上的日日夜夜，每当看到烈士陵园那一座座坟墓，每当回忆起战友们在阵地上的喜怒哀乐，每当看到一位位烈士家属那高尚的情怀，我就有一种冲动，就想把我的感受讲给全社会的人听。今天，领导和同志们从繁忙的工作和学习中抽出时间，听我演讲，这是对我的信任，也是对我们战斗在老山前线的干部、战士的理解、关怀和鼓励。我代表曾经在老山前线战斗过和现在还在老山前线浴血奋战的战友们，向祖国的亲人们致以崇高的敬礼！ 　　今天我演讲的题目叫《理解万岁》，共分五个部分：第一部分，血战老山，对祖国的理解；第二部分，喜怒哀乐，理解的呼唤；第三部分，前方后方，理解的分量；第四部分，社会共鸣，理解的内涵；第五部分，战地歌声，理解的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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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提起蔡朝东，人们都会记起八十年代他那轰动全国的演讲——《理解万岁》和《民魂万岁》，以及后来的《创业万岁》、《科学万岁》。蔡朝东同志生于昆明，原籍江苏海门。1968年从云南省凤庆入伍，历任战士、班长、干事、昆明军区政治部宣传部文化处副处长。1989年转业到云南省新闻出版局工作。1991年下派到云南省昭通地区大关县代职任县委副书记。1993年被人民代表民主推荐当选为县长。1996年任云南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副主任。现任云南省演讲学会会长、中华教育艺术研究会副理事长。１９８５年以来，他先后在全国演讲了二千一百多场，并编著出版了十多本书。１９８９年被授予“全国优秀青年思想工作者”称号，并当选为“昆明青年十杰”之一。１９９６年４月被授予“全国模范军队转业干部”称号，并被评为“全国教育艺术演讲十佳”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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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妻双双把家还 　　同志们大部分都看过《高山下的花环》这本书，书里写了雷军长和儿子“小北京”一起在前线作战。很多人认为这是文艺作品，生活中没有这样的事。其实不然，在前线，不仅有父子、兄妹同上战场的，还有夫妻双双一起战斗在前线的。 　　1979年第一次对越自卫还击作战，我们昆明军区司令员张侄秀和儿子、女儿都同时在前线参战。 　　1984年这次老山、者阴山作战，十一军瞿政委一家四个人一起上战场：大儿子在阵地上当排长，二儿子是运输兵，冒着危险往阵地上送弹药，女儿在前线野战医疗所，瞿政委在指挥所指挥战斗。 　　原云南省保山军分区司令员刘斌同志，两个儿子先后上了战场，并且都牺牲了，他又把女婿送上了战场，被人们称为“当代杨家将”。 　　我到过一个“前线的八女子救护队”，就有八对夫妻一起战斗在前线。 　　在离国境线不到五公里的一个小帐篷里，灯光下，一位女医生趴在铺上写信。她叫陈宏蓉，爱人叫夏德俊，是本部队的六连连长。部队接受参战命令时，她的孩子只有三个多月，她谢绝了领导的照顾，坚决要求和爱人一起上前线，被批准后，她把在河南农村的老父亲接来给她照顾小孩。 　　此刻，她正在给老父亲写信：“……要多给孩子喂水，每天加两片维生素C……”写到这，她左手托着下巴，右手捏着钢笔顶在嘴角，两眼看着不断闪动的蜡烛，在火车站和孩子离别时的情景又出现在眼前。 　　那是一个临近黄昏的时刻，打着绑腿、背着红十字包的陈宏蓉把小孩紧紧地抱在怀里，亲了又亲，吻了又吻。三个多月的小孩，瞪着两只明晃晃的眼睛，盯着妈妈的脸，不时地咧开小嘴笑一笑，还伸出两只胖乎乎的小手不住地抓妈妈的脸。 　　看着孩子天真活泼的样子，陈宏蓉脸上也浮起了一丝笑容，但眼泪却像泉水一样涌了出来，眼泪大滴大滴掉在孩子脸上。 　　陈宏蓉使劲亲了孩子一口，孩子“哇”的一声哭了起来。他不明白待自己如心肝似明珠的妈妈，今天怎么这么狠心，“哇哇哇”越哭越伤心，越哭声音越大。 　　陈宏蓉心碎了，她知道这一去，有可能是生离死别啊!孩子他爹当连长是要带兵冲锋陷阵的，已经提前几天就开走了。自己进了救护队，也是要冒着枪林弹雨去抢救伤员的。万一?她不敢往下想了，心里一阵颤动，眼前一黑，差点摔倒。 　　“呜——”，火车汽笛拉响了。 　　陈宏蓉从痛苦中抬起头来，擦去眼角上的泪水，又使劲把孩子亲了一口：“孩子，别怪妈妈心狠，你需要我，前线流血负伤的叔叔更需要我啊……”她走近老父亲，把孩子往父亲怀里一塞，转身跳上了南去的列车…… 　　到了战场之后，他们夫妻把对孩子的爱化为对越军的恨。夏连长亲自带领两名战士到离越军最近的地方开设观察所，坚持四十一昼夜捕捉目标三十六个，呼唤和指挥炮群对敌射击十六次，战果突出，荣立二等功。陈宏蓉多次到前沿阵地抢救战士，并热情为战士演出节目，成了救护队的骨干。 　　战斗之余，他们都非常怀念自己的小宝宝。尽管老父亲尽心尽力地照顾，周围的群众、家属都帮忙料理，孩子长得又白又胖。但是，作为父母，在生死难料的战场上，怎能不牵肠挂肚呢?为了使孩子能健康成长，陈宏蓉每三天就要定时给家里写一封信。在信里，总是反反复复地告诉老父亲：怎么给小孩煮牛奶，怎么给小孩洗澡，什么时候该加减衣服，什么时候要打预防针等等。 　　她说：“我那老父亲，都成了‘函授保姆’了。” 　　护士方晓京，上战场时，儿子七个多月，到了战场八个多月，儿子开始学说话了。年轻的妈妈，多么想听一听儿子稚嫩而天真的声音啊!家里非常理解她的心情，为了减少她的挂念，就成天教孩子说话，并且将讲的话反反复复地录下来，把磁带寄到了前线。 　　拿到了磁带，方护士说：“我是又想听又怕听啊，每次听都要流很多眼泪。医生、护士、伤员、老乡都陪着我掉泪。因为儿子不懂事，话也说不清，只会叫啊、喊啊：‘妈妈、妈妈呀!……我想妈妈了!’把我的心都给拉出来了。我们在这里，是把对儿女的爱倾注到伤员身上，这边流着眼泪听完磁带，转过来，我们还要带着笑容给伤员唱歌!……” 　　这些女同志难道不是英雄吗?前线战士就这样抛家舍业在战场上奋战，为了什么?他们在老山主峰上刻了一幅对联，表达了他们的情怀： 　　　碧血洒满老山，捐躯为谁?为国威军威振奋； 　　　风餐露宿戍边，幸福何在?在万户千家团圆。 　　有一次，在阵地上正好碰上两口子在同一个阵地上，男的叫李川斌，女的叫付玲。大伙轰他们出节目，两口子推脱不过，唱了一首《夫妻双双把家还》，现在就请大家听他们当时的录音。 　　(放录音《夫妻双双把家还》) 　　同志们，朋友们：为了感谢大家对我们战士的关怀和理解，最后我用战士侯建辉在猫耳洞里写的一首小诗作为报告的结束： 　　告别家中的亲人，告别故乡的山水。我是一只绿色的小乌，唱着歌，飞向祖国的边陲。我不是来享受，也不是来游山玩水更不是为了自己的羽毛，抹上几笔金色的光辉。我是走向战斗的最前面，用理解和鲜血，抒写自己的墓碑。如果不准备献身，何必骗取光荣的领章和帽徽。那还不如潜进浪花，变做一只苟延百岁的海龟。我愿战场火红的熔炉啊，把我冶炼成一颗呼啸的手雷，以便在这战场上，在边疆的沃土中留下我青春的光辉!让祖国大地的花朵，开得更加鲜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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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地歌声，理解的升华 　　同志们，朋友们：为了更好地理解军人的情怀，现在我把在老山前线的实况录音选几段给大家播放。 　　我的中国心 　　1153高地军校实习排长窦健：“下面请我们1153阵地84年的四川新兵王昌林同志给大家来一个，好不好?” 　　众战士欢呼：“好!要得!” 　　王昌林：“我的歌唱得不好!” 　　一战士：“哎，你的歌唱起来安逸得很，太舒服哕!” 　　众战士：“来一个，来一个……” 　　王昌林：“好，我就给大家唱一个《我的中国心》。” 　　众战士：“好，要得!” 　　(王昌林唱《我的中国心》，感情非常真挚，唱到“长江……长城……黄山……黄河……”时，众战士一起加入进来，很有气势，体现了战士胸怀祖国的壮志豪情。) 　　这位被称为“老山歌星”的王昌林是四川万县人，云南人民广播电台1984年10月1日早上播出他演唱这首歌的录音时，他的家乡父老乡亲也同时收到了。父母听到儿子熟悉的声音，开始还有点不相信，儿子在前线打仗，怎么会跑到电台里唱歌呢?后来隔壁邻居也都听到后跑来向他们祝贺，他们才相信了。马上就给儿子写了一封信，前半部分写他们怎么激动，后半部分告诉儿子他女朋友也跟他“吹灯”了。这封信的复印件今天我也带来了，现在给大家选读两段： 　　林儿： 　　大概国庆佳节你一定会异常激动吧!我们也和你一样或者说心情更高兴一些吧!当国庆佳节之时，我们家乡的很多听众都在收音机里听到了你的歌声，你那优美动听的歌声时时回响在我耳边，飘荡在我的心田……我家附近的很多亲邻都跑来告诉我这喜人的消息，有很多 人还伸出大拇指赞扬你。这既是你自己的高兴，也是我们当父母的荣幸…… 　　关于你的女友之事，作为我们这些做父母亲的，有责任帮你办好，因为这是一辈子的终身大事呀。但她现在的个性和共性都变了，又有了男朋友……有一次，她和新男朋友到外面去耍了三天，甚至还准备跑掉。后来，她父母听说后才去把她找回来。所以，希望你不要 再挂念她，要不就干脆与她吹了。 　　作为一个人来说，一定要正直，感情稳定才算一对真正的恋人嘛。所以，我们从心灵深处希望你努力工作，英勇杀敌，把她抛到九霄云外，扔进太平洋去吧!…… 　　这封信的原件征得王昌林家人的同意后，已经被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当文物征集收藏下来了。 　　十五的月亮 　　《十五的月亮》这首歌最早是在老山前线传唱开的，1985年春节晚会董文华唱后才在全国传唱。我记得这一年春节前夕，我到了坚守在八里河东山前沿阵地上，一位来自江苏镇江的指导员沈兆明演唱了这首歌： 　　一战士：“哎，同志们，指导员这两天有个小秘密，我们让他给大家暴露暴露好不好?” 众战士：“好!指导员，什么小秘密?” 　　指导员：“没什么秘密，大家都知道我有一个贤惠的妻子和一个可爱的孩子。”(战士哄笑) “ 　　大家不要笑。我的爱人在镇江市染织厂工作，十五天前给我寄来了《十五的月亮》这首歌。在这新春佳节即将来到之际，我们身负重任，坚守在老山前线，非常想念家中的亲人，但不能和家人团聚，我想他们是会原谅的。《十五的月亮》这首歌写得非常好，我唱不好，但我希望我的妻子她能听到我的声音，也希望家中的亲人能听到我的声音。今天，在阵地上的干部跟我一样，也有老婆孩子，我邀请大家一起唱这首歌，表达我们对家中亲人的思念。” 　　(集体演唱《十五的月亮》，情真意切，催人泪下。) 　　我的祖国 　　下面是一位在1153高地当见习排长的窦健的诗朗诵： 　　窦健：“我是石家庄陆军学校的，今天能有幸跟大家共同坚守1153高地，我感到非常荣幸。在欢庆国庆三十五周年之际，我们虽然不能在灯光明亮的大厅里共庆佳节，但我们在这黑暗的坑道里，在煤油灯下也同样可以抒发自己的感情。现在我把在阵地上写的一首小诗献给大家： 　　(战士热烈的掌声) 国庆三十五周年，各条战线捷报传。老山阵地庆国庆，首都老山心相连。 坚守老山为四化， 把越军消灭在阵地前! 　　(战士热烈的鼓掌声)(贵州兵刘丹茂用树叶演奏《送别》)(毛金满排长和窦健排长口琴二重奏《我的祖国》) 　　新娘子出嫁 　　1984年底的一天晚上，我参加九连在老山主峰小平寨召开的欢送老兵联欢会，开始在山坡上进行，我正在录音。 　　突然，越军向我们阵地打了几发炮弹，我们的部队马上进行还击，一场激烈的枪炮仗就在老山主峰展开了。当时录音机正在录战士的歌声，枪炮声也就录进去了，我还现场解说了几句。由于这个连队没有作战任务，上级命令他们到坑道里防炮，晚会就继续在坑道里举行。有一位叫武应强的小战士，打仗很勇敢，不久前在一次战斗中还救了三个伤员，但他的外号却叫“小姑娘”，请听他唱的“云南花灯”： 　　(放录音) 战士的歌声： “送战友，踏征程)(突然阵地上炮声、枪声响成一片。) 　　蔡朝东：“现在是九点四十分，越军突然向老山主峰进行了疯狂的炮击……我们的大炮和重机枪当场进行了有力的还击!” 　　连长：“同志们，越军现在向我们阵地打炮了，上级通知我们防炮，现在马上转入坑道，晚会继续进行!” 　　(战士们欢呼着进了坑道)一战士：“下面请我们连队的‘小姑娘’来—个好不好?” 　　众战士：“好!来一个，来一个!” 　　蔡朝东：“哎，你们阵地上都是小伙子，怎么会有小姑娘呢？” 　　一战士：“他说话太像姑娘啦，动作也像姑娘，特别是他唱起歌来令人民愉快！” 　　武应强“好嘛，唱一个就唱一个，我给大家唱一个云南花灯——《新娘子出嫁》” 　　回娘家 　　下面是坚守在八里河东山主峰上的七连连长李云志唱自《回娘家》： 　　(放录音) (一口山东话的连长李云志在罐头筒里装上小石子作沙锤的敲击声中，唱了一段幽默有趣的《回娘家》。) 　　党啊，亲爱的妈妈 　　在前线，战士们把祖国、母亲、人民和党统统用“妈妈”这个词替代了，因此，一唱到有妈妈字眼的歌就特且动情。 　　有一天，我在一个阵地上看到一位叫刘兆举的小战士满脸硝烟，正在聚精会神地用松球雕刻一只小鸟，小鸟做得非常逼真。我问他：“你在阵地上雕这只小鸟干什么?” 　　他说：“我要让它飞回去，给妈妈报个平安！” 　　我说：“好，我带着照相机，就把你和小鸟在一起拍个照，以后让妈妈看吧!” 　　就这样，我拍下了这张照片，现在请大家在现场看吧! 　　后来这位小战士还告诉我，他们一起来前线参战的一位叫王斌的战士还创作了一首《唱给妈妈的歌》，也在阵地上广为传唱： 　　望北斗，思故乡，我看到妈妈期待的目光你声声把孩儿呼唤，盼孩儿早回身旁，那望儿山上母亲的泪啊日夜在你心中流淌。妈妈呀，妈妈，不是我铁石心肠，不是我不恋故乡，只是在我的前面，还有凶狠的豺狼。望北斗，思故乡，我看到妈妈期望的目光你声声把孩儿教导，盼孩儿多打胜仗，那枪炮声中孩儿的话啊时刻在你心中回响。妈妈呀，妈妈，我誓与南疆共存，杀尽那凶狠的豺狼。带着胜利的捷报，回到你的身旁。 　　正因为有这样的感情，炮兵排长孙承业在战场上唱的一首《党啊，亲爱的妈妈》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后，我接到过很多同志的来信说：“我们听过很多歌唱家唱这首歌，但没有哪一个有这位排长唱的深情。”是不是这样，大家来听一听(放录音，孙排长唱《党啊，亲爱的妈妈》)。 　　

