坎坷的青春一--“民兵支前模范”上海知青居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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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贴子最后由camp123在 2004/12/16 00:29am 第 2 次编辑] 在云南前线，有一个顶住“回城风”，立下马革裹尸志，奔向战场惩罚侵略者。立志扎根边疆一辈子，道路坎坷不动摇的青年，他就是来自具有光荣革命传统大上海的后代—一知识青年居元。 居元同志1952年5月生于上海市杨浦区一个城市贫民家里。初中毕业后，1970年7月，响应当时的号召，怀着青年人的凌云大志，志愿选择到云南省农垦总局河口农场十分场当工人。在1979年对越自卫还击作战中，他参加了支前民兵担架连，为惩罚越南侵略者，保卫祖国神圣领土，英勇顽强，不怕牺牲，功绩显著，上级党委给他记了二等功，1979年6月，云南省革委、省军区授予他“支前模范”的光荣称号。 十分场座落在离河口 37公里的大南溪。这里的绿色胶林，山间的青泉，香甜的热带水果，开不败的百花．黑油油的土地…··这一切，多象一个美丽而钟情的少女，有人迷恋。又多象一杯喷香扑鼻的美酒，令人心醉。然而，这里海拔不到100米，是云南较低的地方，气温高达40多度，热得人透不过气来；这里是热带丛林，交通不便，从河口到这里无一条等级公路。在这美丽而富饶、艰苦而落后的地方，居元在农场先后当过砖瓦工，烧过窑，放过牛，在基建队当过石工。他干一行爱一行，多次受到表扬和奖励。可那时是“四人帮”兴妖作浪，居元和同时代的许多青年一样，心灵遭到过创伤，他在前进的道路上徘徊过。在那磋路岁月里，他痛恨美好的青春年华白白地流逝，他恨透了林彪、“四人帮”这一伙祸国殃民、毒害青年的蟊贼。 粉碎了“四人帮”，他浑身上下添了使不完的劲。在新长征的号角声中，他决心甩开膀子，为建设祖国边疆而拼命努力。 也就是在他想好好大干一场的时候，越南当局在苏联霸权主义的怂恿下，背信弃义，把多年来用鲜血和生命无私地支援过他们抗法、抗美斗争的中国人民视为仇敌。1978年秋收的时候，越南边民越过七号界碑，抢走了十分场的包谷。同志们非常气愤，被抓住的越南边民说，公安抢走了他们的土地和粮食，强迫他们到中国境内来抢地抢粮。居元想，越南人民是受骗的，可恨的是越南统治集团，看着这些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老百姓，农场动员广大干部职工捐粮支援他们。当时，居元就把自己节约的128斤粮票交给了队里。光是这个队就捐出了 1700多斤粮食。为了维护中越人民的友谊，对于越南的挑衅和骚扰，我方一忍再忍，一让再让。可是，越南当局在我边境的挑衅却变本加厉。河口县城关公社的两个民兵在菜地劳动被他们杀害了。连农场的两个同志在我方一侧寻找耕牛，也被他们抓走，惨遭毒打。祖国的士地遭到越南当局的野蛮蚕食，农场许多生产队被迫停止生产劳动。越南当局的罪恶行径激起了农垦工人的无比愤怒，边疆的人民怎能忍受这样的奇耻大辱！地处前哨，仅与越南一水相隔的河口农场广大职工和知识青年，早就盼望党中央下令严惩越寇。 正在这时，知青“回城风”刮来了。几个同乡知青来劝居元：“走呀，打回大上海去！”居元耐心地对他们说：“要打仗了，怎么能走，要走也得打完仗再走嘛！”“好铁不打钉，好汉不当兵，你去送死吗？”居元坚定地回答：“祖国的每一寸土地都是美好的，站起来的中国人民从来不受外国人的欺负。越南人在我国边境横行霸道，我们应当起来还击。如果大家都走了，谁去抵抗安南人的侵略！’