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双眼睛里的战争:南疆集团军在1979——1987 （4）（转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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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贴子最后由119t2p在 2005/01/24 00:40am 第 2 次编辑]

           二、闻鼓篇

     我了解，越南入侵柬埔寨，黎笋有个讲话。在估计中国可能作出何种反应时，他自信极了，十分肯定中国除了十分激烈的言辞，是再拿不出别的什么来的......
    我也了解，当越南五路大军正向金边悍然疾进时，北京还在最后商定我们该作出何种反应的会议情况。
    可惜，介绍材料的人一再说，要公布这些材料得请示有关上级批准。
    如此，我只能讲几个仓促上阵的中国将士的故事，意在说明：黎笋有一点说对了——中国作出任何行动、反应都是万难的。但他的估计有一个根本性错误——中国到底不是美国！

          从“牛棚”直上战场
                                   ——王有富（前副军长）

        
    （在这个军，到处能听到夏伯阳式的故事。段如金师长说：“王有富那老头不怕死，给我印象特深。1979年反击战，敌炮炸成一锅粥，老头坐个吉普车来了，一脚蹬在踏板上，身子伸出车门外，头昂昂的，连眼皮也不眨一下，一个劲儿喊司机：开前开！我想起《夏伯阳》电影里也有这么个镜头……”
     在干休所，见到王有富老头，我们提起这件事时，他笑了笑说：“我哪是不怕死呵，只是觉得死在战场比屈死在‘牛棚’里好！”
     1978年3月我进了学习班。
     当时，凡认为和“四人帮”有牵连的人都进学习班了，我是最后一名。说是老鼠拉木楔，大头在后，经过对先去的人反复揭批查，最后认为，和“四人帮”挂勾人就是我，总后台就是我，罪魁就是我！
    什么罪名？说我们军要为“四人帮”搞武装政变！现在是人证物证都查巴实了。没早“请”我来，是对我持慎重态度，等待我自己觉悟，主动交代……
    花了好长时间要我转变立场，我说，这个立场不好转呀，要转我就得转到“四人帮”那边去了，还不是一般的，是死党！
    派了七个人看管我，门窗都钉死的，不能和外界接触，车轮战。
    搞得我很难受。骂人吧，人家说我的案子是上级党委研究了的，华主席批了的！低头过关吧，不行呀，这武装政变可不是我一个人能搞的，必然上下左右牵连好多人。
    好多军师团营干部都被搞进来了，想的就是从我这儿突破个口子，我不能干这种缺德事！
    真是的，你浑身是嘴也说不清。我确实想过，活着拖吧，可拖到何时是了？一死了之吧！不行，我不明不白去了，这多被认为与我是“一气”的干部不永远落个疑点、污点吗？
    我们这个军，在云南住了三十七八年，只要中央、上级一声令下，我们什么没干过？边疆巢匪、筑路、开荒、抢险救灾……干什么我们几万官兵不是上下一心，生死不惜？文化大革命中云南两派斗争激烈，你杀过来，我杀过去，有时局面收拾不了啦，中央叫军队出面，而且是命令，上面有好多领导落名，我们不听，能行吗？谁料得到当时有个“四人帮”一手遮天，他们常常假借我们周总理、叶老帅的名字号令部队？
