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一百零二岁的抗日名将孙元良访谈录--转自铁血论坛!!

曼斯坦因

    该贴转自铁血论坛政经历史资料区,作者---templarnnexus  !!!

    今年是国际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周年，我们中国最早投入这场战争，经历时间最长，国土大半沦为战场，牺牲最为惨烈。为了重温六十七年前中国军队英勇抗日的可歌可泣史实，五月廿七日笔者专程飞台北访问了一百零二岁的抗日名将孙元良，他是如今健在的唯一黄埔一期毕业生，唯一参加过对日抗战的正规军军长，也是如今健在的唯一参加过国共内战的兵团司令。
　　孙将军年逾百龄，仍然容光焕发，精神矍铄。我说明来意后，话题从他儿女的娱乐新闻切入。
　　胡志伟：老将军，昨天上午我在华航班机上看到台湾报纸以半版的彩色篇幅报导令嫒(二女孙祥娟)在中山北路开设港式料理“新葡苑”的盛况，也见到令郎(五儿孙祥钟，艺名秦汉)和令孙(孙国豪)的玉照，您真是福禄寿三全呀！
　　
    孙：我七个孩子都很争气，福寿二字当之无愧，禄字便谈不上了。卅八年十二月我经香港来台后，眼看台湾人稠地窄，不忍同几十万同袍争饭碗，即时办了退役。那时国库拮据，将官退役金为数极微，不象现在每月有十几万退休俸。所以我这下半生靠自己做生意，老了靠儿女赡养。在两位蒋总统时代逢年过节都送礼上门，这十几年便门前冷落车马稀了，偶尔还有军校学生从南部上来探望我，难得您从香港远道来看我…… 　　
　　
    胡：孙将军，我在上海长大，您的抗日功勋是上海家喻户晓的，一·二八淞沪血战您率领国军二五九旅坚守庙行镇十一天，是中国军队第一次击败日寇于阵地战；八·一三淞沪会战，您率八十八师死守闸北七十六天，有力地粉粹了日寇“三月亡华”的妄想，上海人、中国人世世代代都会牢记您的不朽功勋。我家就住在胶州路，离八百壮士退守的孤军营房才几百米远，小时候每年由老师带领去拜谒谢晋元墓，可惜文革初烈士墓被红卫兵暴徒捣毁，但是谢晋元团副及所有抗战阵亡的国军将士永远活在我们心中。女童军杨惠敏冲过火线泅水到四行仓库向谢晋元团敬献国旗早就拍摄了新闻片，大陆开放后，影片《八百壮士》的录象带也深入大陆城乡，人们崇拜以谢晋元为首的八百壮士，对指挥、栽培这些勇士的国军劲旅八十八师长长更是心醉神迷。今天我有幸亲睹您的丰采，聆听您的教诲，真是无尚的荣光。
　　
    孙(眼圈微红)：“死守上海最后阵地”的命令是我亲手交给五二四团团副谢晋元中校的。他率领八百壮士，在国军主力撤离上海后，仍在原来阵地抵抗十倍之众的日军，击退六次围攻，毙敌二百多，然后完整地撤入上海公共租界。他们在租界居留四年，每天举行升旗典礼，极大地振奋了铁蹄蹂躏下的上海市民。为了捍卫国旗的尊严，有五名忠勇官兵被租界白俄警卫用机枪射死。谢晋元被汉奸刺杀后，有廿五万上海市民拥入孤军营房向他遗体致敬。珍珠港事变爆发后，日军突入孤军营，将手无寸铁的孤军分别押到南京、杭州和南洋群岛做不堪忍受、无休无止的苦工。他们中间一部份人乘隙越狱，在苏南加入抗日游击队，一部份绕道浙赣湘黔回到陪都重庆。抗战胜利后，从全国各地回到上海的有一百多名幸存者，被日寇押到新畿内亚作苦役的五十八人有卅六人由澳洲政府派军舰送回上海。我们读古今中外的历史，委实还没有发现象我四行孤军这样壮烈的史迹，他们身虽辱而志不屈，表现了中华民族坚贞壮烈的英雄气概。
　　
    胡：孙将军，抗战胜利一个甲子了，在大陆，中共长期对年青一代说“抗战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近几年改口说是“国共两党共同领导的”，然而大陆官方编印的大中小学教科书仍在不断重复“国民党消极抗战妥协退让”等论调，孙将军您的看法如何呢？
　　