他们觉得劝不走居元，只好说：“那好吧，你去前线，阿拉先走了，胜利后上海见！ 1979年春节，本来已轮到居元回上海探亲了，而且农场还考虑到他的近视眼较厉害，左眼550度，右眼500度，视力只有0．2度，提出给他办病退。指导员征求居元的意见，他坚定地表示：“我不走！敌人都欺负到咱们大门口了 我现在只有一个要求，就是留下来打这些乌龟王八蛋！ 形势越来越紧张了，听说要组织支前民兵担架营，居元所在的队只分到7个名额，他赶紧找到指导员，表示他的决心。因为他是高度近视眼，指导员开始不答应。他急了，对指导员说：“你非答应我去不可，不然，我就在你家不走。”他只有一个心愿，争取参加支前民兵，一定要亲自参加惩罚越南地区霸权主义的战斗，下定要保卫好祖国的大南溪，保卫好祖国的边疆。 2月1日夜里IZ点5分，队长、指导员找到居元，通知他被批准为支前民兵营四连的担架队员。严峻的考验就要到了，他睡不着觉，干脆从床上爬起来，给上海的姐姐居珍写信，表示他的决心，同时告诉她：“战场上我一定要争取杀敌立功，争取火线入党。如果我牺牲了，要做好妈妈的工作，我是为祖国而牺牲的，党没有白白培养我，妈妈也没有白白把我拉扯大。” 当晚，他向党组织郑重地写了第一份入党申请书，随时准备接受党对一个知识青年的严峻考验。 担架连就要随部队出发了，生产队和分场的同志们象父母为儿女送行一样，为民兵担架队员召开了座谈会和欢送大会。老工人家家都拉他们去吃饭，女职工为他们收拾行装，抢着把他的蚊帐、被单和脏衣服拿去洗净、保管。这时，组织上转来了他姐姐的回信，她代表全家鼓励居元杀敌立功，替中国青年争气，争取火线入党；爸爸妈妈特地嘱咐他：“不要当逃兵，不要做叛徒，如果你为保卫祖同牺牲了，我们全家都感到光荣”弟弟也表示，在后方努力学习，用优异成绩等待时将胜利归来。 就这样，他和担架连的民兵们带着祖国亲人的重托，走向了战场、对祖国亲人，他只有一个决心：弹药要送得上，伤员要抬得下，一定要配合部队打胜这一仗。临出发时，对领导只有一个要求：我对农场有深厚的感情，如果我牺牲了，请把我埋在大南溪的土地上，农场的橡胶林根。 担架连的第一个任务是附属某部后勤部装弹药，为还击战做准备。他们的临时住处是用竹片、树叉支着芭蕉叶的小屋，一遇下雨，根本无法休息 大风一起，还会把芭蕉叶一片片地揭掉。尽管如此，一听到装卸的命令，没有一个人甘心落后，有时连鞋部顾不上穿就奔去扛弹药。为了争取时间，居元总是抢着扛最重的36公斤一箱的炮弹箱，遇到 12公斤重的手榴弹箱，他就两箱两箱地搬。有时光白天，他们一个排就要装200多辆卡车。战前紧张的那几天，他们的肩头压得由红变肿，由痛到麻木，连转脖子都感到困难，但他们从没一人叫过苦。 2月17日凌晨，自卫还击战的战斗打响了。黑夜中，一排排炮弹愤怒地呼啸着飞向敌阵。支前民兵看到装运的炮弹在惩罚越军，特别高兴。听到隆隆的炮响，闻到炮火的硝烟味，民兵的心可痒了。一个个都恨不得上去亲手擂上几炮，把那帮乌龟王八蛋从乌龟壳里轰出来。天刚亮，大家都挤到政委的门口请战。这时候，来了紧急命令，要在4小时内修好一段到山上阵地的7公里左右长的单车道和两个卡车掩体。一、二排民兵抄起工具就赶到山上，遇到石头就炸，汗都顾不上擦一把，仅用了两个小时就抢修好了路，保证了炮兵按预定时间赶到阵地。战斗是紧张的，战场上的情况是瞬息万变的。刚修好路，就听说我军发现越军榴弹炮阵地和指挥所，正对着我步兵阵地。命令后勤部用最快的速度、最短的时间，装11车炮弹送到阵地，抢在越军向我攻击之前打掉它们。一排民兵马上接受了任务。居元边扛炮弹边喊口号：“为了胜利，加油扛啊！”36公斤重的炮弹箱他一次扛两个。同志们看到居元的这股劲头，脚步迈得更大，跑得更快。他们34个人只用了15分钟就装好了车。