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想花更多的精力去回忆那天下午的战斗了,什么一排怎么占领了有利的位置,二排又怎么样进攻,谁又打了多少发炮弹,谁又怎么样冲了上去!敌人又是怎样对我们炮击,在哪里我们又打了信号弹,在什么时候我们又吹响了进攻的号角,我们又是如何向敌人投弹,几点几十分,我们又是如何、如何……,等等,等等。那样使我越想越气!越想越窝火! 还是先让我回想一下那天晚上的情景吧! 接到上级的命令后,黑夜中带有怨气的撤退开始了。 连长迅速用861电台向各排发出了停止进攻,回撤的命令。 命令是发出去了,可得到的回答并不明确。一排长在山沟里,信号接收时断时续,二排长在敌人阵地上,根本没有办法用861电台回话,只是按了下电键就停止了应答,三排长电台已经被后面的指导员接替了。 全连分散在丛林中,不是每一个战士都能听到回撤的命令。要想在短时间内向分散在丛林中每个战斗员传达回撤的命令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于是,连长叫通信员到后面的丛林里吹响了小喇叭。 “嘟——嘟——!”两声长音后,一切又安静了下来。 喇叭也不能反复的吹,那样会引起越军的怀疑。 在敌人阵地前的战友们都听到了回撤的命令。许多战友是通过战友间相互传递而知道回撤的。 由于之前的战斗,大家的鼓膜都受到了非常大的震动,有很多的战友耳朵根本就听不见声音,他们更难听到自己战友的呼喊和口令。为了使对方能听到声音,我们每个人都要对着对方的耳朵使劲、小声的喊叫。 但这样的条件并不多,因为很多战友是在敌阵的前沿,还有的战友是在敌阵之中。当我们在接到回撤的命令时,我和连长及班里的几个战友正在敌前沿ffice:smarttags\" />50米处。 回撤,或者说是撤退,看似一个简单的战术行动,可一点也不比进攻简单。我们最担心的是越军利用他们对地形的熟悉来骚扰我们,他们如果前出阵地来袭扰我们的话,我们会非常被动的。 连长非常担心,他担心敌人的反击,担心自己的战士不会保护自己。 黑暗中我摸到了一只战友丢下的班用机枪,借着夜色,我检查了一下武器。这挺班用轻机枪已没有了弹鼓,也许是被越军的火力打掉了。弹槽上还挂着一节弹链,弹链虽不长,却挂满了有30多发子弹。 我摸了一下,确认了子弹是在堂上后,随手把我手中的冲锋枪递给了连长。 “连长!你拿着这只枪,我用机枪,掩护你们后撤!” 连长接过我递过去的冲锋枪,他拿在手里,转脸对着我说:“不用!云风,我们一起走!” 连长双眼看着我,似乎并不信任我能担负起掩护他撤退的任务。他看着我拿着是一挺没有弹鼓的机枪,弹链也很短,放心不下! “连长,你放心,足够了!”我端着那挺机枪,信心十足地说。 其实,当我端起了那挺机枪,我才知道,对操作机枪我并不熟练。感觉比自己的武器重了很多不说,端在手里还不好控制,两个脚架在下面晃悠,使人很难控制机枪,完全没有我的冲锋枪顺手! 虽然战前我们每个人都对各种武器进行了训练,也会使用,可毕竟时间短啊!不是自己的武器,拿在手里怎么也觉得不顺手。 “好,交替掩护!”连长没有和我过多的争执。 此时的连长身边已经没有人了,文书受伤了,两个通信员一个负伤,另一个手拿半自动,步话机员没有武器,另外还有两个战士,接下来就是我了,我们每个战士都知道保护连长的安全是第一重要的任务! 很快,我们回到了我们身后的无名高地,应该说,除了在无名高地上担任火力掩护的分队外,我们是最早回撤到无名高地上的人了。 连长迅速做出了部署,令我们熟悉进攻路线的战士执行接应后撤的战友,其余的人迅速构筑工事,防止敌人的反冲击。 我又一次的向215高地摸去,嘴里不停地发出我们在战前规定好的回撤信号,那是学着蟋蟀的鸣叫。 很快,又有不少的战友回到了无名高地上。 我记不清我前出了多少次去接应战友,也记不清接回来了多少战友。