    孙：在八年抗战中，光是双方投入兵力超过十万人的会战就有廿二次，其中八·一三淞沪会战双方投入一百零七万军队，是二次大战中最大的会战，规模与伤亡都甚于诺曼地、硫磺岛之战，还有台儿庄大战、武汉会战、三次长沙会战、常德之战、衡阳战役、缅甸战役，杀得尸横遍野、鬼哭神号，可是中共的十八集团军与新四军均无一兵一卒参加。在全部廿二次大战中，十八集团军仅参加了太原会战，也只是打侧面，并未受到正面攻击，其损失甚微。在八年抗战中，国军将官阵亡有二百零六名，包括集团军总司令两名(张自忠、李家钰)、军长八名(郝梦龄、吴克仁、冯安邦、陈安宝、唐誉源、武士敏 、王甲本、王铭章)、副军长两名(佟龄阁、郑作民)、师长廿名(饶国华、戴安澜、孙明瑾、赵登禹、石作衡、李必蕃、彭士量、刘家麒、许国璋、钟毅、方叔洪、朱世勤、寸性奇、王俊、阚维雍、刘桂五、王凤山、洪行、吕公良)、副师长十三人、旅长十七人。以上殉国二百零六名国军将领全部是国民党党员、多数是黄埔毕业生。与此比较，十八集团军与新四军连一个团长都没有阵亡，只是十八集团军副参谋长左权与新四军第四师师长彭雪枫死于病榻与轰炸，并非死于战场。请问他们抗战是怎么抗的？难道自朱德至陈赓、自陈毅至叶飞都是铜头铁骨——刀枪不入？就以我亲历的一DangerCode;二八淞沪血战来说，我指挥的二五九旅伤亡军官八十九人，占全旅军官的四份之一，士兵伤亡一千四百廿四人，占全旅士兵的三份之一；在八DangerCode;一三淞沪会战中，我指挥的八十八师伤亡惨重，曾经补充过五次，每次都补充几个后备团，士兵全系未历战阵的新兵。在南京保卫战中，我指挥的八十八师，三个旅长阵亡了两个，六个团长阵亡了三个，营长阵亡十一个，连排长伤亡占全员的十份之八。各级军官的牺牲这么多，士兵伤亡数字就可想而知了。现在编写历史教科书的人胡诌什么“国民党消极抗战”，台湾也有人去日本庆贺日本夺占台湾一百周年，还鹦鹉学舌说什么“终战”长“终战”短，压根儿不承认抗日胜利的事实，这是有愧于长眠地下的三百多万抗日将士的！
　　
    胡：不仅在大陆，台湾也有人（对您）使用“黄马褂”与“天子门生”那样的贬义词汇，尊意如何呢？
　　
    孙：那是恶意诽谤！我不满廿岁投笔从戎进入黄埔军校，发誓要跟随中山先生救国救民，那时经常听到蒋校长的训词就是“不怕死”，要为救国救民的崇高理想冒险犯难不惜牺牲，当时哪有什么“裙带风”、什么“黑金”，我每升一级都是冒着敌人的炮火冲锋陷阵所取得的，民国十四年东征讨伐叛逆陈炯明时，我高举军旗率先冲上惠州城楼才升任炮兵营长，此役黄埔学生军共死伤官兵六百余人。校长三令五申“发扬黄埔精神，为国家尽忠，为民族尽孝”，并严令总司令以下各高级军官亲临第一线指挥督战，违则军法从事，所以当时我们都置个人生死于度外。东征初期，我任职排长，在兴宁城根下，我左臂中弹，还是忍住伤疼不下火线；民国卅三年冬，日军陷贵州独山，欲深入贵阳直捣陪都重庆。我当时在汤恩伯的第卅一集团军任副总司令兼第廿九军军长，奉令星夜驰援，指挥先头部队九百多人抵御日军第三师团的两个联队之众，拼死奋战，终于收复南丹独山等要地，扭转危局，并启国军反攻胜利之机，因而荣获青天白日勋章。当时运输车辆匮乏，廿九军新兵一万三千人从河南内乡县冒着炎日徒步廿二天行军一千五百里到达陕西汉阴县；休整不久又奉命由汉中出发徒步卅九天急行军两千六百里到达四川合川；才住下三天又接紧急命令在廿天内走完两千五百里赶到贵州马场坪，这么一支大部队徒步行军三千三百公里，其艰难险阻非笔墨所能言状，现在写历史的人，从未上过战场，却信口胡说国军“消极抗战”，究竟天理何在？光以黄埔一期***十五名毕业生来说，牺牲在东征(包括讨伐陈炯明、刘震寰、杨希闵、邓本殷)、北伐、抗日诸役的有一百卅五员，占21%，这样的黄马褂不穿也罢！ 　　
　　
     胡：中共的教科书及李敖的出版物都说是中共领导抗日救亡运动逼得国民党走上抗日战场，是这样的么？
　　