当晚，部队机关领导告诉他们，在四连民兵的支援下；我军在1小时内就摧毁了敌榴弹炮阵地和指挥所。部队首长向上级为四连报请嘉奖，并颂扬四连是他们后勤的王牌连。 战斗打响后，震耳欲聋的枪炮声催得人难以蹲得住后勤。看到前方的战士在流血，在牺牲，他们再也等不得了。居元一有空就找后勤政委磨，要他批准民兵连上去，前前后后找了政委数十次，终于为四连争来了配属某部二营运送弹药和伤员，完成穿插分割、阻敌增援的艰巨任务。 2月25日，担架四连扛着弹药，向黄连山进发了。从龙井到黄连山，有90多公里远，都是三、五十度高的上坡山道。居元扛着25公斤重的弹药，再加上自己携带的武器装备，全身负重已达80多斤。一天的急行军，脚又红又肿，夜里12点在深山里休息时，浑身象散了架一样，屁股一着地就睡着了，连敌人向他们附近打炮都不知道。可第二天一早，在出发的命令声中，居元又扛着弹药向前跑去。这一天急行军的路更难走了。路，是部队侦察兵在深山密林中踩出的一条遍布荆棘，不成路的小道。有的地方甚至是陡壁悬崖，稍不留意就会掉下深渊。下午两点过，天又下起了毛毛细雨，衣服都湿透了。分不清是汗水还是雨水。越接近黄连山主峰，山就越陡。黄连山顶是越南有名的高地，海拔3千多米，坡度约80度左右，是越南西部的天然屏障，山上只有吊海山和黄连山垭口两处可以通行，可这两处又都被越军严密地封锁着。部队只有在越军意想不到的地方插上主峰，完成穿插分割、阻敌增援的艰巨任务。他们在泥泞的山路上行军，不是在走，而是一步一步地向上爬，有时前进一步都要摔好几个林斗，有的地方要爬几次才能上去 在黄连山主峰下，有一道两人高的陡壁。他们背着弹药，攀着尼龙绳才爬了上去。天越来越黑，雨越下越大，居元这个近视眼带着眼镜也不起作用了，只好拉着前边同志的衣角，抓着带刺的山草，深一脚、浅一脚，高一步、低一步地往前赶。他只有一个信念，拼死也一定要把弹药一粒不少地送到阵地。就这样，他们终于在两天时间内赶完川多公里的路程，把弹药全部送上了黄连山阵地。 黄连山阻击战是一场艰苦而激烈的鏖战。阵地前是越军精锐部队316 A师的一个团，他们无论白天黑夜，一次又一次地向我军阵地扑来，妄想从黄连山撕开一个缺口，逃出包围。战斗在最前沿阵地的是红军团六连，他们打得非常英勇顽强，没让敌人越过阵地一步。看到这种场面，居元感到：虽然自己是个民兵，上了阵地就得象个真正的解放军战士一样。部队不让民兵上前沿，他们就给部队修工事。没有工具，他们用手捧，用压缩饼干箱装。炮兵阵地没有炮弹了，他们马上送上去。没有擦炮弹的布，居元就脱下自己的衬衣，撕来擦炮弹。战士们为了多带弹药，携带的装具都精减了，干粮和水都带的很少。看到战士们在挨饿，而他们自己的干粮也不多，但居元宁愿自己忍饥受渴，将干粮和水全部都给了战士们。黄连山顶，气候变化无常，一会儿烈日蒸腾，一会儿又大雨倾盆。民兵四连上山后的主要任务，就是把伤员抬下来，保护好。暴雨中，许多伤员的伤口发炎了。为了减轻他们因伤口发炎而带来的痛苦，居元就把自己的毛毯撕成几块，分盖在伤员身上．并和班里的丁光作同志一起，找来树枝，用自己的雨衣为伤员搭起棚子，他自己则被大雨淋了两天两夜。但这样，仍不解决多大问题。于是他又和丁光作同志一起冒着敌人炮火的危险，到山上找到一个天然小洞，把伤员全部抬进洞里安顿好，才放了心。白天，他们在洞里烧起火，为伤员烤干衣服，舀点田地里积存的雨水给战士们烧点开水解渴。夜晚，他们就坐在洞口给伤员挡雨、遮寒、站岗。 3月1日，六连阵地上敌我双方都在反复争夺。在激战中，一名年轻英勇的解放军战士捅死了4个越军，而他自己也四处负伤。在受伤的情况下，他还在追击中又捅死一个越军，缴获一挺重机枪，最后爬回阵地时壮烈牺牲了。部队首长和同志们爱护民兵，不让民兵去第一线，但烈士的英勇事迹激励着他们。他们向部队表示，一定要向烈士学习，保证把每个伤员尽快抬下阵地。