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永岩著《中国军花在非洲》是一部图文并茂的好书

alyy602

最近我在北京图书大厦买了一部中国青年出版社新出的《中国军花在非洲》，因为网上许多人都说这部书很好。我看了果然不错。过去我不了解军人，尤其不了解军人真实的一面，看了这部书我了解了。书写得很真实，敢于涉及军队真实的矛盾和军人的尴尬，军人的窘迫和军人的无奈。也使我了解了维和，了解了艾滋病，了解了非洲。知识面非常宽。图片也很珍贵，很开眼界。写法过去也从没见过，有创新。文字很优美。看后学到了很多东西。希望有读过这部书的朋友能展开讨论和交流。

拒绝树叶子

该书已获“五个一工程”奖，应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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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李登辉、连战、陈水扁同坐直升机巡视。 李登辉说：“如果我丢一千块下去，捡到那一个人一定很高兴。” 连战说：“如果我丢两张五百元下去，那就有两个人很高兴了。” 陈水扁说：“如果我丢十张一百元下去，就有十个人很高兴了。” 这个时候驾驶员喃喃自语地说：“何不把自己都丢下去，让两千一百万人都高兴呢？  
2、总统阿扁希望提高自己的声望，想要发行一款有自己肖像的邮票..... 发行过了一个多月之后，阿扁想要问看看视察看看销路如何..... 阿扁：“销售情形怎么样？” 邮政总局局长：“还算不错，只不过常常有人抱怨黏不牢！” 阿扁：“怎么会呢？” 阿扁随手拿了一张邮票，涂了一点口水在邮票背面，便试贴在信封上.... 阿扁：“这样不是黏得很紧吗？” 邮政总局局长：“可是......大家.... 都把口水吐在正面啊......”  
3、深夜，阿扁总统要去帮阿珍买夜宵。 结果在路上遇到抢匪… 抢匪拿着枪  
指着阿扁说：“把身上的钱交出来！” 阿扁勃然大怒说：“你这什么态度？我可是堂堂总统耶！” 抢匪：“喔，那……把我的钱还来。”  
4、某天，总统、五院院长...等大官一起参加一个会议，结果发生连环车祸，  
送至医院急救，记者们闻风赶至医院 .... 稍久，医生出来了，记者忙着问：  
“医生！医生！总统有救吗？” 医生沮丧的摇摇头说：“唉..总统没救了...” 记者又问：“医生！医生！行政院长有救吗？” 医生又沮丧的摇摇头说：“唉... 也没救了...” 记者就问：“那...到底谁有救？” 医生精神一振说：“台湾有救了！”  
5、有一天陈水扁总统前往某家精神病院视察， 所有的病患都站在走廊上高  
声欢呼，陈水扁万岁！陈水扁万岁！只有一名病患面无表情，对总统不理不睬。陈水扁看到了， 于是问院长说：“那位病人为什么不对我欢呼呢？” 院长：“因为他今天精神非常正常。“  
6、一辆竞选车载着陈水扁竞选团队开到乡村去造势，不幸在山间小路上翻  
车，正在农田里干活的老农民看见这情景，就赶到出事地点，可是车上的人都死光了，于是他挖了一个土坑，把几个政客都埋了。过了几天，负责事故勘察的警察找到那个老农民，问他那几个政客到哪里去了，老农民说己经埋了，警察赶紧追问：“他们都死了吗？” 老农回答说：“嗯～我看到陈水扁在我埋他的时候大叫说他还没死。” 警察说：“那你怎么也把他埋了？ ” 老农说：“你知道的嘛～这个陈水扁从不说实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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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ingu