     孙：当然不是！自九·一八至七·七抗战全面爆发，国民政府一直在抵抗日寇，只是没有正式宣战而已。廿一年调精兵第五军至上海参加一·二八血战，毙敌近万，迫使日军三易主帅；翌年三月调关麟征部参加长城抗战，廿四年调十三军入绥远收复百灵庙，都是蒋委员长亲临前线指挥的，他还计划反攻商都和察北，以肃清绥远敌氛，进而巩固整个西北之门户。不幸西安事变将整个计划破坏无遗，一切国防大计、经济建设等均因此变乱或延缓或停顿。鉴于济南惨案之痛，中枢曾有训练卅六个师国防军的计划，冀以此新军作为抗日基本力量。当时训练计划由德国顾问法肯豪森将军协助进行，装备弹药也向德国采购。西安事变爆发时，整训的军队只完成了一半，订购的军事设备大部份未运回，甚至连囤积起来准备打半年仗的粮秣弹药也只储下不足三份之一数量。假如抗战的爆发再延迟五年，征召的新兵已经练成，工业建设与备战工作初具规模，到那时才对日抗战，配合太平洋战争，那么中国绝不至于单独对法西斯作战，断不会损失公私财产一千多亿美元、十亿亩耕地被破坏六亿亩、沿海区工业设备全部毁灭！
　　
     胡：现在台湾有一批年青的留美历史学博士鼓吹一种论调，说对日抗战的决策是错误的，倘若对日媾和，让日军西进，与纳粹德国夹击苏联，那么二十世纪下半叶历史势必重写，中国象泰国一样不伤筋骨，何致于有中共坐大、何至于有三年灾荒饿死四千万同胞，何致于有***惨案？中国的固有领土外蒙古与唐努乌梁海、云南的江心坡以及新疆北部都不至于丧失，您以为如何呢？
　　
     孙：当时抗日宣传运动如火如荼，民气到了沸腾的地步，南京上海两千多青年学生冒雨到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请愿，还打伤了外交部部长王正廷；一?二八停战谈判期间，上海民众四十人痛殴出席谈判的我国首席代表郭泰祺。在那样冲动的氛围下，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时隔六、七十年有人讲风凉话，那是对历史的亵渎。
　　
     胡：不过据我们了解，殴打王正廷郭泰祺的人，不久就当了汉奸，到汪伪政府做官；在西安事变中动手捉蒋委员长的张学良警卫团长孙铭九，投敌当了日伪山东省保安副司令，张学良的亲弟弟张学铭到日寇败象毕露之民国卅二年犹投靠日伪出任伪军事委员会委员。当时言论最露锋芒、行动最激烈跋扈者，其实有些人根本就是日寇的第五纵队…… 　　
　　
     孙：所以，在激忿的民气下，未经充份准备就投入战争，我们付出的代价是极为惨痛的：在淞沪一·二八血战中，我军民牺牲共达十万人，日军死伤合计仅两千四百十三人，加上侨民也仅两千四百卅人；在淞沪会战时，有一支部队从外地开到江湾火线后面，预定休息几天再去前线接防。他们挤在几个村庄举火造饭，炊烟四起，空地上晒满了换洗的衣服，随风飘舞。于是引来敌机，它飞得几乎要触碰屋顶，机枪乱射，炸弹滥掷，这么一来，这支还未上过火线的部队又要调回后方去补充整训了。还有一支在剿共时战绩彪炳的部队，被日寇炮兵猛轰了几个小时，就七零八落溃不成军，他们根本没看见敌人的影踪，便被调下火线了。再说后勤方面，上海战区本来有铁路、公路和河道可资利用，那时敌机也未能切断我方的供应线路，但是前线的官兵因粮食供应困难，竟还有挨饿上阵的！
　　
     胡：现在李敖老是引用《李宗仁回忆录》的字句，在书本、电视上指责蒋委员长不会打仗、没当过连排长，所以让军民同胞受到不应有的损失；即便是大陆上号称思想开放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杨天石教授，也口口声声说蒋委员长犯了战略上的错误，因此连连打败仗云云。您的看法如何呢？ 　　
　　
     孙：今日中共拥有八百枚原子弹、两千支战略导弹，他尚且不敢出兵收复弹丸之地钓鱼台列屿，可当时中日两国军力的对比犹如一名羽量级拳手与一名重量级拳师对阵：敌人是头等强国，有配备近二百万吨兵船的海军，有配备两千七百架全天候飞机的空军，有四百五十万训练精良，装备充足的陆军；而我们这个衰老的大国，海军仅五万吨兵船，空军仅三百架旧式飞机，陆军仅有二百万未受教育的士兵与不懂现代战术的指挥官。双方装备之悬殊更令人吃惊：日军一个师有五千多匹马、五百辆汽车，步枪每人一支；但国军每师只有三千八百枝步枪，既无坦克，又无陆空协同，多数师没有大炮。我们的士兵往往在战场上遭遇到敌军坦克时，才晓得天下竟有这种新式武器。