下午，六连阵地上的战斗更激烈了，越军用机枪封锁了民兵到六连的通路。一名重伤员和一名轻伤员一时运不下来，他们在山包后急得要命，要是多误一分钟，伤员就多一份危险。但他们冒着敌人的炮火冲上去抬，同样有生命危险。尽管这样，许多同志都争着要上去，居元拉着副排长说：“我是知识青年，单身一人，死了无牵无挂，还是让我去吧！ ’于是他和排长、副排长等四人一起向被敌人封锁的道路爬过去。越军的子弹就在他们四周飞溅，打得人抬不起头来。居元是第一次在敌人这样密集的枪弹下冲击，但他没有害怕，没有顾自己的安危，只想快些把伤员接下来。阵地上的战士看到他们的处境非常危险，马上派机枪掩护，压制了敌人的火力，同时派人把重伤员也很快地送了下来。 民兵担架四连在黄连山坚守了3天3夜，战斗即将胜利结束了，一、二排又奉命将剩下的10名伤员送到龙井部队医院。3天来，他们没有吃到一点东西，更没睡过一个囫囵觉。3月2日清早，居元和担架队员重庆知青伍德华、老工人陆胜平去山洞取东西，路过四连阵地时，战士们都拉他们去吃饭，他们怎么也不肯去。他们知道，这些米是马关县民兵克服了重重困难才送上来的，现在，山上有几百名战士，大米只有100多斤，全歼敌人的时刻快到了，他们不吃一口，战士们就能多吃一口，也才更有劲去冲锋杀敌。大家都饿，谁最需要就该给谁吃。于是，他们推说吃过了，空着肚子，抬着伤员，迅速离开了阵地。 常言说：上山容易下山难。黄连山很陡，雨后的山路又很滑，要把伤员安全无误地送下山去，困难是可想而知的。下到有两人多高的陡壁时，他们就先下去几个人，再用尼龙绳绑牢担架，一付一付地向下放。下主峰时的那段8公里多长的陡坡，他们有时就用传担架的办法，民兵站成两排把稳，将担架一截一截地往下递。或者砍些树棍，顶住担架队员的脚，一步一步往下挪。实在走不成了，就干脆坐在地上，前边由一个民兵用尼龙绳把担架拴在腰带上，拖着向前爬，其他同志在周围护着担架，一点一点往下梭。衣服刮破了，裤子磨烂了，浑身上下全是泥。就这样，他们终于把伤员抬下了黄连山。 被打散的越军，常常躲在草丛、山洞里伺机对我偷袭。经过半天艰难的行程，他们来到外珊河畔。居元和丁光作等同志抬着头部受伤的营部警卫班班长第一个走进齐腰深的河水里，在急流中艰难地迈着每一步。这时，埋伏在草丛里的越军炮兵侦察员发现了，霎时，敌人的远程大炮封锁了河面，弹片和泥沙四处飞溅。他们的担架马上要上岸了。这时，居元看到河水中泛起一大股鲜血，担架队员沈玉龙同志被敌人的一块弹片打进了腰椎部，肝肠披露，光荣地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战友的牺牲，更激起民兵们对越南地区霸权主义的仇恨，更增强了他们对伤员生命安全的责任感。“有我们在，就不能让伤员第二次负伤？”居元和丁光作等几个同志跃步上岸，就近找到了一块土坎隐蔽下来。这时，只听炮弹呼啸而来，他和丁光作同时扑在伤员的身上，炮弹的爆炸声把担架上的警卫班长从昏迷中又震醒了。他对居元说：“你们快走，别管我！”居元对班长说：“有我们民兵在，就有你们在！班长，你有战斗经验，你说该怎么办？”班长沉着冷静地说：“敌人是对着我们来的，赶快去组织民兵冲出包围。”居元即叫丁光作同志去召集分散隐蔽的民兵。这时，敌人的炮弹又打来了，他跃身而起，飞扑在班长身上。这发炮弹真玄，就炸在他们上边的土坎上，泥块泼了他一头一身。“在这里呆下去对伤员太危险”。居元一人赶快拖住担架的一头，向离岸远些的石坝走去。等班里的其他几个民兵赶来后，抬着担架冲出了敌人的炮火包围。 外珊河遇险后，居无意识到路上的危险并没有排除，零星越军随时都会出现，他和民兵战友们决心两天路程一天就赶到。尽管还要走80多公里路，他们的脚上又潦起了一串串大血泡，又红又肿，但他们在沈大龙烈士的光辉形象鼓舞下，在对亲人生命高度责任感的催促下，他们战胜艰难困苦，个个咬着牙往前走。