重要的是,当我们大部分战友回来后,我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去接应那些丧失了行动能力的伤员战友,我们要把他们安全的接回来,不能让他们再受到第二次伤害!不能再让他们得不到及时救治而牺牲!我们还要把那些牺牲的战友抬回来,不能让他们躺在敌人的阵地前啊! 经过简单的清点人数,我们一个180多人的加强连队,现在加上牺牲、受伤和完好的战士也只有100多人左右,还有很多的战友在前面,我们不知道还有多少人牺牲、多少人负伤、多少人在敌人的阵地上! 正当我们把一个个伤员战友抬回来的时候,二排长回来了! 全连的战友最担心的就是他们了,听到二排长安全的回来,大家非常高兴,迅速地向连长作了报告。 二排长贾颖民,他快速来到连长面前,在他那棱角分明的脸上是一脸的焦急和愤怒! “怎么撤下来了!再打一下就上去了!”他冲着连长喊着。 连长并没有急于和他争论,而是焦急地询问其他人的情况。 “副指导员呢?他在哪里?” “副指导员他负伤了!还没有回来吗?”他反问到。 “啊!”连长吃了一惊! “快!派人去找!一定要把他给我找回来!”连长他没有理会二排长所发的牢骚,反而对着二排长命令到。 二排长枪一提,问到:“谁跟我去?” “我!我,我!”一群战友站了出来! “我!”我也同样喊出了我的要求。 这些话并不是我今天要来渲染自己,也不是想歌颂我们连队的战友,那是当时的真实写照啊! 在周围的战友起码有6、7个人站了出来,没有人退缩。 在当时,谁都知道,在丛林里,在黑暗中,要前出到敌人的阵地前几十米的地方,去找寻我们自己的战友,那是一项非常艰巨而危险的任务!不要说自然条件艰苦,更不要说还有敌情在威胁,仅仅是大家的体力就已经很难支撑了!可大家没有一个犹豫。 “要多去几个,要派人掩护!” “82无、重机枪注意!你们注意掩护,不要伤着自己人!” “其他的人抓紧构筑工事和装填弹药!”连长不停地在布置着任务。 在其他战友准备的同时,我们有20多个人,开始向黑暗中的215高地又一次摸去。 我们每向前走10多米,就留下几个战友担任掩护,一节一节的向前,一点、一点的沿着当时二排进攻的路线向前摸去,终于在敌阵前30多米远的地方找到了副指导员——刘增武! 好消息传来,他还有呼吸,还有心跳!不过此时的他已经昏迷,早已不醒人事。 敌人就在前面,我们不敢发出一点响声!由于他体格健壮,我们很难将他挪动。只能一点点的将他往回拉,除了拉他的四个战友外,其他的人全部将枪口对准了敌阵。 大家的体力严重下降,几个人费了很大的劲才把副指导员拉了下来。黑暗中我们不知道他伤在了哪里?他浑身上下都是血,衣服没有一处干的地方,手在他身上任何地方一抓,都是粘手的血浆!他全身散着刺鼻的汗味和血腥味! 我们不敢随便翻动他的身体,无法去检查他的伤处,也无法在黑暗中为他包扎,为了尽量地减少震动给他带来的痛苦,避免骨折对他造成的伤害,我们只能多人去抬他。 八个战友用工兵锹和冲锋枪插在了他的身下,一边四个人,两人一组地把他小心的抬起,跪在地上向后一点点的挪动,这是在战前,我们每个战士都知道搬运不明伤情战友的基本动作。 有人专门在前面开路,拨开树枝和丛林。有人在两侧担任警戒和护卫,周围的战友,俨然搭起了一座掩护的桥梁! 接近我们的高地时,大家才站直了身体把副指导员抬了起来,快步地向我们的阵地撤去,再不用小心翼翼的猫着腰了。 “嗷!”的一声长叫,副指导员醒了过来。 毕竟不是用担架抬他啊!也许是我们来回的晃动惊动了副指导员,他醒了过来,痛苦的发出了一声惨叫! “哦!”又是一声惨叫。 “副指导员!忍着点,我们很快就到了!”黑暗中的战友安慰着我们的军官。 我们也担心啊,我们也害怕啊,一大群人都站着,这么密集,要是越军听见我们发出的声响,向我们开枪,必定又会发生新的伤亡啊! “嗷!疼啊!疼啊!”他叫了起来。 我们听着副指导员痛苦的叫声,真是心如刀绞! 好在副指导员几声痛苦的呻吟后,终于回到了自己的阵地上。