龙翔九天

去年夏天，共青团河南省委邀请我给郑州大学作报告，学生们提出了战士在前线怎样理解后方青年跳迪斯科的问题。 　　我是这样回答的—— 　　对于后方跳舞的问题，前线也有一个理解过程。1984年底至1985年初，全国一下子又兴起了一股跳舞热。到处舞厅开放，电视台每天定时教跳，有些单位还搞什么扫舞盲活动。此时，正是老山前线战斗激烈的时候。我到了最前沿阵地，战士围住我问道：“老蔡，我们接到同学来信，说后方根本不知道我们前线在打仗，到处都在跳舞，是真的吗?” 　　我怎么回答呢?说没有这回事吧，那是在讲假话欺骗战士，我只好说：“是的，到处都在举办舞会。” 　　“那昆明的规模怎么样，水平怎么样?” 　　“规模很大，水平也很高哟!” 　　战士们一听就骂开了：“怪事情，不打仗不跳舞，一打仗就跳舞。1979年作战，后方猛跳，这次我们老山前线又打仗，后方更是跳得飞起来了，怎么回事?这不是冲着我们来的吗?” 　　正当战士们你一言我一语大发牢骚的时候，班长大叫起来：“别骂了，别骂了!跳舞的那些人里面有我们的哥哥弟弟、姐姐妹妹，说不定还有我们的父母呢!他们能欢乐、能跳舞、能读书、能赚钱，还不是我们在前方守着!我们不应当嫉妒，不应该自卑，我们应该感到自豪！” 　　说实在话，当时我也没想到班长会说出这么高水平的话。认为他们说几句牢骚话也是情有可原的。听了班长的话，我也很激动，看着战士们都不吭声，在低头思考，于是我说：“是啊，班长说得太好了。大家想，今天我们的猫耳洞里，点的是煤油灯，不能把全国的电灯都闭掉吧?我们几个月不能看电视，不能让全国人民也都不看，来陪我们熬啊!” 　　这个道理一讲，战士们想通了，有几个还作自我批评呢。他们摸着脑袋说：“咳!有人说我们当兵是‘傻瓜’，看来我们还真的有点傻呢!提起保卫祖国的幸福安宁，我们觉得光荣自豪，怎么一说后方青年在跳舞、欢乐，发家致富，我们又在说人家?不应该呀。跳吧，年轻的朋友们，只要不影响工作和学习，尽情跳吧!” 　　后来，前线部队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有些战士也穿着短裤扭开了迪斯科。 　　“我认为得到人们的理解就是对我们的最高奖赏了。” 　　我在云南德宏州作报告时，曾经见到了第一次在阵地上举行联欢会时认识的一连三排战士乔天鹤。他从收音机里知道我去作报告，连夜骑着自行车来看我。 　　一见面，小伙子扑到我的怀里激动地说：“老蔡，我真没想到能活着下来见到你！” 　　我说：“我也没有想到会在你的家乡见到你!其他同志呢?” 　　“我们撤下来后，由于部队精简整编，全复员了!” 　　“你立了几等功?” 　　“立什么功!全排下来时，只有两个立三等功!” 　　“怎么才有两个三等功?” 　　“按比例分配，我们排有五个名额，战场上当场就立了三个，剩下两个名额，下来后，大家都让给两位伤员了。” 　　“哦，是这样!小乔，打了一场仗，在阵地上坚守那么长时间，连个三等功都没立上，想得通吗?” 　　“大家还是想得通，当时谁也没有为立功争吵。因为我们看到了前线那么多人，有架电线的，送弹药的，背饭的，指挥的，抢救伤员的……如果人人都立功的话，这个军功章也就不值钱了。再说后方还有多少群众在支援着我们。我没有挂上军功章，但我得到一枚老山作战的纪念章，我还有几个战友，连这个纪念章都没挂上，就长眠在南疆的黄土之下了，我们能活着回来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 　　他又说：“我有一个战友牺牲了，掩埋前，同志们给他换衣服，发现他左上衣口袋里有一包烟，用塑料袋包好的。里面夹了个字条：‘掩埋我尸体的战友，辛苦了，请抽一支烟1’他们有如此宽广的胸怀，我们还计较什么呢?我们凯旋后，人们夹道欢迎我们，多次来慰问我们，复员回来后，又把我安排在县五交化公司工作，我认为得到人们的理解就是对我们的最高奖赏了。” 　　“我们夫妻排好了一个节目，上去就给战士唱《夫妻双双把家还》!” 　　有一次我在昆明化工机械厂演讲完后，三个小青年跑上来说，我们是待业青年，开了个小商店，赚了点钱，原来计划买车票出去旅游一番，刚才边听边议论，决定不去了，我们要用这笔钱买东西送到前线，你给我们出个主意，战士们要什么，我们就买什么!我说：前线不缺钱，也不缺东西，就要“理解”两上字，你们只要好好工作就是理解战士了。但后来他们还是组织了个慰问团上去，花了七千多元买了很多吉他、口琴背上阵地。 　　我讲到有夫妻双双上战场作战的，在这里我还要讲有夫妻双双上前线慰问的：昆明印染厂组织慰问团，青年们争先恐后地报名。一个车间只有一个名额。武装干部杨贵化和在幼儿园当阿姨的爱人高丽华两人争着要去，厂领导不同意，说：“你们家里还有一个三岁的孩子没人管，如果在前线有个三长两短，叫我们怎么向家里交代?”杨贵华说：“我是复员军人，这次到前线，如果碰上越军特工队，我还可以抵挡一阵，不去不行!”高丽华说：“平时厂里开联欢会，你们都说我唱得最好，我不去谁去?再说小孩已交给老人，请领导放心。人家前线也有夫妻，我们夫妻排好了一个节目，上去就给战士唱《夫妻双双把家还》!” 　　最后厂里只好同意他们一起去了。 　　他们到前线，和战士们同甘苦，共患难，亲自上了者阴山主峰。当战士们知道给他们演唱《夫妻双双把家还》的一对青年人是真正的夫妻时，感动得直流泪，他们说：“人家地方的青年人都能做到这样，我们当兵的还有啥说的!” 　　排长谭贵民在慰问团日志的本子上写下了这样的话：“我们所寻找的，在这儿找到了，我们满足了，这满足就是人民的理解和信任。” 　　这个慰问团在阵地上开展了照相活动，但是当他们邀请战士们一起照时，有些战士不愿意照。为什么呢?战士反映，过去也有些记者、慰问团上来和我们一起照，但我们纯粹是个陪衬，从来也没有谁给我们寄照片来。慰问团回到厂里汇报了这情况后，厂领导指示：凡是彩照上有战士形象的，按人头加印寄去，要做到真正理解战土。当一千多张彩照飞上者阴山时，战士们不断地欢呼：“理解万岁!” 　　“如果包字万能的话，谁敢去包老山呢?” 　　经常听到群众有这样的议论：“当官的，没有一个好的。”这句话，固然有群众对官僚主义、不正之风的愤恨，但也确实反映了群众不能正确理解领导的问题。从部队到地方，大部分干部还是兢兢业业在为四化建设作着贡献的，许多人呕心沥血、克己奉公，为群众谋利益，人们只要冷静下来思考一下就能得出正确的结论。但为什么产生不理解?关键是不了解或不能站到领导的角度上去观察问题和处理问题。当然还有少数干部以权谋私、官僚主义造成的坏影响。所以很有必要加强对话，沟通上下的联系，将国家的政策、困难、任务及本人的态度如实向群众交底，人民群众是通情达理的，也是能理解领导的。 　　我在昆明铁路机修厂作报告，在书记陪同下到车间参观，发现有好多工人不干活，坐在一起议论，书记就说了他们几句：“上午听报告，下午要干活呀，要不然损失大了!” 　　工人说：“书记，过去叫我们学习，我们学不起来，今天我们是自动坐下来讨论，你应该感到高兴嘛!我们正在谈如何理解领导、理解国家的问题。放心吧，只要思想通了，耽误的活两天就拿回来了。” 　　我们坐下来听他们议论。他们谈到，一段时期来，把钱的作用强调到了不适当的地步，似乎只有钱才能调动积极性，领导靠钱管，工人为钱干，什么工作都讲承包。我们不否认“包”字起作用，但强调过分了也产生很多副作用，看来还是应该从国家利益着想。 　　我说：“是啊，如果包字万能的话，谁敢去包老山呢?”工人们听了，哈哈大笑起来。 有—位工人说：“如果战士也像我们一样，什么工作都要先跟领导讲好价钱再干的话，那还打什么仗?总不能在冲锋前跟连长订个合同，掉了一个指头给多少?炸掉一条腿给多少吧?” 　　从工厂里的互相理解又谈到了家庭里的理解，最后，大家认为了解是理解的基础，理解是爱的升华。送我回来的路上，书记对我说：“老蔡，不怕你笑话，我们厂开这样的大会，建厂以来纪律最好的有两次，一次是宣布调工资的方案，一次就是听这次老山前线的报告。” 　　我说：“是啊，这正说明了一个物质文明，一个精神文明，群众都需要嘛!” 　　能不能从群众利益出发，关心群众的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需求，也是反映领导是否能理解群众的一个方面。我碰到过一些领导，来请作报告时，总是说：现在的这些群众，特别是青年人，太差了，要好好教育教育他们。好像自己就不需要受教育似的。还有一些领导，则认为如今只有金钱起作用，什么政治思想工作，道德品质教育，群众听不进去，只要多发奖金就能调动积极性。这同样是不理解群众，不理解人们在需要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同样需要精神食粮。 　　北京电子管厂是个大厂，随着时代的发展，电子管不景气，工厂上万人面临转产找出路的问题。去年春天，我刚到北京，报纸从来没有宣传过有关《理解万岁》报告的情况。这个厂宣传科有一位年轻人原来在成都曾听过两次，就给厂里建议请我去作报告。厂领导很担心组织不起来，人们现在都怕听报告，到时候发了票要么不来，要么来了中途就跑光了，对报告者不礼貌。团委和宣传科几个年轻人就别出心裁地下了个通知：“今天听报告，一可以看书报杂志，二可以打毛线，三可以迟到早退。”这三条一下去，在车间就引起了反响，青年人的逆反心理就起作用了。 　　青年们说：“怪啦，过去听报告，一不准迟到早退，二不准看书讲话，三不准打毛线干私活，今天却相反，我们就去听听，看吹什么大牛!”于是，还不到开会时间，礼堂就爆满了，后来很多人还挤到台上来席地而坐。 　　报告开始后，没有看书的、讲话的、打毛线的，就连上厕所的都几乎没有，到了下班时间，工人们还热烈鼓掌要求讲下去。 　　最后，厂领导还一再要求增加两场，他说：“我们并不真正了解群众的心理，群众对精神食粮的需求往往被我们忽视了。” 　　一个人只有真正理解了别人，才会感到被别人理解的 　　现在“理解万岁”已经成了人们的日常习惯用语，但有些人把“理解”理解歪了。片面地认为理解就是照顾、给予、同情，甚至迁就，只需要别人理解自己，并没有想到自己首先要理解自己，更要理解别人。 　　我介绍前线战士首先是出于对战士的理解和对社会的责任。反过来，群众对我的信任、关怀和理解，又是我坚定做好这一工作的精神动力。 　　去年在北京，有一天，我突然接到一个小孩来的电话，听声音是个八九岁的小姑娘：“你是蔡朝东叔叔吗?” 　　我说：“是啊。” 　　她说：“听说你病了，好点了吗?” 　　我心中一下子涌起一股暖流，我急忙说：“我没病，谢谢小朋友。” 　　“你骗人，你的嗓子讲报告讲坏了，我们老师告诉我们的。我妈妈是医生，我要带你去让她给你把嗓子治好，多给我们讲战斗故事!” 　　听着这天真的童音，我的眼睛湿润了：“小朋友，我真的好了。你叫什么名字?在哪儿打电话?”没有声音了，但我听到有几个小孩悄声商量怎么办的声音，然后小女孩的声音又出现了：“蔡朝东叔叔，好了就行了，再见!”她们放下电话走了，我却久久不愿把话筒放下…… 　　在成都电讯工程学院，我和大学生一起探讨政治工作的改革问题，一直谈到夜里三点。我问他们：“最近我作报告时讲到十五勇士之一的李海欣烈士，在临牺牲前将手表交给杨国跃班长作为党费，但我发现好几次一讲到这个地方，听众中就发出笑声，今天给你们报告时也如此，你们为什么要笑呢?” 　　大学生们说：“你一讲到英雄牺牲前交手表，我们就想到电影、电视里的英雄交党费的镜头了。现在有些文艺作品、典型材料，把英雄塑造得完美无缺，非常高大，而且几乎是一个模式，这样就使人觉得不可信。比如有一部电视剧中一位英雄身中数弹，当战友们来抢救他时，他首先把身上的钱交了党费，党旗都盖到身上了，他还没有牺牲，又睁开了眼睛说，我们家乡的一座小桥还没有修好呢……这就显得太假了，不是群众不爱听报告，不欢迎政治思想工作，而是一些假、大、空的东西把政治思想工作的威力削弱了。” 　　是啊，“假作真时真亦假”，从群众的笑声中我们政工干部得到什么启发呢?那种居高临下，以教育者自居，用自己都说服不了自己的空话、套话去宣传群众，怎么可能做到入心人脑呢? 　　这一天晚上我就和大学生们挤住在宿舍里。天刚亮，有人敲门，我起来打开门，原来是景新老师的爱人端着一大碗 荷包鸡蛋来给我吃。当时，吃着鸡蛋，我又想起了在阵地上 战士们吃橘子的情景。 　　自己理解别人，可别人不理解自己怎么办?我想，理解虽然是相互的，但决不等于等价交换。正如前线战土说的， 我们需要理解，但决不乞求理解，宁人负我，我不负人，正是因为生活中存在许多不理解，才需要我们大家都来做理解的工作。 　　另外，也要正确分析对待别人的不理解，某些时候我们把理解当成了不理解。 　　1986年6月28日，我在上海市长江剧场作报告，发生了一件永生难忘的事情。在此之前的二百多场报告中，由于刚开始作报告时把嗓子讲坏了，一直没有得到休息，嗓子经常发炎，每次报告都要吐几十次痰，所以讲台边必须预备一个痰盂缸。那天正在讲着，台下观众递了一个纸条上来，主持会议的领导一看：“不准随地吐痰”。当时他很恼火，怎么写这样的字条呢?人家老蔡辛辛苦苦讲了三个多小时，吐口痰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况且也不是随便吐痰嘛!他不敢把条子给我看，怕影响我的情绪。我讲完后，领导在作总结讲话时，他当着听众的面，把痰盂缸高高地端着走下台，意思是告诉那个写条子的人，看好了，不是随地吐痰!他处理得是很有水平的。 　　当我下来后听他们讲起这件事，我也生气了，这也太不理解人了嘛，我这里口干舌燥地讲“理解万岁”，你是一点也不理解我呀?!想不通，以后去想吧! 　　晚上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这位听众是真的不理解我吗?我从另一个角度，也就是听众的角度来一想，顿开茅塞：他是在提醒我言行一致呀!你在台上讲精神文明，可又当着那么多听众“呸!呸!”地吐痰，既不卫生，又不文明，要是不吐，不就更好了吗?这是对你正直的关心、爱护和理解啊!过去，许多人也曾提醒过我，作报告时能否不吐或少吐，但我已习惯了，以嗓子发炎为理由而没有引起重视。今天，这个表面使我难堪而实际上利于克服坏毛病的字条终于震动了我，我要不立即改正，对不起这位听众，也真是不理解他了。 　　从此以后，我下了决心，坚决不在台上吐一口痰。决心好下，要做到也很难，到时候自然产生痰了怎么办？咽下去，我也不吐出来!通过一段时间的锻炼，终于克服了这个毛病。我再一次从内心里感到：一个人只有真正理解了别人，才会感到被别人理解的甘甜!