从27日以来，居元已经是4天没吃东西了，饿得只吐酸水，浑身没有一点劲，肩头也肿起老高。但居元还是坚持着抬，拼命往前走。他边走边要求自己：“有天大的困难，也要承担，今天不把伤员抬到，我就白吃了这多年人民的大米，就白受了人民的千斤重托。”他和同志们一起顽强地坚持着，直到深夜两点过，在战友们的共同努力下，安全地把伤员护送到了目的地。 担架四连党支部根据居元的申请，报请上级党委批准他火线入了党。 居元随配属部队撤回国内后，农场基建队队长易大斌去看他，问道：“小居，仗也打了，你是不是回上海去？现在许多上海知青还在办回城手续。”居元笑着说：“正因为仗打了，更不能走了。我打了一仗，有经验了，边境线上不可能只打一仗就安全了呀！”战评还未结束，居元就接到姐姐居珍从上海发来的 “父亲病故速回”的电报。他请假于四月到上海，父亲的遗体早已火化，骨灰盒被在安徽灵壁县农村插队的哥哥居乾拿走了。原来，早在一个月前，居元的父亲居士林因心脏病突发而去逝，当时居元正在前线作战，为了不影响他的情绪，分散他的精力，家里没有及时告诉他，等部队回撤之后，才发电报告诉的。母亲对他说：“里弄里同你一起去的人都回来了。你也回来算了。”姐姐居珍也劝他说：“你仗也打了，功也有了，可以把户口迁回上海来了。现在知青正在回城，是个好机会，加上你眼睛高度近视，又有医生证明，居委会也同意给你申报户口。”居珍见居元笑着不表态，又说：“云南边疆有什么好，那里有什么人钓着你呀？”这时，居元对姐姐才说了两个字：“早啦！早啦！’ 自卫还击作战胜利结束后，居元先后参加了云南省自卫还击保卫边疆参战支前庆功大会，全国农垦系统“双学”群英大会，在会上介绍了他参战的模范事迹。1979年8月，居元被指名去北京参加由国务院知青办召开的全国知识青年先进代表座谈会。座谈会期间，当时的中央领导华国锋、李先念、王震、余秋里、胡耀邦等接见了他，并对居元的事迹给予了高度评价。他们说：“你扎根边疆有功，自卫还击作战有功，顶住‘回城风’，继续扎根边疆有功。扎根边疆是有前途的，中央不会忘记你们。”李先念同志赞扬说：“新疆正在搞‘回城风’。你顶住了“回城风”还参战立功，。了不起！”王震同志带着极大希望地说：“我是老农垦部长，在农垦干了一辈子，你居元同志能不能象我一样，也在农垦干一辈子？”居元当即坚定地表示：“请中央首长放心，我坚决在边疆干一辈子。不但要干好，还要保卫好。” 知青座谈会结束后，居元取道上海回云南。在上海停留期间，上海市委书记王一平和杨浦区的领导亲切地接见了他。王一平对居元的英雄事迹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和鼓励。他说：“你是上海知识青年参战中唯一的一个模范，你的事迹在《解放日报》刊登后，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你不仅是上海知青的骄傲，也是上海人的骄傲。”居元谦虚地说：”“我做得很不够，还需要继续努力。”王一平又亲切地说：“小居，墙内开花往往是墙外香哟！你还是回上海来的好。上海市杨浦区团委想要你，让你考虑一下。如果想回来，你这次就不用回云南了，我们派人去云南给你办理手续。”居元向王一平书记汇报了中央首长接见时的谈话，尔后说：“中央首长希望我长期扎根边疆，我已当面表了态。要言而有信，现在不能再回上海了。”王一平听后说：“哦，我原来不了解中央首长给你谈话的精神。既然中央首长有要求，你就在边疆好好干吧！家中有什么困难，我们帮助你解决。”居元向王一平书记谈了两件事：“一是家中 8口人，只有30多平方米住房，比较挤。而且屋中还兼过道，楼上两家进出皆从屋里穿过。