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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团六连战士 韦昌进
我是云南边防部队某团六连战士,一九八四年一月入伍,今年二十岁,家在江苏省溧水县。
一九八五年七月十九日凌晨,越军以两个营另一个连的兵力,向我老山最前沿的无名高地猖狂进攻。战斗中,我们哨位的洞口被敌人的炮弹炸塌,哨位上的四名战友,两人负重伤,两人牺牲,我也负了重伤。在这种情况下,我坚守哨位十一个多小时,用报话机给我炮兵指示目标,打退敌人十二次连排规模的轮番进攻,牢牢地守住了阵地。战后,上级给我记了一等功。
我们排坚守的无名高地,在“李海欣高地”左前方的一个小山包。这个山包长约长约四十米,宽约三十米,是我老山地区防御前沿的重要屏障,也是越军进攻我主阵地的必经之路。高地东、西、南三面临敌,敌人的哨位离我们很近,大声说话也能听得见。正因为这个高地重要,所以,越军三天两头向这里发起进攻。
七月十九日五点多钟,突然传来一种尖利的呼啸敌人的炮弹在哨位周围“咣咣”的炸开了,成连的敌人朝我们的阵地地爬上来。当时,我们班长成玉山和战友苗廷荣在洞外观察敌情,我和张泽群、吴冬梅在洞内。吴冬梅守着报话机,负责与排指挥所联系。我和张泽群冒着敌人的炮火,冲出了洞口。猛然间,我的右锁骨和左大臂象被什么扎了一下,接着,觉得有一股热乎乎的东西直往下淌,我估计是挂花了。但看到冲上来的敌人,我也顾不上包扎伤口。当敌人离我们只有二十来米的时候,只听班长大喊一声:“打!”我就对准敌人接连扔出了两根爆破筒,甩了十几枚手榴弹。随着“轰、轰”的爆炸声,敌人被打得鬼哭狼嚎,丢下十几具尸体滚下去了。不到十分钟,我们四个人就打退了敌人第一次进攻。失败的敌人恼羞成怒,立即进行火力报复。我们刚撤到洞口,敌人的炮弹就盖了过来。有几发炮弹在我们身边不远处爆炸,战友苗廷荣身上多处被弹片击中,两只眼睛都看不见了。这时,我也觉得左眼被什么猛扎了一下,感到有个东西流了出来,钻心的疼,我用手往脸上一摸,摸到了一个小肉团子,我轻轻扯了一下,觉得一阵疼痛,我意识到是自己的眼球被弹片打出来了。战斗还在激烈地进行,我不管三七二十一,用手托起眼球。咬紧牙关,往眼窝里一塞,拉起苗廷荣迅速地进到了洞里。一到洞内,我觉得右胸也挺疼,顺手一摸,沾了一手血,原来我的右胸已被弹片穿透,右臀部被削去了一块肉,我疼得昏了过去。事后才知道,、我全身一共有二十二处伤口。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猛烈的炮声把我震醒了。我爬起来往洞口外面一看,二、三十名越军嚎叫着冲了上来。吴冬梅提着冲锋枪一个箭步冲了出去,不料刚到洞口,敌人的几发炮弹在洞口爆炸,碎石哗啦啦地倒塌下来,洞口被堵塞,冲到洞口外边的吴冬梅壮烈牺牲。看到倒下去的战友,我恨不能立即冲出去和敌人拼了,但我身负重伤,动弹不得;再说,洞口又堵塞了,想出也出不去。当时我想,我的左眼虽被打瞎了,但右眼还是好的,还能观察敌情,向排指挥所报告,给炮兵指示目标,靠炮火打击敌人,守住阵地。于是,我拖着血肉模糊的身子爬到了洞口,一边透过石缝注视敌人的动静。一边用报话机向排长报告。就这样,从上午九点多钟到下午三点多钟,炮兵根据我报告的敌情和目标,一连打退敌人十一次连排规模的进攻。在我阵地前,敌人的尸体横七坚八地躺了一大片。战斗打得非常激烈,排长从报话机里告诉我,张泽群同志已经牺牲了,班长成玉山负身重伤。由于敌人的火力封锁,增援的同志一时上不来。排长深情地对我说,“韦昌进,哨位上现在只剩下你和苗廷荣两个人了,苗荣廷负伤,双眼已失明,阵地就交给你了,你的担子很重啊!”我听了以后很激动,立即表示,一定坚守住阵地。我想,整个老山前线的战友们都在看着我,上级领导在看着我,我要为部队争光,为祖国争光。哨位上虽然只有我一个人,但我充满信心,一定能战胜敌人,因为在我的哨位后面有许多战友在支援,有首长在指挥,我不是孤立无援的。我决心与敌人血战到底,决不给祖国人民丢脸!