战事一开始即发现伤兵无医无药，全国动员兵力三百万至五百万，可是只有步枪一百万支，而兵工厂每月用来造兵器子弹的原料三百吨还要靠美国飞机空运输入，制成的子弹，平均每个兵分得四发，包括机关枪子弹在内。史迪威将军任美国驻华武官时，曾亲见一九三八年江西德安之役有一个团，全团只有轻机枪四挺(按编制应有一百挺)，每挺配子弹二百发，十分钟就射完了。这个团与日军激战两昼夜，死六百人，伤五百人，剩余四百人奉命后撤。韩战爆发后，我在日本经商多年，看遍了日本军部文件与战史，他们记载说国军遗弃在阵地上的尸体往往是日军的廿倍以上，这真使人伤心难过，然而事实正是如此——在我亲历的八·一三淞沪会战中，国军伤亡十八万人，日军伤亡仅五万人。从整个抗战八年来算，国军伤亡官兵三百廿一万，加上平民被空袭、被***、逃难途中饥病力竭而毙者，共计伤亡三千二百万人；而日军因武器精良，死伤仅五十二万人，它在我国领土作战，加上其本土平民伤亡亦仅二百四十六万人，与中国军民伤亡相比，十三比一确系事实。
　　
     胡：现在有人说国军投入淞沪会战八十五个师共九十万人，日军仅九个师团两个支队共卅万人，蒋委员长没有集中优势兵力围歼日军，而是使用古典小说上的车轮战法，又好象《封神榜演义》中，众神仙攻打三霄娘娘的黄河阵，神仙们是个别进入阵地的，不是集体进入的，所以被日军各个击破，来一个师打一个师，以少胜多。
　　
     孙：八十五个师是累计，八月下旬国军在淞沪战场只有十四个师，即使后期(十一月上旬)也没有九十万兵力，有些部队调来，另有些调走。正因为备战并不充份就急忙开战，后勤运输脱节，所以很难在短期内一次集中两倍于敌军的兵力，事实上在日军炮火杀害成千上万我国民众时，那沸腾的民气根本不允许有一支部队停留在上海外围阵地两个月等候友军到齐了再打，也没有一位主帅能对敌人的残暴行径无动于衷，所以只好以总兵力来补救质量上的缺陷、以自己的消耗来换取敌军的消耗、以官兵们的血肉之躯来抵挡暴敌的枪口炮口，以达到持久抗战的目的。在淞沪会战中，一个师被击溃了就用另一个师顶上去，我的八十八师自始至终没有换下去，但是蒋委员长耗十年心血训练的廿个德械师全都丧送在黄浦江畔，我们雏型的空军也折损了逾半战机，海军舰只几乎全部在马当自沈以封锁长江航道。抗战初期库存的弹药装备全部耗用在八·一三沪战、台儿庄会战、徐州会战、长沙会战以及豫南会战，到衡阳巷战时，国军官兵只能用旧式的刀矛来对抗日军的机枪大炮，这怎能不伤亡巨大呢？在我们单独对抗国际法西斯时，法国政府封闭滇越铁路、英国政府封闭滇缅公路，使我国对外交通完全断绝，法国还让六万日军假道越北进攻滇桂；德意日签订同盟，苏日互不侵犯，美国则运废铁支援日本的军火工业，然而国军有钱买不到武器，买到了又运不回来。在长沙会战、衡阳之战中，国军官兵士气高昂，可是当日军违反日内瓦公约施放毒气弹时，即使国军士兵个个勇如“兰保”都无济于事。日寇若非使用糜烂性毒气，绝不可能强渡耒河。战后在衡阳地区捡拾到国军头骨逾万，这还能说蒋委员长“消极不抵抗”吗？　　
　　
     胡：这种种都是客观上的因素，我们本身主观上是否有所失误呢？
　　
     孙：当然有，我们实行“焦土抗战”，鼓励撤退疏散，然而对忠义的同胞没有作妥善的安置，对流离失所的难民没有稍加援手，任其乱跑乱窜，自生自灭，这也许是我们在大陆失却民心的开始吧！我从汉中长途行军回援贵州时，发觉漫山遍野都是难民大军——铁路公路员工及其眷属、流亡学生与教师、工矿职工和家眷，近百万的军眷，溃散的散兵游勇以及不愿作奴隶的热血青年，男女老幼汇成一股汹涌人流，随着沦陷区的扩大，愈裹愈多。他们对敌军并无杀伤力，对自己的军队却碍手碍脚。这股洪流的尾巴落在敌军的前面，其前锋却老是阻塞住国军的进路。道路上塞了各式各样的车辆——从手推车到汽车应有尽有，道路两旁的农田也挤满了人，践踏得寸草不留成为一片泥泞。车辆不是拋了锚，就是被坏车堵住动弹不得。难民大军所到之处，食物马上一空，当地人民也惊慌地加入逃难行列。入夜天寒，人们烧火取暖，一堆堆野火中夹杂着老弱病人的痛苦呻吟与儿童啼饥号寒的悲声，沿途到处是倒毙的肿胀尸体、极目远望不见一幢完整的房屋，顿生人间何世之感，不由得堕入悲痛惊愕的心境，刚劲之气随之消沉，对军心士气的打击是不可低估的。 　　
　　