龙翔九天

社会共鸣，理解的内涵 　　我们给大家介绍老山前线的情况，不是号召大家都去前线作战，也不是号召一定要给前线寄多少慰问品，写多少慰问信，更不是乞求理解，而是希望把老山战士的精神化为我们建设四化大业的巨大力量，让中华民族之魂发扬光大。 　　正如老山前线一位叫薛新民的干部说的：“我们需要的，只是祖国人民的理解，我们在前线流血牺牲，图的就是祖国能以一个崭新的面貌出现在世界上。我们并不是什么‘傻大兵’，我们也不把自己看作无所谓的‘小人物’。国家振兴，匹夫有责。因此，每个人都应以主人翁的态度来思考国家的安宁与建设。每当后方的建设成就及改革成果通过报纸和电波传到前线的时候，我们就互相紧紧拥抱、欢呼、歌唱、流泪，因为我们的血没有白流。同样，我们也以此告慰那些为国捐躯的战友!” 　　从现实生活中看，现在领导和群众之间，老一辈和年轻一代之间，军队与地方之间，人与人、单位与单位之间，以及个人和祖国事业之间等等都存在着很多不理解。“理解万岁”是前线战士在血与火的战场上喊出来的，不仅是战土的心声，也是全国人民的心声。 　　我在作报告过程中，感受最深的一点就是战士心中有祖国，人民心中有战土，老山前线战士的精神是人们迫切需要的精神财富。 　　“这是收复老山以后送上来的第一批慰问品。……一个班只分到这么一双鞋垫。” 　　在一个炎热的中午，我顶着火辣辣的太阳，冒着越军的炮火，来到了老山前沿的48号高地，这是我第二次到这个阵地了。 　　坚守这个阵地的还是三连四班的战士们。我一到，哨兵一眼就认出了我，连忙把我让进他们的猫耳洞休息。 　　刚进洞，眼睛不适应，只觉得黑乎乎一片，过了两三分钟，透过洞口折射进来的亮光，首先映人我眼帘的是一双挂在洞中央的绣花鞋垫。 　　我认出来了，这双鞋垫，是我半年前第一次上这个阵地来时就发现挂在洞里的，当时并没有引起我的注意，我认为是谁洗了挂在这里晾干的呢。可是，半年后的今天，还挂在老地方。而且蒙上了一层塑料袋。显然，这是怕猫耳洞太潮湿，会把鞋垫霉坏了而蒙上去的。 “嗯，这双鞋垫一定有来历!”我边琢磨边向洞口走去。 　　“哈哈，是老蔡来了!”随着一阵爽朗的笑声，一条大汉从左边的战壕拐角处闪了出来。 一听到这熟悉的声音，一看这高大的身影我就知道是48号阵地上的最高指挥官——邵华班长来了，忙钻出洞迎上去。 　　“邵班长，你好?”我紧紧地握住了他的手。 　　“好啊!老蔡，我上次就说过，只要不光荣，咱们准能见面!” 　　他可不像我这么斯文，一下子把我的手摔开，把我抱了起来。然后，像打夯似的，把我重重地夯了两下，一股硝烟味和汗臭味扑鼻而来。 　　亲热了一阵，我把他拉进洞里，指着鞋垫问开了。 　　“邵班长，这是我上次来看到过的那双鞋垫吗?” 　　“是的。” 　　“怎么老挂在这里呢?” 　　“这是慰问品呀!” 　　“慰问品很多，怎么单挂这双鞋垫呢?” 　　“这个呀……”他略略地沉思了一下，接着说，你今天是要打破砂锅问到底哕!” 　　“是的，我感觉到这是一双不平常的鞋垫。” 　　“又平常，又不平常!”他把挂着的鞋垫取下来， 　　我走到洞口光线好的地方，仔细打量起来。 　　这是一双用红、黄、绿、蓝、白、黑六种颜色的丝线绣出来的鞋垫。如果再分细一点，应该是十几种颜色，因为光红就分大红、朱红、桃红三种，其他还有墨绿、果绿、淡黄、金黄等等。 　　垫面由四种花纹图案组成。前脚掌部分是墨绿色菱形底格起黄色“井”字花；中间脚腰部分是一朵盛开的白山茶花；脚后跟部分是红色“十”字形图案；围在边上的是各种颜色的小三角形。 　　最引人注目的，还是脚腰上白花瓣上用红丝线绣的八个蚕豆般大小的正楷字：“保卫祖国，英勇杀敌”。 　　啊，我还是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这么精美的鞋垫，不禁脱口而出：“这简直是件工艺晶，完全可以送到广交会上换外汇!” 　　“什么，换外汇?”邵班长惊奇地看着我。 　　“不，我的意思是想说……”我刚想解释，邵班长打断了我的话。 　　“黄金有价，情意无价啊!”他感慨地说完这句话后，得意地讲起了这双绣花鞋垫的来历。 　　“这是收复老山以后送上来的第一批慰问品。由于部队很多，我们这个阵地又在最前沿，一个班只分到这么一双鞋垫。当战士们听说来了慰问品时，都跑到这个猫耳洞口来了，一看仅有一双鞋垫，大家传来传去，议论纷纷。一双双眼睛像被这彩线给拴住似的，他们看到的不仅是精巧别致的花纹图案，而是透过鞋垫看到了一颗理解边防战士的心，看到了祖国人民的情和爱啊!” 　　班长讲到这儿，从我手中把鞋垫接过去，指着上面的花纹问道：“你能看出这种种图案代表什么意思吗?” 　　我摇了摇头，反问道：“代表什么意思?” 　　“当时，战士们比较统一的是这样一种看法：前面这片墨绿色菱形底格起黄色‘井’字小花的图案，表示这是一片充满了希望的田野；中间的一朵白山茶花，象征姑娘纯洁无瑕的心灵；后面这部分红色‘十’字形图案，代表着战士为了保卫希望的田野，不惜付出鲜血和生命。” 　　“嗯，不错，战士们的联想太丰富了!”我一边点头一边赞叹道。 　　“这边上的各种颜色的小三角形是什么意思呢?当时，大家七嘴八舌作了好几种解释，都觉得不太合适，最后是四川兵小王的看法赢得了大家热烈的掌声。” 　　“是不是上次送我到二连的那个小四川?” 　　“对，就是他。他说，三角形给人一种稳定的感觉，每一个三角形就是一座山，排列在一起，不就形成了一道屏障吗?姑娘是把人民军队比喻为钢铁长城啊!” 　　“这个小四川确实有独到的见解。” 　　“后来，不知是哪位战士把原来钉在一起的两只鞋垫分开了，发现背面还绣着两行小字：‘礼轻义重，鱼水之情’。落款是‘洱源，兆邑乡’。”邵班长接着讲述了猫耳洞里由此引起的一场议论： 　　小四川想了一下，叫了起来：“这双鞋垫是从电影《五朵金花》的故乡来的!” 　　“你怎么知道的?” 　　“啥子!你问我郎个晓得哦!去年了，我当新兵的时候，就在大理白族自治州集训过嘛!‘洱源’是大理州的一个县，我敢肯定，一定是位白族姑娘绣的，她的名字肯定叫‘金花’。” 　　“噢——” 　　“金花厂 猫耳洞里顿时爆发出一阵欢呼声、掌声和笑声。 　　“哎，同志们，我提议，干脆我们就把这双鞋垫命名为‘金花鞋垫’，大家说，要得要不得?” 　　“要得!”战士们也用四川话吼了起来，又一阵热浪从战士心头滚过。 　　议论也议论完了，看也看够了，名字也起了，剩下的问题，就是谁能有垫到脚下的占有权了。　　 　　大家的目光不约而同地转向班长，谁都想听到班长点自己的名字。毫不夸张地说，当时战士们的情绪，决不亚于上战场前争取进突击队那样急迫。 　　班长双手托着这双千斤重的鞋垫，扫了一遍战士那布满硝烟，已经成酱紫色的脸和那一双双闪着乞求目光的眼睛，沉默了。给谁呢?难得不亚于去夺取越军的机枪阵地。 　　过了片刻，班长终于下了决心： 　　“宋大宽!” 　　“到!”应声站出来的是一条一米八三的山东大汉，大家都向他投去羡慕的目光。 　　“你身强力壮，每次下山背弹药、干粮都抢着去，跑的次数最多，鞋特别费，垫上这双‘金花鞋垫’，希望你跑得更快!” 　　“我!”宋大宽双手接过鞋垫，这双打重机枪的手颤抖了，从来没有流过泪的他，这时候，禁不住的泪水却“扑哧”“扑哧”地滴到了鞋垫上。 　　“不!班长，小李在上次攻打老山时，炸了越军一个火力点，为部队打开了通路，立了二等功，论功行赏嘛，俺觉得应该给他!”说完，擦了一把眼泪，把鞋垫塞在小李怀中。 　　“不行!不行!”小李一下子叫了起来，“那一次多亏张老兵掩护我，要不是他把越军的火力吸引过去，并且一梭子弹把那个正在向我瞄准的越军干掉，哪里有我的二等功，鞋垫应该给他!” 　　小李又把鞋垫送到了张老兵的手上。 　　“这样吧，小四川当新兵时，曾在那一带呆过，对那一带感情比较深，就给小四川留个纪念吧!” 　　鞋垫子从张老兵手上又传到了小四川手中。小王举起鞋垫，激动地说：“说实在话，我们大家眼巴巴的都想得到这双鞋垫，但是，我有个合理化建议：大家都知道，班长来打仗，未婚妻就和他吹灯了。前几天，我还听到班长在发牢骚，说啥子天下的女人没得一个好的，这双鞋垫应该给班长。将来下阵地以后，我带班长去大理州洱源县找这位姑娘。我相信，她一定是最理解我们军人，有文化，爱劳动，既贤惠，又漂亮，天下第一的好姑娘!大家说，要得要不得?” 　　“要得!”一阵欢呼声过后，鞋垫最终又回到了班长手中。 　　班长看着这动人的情景，感慨地说：“同志们，可惜鞋垫太少了。” 　　“少才有价值，物以稀为贵嘛!” 　　“小王说得好，这双鞋垫比金子还珍贵。我相信，以后会有大量慰问品送上来的。这第一双鞋垫，就挂在咱班的猫耳洞里，它属于我们全班，属于我们整个阵地!” 　　“好!”在大家的欢呼声中，这双鞋垫就这样在阵地上落户了。 　　邵班长的故事讲完了，只见他从笔记本上撕了一页纸交给了我。 　　“我写了一首小诗，想寄给绣鞋垫的姑娘，由于不知道姓名，请你带回昆明送给报社，能在报上登一登的话，也就表达了我们边防战士的敬意了。 　　我接过小诗，走到洞口，轻声吟诵起来： 　　我们不曾相逢，却又亲切地相识；我们不曾交谈，却又十分地了解。如果你不是画家，怎能描出这么精湛的图案?如果你不是绣女，怎会挑出这样漂亮的花瓣?当你在灯下连夜赶做的时候，你可曾想到，那一针一线流露的美好情意，正变成战士冲锋杀敌的动力! 我们彼此相识，相识在硝烟弥漫的前线；我们互相理解，理解在为了祖国母亲而相通的心坎。在这灿烂的星辰下面，有你，也有我们战士，在这美好的夜晚， 我们一同点燃青春和理想的火焰。 　　这首小诗，后来在《云南广播电视报》发表了，我去大理汇报前线战士的英雄事迹时，绣鞋垫的“金花”姑娘也找到了，不过不是一个，而是成千上万个。 　　“我们……不需要恩赐，只需要理解两个宇。” 　　但在社会上，也有的人不理解我们的战土，说一些难听的话，什么“那些在前线打仗的都是傻子，我才不去打仗呢!”什么“打吧，多死些人以后就不用计划生育了。” 　　这些话使战士痛苦啊!战士们说：“我们不需要金钱，不需要恩赐，只需要理解两个字。”战士们在前线喊出了“理解万岁”这一共同呼声。 　　有这样一件事，三个伤员在一个大城市坐车，其中有一个断了腿，上了车竟无人让座位。后来有了个空位，这位伤员刚坐下，又上来了一个老人，伤员见无人让座，就要让座给老人。另二位看不过，说道：“这么多好胳膊好腿的，为什么不让座?” 　　一位年轻人过来说：“当兵的不学雷锋谁学雷锋呀?” 　　战士说：“你看他的腿，是从老山前线下来的。” 　　“老山前线又怎样?‘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嘛。”年轻人冷冰冰的话让战士们寒心啊!伤员们回去一讲，很多伤员都哭了，大家说：“我们宁愿第二次去负伤，战死在战场上，也不愿听这样的话，受这样的气!” 　　云南省林业厅组织了个慰问团到前线慰问，团长是厅政治部副主任，叫唐传忠。全林业系统集体、个人捐款十一万三千元，交给他们去慰问战士，可用到战士身上的只有七千多元，而十多万元都被他们贪污、挥霍、浪费了。每人做了两套高级毛料西装，提上了高级皮箱，穿上了高级皮鞋，领头的家里还弄了彩电、高级录音机。这件事情揭露出来后引起了社会的震动，当然，这些人是逃脱不了历史惩罚的。后来，在昆明进行了公开宣判，唐传忠被判了十五年徒刑。 　　人们议论说：“他不只是吃了几个钱，而是吃了老百姓的心，喝了我们战士的血呀!” 　　这是直接与战场有关的，还有许多与战场间接有关的，同样是对战士的不理解。如那些大搞不正之风的，欺压人民的，一切向钱看的，损人利己的，以及所谓看破红尘、不求进取、整日胡混的等等。战士喊出“理解万岁”，他们需要的是什么样的理解呢?那就是承认和尊重他们的价值，珍惜烈土的牺牲，早日实现党风、社会风气的好转，每个人都兢兢业业为四化做贡献，使四化建设大踏步地前进啊!所以，一封慰问信，一件慰问品是对战士的理解，但不能仅仅停留在这个层次上，而应该用战士的精神来鼓舞我们努力学习，积极工作，这才是对战士最好的理解。 　　理解是相互的，是心灵撞击的共鸣 　　理解是相互的，是双方在共同理想基础上心灵撞击的共鸣。军队和地方相互理解的问题，也要承认除了地方不太了解军队以外，还有就是军队自己的形象对群众的影响问题。客观地说，有些地方军队做得不好，引起了群众的反感，我们有的干部战士，不自尊自爱，自己把自己的形象损害了。有些干部战士在公共场所军容不整，猜拳行令，违法乱纪；有的在公共汽车上不给老人和抱小孩的妇女让座，甚至不买车票被抓住罚款。就是老山前线回来的，也有居功自傲，造成极坏影响的。 　　有一个战士，从前线回来后，到新华书店看书，看到这本好，那本也不错，挑了一大摞抱着就走，营业员叫住他说：“解放军同志，你还没付款呢!”他居然说：“老子在前线卖命，拿几本书还要付钱哪?”在场的群众纷纷摇头，这影响多坏呀! 　　最近，我收到了青岛某劳改所殷仕福等二十几个犯人的来信，其中写道：“我们都是昔日曾佩戴过鲜红的帽徽领章的军人，有的曾是部队基层领导，有的曾是共产党员，也有的曾在老山前线荣立过战功。但是，我们却像掉进泥潭的枯枝败叶，沾满了肮脏的污泥浊水。从这中间，不难看出一个人改造终生的重要。” 　　所以说，只提地方要理解军队是不够的，还应该加上一条，军队也要理解地方。作为共和国的军人，就应该自尊自爱，用实际行动赢得人们的理解，在群众心中树起一座丰碑来。因为理解是相互的，是心灵撞击的共鸣。 　　“他们能欢乐、能跳舞……我们应该感到自豪!” 　　