请政府在可能的情况下，重新修建一个出口道，或者给予调整下住房。二是家里想买台电视机，但弄不到购货票。”王一平当场表示：“要解决，要解决。这样的功臣模范，这样大的上海，应当解决。”第二天，区委机关一女干部就给居元送来了一张金星牌电视机的购货票。没过多久，区房管局就分给了两室一套的新房，并亲自把钥匙送到居元家中。党和政府的亲切关怀，使居元更加坚定了扎根边疆、保卫边疆一辈子的决心和信心。 一阵“回城风”刮过之后，当时来到大南溪分场的40多个上海知识青年就只剩下居元1人了。他成了一棵独立的小树。 1979年10月，居元被选送到云南省委党校学习。3个月结业后，于1980年初被任命为马格队副队长。马格队有60多户，80多个职工，都是瑶族，除种植水稻50亩外，还生产砖瓦，养猪，种菜。这个队因品种少，利润低，连年亏损。居元到这个队后，除协助队长管生产外，主要分管教育、卫生、基建和后勤。他重点抓了大头砖瓦窑。他去以前，每年只烧3窑，产砖瓦7．5万块。他去以后，采取定人定额，给窑上一切方便，租用拖拉机运柴等方法，大大缩短了每窑的周期，全年共烧了6窑，砖瓦产量增加了一倍。为了提高养猪种菜的效益，减少亏损，他采取调进良种，少养肉猪，出售小猪的方法，使1980年扭转了连年亏损的局面，尽得利润4000多元。在种菜上，他采取定人定任务，充分调动种菜职工的积极性，使产量大幅度上升，全队除自给有余外，还外销得利润1000元。由于居元同队里其他干部团结一致，加强经营管理，使这个贫困队尽量减少亏损。1980年。农场允许他们亏损1万元，实际只亏8000元；仅81，农场允许他们亏损8千元，结果刚好符合指标。 一般来说，当了英雄模范，更应当受到尊敬和重用。然而，在当今社会的个别角落，在党风不正的某些单位，亚非是如此。居元不仅是一个作战有功的模范，也是一个有知识、有能力的青年，还是一个全国有影响的人物，因坚持原则，同领导发生一次争吵，便种下了灾难的祸根。1982年，河口农场进行体制改革，将大南溪分场和南溪分场合并为南溪农场，在班子调整中，居元的副队长职务不明不白地没有了。为此事，居元曾多次找过领导，提出不能安排当干部，给安排当工人也行。韩书记的答复是：“党委开会研究时，对你没有任命，也没有免职。没有免职，你照领工资。我与其他领导商量后，再安排。”不久，韩书记调走，便无人问津了。居元领了几个月工资，吃了几个月闲饭，总感到不是滋味！“这怎么对得起党，对得起人民呢！知内情者，同情是客观造成的；不知道者，还以为是居功吃老本。”于是，他从1983年7月后，就不领工资，不吃闲饭，自找饭吃，等待组织安排工作。在“待业”期间，先是岳母支援1000元，自己积蓄500元，与分场司务长合买了一台拖拉机跑运输。由于司务长不会开拖拉机，居元高度近视力、没有执照，只好请人开。而请的人想开又不想开，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弄了一年多，收入的钱还不足修理费用，只好卖掉拖拉机去支付养路费和司机工资。接着，当地部队要修一段通往前哨的阵地公路，居元又参加了修路包工队，每月只领得50元的生活费。到1985年6月，居元曾在基建队当石工师傅时的指导员杨立浦，得知居元生活没有着落的情况，提出卖给他一批小鸡养，以谋生活。居元在爱人王树华哥哥处借支1000元，凑足1300元，买得小鸡315只，饲料一吨。由于长途运输，加之缺乏养鸡经验，只成活170余只。在近一年时间内，居元全靠以鸡养鸡（卖掉鸡和蛋买饲料）、以鸡养人（卖鸡和蛋买粮食）。居元在连续37个月没有工资收入的情况下，艰难地度日。 当时，居元的爱人王树华，工资也不高，64元钱要养活三口之家。虽然那里不是大城市，却是10类地区，副食品尤其是蔬菜昂贵，他们生活的艰苦程度是可以想象的。