    军队一出面，制止手里也有枪炮的群众厮杀，难免造成伤亡，军队本身也有损失，这罪过是谁的？
    我个人确实在文化大革命中干过“蠢事”，说了很多错话，当过一两次制止武斗的副总指挥。就在我自己进学习班前，我对上面布置的“揭批查”运动也是积极的，对下面干部搞“划线站队”，点了一些人的名。我有很多教训，到现在想起就一晚上合不上眼。
    “揭批查”，真扯蛋，是用“四人帮”那套清“四人帮”，用极左清极左。我们军很多对部队对地境熟悉、有才干也很年轻的干部被错误处理了。这使1979年那一仗受了很大的影响！
    要打仗了，我先是从广播里感觉到，后来看到部队出发。我想要求上前线，又想，人家怎么会放心你，根本不可能，也就算了。
    后来学习班的干部也调走了，办不成了，叫“暂停”。我2月14日才回到军部家里。
    2月16日一早我在大操场转圈，突然看到了杨得志同志。在这之前我在报上见了他来昆明军区当司令员的消息。我上前给他敬了个礼，报了我的名字。
    战争年代我多次见过他，但没有说过话。五十年代我在南京军事学院学了几年，他也在，当然 不同系，他研究战役指挥，我在基本系。可能他对我的面貌有点印象，“哦”了一声，跟我握了握手。
    他看了看我没带领章的旧军装，问：你现在干什么？
    我知道他时间有限，赶紧说，我是这个军副军长，现在住学习班，人家说我要搞武装政变，司令员，让我先去打仗吧，我对这个部队熟悉，平生也没有别的本事，只几十年没断过打仗，也多少学了一点。
    他看着我，摇了摇头，我已经感到没指望了。却听他轻轻说了声：“扯蛋！”又握了握我的手，“你九点钟来找我。”我感到有门了，连忙补充一句：“司令员，与其叫我蹲‘牛棚’，不如到战场上考验我！”
    九点钟，我到了军党委会议室。杨司令员问了问我的简历。我想诉说一下我的委屈，他说，那些话不要说了，大敌当前，打完仗再说！至于你的工作，我们研究一下再答复。
    十二点过，军区刘志坚政委就来我家通知：王有富同志，准备一下吧，马上出发。他叫我跟随××师指挥，还说了该师任务是什么。过后张军长又给我具体讲了中央的战略意图和各师的部署与任务。
    老伴在上班，我自己手忙肢乱收拾时，心里高兴激动得直掉泪。老伴回来，见我边收拾边“哭”，吓惨了，“他们要把你往哪转移？”我把胸口拍得咚咚的，“叫我打仗去！……”老伴听了我的述说，也高兴得又笑又跳的。她可不是个好战份子，是为上级终于还相信我这个人，乐得把战场上可能遇到的艰难风险全忘了。
    当天下午六时我就出发了。因为部队都到前面去了，只好我一个人赶火车往河口方向去赶部队。送行的也只我老伴一人，那滋味真叫人说不出来，昨天还是个受审查的，明天可能是个指挥员了！老伴说：“你可要仔细点呀，凡事多找人商量，再马虎不得……这一仗打好了好，打不好你可又是一层罪名呵！”我嘴上说：没问题！心里想，放心吧，打不好我也给你赚个烈士家属！
    2月17日我到了河口，部队已经出境，打响了，我又只好往前赶……
    （王有富同志只给我们说到这里，至于他那次在前面的指挥情况，他不愿说，一劲儿摆手：“小鸡巴仗，有什么好说的！”）
    （不久别人告诉我，1979年自卫反击战庆功祝捷大会上，杨总长又见王有富连说“好同志，好同志！”后来，总政发了个通知，指出以前那所谓的“武装政变”问题，纯属个别人在诱供下的“虚构”，应予彻底否定！王有富同志很风趣地对我们说：“那一仗对我个人说也很及时，换得了我一个心安理得的晚年！”）