黄昏临近了,战斗还在继续,增援的同志还没有上来。我全身已没有多少气力,右胸部还在流着鲜血,呼吸也越来越困难,两三秒种才能喘一口气。我预感到死神已经逼近。我死了事小,丢失阵地事大,必须有人不断和上级保持联系。我挣扎着爬到苗廷荣身边,把报话机交给了刚刚醒来的苗廷荣。当时苗廷荣昏迷了好几个小时,加上滴水未进,也没有多少气力了。我想,把担子交给苗廷荣,得想办法让他活下去啊!于是,我就在漆黑的洞里,摸出两瓶水果罐头,拼力用枪刺捅了个洞,送到了苗廷荣手里,对他说:“廷荣,我用枪刺在罐头上面捅了个洞,你就喝点甜水吧!你一定要活下去,和上级保持联系,坚持到增援部队上来。”
这时,我们两个人相对着沉默了一会儿。在这生死关头,我忽然想起了妈妈。记得奶奶告诉过我,妈妈生我的时候难产,差点丧了命。为了把我带大,妈妈不知吃了多少苦。我今年二十岁了,还没来得及报答妈妈的养育之恩。我对苗廷荣说:“廷荣,如果我牺牲了,请你无论如何到我家里去一趟,代我多喊几声‘妈妈’。告诉她,她的儿子为祖国献身是值得的,光荣的,请她不要过分难过。”苗廷荣听着我的话,紧紧地握住我的手说:“昌进,你放心,我和你一样,死也要死在阵地上。”
我在洞内昏昏迷迷地躺着,不知过了多久,洞顶传来碎石滚动的声音和越军的说话声。我猛地意识到,敌人已经爬上了阵地。怎么办?我脑子里闪过电影中王成的形象。《英雄儿女》这部影片我看过好多遍,我决心象王成那样去战斗;眼前我的处境,跟玉成的处境差不多。如果敌人找到了洞口,不仅我和苗廷荣保不住性命,更重要的是阵地要丢失。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象王成那样,呼唤我炮兵火力,向我六号哨位轰击。这样,我们可能与敌人同归于尽,但是阵地就能保住。我拼尽力气爬到苗廷荣身边,他又昏迷过去了。我迅速从他手里拿过报话机,对排长大声喊道:“排长,敌人上来了,为了祖国,为了胜利,向我开炮!向我开炮啊!”排长说:“昌进,你等等,我不能啊!”听着排长的话语,我知道排长当时的心情很矛盾,打炮吧,自己的战友在哨位上,很可能遇到危险。不打吧,阵地眼看就要失守。情况万分危急,不能有半点犹豫,不能耽误一分一秒!我急了,竟对着报话机骂了一句,责问排长;“你还要阵地吗?是我的命重要,还是阵地重要?快,快打啊!快向我开炮,我求求你了!”大约过了一分钟,一阵猛烈的炮火,打得敌人死的死,逃的逃,、阵地保住了。事后我才知道,排长为了既守住阵地,又保证我和苗廷荣的安全,指引炮兵对六号哨位环围射击(所谓环围射击,就是炮火在目标周围,一圈一圈地由里向外扩张轰击)。我真感激我们的炮兵战友,感激我们的排长,要不是他们,阵地就保不住了。后来,我在医院里养伤,给党支部写了一封信,请指导员代我向二排长道歉,信中说:“那天,我在报话机里骂了排长,真对不起他,现在给他道歉,请他谅解我吧!”