偶来给点好东东吧，书中原版照片若干，候丹的丈夫孙雷原先搁在他的五星设计论坛上的（这个坛子现在已经挂了），当年的偶然发现存之^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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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和队员在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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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起第一人为侯丹，第二人为王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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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琦是13名女军人当中年龄最小的。她生于1978年3月27日，参加维和医疗队以前是202医院妇产科的护士。对于最初组建维和医疗队的传言，王琦并没有在意。直到2002年9月16 日，接到参加集训的通知，王琦才知道自己被选中了。但维和是咋回事，去什么地方，有什么危险，会怎样艰苦，所有这些，王琦都一无所虑，一无所知。
人们很难想到25岁的王琦会有那么重的经济和精神的负担，这是因为王琦的家庭情况很特殊。当其他队员围绕维和想这想那的时候，王琦思想的兴奋点却不得不在别处。
得知上级决定让自己参加维和医疗队，王琦第一个告知的是母亲。母亲远在百里之外的盘锦。王琦给母亲打电话。母亲在王琦15岁的时候，失去了法律上对王琦的监护权。导致这种心灵伤害的原因在于父亲。网上和某些报纸报道说，王琦的父亲去世了，不知发布这些消息的记者是怎么采访的。其实，王琦的父亲只是跟王琦的母亲离婚了。王琦说父亲酗酒，似乎很厉害，有限的工资经常随着一身的酒气很快就消散了。母亲曾多次劝说父亲，但得到的回报要么是强词夺理，要么就是酒醉的拳头，从来没有酒醉的探戈。酒醒之后，偶尔也有几句忏悔，但忏悔过后，还是涛声依旧。实在没有办法，母亲只好付诸法律，两个人分道扬镳了。他们有两个女儿，王琦是老大，归属父亲。王琦还有一个妹妹，归属了母亲。一个好端端的家庭就这样解体了。那个简陋但却是家的象征的房子也被变卖了。无言的结局是父亲回到了奶奶家，母亲回到了姥姥家。母亲以为离婚以后父亲或许能痛改前非，但事实无情地打碎了母亲的幻想，父亲始终没能改掉酗酒以及因酗酒而派生的种种劣习。
并且父亲和母亲还都下岗了。担负家庭主要经济来源的两个人双双下岗，这对王琦本来就清贫的家庭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幸好，王琦入伍了。那是父亲和母亲离婚后的第二年。那年王琦才16岁。她的入伍得益于舅舅。舅舅是部队的，看王琦家里实在太困难，就想方设法使王琦当了兵。王琦很懂事，甚至可以说很老成。家庭的不幸伤害了王琦也锻造了王琦，王琦过早地成熟了。王琦凭借一种自觉的头悬梁、锥刺骨的精神，在部队考了学，提了干。还因表现突出被分到了202医院，进了沈阳。
王琦爱母亲，也爱父亲。母亲要糊口，还要供妹妹上学。妹妹读高中二年，上学需要许多钱。中国有“七匹狼”的品牌，也有关于“七匹狼”的民谣。民谣把“人民教师”排在仅次于“黑社会”的第六匹，这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教育乱收费的严重性，为此国家曾三令五申，制止教育乱收费。但即使这样，学生的费用对普通家庭来说仍然是一个不小的负担。对下岗工人家庭，这个负担就更显得大山一般的沉重。因此，母亲不得不整天寄人篱下地给人当保姆。保姆的收入当然是有限的。但收入再少总比无业强。母亲常常感慨说，“活得土埋半截子了，连个自己的家都没有。出去进的是别人的家，回来进的还是别人的家。”姥姥家当然算不上母亲自己的家。王琦说，母亲能有勇气活下来，完全是因为有她和妹妹。母亲偶尔曾忍不住说，“我是冲着你们姐俩才活下来的，没有你们，我活得还有什么意思？”