龙翔九天

在谈到慰问信时，战士们说，他们不太喜欢那些油印和铅印的一捆一捆的慰问信。因为那多半是一些单位来的，空话、套话多，大同小异，有的搞形式主义，有的甚至去年的和今年的一模一样，只改了个日期又寄来了。个人的信就不一样了，战士们抢呀!找啊!看有没有自己家乡的，母校的。这些信有真情实感，每封信都是一颗心哪! 　　最感人的是北京市垂杨柳中心小学一个九岁的小男孩关亚杰写的，信是这样写的：“亲爱的解放军叔叔，你们在前线打仗，保卫着我们幸福的生活。每天都有叔叔流血牺牲，我很难过。我给你们设计了一种新式武器。用这种武器打越军，一次就把他们全部打死了!”他在信的下面还画了一张新式武器的图。像坦克一样，上面呢，什么机关枪呀，火箭筒呀，榴弹炮呀，鱼雷呀，导弹呀，凡是他知道的武器全都安上了，还注明是“水陆两用”的。 　　就是这么一封信，战士们传过来，传过去，都掉眼下了。这小孩虽然很幼稚，但童心可贵啊!战士问我：“他太理解我们了，为减少我们的伤亡而设计新式武器。老蔡，你说，这一捆信和这一封信在我们心中哪个重?”大家心里有一个心愿：将来谁到北京，一定要找到这个小孩，向他表示我们的谢煮! 　　前段时间，我在北京作报告，一直在打听他，找了二个多月，到底把他找到了。那天我在人民大会堂作报告，专门把他接来，让他坐在我的身旁。这次一见面，他从口袋里又掏出一张纸来，说：“蔡叔叔，上次设计的那个太不先进，这次设计的改进多了……” 　　写到前线的信中，有这样一些“信号”…… 　　前方收到的慰问信里，有不少是女同志写来的。不瞒大家说，战士们收到慰问信，拆开首先看名字。什么“莉”呀，“英”呀，“美”呀，“噢!这是女同志写的呀!”女同志的慰问信，战士们感觉更亲切一点。 　　我们有些女同志，还把恋爱信写到战场上去了，前线统计过一次，一共一千多封，全国各地都有。一般来说，这些信都表示决心要把爱情献给最可爱的人。 　　“谁收到这封信，如果有意的话，就给我回信，寄到……”向我们的战士发出了信号。所以，我们的战士拆信为什么要先看看是不是女同志的，嘿，里面有信号! 　　对这些恋爱信，战士们是怎样处理的呢?在老山前沿阵地，有一次我问一个正在看女同志求爱信的战士：“你回信了吗?以后联系上了就好办了!” 　　这位战士说：“不能回，如果联系上了，以后我们伤了、残了，要连累人家一辈子。收了人家的信，看到了人家这番心意已经够了，不能再去连累人家啦!” 　　我们有好多女青年，把爱献给了前线的将士，献给了受伤致残的战士，现在已经结婚的很多。贵阳市的机关干部陈蒸，山东省历城县有三姐妹，叫刘新蓉、刘新燕、刘新玉，还有江苏吴县有“两朵金花”徐秀兰和金芳，她们先后都把爱情献给了前线战士。安徽有个二十二岁的女经理叫梁晓云，是个拥有十七万元的富裕户，也把爱献给了一个普通的战士。但是，她们还受到一些非议，说他们是捞政治资本等等。大家想一想，这个政治资本是好捞的吗?一个伤残战士，你要服侍他一辈子呢!换你去试试!我认为这些女同志是很了不起的、难能可贵的好青年。 　　云岭飘来的“红霞姑娘” 　　有一次，我到江苏深水县给团员青年作报告，听团县委书记介绍，有一位被群众称为“红霞姑娘”的云南女青年，把爱情献给本县一位参加老山战斗的伤残战士，现已在江南水乡落户。于是，怀着崇敬的心情，我们晚上去看望了她。 　　她叫朱琼花，就住在县城小西门街三十一号。应声来开门的是已经复员的伤残战士尹光新，要不事先知道，还不相信他的两条腿都是假的呢。 　　—进家，我听到套间里有人在轻声哼唱着云南小调：“小乖乖来小乖乖，我们说来你们猜……”我从小就生长在云南，好久没有听到乡音了，感到特别亲切。伸头一看，只见一个穿红羊毛衫的年轻女子跪在床沿，俯身对着躺在床上的小宝宝唱呢!看着她那陶醉在幸福之中的神情，大家都笑了。 　　“小朱，云南老乡看你来了!”团县委书记喊了一声，小朱抬起头来，才知道有那么多人在看着她呢，她很不好意思地赶快抱起娃娃迎了出来。 　　老乡见面，别提多高兴了。我说：“你小调唱得好嘛!”她答道：“我是云南楚雄人，那儿是花灯之乡。”接着，她告诉我，来江苏两年多了，还没有碰到过一个云南人，太想家了。我接过她怀里的小孩，边逗小孩边问：“是丫头还是小子?多大了?叫什么名字?” 　　“是个女儿，七个月了，名叫尹滇。” 　　“叫尹滇?哪个‘滇’啊?” 　　“就是云南的简称，滇池的滇。” 　　“哦，尹滇，这个名字有来历，谁的主意?” 　　“他！“小朱笑着指了指小尹。 　　小尹点点头，深情地对我说：“我的双腿都留在云南老山前线了，我动了三次手术，身上流动着的是云南群众给我输的鲜血，又是你们云南姑娘给了我爱情，使我有了温暖的家，我忘不了在云南的日日夜夜……” 就这样，话题从小孩的名字谈起，很快引出了他们的罗曼史来。 　　两年前，小尹赴滇参战，在老山前沿阵地的一次战斗中，带领全班战士执行排雷任务，不幸双腿被炸断，当他在昆明部队总医院醒过来时，已完全失去自理生活的能力。就在这时，身边出现了一位身材修长，瓜子脸、大眼睛的姑娘，每天给他擦身洗脸，端水送饭…… “小朱，你当时是怎么当上护理员的?” 　　“我从小就热爱解放军，特别崇敬在前线的勇士。高中毕业后，正好老山战斗打响，我跑到昆明找到在步校工作的姑妈，想通过她上前线去服务。当时，伤员已经下来，军区总医院特招聘一批护理员，经姑妈介绍，我被录取了。我护理了好几批伤员。小尹从前线下来后，就交给了我。” 　　小尹接着说：“她第一次来到我身边，还先给我讲了一通要安心养伤，配合治疗的道理。但当她掀开我的被子，看到我两条腿都没有了时，却一下子哭了起来，反过来我还安慰了她半天。后来，在护理中，她了解到我的亲人都在江苏，母亲又早去世了，对我说：‘你就把我当作亲妹妹吧!’我每次动手术，即使半夜醒来，都发现她守在我的身旁；胃口不好，她就到街上买‘过桥米线’来给我吃；伤口稍好一点，她又用轮椅推着我到街上、公园里玩。我们在一起谈前线，谈农村生活，谈人生的意义，也谈今后的打算，渐渐地产生了一种离不开的感情。” 　　小朱说：“有一天，我帮他和其他伤员洗衣服回来，在病房门口听到一个伤员正在跟小尹开玩笑：‘看小朱那股甜劲，何时请我们吃糖啊?’小尹停了一会儿才回答：‘别拿人家小朱开玩笑，我虽然很爱她，但这是不现实的事。我这一米二的个头怎么好意思再去连累人家呢?’听了这些话，我的心里像堵了一团棉花一样难受，他为别人从一米七变为一米二，我们难道就不能为他们献出点什么吗?” 　　小尹说：“几个月后，我们这批伤员要转回南京治疗，消息传开后，小朱好几次向我打听江苏的详细地址，而且常常一个人发呆。有一天，在推我上街的时候，她突然提出了要跟我好的问题。我说我不愿连累别人，她说偏要连累我；我说我伤好后就会脱去军装，她说从来就没有把我看作是英雄；我说江苏和云南相距太远，生活习惯相差很大，她说已经找领导辞掉了护理员的工作，要和我一道回江苏；我没办法，只好违心地说我不爱她，她却说，你不爱我，我也要尽一个亲妹妹的责任，把你护理到能站起来走路后，我就回云南。”讲到这里，小尹热泪盈眶，小朱也抹开了眼泪。 　　“就这样，她辞去了工作，怕家里阻挡她，连家里人也没有通知，买了火车票就到江苏来了。先去看望了我家的亲人，等我们伤员乘坐的飞机降落南京时，她出现在欢迎的人群中。在南京军区总医院，她和在昆明一样护理我，但没有一分钱工资。她家在农村，来时是瞒着父母来的，参加工作你的亲妹妹不到一年，攒了几十块钱也用在来南京的路上了。我又是个战士，每月十多元津贴，主要靠几十元残废金。每次伤员开饭，她就躲到外面去，有时买个烧饼，有时吃一包方便面，有时一天只吃一顿饭。我不忍心，就叫她和我同吃一份，可她却说：‘医院有规定，不能让人家笑话，还以为我们云南姑娘来你们江苏要饭吃呢!”’ 　　“其实，这个苦是我自找的，我心甘情愿。倒是有点忍受不了这里的气候。七、八、九三个月，南京简直是个大火炉，烤得我脚瘫手软，头都要炸了。小尹装了假肢后，我每天都扶他练习走路，我多么希望他能早日重新站立在这个世界上啊!” 　　“我第一次站起来那天，发生了这么一件事……”讲到这里，小尹看了一眼小朱，两人目光相对，小朱的脸一下子红了，赶忙从我手上把小孩接了过去，以逗小孩的动作来掩饰着内心的激动。小尹继续讲道： 　　“那一天，周围看热闹的人很多，在小朱和大家的鼓励下，我丢掉双拐，哆嗦地站了一分多钟。不知是站不住，还是感情冲动，我往前跨了两步，一下子扑进了小朱的怀抱，两人同时摔倒了。但我紧紧抱住她，没有松手，生怕她会飞走似的。她也紧紧地抱住了我，我们都‘呜呜’地哭了起来。是激动，还是心疼?是感激，还是内疚?……我到现在也说不清当时的心情。” 　　“小朱，你呢?”我问道。 　　“我也说不清楚，人有说，人逢喜事应该笑，可当时我只想哭。” 　　团县委书记介绍说：“小朱崇高的思想行为在我县引起了强烈共鸣，人们热爱她，欢迎她。由于她经常喜欢穿红衣服，溧水的群众都说她是一朵云岭飘来的红霞，有的干脆就叫她‘红霞姑娘’。” 　　小朱说：“原来我曾想过来到这里，人地两生，困难肯定不少。但万万没有想到这里的人对我这么好。 　　“小尹的家在农村，他当兵后，缺乏劳动力，住房很困难。可是当十二月份，我到部队把已经复员的小尹接回来时，县里已为我们准备好了这套房子，后来才知道是武装部赵政委和县里领导找有关单位研究定的。团县委书记亲自为我们布置新房，小尹的哥哥把自己的彩电抱来，青年朋友们送来了生活用具。元旦，我们举行了婚礼。 　　“小尹作战立了二等功，评为一等甲级残废，每月有六十多元补贴，我们的生活是很困难的。县里了解这一情况后，三天之内就解决了我的工作问题。我的户口还在云南没转来，县百货公司就安排我上班了，还专门为我开了欢迎会。平时我上班，都是邻居帮助照顾小尹。这次生小孩，我们没经验，也是隔壁的大妈来帮我照料小鬼、洗尿布。单位上的职工还送来很多好吃的和小孩用的东西，还教我们如何带好娃娃。看着小尹滇长得又白又胖，我真是从内心里感激人们对我们的理解和关心啊!” 　　“我们在战场上打仗，有两个地方流血，伤口流血，心里也在流血。” 　　当然，前线收到了一千多封求爱信，也收到了不少“吹灯信”、“绝情信”。这是另一种“信号”。我去的那个阵地，一连三排有十一个人有恋爱对象，在战场上被吹掉的有六个，占一半以上。有些信还写得好听一些：“我们青年人要把思想、精力集中在工作、学习上，个人问题暂时不考虑了。”不考虑了?其实她考虑得最多!还有的信写得难听了，让人受不了，有一封信里居然写有这么两句话：“你上了战场，我就给你准备好了棺材。” 　　