         
      从院校赶回来参战的罗烈文
                                       ——杨旭先（副师长）


    罗烈文现在是师长，他有今天，靠我“拉”了他一把，不然他可就不知身在何处了。
    在一起的时候，我没给他说过这码子事。
    1979年2月22日，我们已出国作战五天，他来了，以副团长身份来指挥我们营。
    他是在北京军事学院学习时听说要打仗，主动要求回来参战的。坐标飞机、火车、汽车拼命脉往前赶，还是晚了。
    我以为他带来了上级新的意图。他说，他什么也不了解，到团指、×副师长只给他说了一句话：“你去协助三营指挥”。他提出给一枝枪，回答是：“自己到前面找吧！”
    1979年那一仗，我现在回想起来又好气，又好笑！我们团是从营建工地直接拉上战场的，整个部队都可以说带着十年浩劫的满身创伤。军师团干部不能说毫无指挥经验，但解放战争中他们至多是营连排干部，离现代战争和职务对他们的要求是有很大差距的。
    我在师指接受作战任务时，领导只说：你们三营是前卫营！其他营长没说话，我站起来说：我不清楚，我们的路线、各阶段目标是什么？沿途敌情如何？左右邻的情况如何？……都不说话，我又拿出地图给一位参谋长：“是否请你在这图上勾一下？”他不吭声。×副师长说话了：“就你杨旭先话多，叫你当前卫就是让你边打边摸情况嘛！”
    罗烈文和我一样两眼墨墨黑。我看着他，除了手里抓一顶汗透了的军帽，可谓赤手空拳，没枪、没电台、没望远镜，连件雨衣都没。我们是同龄人，原来很熟，我说：你像个打仗的样子么？还指挥，指挥个屁！
    他苦笑了一下：“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上级叫我这样打我就这样打，叫我这样指挥我就这样指挥！”
    2月23日晚，我营奉命沿公路向××高速前时。途中遇一友邻副团长，说前面有敌人的既设防御阵地……罗烈文和我决定：两个连沿公路两面山脊前进，一个连沿公路走，前头放一个加强班……
    师指不同意，批示我们收拢部队，跑步沿公路前进。事后我得知，有的领导轻敌，认为越军正如同当年我大军渡江南下时的国民党残兵，只待我们去“秋风扫落叶”了！
    罗烈文在电台上骂了一句：“你们像催命鬼！现在伸手不见五指，要收拢，很危险！……”但军令如山，只有服从！
    走着走着，敌人一发信号弹升起，子弹雨点般的打来。我们陷入敌包围圈中。四面受夹击。
    罗烈文带一个班在队尾。他们在一个山凹部隐蔽下后，立即和上面联系。但敌人也判断得很准，集中炮火打他们所在的山凹部，电台打坏。他先派了杨参谋，后派警卫员与后续部队联系，两人都没走出多远就负伤了。天虽黑，但满山枯草，敌人见哪儿有动静就往哪儿打。罗烈文也一度被炮火掀起的土埋住。为了恢复与上级的联系，呼唤支援火力，他决定在敌人炮响的同时钻过枯草丛，从烈士身上抓一枝枪突了出去。