王琦把自己所有的津贴都交给了母亲，她同情和可怜母亲，也可怜父亲。尽管父亲改不掉的恶习拆散了一个好端端的家，但王琦并不记恨父亲。王琦始终忘不了，自己小的时候，父亲给她买吃的。冬天，脚被冻得难受的时候，父亲就敞开胸，把女儿的一双小脚放到自己的怀里。王琦说，父亲是爱自己的女儿的，父亲只是改不掉酗酒的顽疾。王琦有了收入以后，曾经给父亲寄过钱，父亲也主动向王琦要过钱。但是后来奶奶对王琦说，“你不要给他钱，他有了钱，还是去往死了喝，还是挥霍。你不要可怜他，他的毛病改不了。”
即使这样，我还是时时惦记着父亲。父亲再有毛病，他也是我的父亲。我跟父亲说过，“爸，你要是不能跟我妈复婚，就再找个合适的人结婚吧。”父亲说，“等你们都出息了，你们都出息了我再结婚。”
其实，更需要出息的是父亲啊。但王琦没有这样说。
想不到的囊中羞涩
王琦在部队是职务最低的军官，每月津贴1075元。王琦把银行通兑的津贴卡放在母亲那里，全部津贴都由母亲支配。可母亲很少花钱，尤其是很少为自己花钱。母亲的穿着极其俭朴，甚至俭朴得不合时宜。王琦看母亲太可怜了，就上街给母亲买衣服，母亲总是批评王琦，说这是浪费，以后再不许这样，母亲很不高兴。王琦回家，临走的时候把一部需要带走的书忘到了家里，母亲不坐车，靠两条腿拼命地往车站跑。那是炎热的夏季，母亲跑得满头大汗，口干舌燥，却连一瓶汽水、一块雪糕都舍不得买。王琦谈起这些，禁不住热泪盈眶。母亲恨父亲，但还是给父亲买养老保险。母亲说，“他现在还能做点小买卖，还能养活自己，将来他老了，养不了自己，就是你们的负担。你们都有孝心，不可能不管他。我现在给他交养老保险，将来你们的负担就能轻一点儿。”母亲处处都为自己的女儿着想。
王琦当然也很节俭，她每月用于自己的开销是医院发的有限的奖金。王琦孝敬母亲，孝敬父亲，同时还惦记着妹妹，她曾嘱咐妹妹说，“你一定要好好学习，要好好考，你能考到哪里，姐姐就供你到哪里。”显然，工作上，王琦是好护士；对父母，王琦是好女儿；对妹妹，王琦是好姐姐。
王琦知道，母亲最渴望的是能有一间属于自己的小房子。王琦说，“我参加维和回来，挣了钱，就能给妈妈买房子了。”维和人员每月由联合国发放一定数量的补贴，据说这部分补贴落到每个队员身上能有近千美元。首批维和医疗队的任务期限是8个月。如果真的能拿到那么多的美元，王琦为妈妈买房子的梦想或许就真的能实现了。
王琦并不回避这可能得到的美元。这美元对王琦实在是太需要了。王琦无庸讳言。这情形似乎很容易让人想起那个关于阿凡提的故事。国王问阿凡提说，如果一个是正义，一个是金钱，让你选择，你要哪一个？阿凡提马上说，我要金钱。国王耻笑说，你怎么能要金钱呢？要是我，就要正义。阿凡提回答说，你有的是金钱，但缺少的是正义。而我有的是正义，但缺少的是金钱。
王琦缺少的何尝不是金钱呢！
“队伍上的人”
但母亲不想让王琦冒险。母亲开始并不知道刚果（金）是咋回事，也不知道维和是咋回事。王琦开始告诉母亲的时候，母亲说，“去就去吧，服从安排，听组织的。”后来王琦告诉母亲，参加维和还补助美元，等完成任务回来，就能有几万块钱了。母亲便有几分欣喜，自然也有几分忧虑。再后来，母亲接到王琦的一个同学打来的电话。那位同学说，“我从报上看到王琦的照片了，知道她要去维和，我们挺羡慕，也挺为她担心。她要去的那个刚果（金）很危险，我们希望她保重。”
我不知道那位同学还跟我妈说了些什么，总之，我妈好像知道了潜伏在刚果（金）的所有危险，我妈被吓坏了。于是就匆忙地给我打来电话，我妈刚说了一句“孩子……”就泣不成声了。我当时很意外，就说，“妈，你怎么了？”我妈就带着哭腔说，“孩子，咱不去了。你在医院不是工作得好好的么？咱还在医院工作，咱哪儿也不去，妈不需要那些钱，妈不买房子了。妈只要你们好好的，都平平安安的，妈就知足了。妈不能让你去冒险。”