战士们说：“我们在战场上打仗，有两个地方流血，伤口流血，心里也在流血。” 排长说：“这种信一封就是一颗原子弹。我这个阵地，大家苦一点，累一点，挖了坑道，越军打几百发炮弹也不怕，我们一防，过去了。但是，这种信来了，那就不得了啦，阵地上传开了，军心动摇，还怎么守呀!”我陷入了深深的沉思…… 　　最后，排长说：“你别担心，痛苦归痛苦，打起仗来没有含糊的，冲锋陷阵，没有一个往后退。背饭、背弹药危险时刻，大家都抢着上。我们是这样想的，祖国人民信任我们，把最前沿阵地交给我们了，我们知道我们该怎么干!我们在这里一天，这个阵地就不会丢掉一寸!” 　　“我们心中早就刻下了四个宇——精忠报国!” 　　在前线，有许多气吞山河的英雄，也有许多默默无闻的战士。 　　有一个小战士叫张热格，他身体有病，领导叫他下阵地住院治病，他不干。理由是：“老子来这几个月了，苦也苦了，累也累了，不让老子打仗，老子不下去，将来你们打死越军立了功，我们一起回去，叫我怎么向父母交代呀?”后来把他换到炊事班，他们这个班负责给“李海欣高地”送饭。“李海欣高地”三面临敌，运输非常困难。11月21日，这个阵地已经两天没吃上饭了，送不上去，炊事班长急了：战士们在阵地上吃不上饭怎么行!今天我们全班出动，每人背一包五十斤重的饭，有一个人上去就是胜利。 　　走到半路，越军一顿炮火，把他们炸散开了。一发炮弹正好落在张热格身边。气浪把他掀起来后，掉进旁边的，雷场，正好摔在一颗地雷上，一条腿炸断了，当时昏了过去。醒来的时候，血流得差不多了，一摸呢，背上还压着五十斤重的一包饭，他想起了自己是来送饭的呀!就沿着去高地的这条石头路一步一步地撑着向前爬。 　　也不知道爬了多长时间，等战土来接应他时，他只说了一句话：“饭来了……，’就不吭气了。战友们把他抱起来，他全身都磨烂了。 　　饭分到饭盒里，战土们没有一个能咽得下。他们集体给上级打电话，要求领导不要再派人送饭了，不能让战友再付出这血的代价了! 　　在阵地上，我们见到的战士，不管是背饭的，背弹药的，还是开联欢晚会的，他们身上都捆着手榴弹。他们向我们解释说：“晚上站哨时间特别长，有时白天太累了，因此容易打瞌睡，只好用清凉油或风油精抹抹眼睛，刺激自己不要把眼皮耷拉下来。但有时也不管用，在战壕里睡着了。醒来时，天亮了，心里后怕呀，如果越军这个时候来了，我怎么对得起家里的父母呀!怎么向祖国交待呀!后来就给自己拴上这颗手榴弹，站岗时就把手榴弹拉火环套在小手指上，如果睡着了，越军来到面前才发现，我就拉响手榴弹，一方面，用声音向后方报告敌情，另一方面觉得睡觉失职，自己没有脸回去了。” 　　他们把这称为“忠心弹”，有的叫“光荣弹”。他们说：“反正我们心中早就刻下了四个字——精忠报国!” 　　有一个班长，一天晚上，他站岗到半夜，新兵来换岗。他交代说：“刚才我听到左前方有点动静，注意观察，要防备越军声东击西。”新兵听后特别紧张。 　　班长回去只睡了几分钟，就再也睡不着了。他想，这个情况是自己发现的，如果是野兽，那还好说；如果真是越军，新同志能处理好吗?如果出了事，这个阵地丢掉怎么办?想到这里，他就起来准备陪新兵站岗。 　　他走到新兵后边的时候，发出了一点声音，新兵一听到后边有动静，急忙转身，发现黑乎乎过来一个人影，一紧张，连口令也没问，就一梭子子弹，打在班长身上。 　　班长叫了一声便倒下了。 　　战士听声音知道打着班长了，赶快跑过去把班长抱起来，只感到班长胸口上的鲜血汩汩的往外冒。 　　这时洞里的战士听到枪声，以为发生了敌情，全都拥了出来。当他们看到这种情形时，赶快给班长包扎，安慰班长。这位新同志抱着班长哭啊，他知道做错了事，哭着就去拉手榴弹准备自杀。班长抓住他的手，安慰他说：“你是好同志，你没有睡觉……我怕你出事，来看看你，不怪你……现在出事了，不能出第二件了呀!” 　　同志们赶快把班长往后边送，送到医院，由于班长流血过多，没有抢救过来…… 　　这是个事故，但我觉得有必要讲。我们不能把这位班长忘掉。他的任务已经完成，可以睡觉了，但他惦念着阵地的安全，惦念着这位新兵，他的思想和他的行为难道不足以证明他是一个英雄吗?尽管他的坟头上也许连三等功都不能刻上，但是我要讲他。讲一讲他，最起码他的父母会得到一点安慰，他自己在九泉下也可以瞑目了。 　　战士的价值，就在于倒下去的是他们的身躯，竖起来的是一座不可逾越的长城，是中华民族的尊严 　　将来，大家有机会到前线的话，请去看看我们牺牲了的战友。麻栗坡烈土陵园里，那一排排倒下的战士里面，有1966年、1967年出生的，几年前就为国捐躯了，我们生活在和平环境里的人们能理解他们吗?如何看待他们的价值呢? 　　有人说，人的价值只有用金钱来衡量。如果是这样的话，我给大家算一笔帐：军人牺牲了，原来抚恤金是五百元，1984年调整为二千元。二千元在万元户的包包里只不过是个零头罢了，有些人贪污、赌博、行贿受贿，一次还不止二千元呢，战士们对这二千元怎么看待呢? 　　战士们说：“感谢政府，感谢人民，感谢李存葆，感谢谢晋。因为他们写了《高山下的花环》，还拍成了电影，说了几句真话。我们不是为了钱，如果要用钱来计算的话，我们身上的每一滴血都价值千金。用钱来买，千金也难买呀。但祖国需要的时候，人民需要的时候，我们可以洒出满腔的热血也在所不惜啊!” 　　曾经有这么一件事，我们有一位伤员到上海安装假腿，有人间他：“奥运会的金牌获得者，每人奖金一万元，你们在老山前线，也是为祖国流血拼命，断了一条腿，掉了一只胳膊，得到多少奖金呢?” 　　战士们回答得好!他们说：我们没有想到过奖金的问题。如果想到奖金的话，谁也不愿到前方去冲锋陷阵!如果攻上老山给一万块钱的话，恐怕不会有一个人去；就是给十万块，谁又愿意拿生命去抵押呢?恰恰相反，我们的战士每月才十来块钱的津贴，没有一分钱的奖金哪!像张大权这样的好干部，三次负伤还带着部队攻上主峰，为了什么?什么精神?是我们民族的精神呀!要说战士的价值在哪里，我认为，战士的价值，就在于倒下去的是他们的身躯，竖起来的是一座不可逾越的长城，是中华民族的尊严! 　　抚恤金二千元，战士们看得很淡。有些群众议论，战士抚恤金应该调成一万元，战士说：“够了，这是党和人民的关怀。如果把抚恤金调整成一万元，从某种意义说，反而贬低了我们的战士，因为还会有人说：我们是为一万元钱来当兵打仗的嘛!” 　　就是这二千元的抚恤金，还有多少战士写下了遗书，留下了遗言，让自己的家里不要领取，把它捐献给社会。 　　我这里有一张烈士对他的抚恤金的分配单。何吉勇烈士参军前是江西第一糖厂职工子弟学校的学生。1985年初，他在前线牺牲了。牺牲后在他身上发现了一封信，信中写道：“假如我牺牲了，国家发的二千元抚恤金，请这样分配：五百元给妈妈，作为报答她老人家的养育之恩；五百元给幼儿园搞建设；一千元捐给母校，作为我给母校的微薄心意。” 　　我在前线见到从河北省定县来的吴东海烈士的老母亲，一说到儿子，她就哭。吴东海烈士打仗的时候非常勇敢。他冲上去后，腿部中弹，倒在战壕里。越军在战壕里先埋好了很多竹扦，还有铁扦，铁扦上都是带有倒钩刺的。吴东海摔在一根铁扦上，臀部被戳穿了，他挣扎着起来，连铁扦都拔起来了。这时他叫几个战士来给他拔，鸡蛋大一块肉被拔了出来……吴东海大叫一声，端起枪又冲上高地，消灭了两个越军后，胸部中弹，壮烈牺牲，荣立一等功。 　　吴大妈边哭边说：“我对不起儿子呀!” 　　我说：“大娘，你养了个好儿子，怎么还说对不起儿子呢?” 　　大娘说：“我的儿子是最小的一个，平时对我们很孝顺。他为国家、为人民捐躯，我们感到光荣，我想得通。我儿子上战场以前，写了一封信回来，我们收到信按时间推算，他已经牺牲了。儿子在信里说：‘边疆的老百姓受人家欺负，我们要为他们报仇。战斗是很残酷的，万一我不能活着回来，请父母给我做一朵小花，挂在家里的墙上，以后看见这朵小花就看见你们的儿子了。’我们都照着做了。” 　　我问：“那怎么还说对不起儿子呢?” 　　大娘又说：“我来部队以后，听他的战友说，儿子打仗时还留下了话，如果他牺牲了，不要领他的抚恤金。儿子的抚恤金我还没有来得及去领，但这次从河北来云南，我却找政府领了七十元路费啊!” 　　多好的战士，多好的母亲啊!这就是我们祖国的脊梁，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国魂啊!他们应该受到人们的尊重、爱戴和理解。

龙翔九天

前方后方，理解的分量 　　“八分钟的理解” 　　我们在一连三排阵地上开了联欢晚会后，又在其他阵地上组织了四次联欢晚会，回到指挥部是9月29日。 　　这时，云南人民广播电台来了一位叫翁文梁的记者。他一听说我们刚从战场上下来，就赶来采访我们。我们把阵地联欢晚会录音放给他听了。这位记者听着听着便流泪了，连声说：“太好了!真没想到啊，在这么危险的阵地上，战士们还这么乐观，唱得这么动情啊!” 　　他当即给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台长打了电话，台长一听便问：“是不是演出队唱的呀?” 记者答道：“不是演出队唱的，是战士们唱的歌!战士们在坑道里拍着巴掌，敲着罐头盒，丁丁冬冬的……” 　　台长说：“送回来我们听听吧，能用就尽量用。” 　　我请示首长，首长同意派车送。第二天天不亮，我们便上路了。终于在五点半赶到了昆明，找到了台长，先放了几段让他听听，他一听，说：“噢哟，太感人了，要用，要用!”台长立即通知工作人员连夜加班制作。晚上八点，我赶到广播电台，刚开始加班的人积极性不太高，我就先给他们听了两段，先培养培养感情。这一听就不一样了，纷纷表示，一定要精心编制，把战士的歌声尽快播出去，而且要用最好的时段。当时，收听率最高是早七点的“云南新闻”，但这个时段的节目都已做好，好几条是主要新闻，怎么办? 台长说：“砍掉，砍掉，没有哪一条比这条重要!”就这样，我们阵地上战士的歌声就安排在10月1日早晨的新闻节目里播出，十五分钟的节目就占了八分钟。 　　我立即打电话给前线，把这个情况报告了首长。首长说：“人民理解我们战士啊!云南台的同志们理解我们啊!你代表前线的干部战士好好感谢他们，特别要感谢今天晚上加班的同志们!” 　　指挥部连夜通知所有前线部队收听。 　　第二天一早，整个前线沸腾了。最激动的就是一连三排的同志们。夜里四点多钟接到电话，就激动得睡不着觉了，纷纷挤在坑道里等待。到了早上七点，收音机里飘出来的真的是自己的声音，战士们吼啊，叫啊，有几个太激动了，一屁股坐在地上就起不来了。排长用一块包枪的红布做成旗帜挂在树上，召集战士们围过来，大声地说：“弟兄们，我们这左声左气的歌声还能上广播电台，大家想到了没有?” 　　“没有!” 　　“该怎么办?” 　　稍微停了几秒钟，战士们突然举起枪，高声呼喊起来：“坚决守好阵地!”“与阵地共存亡!”“理解万岁!” 　　这就是“八分钟的理解”产生的力量!前线战士把这次播音称为“八分钟的理解”，纷纷要求以前线的名义给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送锦旗。 　　过去是后方给前线送锦旗，但这一次反过来了，是前线给后方送锦旗，上面写着“战士知音”。 　　消息传到北京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张玉良又把电话挂到前线指挥部找我：“你手里是不是有战场上的实况录音?” 　　我回答：“有!” 　　“赶快送到北京来，中央台要广播。”我赶快把录音带寄到北京，中央台连续播出了三次。后来全国十二个省市电台都播出过。今天我也带来了，最后放给大家听。 　　“把我的兰花带回家……” 　　我们第一次在一连三排举行了联欢晚会后，第二天一早，许多战士争着要求送我们回主峰。走到半路，他们就议论开了。 　　有个战士说：“这一回倒好了，给家里人留下了个声音，要是再能留下个影子就更好了。” 另—个战士说：“别想好事了，现在是作战，没有条件。” 　　“怎么没有条件。