晚上八点钟.我听到洞口有扒石头的声音,又听到“昌进、昌进“的轻微喊声。我憋住气静静听,听出这是战友张元祥、李树水在叫我。他们冲破敌人的炮火封锁,增援上来了。我挣扎着想爬起来接应,但身子怎么也不听使唤。他俩扒开洞口,我握住他们的手激动地说:“好了……这下子好了,你们来了,我就放心了,阵地交给…·你们了,你们一定要守住啊!”说着,我把报话机交给了俄友。他们看我伤成这个样子.急着要背我到排指挥所去救护。我想,战斗还在继续,我对阵地情况又比较熟悉,再说,苗廷荣双目失明,又已经昏迷了一天,应该选送他下去。于是,我坚决要求他们先送苗廷荣。送走了苗廷荣,等到又上来三名增援的同志,我才让战友背下哨位,不久,我被转到了后方医院。
在后方医院里,医生告诉我左眼球马上要摘除。我对医生说:“左眼球保不住我已想到了,我希望能保住右眼。我还要去守阵地.去打仗。我还年轻,我还要为国家做我能做的事啊!”在作了左眼球摘除手术后。医生还从我身上取出了二十多块大大小小的弹片。由于伤势重,流血多,特别是右胸的穿透伤,造成血气胸,我的呼吸仍然十分困难。手术以后,我又整整昏迷了七天七夜。尽管手术治疗,清洗伤口,换药,都疼得我直冒汗,但我都咬着牙挺住了。
伤残以后怎么生活?我躺在宁静的病房里,想得很多,也曾苦闷过。我想到自己才二十岁,人生的道路还很长,而现在我的左眼没有了,右眼视力也只有零点二,还很可能会失明,今后的工作、学习、生活以及找对象都不好办;想到父母亲一旦知道一个五官端正的孩子,只剩下了一只眼,心中该有多么难过啊;想到家中爷爷、奶奶年大体弱,父亲患肝炎,三个妹妹还小,我在家中是老大,父母亲把我看成是家里的“台柱子”,可现在,我这根“台柱子”却残了。想到这些,我也偷偷地掉过泪。但是,在领导和同志们的关怀和帮助下,我不再为今后的生活发愁、苦闷。我懂得,是党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是战友们冒着生命危险把我从阵地上抢救下来,是医务人员日夜精心护理,才使我脱离了危险。我想,有的战友为保卫祖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我这个幸存者,如果再为自己付出的那一点代价而悲伤,那怎么对得起党和人民,怎么对得起长眠于老山土地上的烈士?我振作了精神,愉快地生活。一次,记者到医院来采访,问我对组织上有什么要求,我对他们说:“别的没有什么,我只有两个要求,一个是我的伤好以后,请领导上批准我重返战场,我虽然:只有一只眼但是还能打枪,还能为牺牲的战友报仇;再一个是如果许可的话,打完仗,我想继续留在部队,干什么都行,因为我当兵时间还短,对部队的贡献太少了。”
九月一日下午,徐惠滋副总长亲临医院看望伤员,拉着我的手问寒问暖,我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当医院宣传队为伤员演出节目时,徐副总长又拉我坐在他的身旁,要我点节目,我就点了一首我喜欢的《出征歌》,歌中唱道:
“当炮火燃红了边疆,前线就是我们的家乡。那里的每一寸土地,都是母亲生活的地方。出征吧,战友们,把强盗赶出去,把战争赶出去,快奔向杀敌的战场。
当炮火染红了边疆,士兵的光荣就在战场。我们的每一颗心头,都有一片英雄的理想。出征吧,战友们,把我们的功勋,写在刺刀上,让胜利的旗帜高高飘扬。”
伴随着歌声,我仿佛又回到了那硝烟弥漫的战场。
现在,我的伤虽然还没有全好,左肋骨、右锁骨、右胳膊,左腿上还有四块弹片没有取出来,但我想,作为一个革命战士,不但要做战场上的勇士。而且要做生活中的强者:身体伤残了,革命意志不能垮下来。在医院,我是一级护理,但伤刚好一些,我就锻炼自己洗脸、吃饭、上厕所,还协助护士给重伤员喂水、喂饭、洗脸、擦澡,做我力所能及的事。
我觉得自己作出的牺牲是值得的。我有个退伍到地方的战友,给我来了一封信,我把其中的一段话,念给大家听听:
“昌进,我的好战友,好兄弟,当我在《大众日报》上看到你的事迹后,一连几天,激动得我彻夜难眠。我为有你这样的好战友,好兄弟而感到无比的骄傲和自豪。此时此刻,我恨不能飞到南疆边缍,接过你手中的枪,象你那样去战斗,去冲杀。昌进,我的好战友、好兄弟,从你身上,我看到了理想、信念的力量,看到了人生的真正价值。报效祖国是你的责任,也是我的责任。我要向你学习,决不碌碌无为地度过自己的一生。从看到你的事迹的那一天起,我就定下决心,下三年苦功,自学完大学课程,将来用自己的知识更好地为祖国和人民服务,为四化建设服务,尽到一个炎黄子孙的责任。昌进,我的好战友、好兄弟,你的精神将永远激励着我在人生的道路上前进、攀登……。”
战友的这封信,我看了一遍又一遍,感动得流泪了,这并不是因为喜欢战友对我的赞扬,而是从这封信中。我受到了教育,受到了鼓励,使我更加懂得了人生的真正意义。
我在战斗中尽了一个革命战士应尽的责任,党和人民给了我很高的荣誉。这次,我参加解放军英模汇报团,第一次到首都,看到了天安门,看到了中南海。首都人民热情地接待了我们这些来自边防的战士。可是,不知为什么,我反而倒更想念那些战友,吴冬梅、张泽群,他们永远地倒在那里了。我们还有许多战友,他们现在还在阵地上,我心里老是觉得不安。我决心不辜负党组织、和同志们的期望,战胜伤残,多做工作,谦虚谨慎,以实际行动报答党和人民对我的关怀和鼓励。
功劳属于生我养我的祖国和人民,荣誉归于为国流血牺牲的战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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