那一刻，王琦无法忍住泪水。但王琦不能哽咽，不能让母亲发现自己流泪，那样母亲会更担心，更难过。王琦擦干泪水，努力使自己平静下来。王琦说，“妈，你别听他们的。我们有那么多人去呢，又不是我一个。别人都不怕，我怕什么？再说，我是军人，军人要服从国家的需要，服从上级的命令。人的一生不是什么都能经历的，这种经历对我是一种财富，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机会的，我怎么可以想去就去，不想去就不去呢？你别胡思乱想了。”
母亲当然知道自己左右不了王琦，按中国电影里的说法，王琦是“队伍上的人”，队伍上是有规矩的，王琦得服从队伍上的规矩。
但母亲不能不为王琦担心。母亲不知从哪儿听说吉祥物犀牛能为王琦护身，于是就到处去找，跑了许多地方才买到了一个用玉石刻制的犀牛，说什么也让王琦戴到身上。王琦说，“妈，你怎么还信这个？”母亲说，“信不信的，你还是戴上吧，这么小，也不沉。戴上总比不戴好。”
出发前，医院要开誓师大会，还要组织送行仪式，我们许多队员的亲属都要参加。那天，我对我妈说，“妈，你也来吧。”妈说，“我不去了，我都下岗了，穿得也不好，也不会说啥，会给你丢面子的。”妈妈这样说，我听着心里别提有多难受了。我不怕丢面子，我觉得妈是世界上最可爱的，最可敬的，最好的。
王琦说到这儿的时候，双眸禁不住闪动着泪光。
白羊座的王琦本来应该是热情奔放，激情满怀，无拘无束的。但父母离异的阴影和过重的家庭负担明显地改变了她的性格。她变得多愁善感，心事重重。但她并没有放弃拼搏，更没有放弃改变命运的努力。
王琦说，她参加维和，最大的心愿就是在恶劣的环境中，尝试和锻炼一下，看看自己到底能做到什么程度。训练的时候，她已经尝试过了，譬如3000米长跑，从山下往山上跑，常常一口气跑下来，腿都软了，浑身直哆嗦。还有俯卧撑，把胳膊都练肿了。还有游泳，王琦开始不会，有人便说，“这回可有人参汤喝了。”但没想到王琦下水没几个来回就学会了。王琦说，“人的潜力太大了，人没有吃不了的苦，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王琦也说自己最坏的打算是不能活着回来，她还说，“一个人要是连死都不在乎了，那还怕什么呢！没有什么可怕的了。”
在最后送别的人群里，人们确实没有看到王琦的母亲。王琦的母亲或许真的没来送女儿。人们不知道王琦当时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当其他队员忘情地面对亲人挥洒泪水的时候，王琦的泪或许只能流在心里。
惨遭强暴的女孩儿
在维和二级医院，王琦既是手术室的护士，又是妇产科的护士。维和二级医院人手少，任务重，兼职是很正常的。作为妇产科的护士，王琦参与救治了一名被反政府武装人员强暴的当地女孩儿。
那女孩儿才16岁，没有人知道她被强暴的细节。似乎当时她不太配合，她当然是不情愿的。于是，她不仅遭到了4个人轮流的强暴，而且遭到了白公馆渣滓洞一般的毒打。她的臀部几乎被打烂了，左右臀部留下两个很深的窟窿。如果不是亲眼所见，王琦怎么也想象不到那女孩儿会被伤害到如此程度。所有善良的人都很难想象这种残暴。王琦开始只是听说要去接一个病号。女孩儿那时住在国际救援组织在当地临时开设的一家医院里。那所医院与王琦她们的维和二级医院有5公里的距离。虽然只有5公里，但急救车却走了很长一段时间，因为那里的路况实在太差了，并且天还下着雨。非洲的雨不但来的突然，而且大得出奇，仿佛天上的银河决了口。人在雨中会被击打得喘不过气来，车也一样，瓢泼大雨迎面扑来，车窗一片模糊，人和车仿佛都漂泊在海上。进入那所医院的时候，王琦才发现，医院的条件很差，狭小的病房里，聚集了许多生病的人。那女孩儿可怜兮兮地躺在其中的一张床上。