现在是八十年代了，人家内地都在向彩色照片发展，我们倒是不敢想什么彩色的，能够有个黑白的就不错喽!” 　　其实我听出来了，战士们是在旁敲侧击，这话是说给我听的，那意思就是说：你下次要带照相机来，最好是带彩色胶卷。 　　我记住了战士们的心愿，到指挥部反映后，上级很快给我带了两台135照相机和一些彩色胶卷。拿到相机后，我想，首先要给最前沿的战士照，于是在11月30日又一次直奔最艰苦的一连三排阵地去了。 　　走之前，正好指挥部用伙食费从昆明买了点橘子来分给大家，每人一斤。当时我舍不得吃就塞进挎包里了。 　　在一起工作的干部冷鸿文和陈德岁看到以后问：“你怎么一个也不吃啊?” 　　我说：“我准备背到阵地上去，让战士们体会体会!”他们俩一听，也把分到的橘子给了我，其他同志还送来了一些水果糖。我背了一挎包的橘子和糖，多的也背不动了，因为还要带干粮、水壶、录音机、电池、两台照相机和一捆小画书，到了前面还要加一支冲锋枪呢! 　　我到了老山半山腰的小平寨，突然一位身穿迷彩服的干部跑过来拉着我说：“老蔡，早就听说你在这一带活动，没想到在这儿碰到你了!”我仔细打量了一下小伙子，有点面熟，但记不起在哪里见过了，他接着说：“我叫王大平，是九连排长。去年7月，你到昆明陆军学校给我们讲基层文化工作课，曾说过将来我们可能见面，我们队一百多名学员全开上来了。” 　　“对，我说过。今天我们真的在战场上见面了，太有意思了!打得怎么样?有伤亡吗?” “有!”王排长的心情一下子沉重起来，他掏出烟递给我，我谢绝了。他点燃了一支烟，猛吸了两口，突然转身，走进帐篷，随即搬出了一盆栽在压缩干粮桶里的老山兰，抚摸着老山兰，他眼泪一下涌出了眼眶，边抽泣边讲起了这兰花的来历—— 　　我还记得那次上课，你出的一个拼字比赛题目，全班第一个做出来的那个四川人吗?他叫王朝武。我们上战场后，他分在最前沿，那里比我们这里艰苦多了，他平时最喜欢老山兰，这就是他最心爱的一盆。上次你们在阵地上创作了《我爱老山兰》这首歌后，更激起战士们热爱阵地、扎根老山的热情，阵地上的老山兰一下子被挖光了，部队调动，慰问团来，人人都要带一盆老山兰作纪念。 　　王排长简谱知识不行，他们阵地没有人会教歌，好几个晚上都是要我在电话里教他们唱《我爱老山兰》。他参军后，跟他家乡老师的女儿谈朋友，在军校时，书信来往很密，有一次放假回来，曾给我吹过他们俩的罗曼史，用他的话来讲就是赛过贾宝玉和林黛玉。上阵地后，他连续去了五封信未见回音，心中非常挂念，这盆兰花就是为他的“拉菲克”种的，准备将来在婚礼上献给她。他把全部感情都倾注在这兰花上了。 　　他们阵地旁边有一个石缝里长着一蓬非常茂盛的兰草，越军的炮弹经常打中那块地方，他一直在观察，每落一发炮弹就像落在他的心坎上似的。前几天他对战士们说，准备把那蓬兰草挖回来栽在子弹箱里，要不然被炮火炸掉就太可惜了。战士都劝他不要去，太危险。可他是排长呀，别人去他可下命令制止，他要自己去战士也没法。 　　结果前天早上天刚亮，乘着浓雾，越军看不清的时候，他用探雷针一点一点排着地雷过去，先后排了六颗地雷，到了兰花跟前。他把兰花周围的泥土轻轻地扒开，捧着站起来时，没想到绊动了一根头发丝般的细铁丝，一颗地雷爆炸了，整个下身被炸烂，但这蓬兰草还紧紧地捧在手里。我是在往他们阵地送弹药的路上碰到他被抬下来的。 　　当时，听说是他，我急忙请担架停下来。他还很清醒，问我给他带香烟来了没有，昨天晚上我们还在电话里说好，今天给他捎几包烟去的。我看着他胸部以下用二十多个急救包裹了一层又一层，鲜血还大滴大滴地滴在地上，赶快给他点了一支烟塞在嘴里。 　　他满意地露出了笑容，指指身边一个战士抱着的这盆兰花对我说：“把我的兰花带回家……”我不忍心看着他还在流血，赶快让战士把他送走。 　　下午，我完成任务回来，听说他在途中就没气了。哎，他死得有点划不来，能不能给记个功还是个问题呢!下边倒是给他报请三等功，但听说他是属于非战斗减员，是事故，不能记载。因为原来上级就下过命令，不准随便到雷区去挖老山兰。 　　听完这兰花的来历，我的心情非常沉重。为了赶路，我只好告别了王排长，向主峰一步一步地攀上去。路上我总是低头观察，我发现草丛中、泥土里到处都能看到血迹，有暗红的，有鲜红的，有一点一点的，有一片一片的…… 我走在洒满烈士鲜血的小路上，心中一直想着那盆如翠如玉、如钢似剑的老山兰。 　　“今天这炮打得很凶，得作最坏的打算，我们给老婆孩子留几句话吧！” 　　到了主峰，已是中午了。一连三排的同志和营部通讯排长刘书臣来接我，我们正在休息，坚守主峰的二连连长胡永常和指导员轩保祥过来了。 　　一看见我，胡连长就怪罪起来了：“老蔡，上次你从这里下去，我们也看到你了，那次你不应该下去嘛!” 　　“为什么”? 　　“我们连队比他们有人才，你要是留在我们阵地的话，那收音机里的声音就应是我们连的啦!” 　　我说：“连长，你别忌妒了，中央台要用，已打电话来了，我这次带了录音机来，你们有人才上中央台呀。”连长一听高兴了，要求我留下来住在他们阵地，晚上举行一次联欢会。 　　我说：“今天不行，已经通知三排了，他们也派人来接我了。我明天返回的时候再给你们录音吧!”说着，我们就准备走了。连长还是不让走，他是怕我又给别的阵地抢跑了。最后达成协议，我留点东西在他们这里作抵押。 　　留什么东西呢?当时上阵地，轻装了又轻装，没什么东西可留的，结果只好脱下了绒衣作抵押。在脱衣服时，他们发现我还背了一捆连环画，是上海武昌路小学赠的，由于太少，我不敢暴露，用衣服盖着，这一下让连长逮住了。 　　他说：“好啊!你老蔡偏心眼儿，他们是前沿阵地，我们也是前沿阵地，你光照顾他们就不照顾我们啦?不行，得分一半!” 　　我说：“连长，三排有个坑道俱乐部，书太旧太少了，这是我前不久接待上海电影制片厂《高山下的花环》制片主任汤丽绚和陈俊杨老师时，给他们讲过，他们回上海后专门给三排寄来的，以后有了再给你们背来吧!” 　　他说：“不行，他们有俱乐部，我们也有俱乐部，分不分?……不分?……抢!上!”连长这一咋呼，战士“呼”的一下围上来了。 　　我一看，不妙，忙说：“好好好，分一半!” 　　就在我们分书的时候，我们挨了一顿炮弹。什么叫生死考验?我算尝到了滋味了。由于初上战场，没有经验，还在埋头分书，突然听得—位战士叫了起来：“炮弹!”随即一把就将我往战壕里推，我们稀里哗啦就进了壕沟。当时是跳下来的还是滚下来的，我也记不清了，只知道趴在战壕里不敢动。 　　就听得一阵空气撕裂的声音：“唰——咣!”震耳欲聋的爆炸声，紧接着整个阵地都在摇晃，大概一两秒钟以后，噼里啪啦的，石块泥巴打到了身上。等身上挨了几下后，才反应过来应该进洞啊!只听连长在旁边喊：“老蔡，赶快进洞!这是越军试炮，大批炮弹马上就到!” 　　我抬头一看，前面不远就有一个洞，赶快跳起来就往里面钻。 　　小小的一个洞挤了八个人。刚进去一会儿，果然成群的炮弹下来了。老山是越军占领了四年的地方，地形很熟，所以炮弹也打得很准，就在主峰附近爆炸。这个时候蹲在洞里想到了什么呢? 　　首先，我想到的是洞的保险程度，于是我问连长：“我们这个洞保险系数怎么样?” 　　“这个洞啊，”连长告诉我，“是越军留下来的一个残存工事，上面有一层水泥盖板，我们又在上面加了两米厚的土层，一般八二炮、六O炮打中了没事。他们刚才第一发那种炮弹，叫一五二加农炮，一发炮弹就重八九十公斤，如果直接命中的话，那我们八个人一起完蛋。” 　　我一听“完蛋”，心想，最后的时刻到了! 　　当时怕倒不怕，就是觉得划不来呀！刚上阵地，越军的影子还没见到就报销了，多不合算!即使一个越军都没打死，能有机会对着越军投几颗手榴弹，打几枪，过过枪瘾再死也行啊! 　　说到死，提醒了连长。他说：“你看洞里的几个人中，加上你，结过婚的有好几个，你不是带录音机来了吗?拿出来。今天这炮打得很凶，得作最坏的打算，我们给老婆孩子留几句话吧!” 　　我一听连长这口气，是要留遗言了。心里一怔，对连长说：“你别开玩笑了!” 　　“不是开玩笑。都什么时候了?今天真有点玄，赶快，抓紧时间!” 　　我一想，也有道理，我也要录几句呢!于是赶快把录音机拿出来，放在连长和指导员旁边，请他们先讲。 　　但是，开始时多少还有点开玩笑的成分，此时真的要录音时，洞里一下沉寂了，仿佛外面的炮声也停止了。连长、指导员你看我，我看你，都不知该讲几句什么话。推过来、推过去。 　　最后指导员说：“算了吧，如果咱们真的牺牲了，本来就增加了一个寡妇，再让人家来听这死者的声音，那更是雪上加霜了，还是为人家着想，不要再给她们增加痛苦了。”就这样，谁也不敢讲，最后只好把录音机收起来。 　　过了半个小时左右，成群的炮弹停了，我们钻出来一看，第一发炮弹离我们分书的位置，直线距离只有三米多点，我这条命还是战士救的呀！ 　　“保卫祖国一场，还能照张彩色的照片，你就让我们留下有战斗气氛的光辉形象吧!” 　　在越军炮火稍微停顿的一段时间内，刘书臣排长带着我拚命往一连三排跑。越军的零星小炮还在东一炮、西一炮地打，我们也顾不了那么多了，平时走一个小时的路，这次只用了四十分钟就进入三排阵地的战壕了。 　　战士们看到我背了两架照相机，一下子把我围住了，不住地问：“是不是彩色的?”“现在就开始照吧!” 我说：“不行!现在越军的小炮还到处乱打，万一来一发炮弹，有伤亡就划不来了!” 　　有几个战士说：“不要紧，我们算了一下，今天的炮弹不会落到我们的阵地上!” 　　“你们算得准?你们是照相心切。真的不能照。如果为照相牺牲了，那怎么向你们的父母交待呢?” 　　“不要紧，就告诉家里，我为祖国牺牲了!” 　　“那也不行，我得负责呢!” 　　“不要你负责!” 　　“那好啊，我来到阵地上，一切都要经过排长批准才能行动的，你们找排长去，他同意就给你们照!” 　　大家立即去找排长，发现他正在洞里忙着披挂，他也想留下个光辉形象啊! 照相时，左右两边随时有两个战士贴着我，他们说：“老蔡，照吧!远处的炮弹根本不理它，近处的赶快滚战壕，实在来不及的话，我们会趴在你身上!” 　　给这样的战士照相，还有什么可怕的呢?照吧!这一照，我才发现战士照相的姿势是我们后方的人想像不到的。 　　一开始，他们把重机枪、高射机枪搬来，用子弹把身体包裹起来，威风凛凛地扶着高射机枪照。后来又发明了二种新的照法，把急救包撕开，用白纱布把脑袋裹起来，还抹上两把鲜血，端着机枪“杀——”，照这样的像。 　　当时，我又想笑又想掉眼泪，心里涌起一股悲壮的感觉。特别是从镜头里看到战士满头满脸都是血迹硝烟，也不知这血是真的还是假的，有几个地方还在滴滴答答往下滴着血呢。 我的手在颤抖，心想，这些战士将来会怎么样?因此，我停下来说：“算了，这种可怕的像别照了!” 　　战士问：“为什么不给照?” 　　我说：“这是彩色的，将来寄回去，父母看到了，老人家心里会难受的！” 　　“老蔡啊，你并不完全理解我们。今天我们好好的，明天说不定就‘光荣’了。上次你来，开晚会时站在你身后的陈文顺，就在前几天在这里被越军炮弹炸断了腿，抬下去后，不知现在是死是活。所以我们总觉得这是最后一张像了!保卫祖国一场，还能照张彩色的照片，你就让我们留下有战斗气氛的光辉形象吧!” 　　我被战土们对祖国的深情感动了，也更深一步地理解了战士的内心世界，冒着炮火给战士们拍了照。 　　事实也真像战士预料的那样，我给者阴山炮兵阵地上一位叫杨连斌的战土照的像，等照片寄去，已经成了他的遗像了。有的战土拿到照片，已经四肢不全了。 　　给大家照完像，背饭的战士也回来了。这次好多了，吃到了热乎乎的鸡肉了。我说：“现在伙食好多了嘛!” 　　战士说：“祖国人民关怀，上级关怀，现在每个班都配发了煤油炉，给病号熬点稀饭、烧点开水就有条件了。” 　　“怎么还吃上鸡肉呢?” 　　排长告诉我，这是国庆节时麻栗坡县群众慰问的。这个阵地分到了一只鸡，大家都舍不得杀，说养起来吧，是个母鸡，还可以下蛋给病号吃呢!就这样，在阵地上把这只鸡养起来了。这只鸡可乖了，白天围着战士转，晚上和战士一起在猫耳洞里睡觉，战士也挺喜欢这只鸡，经常抓住它，摸摸它，亲热亲热。