      胡：我在哥伦比亚大学所藏张发奎口述自传的英文誊本中见到他埋怨淞沪会战撤退时，他身为中央地区总司令，竟不知前线部队已奉命撤退。当十七军团胡宗南麾下俞济时部经过中央司令部门前时，还惊奇他长官(胡)的长官(张)不知前敌总司令下达了撤退令。事后才经由胡宗南转来书面命令，结果是张发奎下辖各部队因先知上峰企图，未等张总司令指示就先行撤退。这种传达命令的方式和下达时间计算上的错误，可见上级指挥官之慌乱。尤令人不解的是，退却所选定的青浦、白鹤港一线离原阵地仅五十公里，却要容纳一百多万军队与难民，象这一类的失误，总不能全部推诿最高统帅哟！
　　
     孙：是啊，我也有此遭遇，我奉命在安亭等待，看见左侧的友军纷纷后移，经联络才知全线继续向昆山以西退却。我很惊异，何以前敌总司令不及时下令，以致我措手不及，没时间部署一切。三天后我退到青阳港附近，同追击的日军隔河而战，鏖战六个小时挡住敌军的前进，才遵命缓缓向南京转进。
　　 在昆山，我发现了一件可鄙可恨的事，这才知道紧要关头未接到行动命令的原因——前敌总司令(按：陈诚)带了几个勤务兵，藏在一座远离公路的宝塔中。我好不容易找到了他，他正搬着手指头数着“第一师、第二师……”计算忘掉了什么部队。大军转进途中，士气不振，人马杂沓，敌军进逼，指挥上百万大军的第三战区前敌总司令竟象连排长一样搬手指头来决定近百万部属的命运，整个前敌总司令部百多名参谋人员养了何用？原来前敌总司令部和参谋人员纤毫未损，只因此人害怕人多会招惹日机轰炸，便只带几个勤务兵躲在孤零零的宝塔里搬着手指头指挥千军万马。这么乱搞，弄到张发奎部和我的八十八师吃尽了苦头。几十个师退却，前敌总司令却忘了指派掩护部队，我师在青阳港堵击日军，是这位大将军临时抓了个差。更可恨者，他自己的心腹部队罗卓英、霍揆彰部就在他手边，他不拿来使用，却让八十八师单独作战。这种自私自利的恶劣作风，实为败坏与分裂国军的始作俑者！苏州本应是大军休整的要津，然大将军事先全无布置。大军还未转进苏州，地方秩序已紊乱不可收拾，给予全局极坏的影响！
　　
      胡：据日本方面的文献纪录说，南京大***的根由是日寇要报复您在光华门狙杀了几千个鬼子兵。
　　
      孙：是啊！南京保卫战中首当敌锋的是桂永清的教导总队、王敬久的七十一军及我的七十二军，敌人从首都东南面发动攻势，我的部队据守着安德门、雨花台、中华门一带南郊最重要的阵地，日军几次攀上城头都被我部下击毙。后来唐生智下令撤守，我辗转经苏北、徐州，到了武汉。蒋委员长见了我道：“有人说你在上海军纪不好，发通行证向老百姓要钱。你到军法处去辩明好了。”我气极了，于是自动向武昌银元局街军法执行总监部报到。后由戴笠、康泽派人到上海调查，证明前述指控全属捏造，我白白坐了四十二天牢，以“完全无罪”四字开释。过了很久才知道，陷害我坐牢的是宋子文。原来八·一三淞沪会战后，宋子文曾向我追问税警总团的下落，他埋怨我没有照顾好他的“亲兵”。我当时年少气盛，率直说税警总团不归我指挥，我管不了他们，黄杰部给养困难时，我曾送去大批干粮，我已经尽了友军的义务了。他跟我喋喋不休，我勃然大怒，冲出了他的门。国家不幸出了那些佞臣内戚，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宋子文对大陆陷共负有不可推托的罪责，迁台后蒋总统不再起用他，那可是明智之举！
　　
     胡：我想问一个敏感的问题，您对先总统蒋公的评价如何？
　　
     孙：我以一个抗日老兵的亲身经历表达我的肺腑之言，总统蒋公是伟大的民族英雄，他领导亿万民众拖垮、打败日本侵略军，重光国土，这一万古奇勋是谁也不能抹煞的。他一生廉洁，朴素，勤勉，自律，不抽烟，不喝酒，住陋室，对朋友肝胆相照，对敌人豁达大度，慈悲为怀，象阎锡山、李宗仁、唐生智、白崇禧、陈济棠等一再捣乱，他从未施以报复，反而给他们节节升官。近代中国的政治领袖很少能象他那样德厚流光。然他也是凡人，而非圣人，他一生的错误无过于轻信小人佞臣，象陈诚张群宋子文那帮奸臣葬送了他带领我们黄埔学生辛辛苦苦北伐抗日打下的江山，历史老人是无情的……
   