王树华为了尽力关心丈夫和孩子的身体，自己省吃俭用，体重减轻了25斤，一个体态丰满的媳妇变成了身材苗条的“上海小姐”，患了贫血头晕症。王树华实在是忍受不了，本来很宽宏大量的女性，也不得不说起牢骚话来：“这么大的农场，这么大的党，安排不了一个英雄。我这妇道人家还能养活你这英雄和英雄的女儿啊！’一个有志气的热血男儿，听到靠女人养活的话，确实感到窝火和内疚！“那怎么办呀，只有分开吧，你拿着工资养好你和女儿。我去自求生路。”一气之下，离婚报告便送上了法庭。 在面临妻离子散的痛苦时刻，居元仍然没有动摇他扎根边疆、保卫边疆一辈子的决心。没有产生过回上海摆小摊的想法。他想的是，无论如何不能辜负中央领导的期望，无论如何不能违背自己“扎根边疆、保卫边疆一辈子”的诺言，无论如何不能离开农垦岗位，无论如何不能离开边防前线。尤其是1984年以来，越军经常向河口地区开枪开炮，边境上的战争一直不停地在进行，作为一个“支前模范”，他随时准备支前参战，再次惩罚越南侵略者。他在给红河州农垦分局纪委的信中写道：“8月1日．我就要饿肚皮了，只有去要饭度日”，但“我是党员，支前模范，我在社会上要饭，会给共产党、给社会主义抹黑。我是农垦干部，无奈何，为生存要饭只能在农垦局门口”，“那怕是饿死也要饿死在农垦系统”。 农场法庭接到居元和王树华的离婚报告，调解员丁秀山经过调查了解，发现他俩夫妻感情很好，与小孩的感情也好，之所以提出离婚，完全是家庭经济生活困难所迫。而家庭经济生活的困难，主要又是客观造成的。于是劝说他俩不要离婚，法庭帮助反映，也建议本人越级向纪委反映。这时，居元才茅塞顿开。在半年时间里，他连续给农垦分局纪委写了6封信，反映他的坎坷不平，要求落实政策，安排工作，以便为农场建设贡献一份力量。分局纪委书记曹文彬看信后，深表同情。他觉得，上海知青在农垦系统已为数不多了，居元在作战中当过模范，又是按照中央首长的要求继续在农场扎根的，几年不给他安排工作，实属罕见。于是，他一面亲自给居元回信，安慰他等待解决，一面亲自去农场调查，到家中看望居元。乡后请局长、书记出面给农场领导做工作。经过近半年的努力，南溪农场终于在1986年8月26日下文，安排居元在场部经营科当统计员，；恢复农工7级工资待遇。农场方场长还亲自督促行管科为其解决了一套新修的住房。正直的共产党人给居元家庭又重新带来了欢笑。 “我俩这次总算是遇上好人了。不然，我俩早已各走东西了。”1987年底，我们在访问居元和他的爱人王树华时，他俩一再用感谢的语言笑着对我们说。我们在红河从农垦分局纪委查到了居元1986年11月15日写的一封感谢信，内容有这样一段话：“我衷心感谢共产党，感谢分局党委、分局领导、纪委和纪委领导同志。在你们的亲自关怀和过问，农场张书记及其他领导同志研究后已作出决定，使我的工作得以落实”。“没有你们的大无畏精神，要得到落实是不可想象的。我再次向党委、纪委，特别是纪委曹书记，向一切过问过我问题的领导同志表示谢意。”“我一定扎根农场，建设农场，如果越南当局再次挑起战火，我随时准备再次参战，把自己的青春献给边疆，献给边疆建设。” (节选自云南省军区编<边陲雄风--云南边境对越自卫还击作战十年民兵英雄集>)

duyong68

顶！
好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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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上海人如何?

少来与没得

好样的上海人。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