特别是前几天，还有战士向排长建议，派人到群众寨子里买几个能孵得出小鸡的蛋来，如果真能孵出一窝小鸡，“叽叽叽”的一叫，手摸着绒和和的，心里多愉快呀! 　　我们的战士，是今天还活着不知明天在不在的人，对生活还是这样的热爱啊!听排长讲到这里，我流泪了。 　　我怪他们：“这只鸡不该杀嘛，留下来孵—窝小鸡多好啊!” 　　排长说：“今天是非杀不可了，两个原因：一是你今天冒着那么密集的炮火，来为我们照相，大家都说没什么东西招待你；第二，战士提出要用这个鸡的血抹在头上照相啊!” 　　哦!原来如此! 　　这时，三个背饭回来的战士要求照相，我说：“恐怕光线太暗，不行了，明天上午照吧!” 　　他们说：“哪怕留个影子也好啊，万一今晚上发生战斗……” 　　我理解他们的意思，提起相机为三人拍下了珍贵的照片。 　　“这两颗糖，我们记得一辈子了!” 　　饭后大家开晚会，让我讲话，我说：“我没什么可讲的，只能代表祖国人民，代表上级机关，代表老婆孩子，向你们表示慰问，我也没带什么，只带了几个橘子。”因为白天大家忙着照相，没有人来翻我的挎包，所以我一说橘子就成了“突然袭击”。 　　大家一听说有橘子，都不相信。排长说：“老蔡，你别搞望梅止渴了，我们在前线几个月没见过水果了，你这一说橘子，大家都流口水了。” 　　我说：“不是望梅止渴，你们看好了!”于是我从包里拿出橘子，大家怔住了。我递给战士，大家都不接，我说：“没有几个，分都分不过来，两人分一个吧。不成敬意，实在不好意思。” 　　排长接过来说：“接着吧，这是祖国人民的心意。”一个个分往战士怀里塞。平时战士吃饭、干活都讲究一个快字，这次都变成了大姑娘。在煤油灯下，我看到战士们轻轻地把橘子皮剥下来，一瓣一瓣地分开放在嘴里，不是嚼啊，而是含着，慢慢地一点一点往下咽。 　　大家都低头不说话，突然有个叫乔天鹤的战士抬起头来说：“我代表父母，代表哥哥弟弟感谢了！”说着流下了眼泪。吃了橘子的同志都表示谢意，纷纷抬起头说：“感谢了!”我看到，大部分战士都泪流满面！ 　　吃完橘子，又把糖分给大家吃。有个战士说把哨兵给忘了。” 　　我一听，感到很内疚，连忙说：“这都怪我，应该留几个橘子，怎么忘了哨兵。” 　　大家说：“不能怪你，主要怪我们，平时称弟兄，打仗同甘苦，今天有了橘子就忘了人家。”战士们捏在手里的糖；又都放回来了。 　　我感慨万千，最艰苦的时候，才最能体会到战友真挚的蘑情啊!排长说：“把糖给哨兵，我去发。”他捧着糖出去了。一个哨位一个哨位地转了一圈，回到洞口一句话也不说，默默地走进来，突然一下子趴在桌上大哭起来。 　　我问：“排长，你怎么啦?” 　　他说：“我去给哨兵送糖，对他们说：刚才老蔡代表祖国人民和领导机关给大家带了橘子和糖来，我们把橘子吃了，只给你们剩下了几颗糖。我们对不起你们啊!战士一听说是糖，黑暗中来接的时候手都在发抖，接过去后，没有一个人吃，把糖捏在手里，都哭起来了。两颗糖啊!人民记着我们，上级关怀着我们，这两颗糖，我们记得一辈子了!” 　　我们这些战士，生活这么艰苦，没有掉过眼泪，打仗负伤也没流泪，可在一个橘子和两颗糖面前流泪了。这不是悲伤的眼泪，也不是痛苦的眼泪，这是得到了人民的理解、祖国的关怀，内心激动、幸福的眼泪啊! 　　“这一捆信和这一封信在我们心中哪个重?” 　　这天晚上本来要开联欢会的，这下开不成了。战士们说，我们现在唱不起来了，还是在一起讲讲心里话吧。 　　他们问我：“老蔡，你怕不怕死?” 　　我说：“怕的。” 　　战士们说：“你讲了真心话。谁不怕死?人人都怕死嘛!我们的生命和内地青年的生命同样宝贵，我们的青春和他们的青春一样值钱。从这个意义上说，人都有求生的本能。但是，我们又是不怕死的。” 　　我说：“是啊!那为什么我们会不怕死地坚守在阵地上呢?” 　　战士说：“我们既然穿了这身军装，当祖国人民需要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应该走在前面。抗震救灾，不是部队冲在前面吗?抗洪抢险，不是部队冲在前面吗?哪里的公路、铁路难修，不也是部队冲上去了吗?我们来了，其他青年就可以不来。如果我们在前线表现不好，父母和家乡亲人脸上都无光啊!” 　　　

龙翔九天

“将来让儿子、孙子来听听我们的歌声，让他们知道当年他爹、他爷爷在战场上是什么样的精神面貌!” 　　下午六点开饭，才知道他们吃饭太困难了，每天只能吃两顿饭。每一次都要派人去背，来回要走四个小时的路。为什么跑这么远?这是作战的需要。吃的东西呢，分到饭盒里，冷冰冰的，还有些水泡着。我问怎么吃这种饭，排长说，跑得快的话，回来吃的时候还有点热乎气，最近背饭的包漏水，今天路上下雨，所以今天吃的就是冷水泡饭了。吃的菜呢，每人一勺粉丝，里面有几块罐头肉，新鲜蔬菜平时在这里是吃不上的。 　　条件虽然很艰苦，但战士们情绪却非常高。吃完饭，大家把饭盒往边上一摆，又都挤进坑道听录音了。我按老习惯到处找水洗碗，从昆明入伍的李玉昆风趣地对我说：“老蔡，在这里用水洗碗是一种‘犯罪’行为，你没看到，我们的碗是越用越小，筷子是越用越粗吗?” 晚上，在坑道里，大家跟着录音磁带高声唱，小小的坑道震得“嗡、嗡、嗡”地响。我受战士的情绪感染，也放开声音跟着他们唱。但到了高音地方，歌唱家嗓子太高，我们都上不去了。我停下来了，但一听，战士们还在“啊!啊!”地扯着脖子叫呢! 　　当时我感到，战士不是在乱喊乱叫，是一种感情的抒发，于是，我提出了这样一个建议：“这样吧，今天我们把这盘磁带洗掉，把你们的声音录下来怎么样?” 　　战土们说：“给我们录音啦?”我说：“是啊，过去战争年代没有这个条件，抗美援朝也没有留下实况录音，今天我们有条件了嘛，就在你们这个前沿阵地，把你们的歌声录下来，这说不定是我军战场上第一盘实况录音呢!将来回去放给你们的父母听听，那多好啊!” 战士们说：“不仅是给父母听，将来让儿子、孙子来听听我们的歌声，让他们知道当年他爹、他爷爷在战场上是什么样的精神面貌!” 　　排长提议说：“今天是9月24日，再过几天就是国庆节了，我们就举行一个‘阵地国庆联欢会’，怎么样?” 　　大家说：“好啊!快开始吧!” 　　于是，雷干事主动代替排长值班、守电话，其他人围在录音机旁开起了晚会。 　　现在的部队战士文化水平比过去高多了，这个阵地还有三位大学生实习排长，战士们的节目很有特点。朗诵呀，把歌词改了唱呀，唱家乡小调、唱云南花灯、吹树叶、吹口琴，五花八门的，一直进行到深夜。 　　“就唱这兰花吧！唱了这兰花也就像唱了我们战士一样” 　　在前线，唱歌是战士在阵地上开展最普遍的娱乐活动，有的连队集体唱歌，一口气能连续唱一百多首。活动中，战士们也常常提出这样的问题：唱来唱去都是反映过去的歌，“风烟滚滚唱英雄”是唱志愿军的，“再见吧，妈妈!”是唱1979年第一次对越作战的，我们老山打了这么长时间，守了这么长时间，怎么没有反映老山的歌呢? 　　现在内地到处传唱的《我爱老山兰》这首歌就是在战士迫切需要的时刻诞生在炮火硝烟中的。 　　歌曲的三个作者都是在前线战斗的宣传文化干部。邹荣禄是坚守老山主峰这个部队的宣传股长，对战士的感情非常深，歌词的初稿是他写的，我也参加了这首歌词的创作。曲作者就是和我一起登上主峰的师宣传干事雷鸣，他曾由部队送到昆明师范学院音乐系读过书，会谱曲。 　　刚开始，我们写了这样一段：“雄赳赳，气昂昂，老山战士站在老山上，紧握钢枪，胸怀朝阳，浴血奋战，忠心赤胆!”给战士一读吧，大家都摇头了。 　　他们说：“现在是八十年代了，这些标语口号式的东西嘛，还是少一点好!这倒不是一概否定队列歌曲，得分场合条件，在阵地上总有一种热爱祖国，热爱家乡，想念父母，想念亲人的感情，能不能搞个抒情的?” 　　于是我们又写了一段，战士的豪情怎么样，壮志又怎么样，战士又提意见了：“太直了，要婉转—点，带点诗意嘛!” 　　后来，大家把注意力都集中到了老山阵地的兰花上。 　　战士们说：“就唱这兰花吧!唱了这兰花也就像唱了我们战士一样。因为这兰花是我们战士冒着生命危险采来的，省下嘴里的一口水浇灌给她。看见这兰花，就像看到了家里的亲人，就想起了牺牲的战友，我们的感情也就由衷抒发出来了。”战士们接着讲起了很多阵地上的感人事迹。 　　“你去吧，替俺多杀几个越军!” 　　炮连指导员乔国祥家住河南，打仗前，爱人得了重病，住进了医院，家里几次来电报催他回去，当时已有风声传出，最近就要收复老山、者阴山，部队可能有行动。乔指导员考虑到这个时候请假离开连队不合适，于是把电报往抽屉里一搁，只是一个劲儿地往家里寄钱，仍然兢兢业业地工作。 　　后来，由于电报一封接一封地来，指导员也欠了不少债，其他干部也知道了他家的事。于是向上级反映了情况，在上级的命令下，他才赶回河南去探望亲人。 　　他回到家时，爱人住在医院里，病情十分严重。在家的这段时间里，他心挂两头，既要忙着照顾爱人，又担心连队一旦接到参战命令有多少工作等待他去做呀。 　　就在指导员回到家后的第十三天，部队的电报到了。家里先是藏起来不让他看，后来他知道来了电报，发火了，家里人才把电报给了他。一看，只有四个字：“火速归队。” 　　他拿着电报，赶到医院，把情况给爱人讲了，爱人对他说：“我嫁给你这个在边防当兵的人，早就做好了思想准备，你去吧，替俺多杀几个越军!” 　　可是，双方老人一听说国祥要去打仗，急了。全家上有老，下有小的，媳妇又重病在身，他要有什么三长两短，这个家可怎么办呀?再说，部队那么多人，打仗难道就缺我家国祥?于是坚决不让他走。 　　指导员说破了嘴皮也白搭，家里人就是不同意。但他决心已定，坚决要走。可就在他进屋收拾行装时，丈母娘把门斗，“卡嚓”一声把他给锁在屋里啦!而且家里人还轮流值班，把守大门，防止他“逃跑”呢。 　　指导员被关在屋子里，急得团团转，父母年迈，妻子病危，自己确实不忍心丢下他们不管啊，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侵略者的战火烧到了边境，边疆人民在受苦受难，中华民族的尊严受到侵犯，“军人”这两个字意味着什么?家事、国事，指导员心中掂得出哪一个重啊! 第二天早上，天刚刚亮，丈母娘煮了一大碗荷包鸡蛋给他送来，老远就喊着：“国祥，快起来吃鸡蛋了。”里面黑咕隆咚的，什么也看不见，又听不到回音，丈母娘急忙开了锁进去一看，屋里收拾得井井有条，被子叠得整整齐齐，可女婿却不见了。 　　“啊，国祥跑了!”丈母娘急忙跑到医院，才知道乔国祥已经回云南了。 　　指导员是怎样逃出来的呢? 　　原来，当天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下起了大雨，他在风声的掩护下，悄悄的揭开了屋顶上的瓦片爬了出来，翻过院墙，跑到医院告别了病中的妻子，然后赶到火车站。等天亮丈母娘给他送鸡蛋时，他已坐上了南下的列车奔向杀敌战场了。 　　指导员回来不几天，部队就拉到前线来了。4月5日，他家给他发了个电报来，上面也只有四个字：“你妻已故”。当时，全连都陷入悲痛之中，都为指导员和他爱人这种献身精神所深深感动，纷纷表示要多杀越军，报答后方人民对战士的理解和关怀。 　　这一天，指导员跑到连队驻地后面的山顶上，面向北方跪下，磕了几个头，痛哭了一场：“我常年在外，照顾不了家庭，你在家盘田种地，伺候老人，积劳成疾，我没有给你一点温暖……就在你病危住在医院中，还支持我上前线，鼓励我多杀几个越军，可你才二十几岁就离开了人间，我对不起你啊……” 　　从此以后，指导员身边就多了一盆栽在炮弹壳里的兰花，战斗再艰苦、再激烈也形影不离，战士们给他送了个外号叫“特殊逃兵”。 　　“我们热爱祖国的每一寸土地，也热爱阵地上的一草一木。” 　　在老山前线，负责运输的军工战士是非常辛苦的，主峰刚打下来时，还来不及仔细清理道路上的地雷，老山主峰有的地方坡度达到七十度，加上下雨，泥滑路烂，他们上山要背八九十斤重的弹药、干粮，下山要抬伤员、烈士，有时八个人抬一个伤员都很难运下来。有时担架和人力不够，先抬谁?“先抬别人吧!”几乎每个伤员都这样说。 　　