     孙：有关抗日战争是谁领导的问题，我已在上次讲透彻了，明白人听一遍便茅塞顿开，唯被极左意识型态蒙蔽心窍的人会絮絮叨叨纠缠不休。民国二十一年淞沪血战时，周某尚未出世，廿六年八DangerCode;一三淞沪会战，他也只是个四岁幼童，他凭什么向我叫板呢？《史记DangerCode;孙子吴起列传》说，孙膑谓齐将田忌：“以君之下驷与彼之上驷……臣能令君胜”。同理，九段的棋手是不会屈尊同二段稚子对奕的…… 　　　　　　  
     孙：好！既然他要讨教，我以抗战健在唯一军长的身份谆谆教诲他一番。周文的要害是对蒋公的评价问题以及所谓“不抵抗主义”。旅美历史学家唐德刚教授说过：“蒋介石是我民族史上千年难得一遇之旷世豪杰、民族英雄也――五千年来，率全民，御强寇，生死无悔，百折不挠，终将顽敌驱除，国土重光，我民族史中，尚无第二人也！”最高国防会议推举蒋委员长为陆海空军大元帅、以军委会为抗战最高统帅部；罗斯福总统提议组织中国战区，邀请蒋出任盟军中国战区统帅以及胜利后何应钦代表中国战区最高统帅主持日本投降签字典礼，这些都是不争的事实。
　　
     孙：说“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奉行不抵抗政策”在大陆官修的史书中铺天盖地。其实，九DangerCode;一八事变发生时，蒋委员长正在南昌指挥剿***事，闻讯即于九月廿日回京，次日召集党政军首长会议，决定“一面诉诸国联以求和平解决，一面准备自卫以谋抵抗……到忍无可忍时必须领导全体国民宁为玉碎……”，可见蒋主张“一面抵抗，一面交涉”，而命令东北军不抵抗的是张学良及其军事厅厅长荣臻；日军紧迫锦州时，蒋令张学良部积极抵抗，张却不战而逃。再者中共中央，于九一八后两日――九月廿日就下达决议，号召“发展群众的反帝国主义运动，消灭国民党统治，武装保卫苏联”，不是将九DangerCode;一八看作日寇侵华，而看作“反苏战争的序幕”，究竟谁在卖国呢？
　　
     胡：是的，去年我编注《张学良口述自传》时，见到张学良多次重申：“那个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我下令不抵抗，就是不要跟他们冲突！”长期以来外界都传说张学良的不抵抗日军，是奉了蒋介石的“铣电”。最先提出所谓铣电的是台湾作家李敖，原载于其编着之《张学良研究续集》，这一论调延续于李敖其他有关《蒋介石研究》系列丛书以及他与汪荣祖合着的《蒋介石评传》。李敖原称“铣电”发于一九三一年八月十六日，经辗转摘抄，已讹成九月十六或十二日，散见于百多种史学著作。然据当代中国大陆史学界“四大天王”之一的杨天石教授等断言，无人见过此一铣电，而李敖也始终未明示该铣电典出何处；张学良则斩钉截铁地表示“没这回事，外头瞎说！”。《张学良口述自传》出版后，洛阳纸贵，于是极左人士又竭力渲染塘沽协定、秦土协定、何梅协定“丧权辱国”。
　　　
     孙：这三个协定是暂时性的停战协定，是处置紧急事件的方法，与外交无关。冀察政务委员会直属于国民政府管辖，从该会成立至七DangerCode;七抗战爆发，北平完全受命于南京国民政府。倘周某所述这三个协定导致“半壁江山沦入日寇手中”，那么还会有以后的“张北事件”“香河事件”“丰台事件”以及芦沟桥事变的发生吗？旅美历史学家黄仁宇教授直指：“自九DangerCode;一八至七DangerCode;七，这五年零九个多月的时间，是蒋介石一生对祖国最有贡献的一段时间――聘用德国顾问，将陆军典范令修订公布，任用俞大维使步兵兵器标准化；设立军用化学工厂，使最基本之军械弹药自足；空军扩充至飞机六百架；又积极督导修建各省公路，完成粤汉与浙赣两线。***西窜后，中央军因进剿而将力量推移至云南、四川、贵州三省，使之成为抗战后期之大后方；又改革币制、推行法币、白银国有、实施兵役法，才为全民抗战打下坚实基础。”当时国家政令不能统一，在中央有宁粤分裂，胡汉民在广东另立国民政府；在地方，大小六十多个军阀割据自雄，诸如山东韩复渠 、四川刘文辉、贵州周西城、甘肃马家军、新疆金树仁盛世才等等，中共又在赣湘鄂皖等省建立苏维埃政权，用尽方法制造人与人之间的仇恨，他们在乡间任意没收乡绅地主的财物，形同盗匪，且将有产者捆绑，游街示众，滥用私刑，杀人无数，甚至连中共高层李立三的父亲亦惨遭杀害。试问当前线官兵闻悉乡间的父老兄弟惨被清算斗争、姐妹遭受凌辱、家中屋宇被烧财物没收，他们怎能安心投入抗战？所以先安内后攘外的国策是正确的。以上三项协定的签订只是个苦肉缓兵计而已。
　　　