当时我们想看一看女孩儿的伤口，但是没办法看，因为房间里的人太多了，毕竟是一个女孩子嘛，伤的又是那种地方，怎么可能当着众人的面检查呢？所以，我们就提出能不能找一个人少的地方，到什么操作间那儿去看一看。当时，我们到处找那种可移动的床，但是找不到。大概过了能有15分钟的时间，总算找到了一个抢救病号的床。就是那个床，还有一面不好使。当时我们也没有办法，我们基本上是连推带抬地把她移到了另外一个房间。我们把她抱到床上的时候，那女孩儿特别的恐惧。她拼命地叫，像小猫似的那样一种叫。因为那个临时抢救的房间里没有灯，只有手电筒。虽然天没有黑，但屋子里特别的暗。大概是下午三、四点钟吧。女孩儿的屁股用特别厚的纱布给包上了，但还是有脓液向外面流。我们问是怎么回事。他们医院的医生就介绍说她是被当地的反政府军强暴的。医院里当时还有联合国人权组织的人，说女孩儿是被人打的。因为那里条件太差，我们就提出能不能把女孩儿带回我们维和二级医院。
联合国对所属医院收治病人有详细规定，尤其是对收治维和部队以外的地方病人，更有严格要求。联刚团司令官下属有医务官。维和二级医院计划外收治病人必须请示医务官，得到医务官的批准。女孩儿继续留在国际救援组织临时开设的医院，很可能会加重感染，进而危及她的生命。所以，中国维和二级医院从人道主义出发，经请示、协调，得到了维和部队医务官的支持，于是，女孩儿被带回维和二级医院救治。
到了我们医院，她那个伤口不是已经感染了吗？医生把那个伤口用剪子剪开了，当时那个脓呀，把小女孩儿的裙子都湿了一大片。那个小女孩穿了一个裙子。伤口里的脓透过纱布，把裙子都湿了一大片。那个味呀！往前一靠简直就不行了。那味儿太难闻了，过后连饭都吃不下去，一想就恶心。我们非常同情那女孩儿，她才16岁！我们积极地给她治疗。她的阴道里面都已经裂伤了，发出一种恶臭。我们给她换药的时候，她非常痛苦。但后来她还是能够积极地配合我们了。我们一去，她就主动采取那种接受换药的姿式。换药的时候，她特别难受，还特别的恐惧。她大概有生以来头一次见到这么多的外国人，跟自己不一样的人。她的那种恐惧给我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我出于一种同情，就轻轻地摸着她的头，她就一直看着我，还发出一种微弱的叫声。她越是这样，我越是觉得她特别的可怜。后来我在给她换药的时候，她就看着我笑。我们语言不通，她们讲的不是英语，也不是法语，是当地的一种语言，所以彼此谁都听不懂对方的话。语言上没有太多的交流，只是彼此心灵的一种交流。每天我不管是工作还是休息还是在别的什么地方，我都想着她，专门跟着医生去给她换药。我们看她那样子，都挺难过的。她稍微好了一些，就跟我们要吃的。她对自己肌体的痛苦忘记得特别快似的，很快就向我们要吃的。我们也是比较关怀她的，给她那个牛奶呀，还有饼干什么的。她走的时候，我们还给她衣服，都是我们自己带的便服。我给了她一个小背心，还给了她一些核桃仁，还有花生。这些都是我从家里带去的。
女孩儿在中国维和二级医院住了两个星期多一点，临走的那一天，女孩儿又一次面对救护她的中国医生、护士笑了。女孩儿没有泪，或许女孩儿的泪已经流干了。就连她的笑，给王琦的感觉都十分复杂，那是一种包含了极其复杂心情的笑。似乎有诸多感激，有诸多留恋，还有诸多无奈，诸多失落，诸多惆怅。一个16岁的女孩儿，遭遇了这样的不幸，将来等待她的会是什么？即使创伤恢复了，能够生儿育女了，但还会有人娶她吗？国外曾有记者报道过非洲落后地区对失身女人的一种“洁身仪式”。据说这种仪式的用意在于把以前那个男人“留在她身上的恶魔驱赶走”。问题在于这种仪式本身就是一种恶魔的行为——即让一个专门请来的人与这女人发生性关系。这种做法不但会给女人造成新的心灵和肉体的伤害，而且极易给女人染上某种可怕的性病。 摘自《中国军花在非洲》
  

alyy602

她来了,说她的病没有好.我说这不可能,我是妇产科医生,治疗她的性病是很有把握的.我说你爱人在这里吗?她说没有,我说这就奇怪了.后来她说我爱人不在,但是我有性伴侣.她是外军的军官.我恍然大悟,说下次你把你的性伴侣带来,你们必须一起治疗,后来她就把她的性伴侣带来了，她们一起治疗，病很快就好了。后来她们还送来了一封感谢信。..........摘自<中国军花在非洲>.....