有一次，他们抬着一个负了重伤昏迷不醒的小战士下山。抬到半山腰的时候，走在前面的战士一脚踩滑，摔倒在地，担架的一头磕到了地上，一下子把伤员震醒了。只见他脸色蜡黄，头上冒着虚汗，不断用手挠着脖子。战士们赶快给他喝了几口水。他看了一下周围的地形，发现是战士把自己抬下来了，就吃力地说：“行了……我已经……安……安全了。把我放在这里，赶快……赶快回去把……把我们班长接下来，他比我先负伤，比我重……赶快……要不然怕不行了!”战友们要坚持把他抬到包扎所抢救，然后再去接班长。可这位小战士急了，一用劲，从担架上滚了下来，躺在路边坚决不走。战士们没办法，只好在他身边放了两颗手榴弹，给他盖了一件雨衣，然后抬班长去了。 　　其实，这位小战士的伤并不轻啊，他腿上的大动脉被打断了，抢救时，已给他扎好了止血带。但是，他一个人躺在这里，伤口非常疼，止血带扎的地方又肿又胀，简直无法忍受，他自己也不知道厉害，七弄八弄地把止血带给弄开了……结果，血一滴一滴地渗进了泥土，终于流干了。 　　等战友们下来打开雨衣看时，他已经牺牲了。战友们发现他临牺牲前在旁边摸呀、抓呀……一只手放在胸口这个位置上，手里还紧紧抓着一撮兰草，里面还开着一朵墨绿色的小花。 　　战土们说：“我们热爱祖国的每一寸土地，也热爱阵地上的一草一木。原来这个兰花不叫老山兰，叫墨兰，这位小战士牺牲以后，战友们就把它改名为老山兰了。” 　　就这样，我们在炮声隆隆的老山前沿阵地，怀着对战友无限怀念和崇敬的心情，写出了《我爱老山兰》这首歌。歌词里虽然没有战士两个字，但是战士们非常满意，他们抄在帽子里、衣服上，很快在前线传唱开来。 　　我爱你呀，老山兰，顽强的生命，倍受了摧残；墨绿的叶片熏满了硝烟，芬芳的花朵开得更鲜艳。 　　我爱你呀，老山兰，你顶住了风暴，抗住了干旱，阵阵清香沁入我心田。 　　我爱你呀，老山兰，没有奢求，生机盎然；只爱自己亲爱的故土，无私无畏装点着边关。 　　我爱你呀，老山兰，你如翠如玉，如钢似剑，我愿伴你扎根在老山。

龙翔九天

喜怒哀乐，理解的呼唤 　　“二十年以后又是一条好汉!” 　　我们的战士，是普普通通的人，也有七情六欲，也有喜怒哀乐。我也是这样，当兵整整二十年了，头十一年是在国境线上度过的，虽然是个老兵了，但真枪实弹地干，这还是第一次，所以1984年8月接到命令上前线，我首先想到的是“前线的炮弹可不长眼睛呀，它才不管你是机关的还是连队的”。我临走那天晚上，父母、爱人、孩子一家人围坐在一起，说了些鼓励的话，安慰的话，但说得最多的还是“万一”的话，大家都很紧张。 　　当时昆明一片歌舞升平，看不到什么战争气氛，但是往前线走，情况就不一样了。公路上到处都是军车，白天晚上一辆接一辆地开，车子都用伪装网盖着，里面拉着弹药，拉着部队。只见那些战士坐在车上，戴着钢盔，打着绑腿，抱着枪，身上脸上全是灰，也分不清谁是谁，就剩两个眼珠一转一转的。车里还不时传出一阵阵《再见吧，妈妈!》的歌声，战争气氛开始浓了。特别是看到垫着半车厢沙土的解放牌卡车拉着血淋淋的伤员下来，直升飞机接着再把伤员运走，心一下子紧缩了。 　　我们坐着汽车再往前面走。离边境很近的地方，一块牌子立在路边，上面写着：“进入炮火封锁区，汽车闭灯行驶，拉大车距。”接着哨兵拦住检查。检查什么呢?“钢盔戴好了没有?武器准备好了没有?前面就是炮火封锁区，越军的炮弹随时会打过来，注意防炮！”，哨兵这一叫，我们更紧张了，本来钢盔已经戴好了，两只手还是下意识地把钢盔带子紧紧拉住，就怕钢盔被颠掉了，要保护脑袋呢! 　　这样紧张地往前走了一段路，到了一个叫“三转弯”的地方，离越军直线距离三四公里，完全暴露在越军火力下，是咽喉要道，越军常常开炮打我们过往的车辆，战士们把这里称为“鬼门关”、生死线。车子刚接近“三转弯”，驾驶员给我们制造紧张空气了：“注意了，前面就是‘三转弯’，要小心点。今天我们要开出朝鲜战场的水平，一会儿快，一会慢。” 　　转了一个弯，就看到了坐在公路边下棋、打扑克的炮兵战士。我们把车停在隐蔽处，下来了解情况，战士们看到我们紧拉钢盔带子，摸着手枪过来了，笑着问：“你们是第一次上战场吧?” 　　“是啊，是啊!”我赶快回答。 　　战士们说：“情有可原，情有可原嘛！我们第一次上战场也紧张呀，不过时间长了，也就无所谓了，保卫祖国嘛，首先就要准备牺牲，怕什么，二十年以后又是一条好汉!” 　　战士们还反过来做我们的思想工作，我们真觉得惭愧啊!当时我看这些战士，头发长、胡子长。说他们胡子长啊，他们说，你等着，又进洞叫了几个出来问我：“你看看，这个像不像马克思?那个像不像斯大林?”我一看大胡子，翘胡子，还真有点像呢! 　　再看这些战士，也不穿军装，有的只穿短裤、背心，大部分是赤膊上阵，简直像一群民工。我说：“怎么不到洞里防炮啊?”他们说：“你来试试。这洞里面又阴暗又潮湿，要是萎靡不振地成天缩在里面，不出三天，准得垮掉，我们还需要活动啊!你不要看我们在下象棋、打扑克，电话铃一响，‘要炮’，马上摆下这些玩艺，抱起炮弹，‘嘣’一炮就出去了，打完了炮，我们还要接着下这盘象棋呢!” 　　跟战士一接触，我感觉到了什么叫真正的可爱。他们长期坚守在这里，是那么乐观。我们从战士身上得到了一种力量! 　　“祖国在我们的心中真是重千斤啊” 　　在战士精神鼓舞下，我们不仅到了炮兵阵地，而且到了最前沿的阵地。扣林山、老山、八里河东山、者阴山前沿阵地我都去过。今天在这里重点给大家介绍老山主峰最前沿的一个阵地。这个阵地从主峰沿着国境线下去，在半山腰上，我某部一连三排坚守在这里，与越军阵地直线距离是二百多米。 和我一起上阵地的是师宣传科干事雷鸣。我们从山脚爬到山顶，整整爬了五个多小时，老山到处都有地雷，只有工兵开出的几条小路可以通行，谁也不敢往路边草丛里多走一步。因为老山是座地雷山，越军占领时，为了防止我们收复，到处埋地雷，整整埋了四年。我们收复老山后，为了防止越军反扑，也埋了大量地雷。越军的地雷和我们的地雷都埋在地下，也分不清是谁的啦，反正谁踩上就是谁的! 　　我们从主峰往下走就更危险，双方都能直接观察时，遥遥相对，而且都装备了带有红外线瞄准镜的狙击枪，这种枪啊，一千米之内，只要套进了瞄准镜，一枪一个跑不了的。当时我们非常紧张地跟着战士一段一段地跑，用了一个小时，到了一连三排阵地。 　　我们进入战壕，就听到一种声音，顺着声音走过去，发现一个小战士坐在坑道口吹口琴。在离越军只有二百米的阵地上，还有人吹口琴?没有想到啊!坑道里还布置了一个“阵地俱乐部”，我进去一看，没有什么东西，就挂了几本连环画和《大众电影》、《中国青年》，还是1981年的。他们说：“这还是几个中学生给我们寄来的慰问品呢。在我们这里可值钱哕，就这几本杂志，翻过来看，转过去看，早就倒背如流了。” 　　洞里面，他们还布置了一个专栏，用纸烟壳和包子弹的纸写了一些诗，画了一些图画。然后用子弹一发一发地钉在洞壁上。洞中间呢，他们还用竹子编了一个小桌子，小桌子上用罐头盒栽了两盆花：一盆兰花，一盆海棠。 　　再往里面钻就复杂，上下左右都有许多岔洞，像迷魂阵一样。吹口琴的小战士介绍说：“这是全排同志苦了七天七夜挖出来的，有了这条坑道，阵地就更巩固了，排长说，我们一个排就可以顶住一个营的进攻，表面阵地失守，进坑道，坑道攻破了，可以钻到各个洞里打地道战。” 　　我说：“你们太伟大了!” 　　他说：“什么伟大不伟大的，首先要活命嘛，只有人保存下来，才能保住阵地，不是我们伟大，是环境逼出来的。” 　　这时候，毛金满排长进来了，陪我去的雷干事就把我介绍给毛排长，一听是军区来的，吹口琴的小战士愣了一下，跑出去了。干什么呢?他到各个猫耳洞去通知人去了：“我告诉你们，军区的人来了!”究竟来了个什么人，他也没有弄清就到处乱喊，结果传来传去传走样了，传成什么呢?“军区首长来了”。这一来，弄得很多战士都跑到坑道里来看我，一看我这个样子，也不像首长，但大家还是叫我“军区首长”。因为军队里有规矩，自己的上级都要称首长，他们阵地上职务最高的是排长，我比他们排长大得多啦，连称连首长，团称团首长，我是军区去的，他们当然就叫“军区首长”哕! 　　我说：“什么也没给你们带，只带了几段歌声来慰问你们。”我从挎包里拿出了一个饭盒式的录音机和几盘磁带。战士们“呼”地一下都围上来了。大家说：“我们在这里天天听的是枪炮声，今天还能听上录音，最大的幸福哕!赶快放啊!” 　　“当然要放，首先给你们选一盘最好听的!”我首先给战士们放的是《1984年春节联欢晚会》。 　　战士们听着录音高兴极了。排长带着我钻出洞，到各个哨位上转了一圈，用高倍望远镜看，越军阵地上一个人影都见不到，排长说：“越军善于晚上活动，过去我们那套什么地道战、地雷战、近战、夜战、麻雀战，龟儿子精通得很哩!” 　　等我们回到坑道口，听到里面传出来的声音，已经不完全是录音机的声音，而夹着战士们的歌声了。因为他们听得高兴哟!每放一首歌，他们都跟着唱，什么《莫愁啊莫愁》、《回娘家》等，他们都会，但是，他们最喜欢唱的，唱得最动情的是《我的中国心》。战士们说：“这首歌在后方唱和在前线唱不一样啊!特别是唱到‘长江、长城!黄山、黄河!在我心中重千斤……’时，心情特别激动，我们在前沿阵地上用鲜血和生命保卫着祖国的每一寸土地，此刻，祖国在我们的心中真是重千斤啊!” 　　“这几个干部够朋友!还是理解我们的!” 　　这盘磁带听完，已经是下午四点半钟，我们要走了。战士一听我们要走，表情就不对了。战士们用一种乞求的目光看着我们，那目光好像在说：“哎呀，你们好不容易来一次呀，给我们放了一盘磁带，把我们的瘾逗发了，你们就要走……”一个战士说：“要么今晚上跟我们住一夜吧，让我们听个够，如果你们真要走，能不能把这个录音机留下!” 　　当时，只是我这一台录音机，我走到哪一个阵地，哪一个阵地的战士都要听呀，所以不能留给他们。另外，当时有规定，军区机关的干部一般情况下，不允许在最前沿阵地过夜。看到我们在收拾东西，要走了，战士们很难过。看到这种情况，我们也很难过呀! 　　当时我和雷干事商量了一下，决定再延长两个小时，选两盘磁带给大家放放，等天黑了我们再走。放了几分钟，排长说：“不行，不行!越军经常利用晚上穿着我们的军装混进来，所以，天一黑就封锁了，路口上都埋了地雷、架上机枪，见人就打。” 　　这一下，战士们绝望了。他们说：“走吧，赶快走，要不然路上要出事情的呀!”看着战士们眼巴巴的，说实话，我们就是怕死鬼，这个腿也离不开战士们呀。我说：“算了，今晚不走了，就住在这里吧!”战士们一听很高兴，但又担心上级追查责任。我说：“等天黑了，我们主动打电话向上级请求，就是要我们回去，我们也回不去哕!”这一说，几个战士眼泪就掉下来了。他们在旁边议论说：“这几个干部够朋友!还是理解我们的!”什么叫理解呀?我第一次在这个阵地上听到，也感受到了。 　　我们愿意留下来，战士们高兴极了，又是吼，又是叫的。排长就更高兴了，他大声叫着：“好啦，别吵了!弟兄们哪!我看今天晚上，我们可是‘精神会餐’了!” 　　什么叫“精神会餐”?大家是容易理解的，怎么叫“弟兄们”呢?我当时听着也不对头，就批评排长。 　　排长说：“是有点不像话，不过，我们在阵地上，经常都叫弟兄们，你们看行不行?” 　　我们几个干部议论了一下，认为：弟兄，弟兄，就是亲如兄弟，战士们在阵地上称弟兄，并不是搞什么歪门邪道，而是表达战士们团结战斗之情啊!这和后方有些小青年搞的哥儿们义气那一套不一样。于是我说：“在阵地上叫一叫也不是绝对不行，但将来回营房后可不能叫弟兄们了，那就会有损军威了!” 　　排长说：“看来你们还真能理解我们，在阵地上，我就觉得互相叫弟兄感觉很亲切!” 　　我说：“行啦，你们觉得亲切的话，在这里我也叫你们‘弟兄’啦!” 　　这一来，战士们就更高兴了，白天我们去时，大家“首长”长、“首长”短的，转过来给你敬个礼，转过去还要给你敬个礼。到了这时，也不叫“军区首长”了，而是叫“老蔡”啦!就这样，我第一次在离越军两百多米的阵地上住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