     胡：是啊，两年前我去北京出席《中华民国史国际学术讨论会》时，听到华南师大历史系左双文教授用委婉的口吻，指出一九二八年后南京国民政府一味忍让，是为了争取国际同情，“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之下，以当时中国的实力，面对日本那样凶狠狡诈的强盗，不可能有什么天才豪杰，不可能有什么锦囊妙计，能够在短时间内使中国立刻摆脱屈辱扬眉吐气。它只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劫难逃的中华民族，只有经过炼狱般的磨炼，才有可能重获生机……如果是为了整合内部力量，调整对外关系，加紧国防建设，有一些暂时的妥协，作出一些局部的牺牲，尽量避免正面的、直接的交锋，特别是避免大规模军事冲突，不给无事还要生事的日本强盗以扩大侵略的口实，也是无可厚非的……当国者也不可能一碰就炸、动不动就破釜沉舟，在准备很不充份的情况下轻易决策，举一国之生命财产投入于战争之中，而没有丝毫的迟疑、犹豫。如果是这样，反而是不可想象的。”
　　
    窜改历史者愧对为国捐躯的数百万官兵
　　
    孙：蒋公逝世三十年了，周某仍念念不忘挑拨离间我们的师生关系。他说一DangerCode;二八的总决策是不抵抗，事实上九DangerCode;一八事变之初，蒋公就计划在淞沪抵御日军，九月廿二日他复电淞沪卫戍司令熊式辉：“如日军越轨行动，我军应以武装自卫可也”。十月六日，日舰大举来沪，蒋公电示上海市长张群：“俟其进攻，即行抵抗”，故一DangerCode;二八事变发生时，十九路军是奉蒋公命令奋起应战的。现在大陆的史籍把一DangerCode;二八抗战全部归功于十九路军，其实中央军第五军与军校教导总队防守江湾，承受的压力远较左翼十九路军沉重，我率领的二五九旅单独在娄塘镇、朱家桥一带狙击日军第十一师团，以久战之兵抗新锐之敌，且日寇兵力数倍于我，我旅官兵伤亡三百多人，成功地掩护国军安全撤退。然而蒋委员长训令第五军，要把一切战功记在十九路军的账上，这种功成不居的作法是为了提高非嫡系部队的士气。谁知大陆变色后，陈铭枢、蒋光鼐等将淞沪抗战功劳窃为十九路军独有，甚无自知之明。前者被老毛打成右派，后者文革时被红卫兵批斗致死，是为老天有眼。周某所言“十九路军有三师十六团……各军将士非得军政部命令而自由行动者须受抗命处分”系抄袭自《政协文史资料选辑》中蒋光鼐、蔡廷锴所着〈十九路军淞沪抗战回忆〉，然而《蔡廷锴自传》无此叙述，且十九路军本有十八个团，连同配属指挥之税警三个团、宪兵两个团，共有廿三个团，绝非十六个团；还有，当时有权调动部队的是军委会与参谋总长，绝非军政部，可见那篇所谓回忆是旁人闭门造车之作。周文又说中央“按兵不动”“援兵不继”又是欺人之谈。淞沪战况紧急时，蒋公急电第一师胡宗南、第七师王均增援，惟长江被日海空军封锁，不能渡江。二月廿二日，蒋公在江西剿共前线抽调第十师卫立煌、第八十三师蒋伏生部入浙增援；蒋鼎文之第九师因***跟踪追击，由赣沿闽边入浙，且战且走，及至开到前方已是三月七日。这些都是众所周知的史实。反观中共，在淞沪抗战时发布〈上海事件斗争纲领〉，号召国军“士兵、巡捕、警察倒转枪来向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瞄准……杀掉你们的长官加入红军”以“武装拥护苏联”，这究竟是抗日还是卖国呢？淞沪停战是在英美法三国领事与国联调停下达成的，当时以中国的国防力量而言，未具与日本继续缠战之实力，而日军各师团则可以源源不绝登陆，何况我们在江西有腹心之患――中共的苏维埃政权，所以停战是必由之路。此役中国不曾战败，日本不曾战胜，双方互不赔偿。这是甲午战争以来中国军队第一次同日本打了一次平手。此役中国官兵伤亡三万四千一百六十人，而日军伤亡仅三千零九十一人，十一比一，这也正说明了一个没有准备的弱国，在遇到强敌时，究竟先跟敌人虚与委蛇好呢？还是立即宣战的方式合理？ 　　
　　周文最为歪缠的是称国府一九四一年冬才向日本宣战，故八年抗战应叫做“三年零八个月的抗战”云云。事实上，一九三三年三月，蒋公亲自部署长城抗战与泺东战斗，投入卅六个师的兵力，喇嘛河之缪－流、冷口之黄光华、喜峰口之冯治安大刀队、罗文峪之刘汝明、界岭口之沉克、古北口之王以哲关麟征徐庭瑶、南天门之黄杰，皆以血肉之躯同日寇之飞机坦克重炮作殊死战，经月苦斗，伤亡逾六万五千人，倘若这些为国捐躯的官兵都不是抗战，我想他们在黄泉之下都不会暝目的。另一例子是韩战，双方共投入四百多万兵力，造成二百四十多万伤亡，系二战结束后最为惨烈之一场局部战争，然而交战双方均未向对方正式宣战，那又如何解释呢？