拒绝树叶子

news.dayoo.com　　 2005年05月17日 10:29 　　来源: 广州日报


　　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是根据联合国有关决议建立的一支跨国界的特种部队，成立于1956年苏伊士危机之际。中国维和二级医院编制有43名中国军人，其中有13名女军人。她们占了好几个“第一”。第一批中国维和医疗队；第一批参加国际维和行动的女军人；第一批远赴非洲刚果（金）的女军医、女护士……
　　“紫玫瑰”———侯丹
　　在13名女军人中，论身材，论长相，最漂亮的是侯丹，她有一种洋气的美丽，她给非洲带去的是挡不住的中国女性的魅力，就像紫玫瑰无论地栽、盆栽或用于插花，都会表现出一种迷人的魅力，被视为“美神”的化身。有人给中国女兵带鲜花来，是当地生长的那种野花，因为那儿没有卖花的，也没有人种花。侯丹是生长在众多人心中的永不凋谢的鲜花。
　　侯丹说，自己比较任性。侯丹原在沈阳202医院工作，因为平时工作忙，节假日急诊科就更忙。所以，侯丹已经连续8年春节没能回哈尔滨与自己的父母团聚了。维和医疗队集训之前，侯丹回了一趟家。妈妈用眼泪迎接侯丹，这对侯丹来说并不意外。出乎侯丹意料的是，父亲拿出了许多从报上或杂志上收集到的有关刚果（金）的情况，还有一些书籍。父亲还让弟弟给侯丹准备了许多药物。后来侯丹还发现，过去她给母亲挂电话，父亲很少过问。自从参加维和医疗队，每次挂电话，父亲都在另一部电话上听。家里的电话是串联的。父亲拿起另一部电话，侯丹能感觉到。父亲显然在留意侯丹的每一个信息。侯丹知道，尽管父亲支持自己去，但父亲还是为女儿担心。在女儿和军人的天平上，父亲选择了军人。但女儿毕竟是女儿。父亲是疼爱女儿的。
　　这就是作为军人的父亲啊。
　　国际标准的急救演练
　　维和医疗队的体能训练要求3000米长跑必须17分钟完成。侯丹开始跑了17分多一点，这个成绩在队里算是不错的。但侯丹不能满足，她要的是完全达标。所以就每天坚持练习，围着大院跑，第一天跑一圈，第二天跑两圈，第三天跑三圈，一点儿一点儿地给自己加码。此外还有俯卧撑，还有仰卧起坐，还有游泳，一口气游300米，一动不动地在水中停留三分钟。这些都难不倒侯丹，侯丹过去有基础。此外还有野外生存，按图行进。陆军学校给出题，把侯丹她们扔到深山老林，让她们自己想法走回来。没想到10公里的距离，侯丹她们很快就回来了。陆军学校的教官有些后悔，说，“看来我是小看你们了。”
　　还有通过雷区，识别雷区标志，譬如草棍，譬如布条，所有细枝末节的异常都要及时发现。地雷有埋在地下的，也有挂在树上的。天上地下都需要识别。还有呼救。遇到地雷需要呼救，遭遇绑架也需要呼救。医疗队给每个人都配备了呼叫器，每个人都有一个永不重复的编号。这是联合国统一编制的编号。呼叫器安放的位置、距离都有一定要求，呼叫的方式是巧妙地喊出自己的编号。这样便于后方部队收到信号后及时组织营救。
　　当然还有防身术，还有射击。轻武器射击训练的时候，侯丹被抽调去筹备医疗队携行物资。回来的时候赶上实弹射击。侯丹没打过靶，不知道枪会那么响。她是第一批上去的。别人的枪响了，侯丹才知道，原来枪的响声并不像爆竹，枪的响声比爆竹要恐怖得多。侯丹没敢扣动扳机。她听后面有人议论说，侯丹怎么一发也没打呀？