    他找到团指挥所时，浑身是血。那里的人对他报告的情况一筹莫展。因对敌人和我方所处的位置不清楚！
    罗烈文说了一句让别人后来抓住了把柄的话：三营完了！而且是带着哭声怨气的，这就更糟了！
    罗烈文并没有在团指停留。天明当我们正调整部署准备向前方山头守敌发起猛烈攻击时，他回来了。
    见到我时，他说：我们只有死在这里了！
    我们的战士用他们英勇机智、生命和血弥补了上级指挥的失误与经验不足。
    这一夜，我营人自为战。有一个机枪手刘为华摸进了敌人营房，藏在一个草堆里。天亮时，越军吹哨集合，可能当官的要部署怎么防守吧。他不动。等敌人刚集合好，他一阵猛扫，四十多人倒下了二十几，他立了一等功。机枪连副指导员赵富华，倒在敌地堡下，第二天我们攻上去时，他的前面坑道内有敌人十几具尸体……
    打完仗，罗烈文被派去外地看望伤员，同时被告知：你的问题等待调查处理。
    罗很老实，问都没问，乖乖地走了。
    他不知道，人家告了他：临阵畏缩，只身脱逃，还埋了武器、电台、公文包……
    上级成立了专门的调查组。
    调查的对象首先是我。
    “你是共产党员，要如实向党反映情况！”
    “你们要什么情况？”
    他们讲了别人对罗烈文的揭发，一二三四，很吓人的罪名！
    我讲了当晚战斗情况后说：我是共产党员，倒真有一肚子实话想对党说。我觉得，我们有的人在惩罚越南人时是软弱无能的，在惩罚自己的同志时倒是很厉害很有办法的！我还怀疑，有的人不是为了好好吸取一下经验教训来进行战后总结，而是为了整人，向下推卸责任！还有的人整罗烈文是出自他们的私心，因为他年轻、能干、吃苦在前，是个强有力的竞争对手！罗烈文主动从北京赶回参战，当天晚上就叫他带部队上去，如果说他有缺点，那就是他作为一个指挥员太盲目，对情况一无所知，但这个责任不该由他本人负，而应由上级负。为什么不把他先放在指挥所让他了解情况？罗烈文风雨兼程，远道赶回，两手空空的时候一头钻进战火，在他多次派人回来联络不成后，又不顾安危，冲出敌人炮火封锁，……这样的干部、这样的赏有什么可说，你们到哪去找！
    罗烈文的问题调查也就到此结束了。
    我不是说，他今天当上师长靠我……不是！靠他自己。他以后搞部队训练、建设、带侦察队、指挥打仗都有一套，屡建功勋。他是靠他自己的硬本事上去的，但如果没有我当初的如实证明，他有本事又咋着，上哪显去？如果，我也揣着私心，顺坎蹬他一脚，他岂不更惨了？
    （后来，我见到了罗烈文师长，如实转述了杨旭先副师长上面的话。罗激动得两眼红湿，说，我知道有人为我打抱不平，也猜出是他。但不知我当时的“问题”那么严重。确实，唯有他和我在一起，唯有他了解当时情况，假若他不为我说话，我是跳到黄河也洗不清的！想起来真后怕。）