fule

面对日军海陆空全方位立体新攻击， 再精锐，再不怕死的中央军如88师也抵挡不住，死伤惨重，。和孙将军本人关系不大。士气即使差不多， 实力差距悬殊。战场靠实力说话的。

把月亮砸扁

我觉得我们受到的教育有点不客观
还是客观点好

哈赤

    60年后，历史就成了一笔烂帐，怎么算？
    国民党在正面战场，共产党在敌后战场。都是中国人在抵抗日本军国主义，何必非要分出个老大.老二来呢。
    某些人，非要借着为抗战正名的引子，来贬低一个，抬高一个。就你觉这事有意思吗？

代号昆明

老孙也不是啥完人啊,南京保卫战,他守中华门.1937年12月12日,日本人炸塌城墙后他就率领着两千多人擅自向下关撤退,被36师的师长宋希濂阻止后才返回中华门附近.但城门已经失守,敌第六师团源源不断进入城内,南京遂告不守.

冲刺

不客气的说,如果是中共指挥全国军队抗战,决不会这么窝囊.

上将张辽

我认为抗战还是早一点打为好，自然国民政府在发展经济，但当时日本人已经占领东北，进一步染指华北。用中国的资源，以日本的生产技术，国民政府是怎么样也赶不上日本人的，所以差距会越来越大。时间长了，日本在华利益可能会得到国际的默许，在这点上，西方国家不是一次两次出卖中国了。国军在抗战方面是主力，但将帅无能，累死三军。

luckyone

下面引用由半只烟在 2005/10/08 08:36pm 发表的内容：
抗日战争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打击日军是事实，当时国民党是代表中华民族抗日。韩战中共军队和联军也只是打了个平手

那我就奇怪了，把美军从鸭绿江边打到38线算打平，是不是把日本打出中国也算打平。

zzm2804

老孙自己在抗战中表现如何

半岛之鹰

韩战?你海峡那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