　　训练进行了一个多月的时候，联合国有关部门要派人来验收。上级火速调拨物资，医疗队分成几个组，搭设帐篷，抻开睡袋，展开急救床位、器械，像什么手术灯、便携式呼吸机，如此等等。还有英语。侯丹为熟悉英语，晚上曾不止一次地戴着耳机，听着听着就睡着了，一直到第二天早上起床，才发现自己把耳机戴了一宿。就这样，终于迎来了联合国的哈里博士。
　　那是一次近似实战的急救演练。野外帐篷刚刚架起来，伤员就被担架抬了下来，医生马上诊断，确诊为多发性骨折，侯丹动作利落地给伤员上呼吸机，帮助伤员呼吸。医生手法熟练地为伤员包扎、固定，然后把伤员转移到救护车上，然后送到后方。整个过程医生、护士配合得如行云流水，天衣无缝。哈里博士十分满意。
　　侯丹说，到刚果（金），负责医疗队警卫的是乌拉圭派出的军人。对他们来说，男女拥抱就像我们握手一样，是很自然的。所以在交往中，必须掌握分寸。原来医疗队有定期与外军组织联欢的打算，后来考虑到种种因素，又想取消。侯丹带了风油精，带了清凉油，还带了一些小礼物，她说这些是为了遇到麻烦的时候，好摆脱困境。有人你给他一件小礼物，他可能就不会伤害你。
　　第一例艾滋病人
　　作为维和二级医院的护士长，侯丹的重要职责是负责抓护士的工作管理以及工作质量的监控，包括人员的排班，工作的安排，如此等等。护士后来的分工比原来的计划有很大的变动。出国前她们曾模拟国外的情形进行过专门训练，但真正到了国外，许多地方还需要调整。譬如手术室的护士属于专科护士，但由于护士人员少，专科护士也要加入正常值班。还有一些手术，特别是重大手术，一个护士肯定不够，所以还要加入其他有经验的护士。
　　中国维和二级医院接待的第一例艾滋病患者是一位士兵，入院之前他已经连续发烧十几天了。入院后护士量体温，发现他的体温竟然高达40多摄氏度。医生凭经验意识到这可能是一名艾滋病人。但患者本人拒绝艾滋病检查。他很敏感，也有一些恐慌，似乎担心自己的病，也担心被送回国。他不喜欢吃米饭，也不喜欢吃面条，只愿意喝一些牛奶、吃一些西餐。他会英语，能与中国医务人员进行一些简单的英语对话。护士们经常问他：今天感觉怎么样？想吃点儿什么东西？药吃了有什么反应？手疼不疼？精神感觉好些了吗？需要我帮你做什么吗？有时也谈一些家常，尽量跟他拉近感情，排除他的陌生感，排除他的心理负担。
　　“中国医院OK”
　　中国维和二级医院特别强调标准的个性化服务。针对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患者采取不同的护理。所有维和任务区部队的军官与士兵都为中国医护人员无微不至的服务所感动，有的士兵专门在自己贴身穿的衣服上写下这样一句话：“如果我受伤了，请把我送到金杜中国二级医院。”中国维和二级医院在刚果（金）受到广泛的赞誉，一时颇有名气。
　　野性非洲，不同国度的军人，不同的民族，不同的生活习惯，不同的语言。所有这些都构成了彼此沟通的障碍。尤其是语言，任务区里有讲英语的，有讲法语的，还有讲西班牙语和斯瓦希里语的。讲英语的还好一些，因为中国医护人员大多具备了相当的英语会话能力，法语有翻译，也相对好办。最难的是西班牙语和斯瓦希里语等。如何克服语言上的障碍？护士们想了很多办法。她们既靠自己的肢体语言，又靠后来制作的一种卡片，用这种语言卡片来进行沟通。