   
        临打仗留下的一个转业干部
                                    ——王滇伟（团政委）

    我原是九连指导员。1978年调团里当宣传股长。和我共事多年的九连长谭世强在我当股长的同时宣布转业。
    谭世强想不通。他是贵州人，在云南找的对象，有两个孩子，大的五岁，小的三岁。他的想法无非是再干两年，捞个副营级，办了家属随军，好一块回贵州。“不然我家分两处，咋办呀？”他对我说，希望我给团里讲讲。团里说定了，不好变。
    老谭工作负责，也很有能力，但方法简单些。他当了九年连长为什么一直没提呢？就为几年前九连出了个事，代理事务长没提成干，把团长打了，他为这个事务长说过话，后来团里一直把这事怪在他身上，对他印象老不好。
    到了1978年快过年时，团里演习，接到往前开，准备对越作战的命令。老谭已办好一切手续、东西都装好要走了，团里征求他的意思，说部队要扩编，缺干部，如他愿意留下就到八连当连长。要干也会提点什么要求。本来嘛，九年的连长，又是已宣布转业的，留人家下来是去打仗，怎么也该在职务上考虑一下嘛。但老谭什么也没提，只说了“服从组织”四个字。他不是没想法，骂骂咧咧地：“妈的，平时我想干不叫干，要卖命时想起我来了！”我说，那你为何应下了？他说：“老子是宣布转业，不是宣布‘转党’，他不来征求我的意思也不想走，到编余队去作点战勤工作。”
    他到了八连，一下子补充来七八十个新兵，领章帽徽没发，营房没进，直接到了边境集结地，马上就要去打仗。那工作真难作呀！
    部队没房子住，自己割草盖茅棚。因为是从野营演习场拉出去的，新兵到连后连锅碗都没有。老谭既要抓部队训练，还要找老乡借东西，自己打灶。团部离八连不远，我常去看他。有次见他在教班长们打绑腿。他对我说：“班长不会打绑腿，炊事班不会作饭，当兵几年要学的东西，全都靠这几天内我一个人教会他们。”
    老谭很辛苦，瘦小得不成人形，黑脸上挂一层汗霜。临战了，不强化训练也不行。装备没运到，他给每个兵身上加柴火棒棒，凑够战时的负重量三四十公斤。入伍不到一月的新兵白天累得哭眼抹泪，晚上睡在橡胶林中的茅草棚里，红蚂蚁、干蚂蝗厉害得很，也真够他们受的了。
    有一天，三个新兵跑了。老谭一晚上跑六七十里，到县上车站把这三个兵堵了回来。回来，他没批评他们，反倒买了一只鸡、一壶酒请他们吃。边吃边对他们说，你们不想干，我还不是不想干。我已宣布转业了，家里有老有少。为什么我不走呢？想的是这回上去立个功当个英雄什么的，给家里人争个荣光。临要打仗跑回去，岂不给父母丢脸，辛辛苦苦养个儿子是个逃兵……
这三个兵留下了，现在还在我们部队，都当干部了。
    我听说老谭逮回了三个新兵，连忙往他连队去。我心想，按老谭的火爆性子，还不知怎么处置人家呢，到那里一看，我从心里佩服他，更觉得团里对他的“二杆子”评价太不公正。
但他的性子确实倔。就是这一天，我俩在棚子里说话，他们连指导员在外面宣布：“吃完饭，班为单位到河里洗洗澡……”他从棚里一步跨出：“这么紧张的情况，洗什么澡，？休息！”指导员是他过去的兵，说：“大家好久……”他回答：“耐脏也是锻炼！”指导员只好说：“按连长说的办！”事后我说他，你怎么不给指导员留点面子？他说，纪律大于面子，打仗了大家见了河沟就洗澡还得了？
    我又一次去，给他带了爱人捎来的四川榨菜，他带人到林子里采了一大筐菌子回来，一锅煮了，说新兵来，胃口都不好，让他们尝尝鲜。煮好了，他先吃。对围在锅边的兵们说，小心中毒，你们还没娶老婆……吃了，他又咂嘴又摸肚子，还翻白眼，大家正吃惊，却见他跳着大叫一声：“好鲜呀，大家吃！”
    出国后，又见他几次。一次在路上，我们用一件雨衣蒙着头，抽了一支烟。他说：“老王，别忘了上我家看看，拜托啦！”我说：“不知哪个见不着哪个呢？”他说：“我也一样，上你家……”
    又一次，是他们打下一个阵地后，我们临时挖了个坑，抱着蹲在坑里说话，我问：“怎么样！”他说：“再有一两月训练就好啦，现在都看着我啦！”他们连打得不错，连续攻下几个山头，都是他身先士卒，打头阵。
    最后一次见他，就是他的遗体啦！
    那是打敌人一个团部。老谭多处负伤，还坚持指挥，直到连队占领高地。他最后给指导员说的一句话是：“有对不起的地方，你原谅啦。”
    我很难受，但我没敢大声哭。因为八连的新老兵都哭得在地下乱滚。后来宣布撤军，八连的工作最难作，尤其是新兵的工作难作，说他们刚打出点经验来，为什么要撤呢？
    回国后，上级给谭世强同志追记一等战功。
    我去过他家，他爱人也来过部队，她说她有个要求，希望部队能把谭世强的事写下来，留给他的儿子：“在世时他的娃娃不认识他，不喊他爹，娃娃是他的骨肉，我不能让他长大了也不知道他爹是啥样人！”她知道我和老谭好，最了解他，临走一再对我说：“老王，这事就拜托你啦！”她没再提别的。
    他爱人叫胡琼华，在云南墨江县人民银行当公务员。我好久没去看她了，就因为她的唯一要求我没有办到。
    作家，帮帮忙，把我们谭世强的事写进你的书里吧！

  

刀客001

很真实，请接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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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引用由刀客001在 2005/01/24 00:34am 发表的内容：
很真实，请接着来。

     一时看不了这么多的。明晚接着来！

刀客001

我都看了几遍了，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