　　不仅语言五花八门，习惯也千差万别。乌拉圭人能歌善舞，喜欢听音乐。
　　开始有乌拉圭患者在房间里放音乐。病房里怎么能够放音乐呢？这不影响其他病人的休息吗？影响病房的统一管理吗？但乌拉圭人就是这样的一种生活习惯，不能不尊重。于是护士们就想了一个办法。每逢天气好的时候，就把他们带到户外，专门给他们找一个地方，放音乐啊，跳舞啊，让他们随便活动。
　　医院的普通病房有4个，每个病房里面有5张床。总共是20张床。另外还有一个重症病房。需要特护的患者都住在重症病房。维和任务区有白人、黑人、黄种人等不同的种族。白人通常愿意与白人在一起，黑人愿意与黑人在一起。还有长官与士兵，等级不同，安排的时候也要周密考虑。尽量有所区别，满足不同种族、不同等级的患者的要求。还有民族习惯。
　　欧洲一些发达国家的患者开始不相信中国医院，他们认为本国的条件肯定要比中国维和医院强。所以他们最初来的时候，都抱着一种怀疑的态度。你们能不能给我看好病呀？你们的护理能达到我的要求吗？可是一住进来，一接触中国医院的个性化护理，他们都服气了。果然，中国医护人员的“看人下菜”下得科学，下得热情，下得周到。大家都很满意，都说中国医院OK！
　　军花的风格
　　侯丹说，有一个比利时的小伙子，他要吃中国饭。成天问护士什么时候吃饭，说他就想吃中国的饭菜。他是一个国际雇员，有一个女朋友，得的也是疟疾。两人都是白人，得的是同样的病。女朋友也是军人，文职。联合国雇员在国外可以找女朋友，周末的时候他们可以随意出去消遣。在联合国，只有中国军人和瑞典军人没有这种随便的习惯，南非、乌拉圭、塞内加尔的军人，他们每逢周末都可以出去。当地有妓女，周末的时候，他们换上便衣就走了。联合国对于雇员不要求什么禁欲。这在中国人看来是不可思议的。其实不仅是中国军队，瑞典军队自身要求也很严格，瑞典军人很少有在外边找女人的。
　　白皮肤、黑皮肤的男人们也有大胆的，他们会毫不掩饰地说：我很喜欢你，你能理解我吗？我们可以做朋友吗？女军人就说，对不起，你说的话我不明白。有人会锲而不舍，说：你为什么这样说啊，你为什么拒绝我呀？女军人就说，这是因为我们的文化习惯不一样，我们可以互相慢慢了解，你慢慢就习惯了。侯丹说，我们通常不接受，但也不失礼。他们到我们这里来，我们都很热情，该怎么样就怎么样。他们也没有什么过多的要求，他们会理解你发出的信号。护士站有电脑，晚上有的病人要上网，跟朋友聊天，如果没有特殊情况，护士们就允许他们借用电脑。有的人是HIV阳性，护士们知道，但不能说，也不能表现出来，不能让对方产生被嫌弃的感觉，所以还得礼貌地让他使用，不能把患者只当成病人，还要把他当成朋友，这是每一名护士必须要有的观念。打完电脑以后，护士们要在HIV阳性患者不在场的时候对电脑进行消毒。医院许多地方都要经常进行消毒处理。桌面，台面，每天都消毒。有的时候还给患者放影碟，放投影仪。一三五一周放3次，在候诊大厅里。通常放到晚上10点半或11点。然后熄灯就寝。这些无微不至的照顾，患者们都很满意。
　　对当地因战乱而贫困不堪的人们来说，中国维和二级医院似乎不亚于他们想象中的天堂。中国医护人员的表现是杰出的，护理是一流的。他们显然是一个榜样，也是一面镜子。（文莉）[《中国军花在非洲》中国青年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