大家立即把他放在地上实施救护。 借着指挥信号旗上的一点光线,我看到副指导员左肋上一道明显的伤口。伤口长约20公分,有三指宽,从前到后贯穿了整个左胸,血肉模糊的和衣服粘在一起,断裂的肋骨暴露在外,仿佛你能看到在胸腔里跳动的心脏!这不是子弹打得伤口,要比何田忠中弹的伤口大的多。 虽然我已经有过抢救和包扎伤口的经历,但当我看到这样大的伤口时,仍然手脚发怵。 两个战友迅速为副指导员展开了救治,他们用了很多的急救包,反复地在他的身上缠绕,为他进行包扎。但每一次的翻身都使他发出一声惨叫,很多身边的战友看着副指导员痛苦的样子,都流下了伤心的眼泪! “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处啊”,这么一个刚强铁汉,这么一个勇敢无畏的人,此时发出这么痛苦的惨叫,谁能忍得住那伤心的眼泪,谁又能不为之动容呢? 我知道他很痛,痛得无法忍受,要不他怎么会叫呢?但再痛也要包扎啊! 为副指导员的包扎很快完成,但他痛苦的呻吟却越来越弱,直到后来我们已经听不到他的呻吟了,他又陷入了昏迷状态!他现在最急需的是医生的抢救啊! 医生会如何来抢救他我并不知道。是止血、清理伤口、缝合、还是输血?反正是需要医生!只有医生才知道怎样来挽救他的生命,而我们所做的只能是为他包扎伤口,只能是为他止住那已经快流干的鲜血,其他的我们无能为力啊! 是的,当伤员抢救回来后,我们急需的是要把这些伤员后送回去,让他们迅速得到医生的救治!这需要大量的民工、需要大量的担架。我们不能再用武器加铁锹来抬他们了。 我们急需的民工担架队迟迟没有上来,真是急死我们!电话、无线电,一遍又一遍的催促、一遍又一遍的询问。 “在路上了!” “我们又派出了担架队,你们注意接应!” 后方不停地这样回答我们,可这样的回答仍然不能安抚前方所有战士焦急的心情。 其实,在下午战斗一打响的同时,民工担架队就已经做好了准备。没有一个后勤指挥员会如此愚蠢,非要等到有了人员伤亡,才会把担架队派出来。 战前的准备已充分的说明,后勤是有这个准备的。战争还没有开始时,上级不是已经把我们的烈士墓穴挖好了吗?难道战斗打响了之后还不知道有人要受伤和牺牲啊! 民工们组成的担架队其实早已作好了准备,在我们身后的266高地上隐蔽着。战斗打响后,由于火力威胁太大,民工们根本不敢往前来参与抢救。直到天黑了下来,双方都停止了战斗,民工们才有条件上来接送伤员和烈士。但由于战斗太残酷,谁也没有想到会有那么多战士受伤和牺牲。一时间,民工和担架完全不够用了! 眼看着那么多的战友需要担架,连长再也无法忍受了,他令指导员带领着十几个战士去接应担架队,主动为民工们打消被越军伏击的担心,为民工们能快速地救护伤员赢得宝贵的时间。 黑夜中我们的搜救行动一直在继续,黑夜中的防御也没有停止。 连长此时非常地担心!他要担心的事情很多,可都不是我们所操心的那些内容!什么伤员能不能及时后送?烈士们能不能找回?还有多少人没有撤回,那些失踪的人员又在哪里等等。 他最担心的是敌人!担心敌人对我们实施反冲击! 反冲击,这个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战术术语,每个战士都能理解它的含义。确切地说,它是指在防御战斗中,防御一方主动跃出阵前,向敌方发起进攻的战术手段。 这个普通的战术动作任何一个国家的军队都会使用,如同任何一支足球队在比赛中,都会打出防守反击战术那么简单。军事上的反冲击和足球场上的防守反击其含义也极其相同,都是利用对方出现空虚,利用对方首尾不顾,利用对方暴露出的弱点对敌方实施快速打击!更何况越军的军事作战思想和战术很多都是从我们这里学来的! 这才是连长最担心的,他最担心全连战士在经过了几个小时的战斗后,体力不及、心理上又受到打击,加上黑暗中队伍分散,建制不全诸多的因素下,越军要突然对我发起反冲击,后果可想而知。 他在无名高地上来回地奔波,不停地指挥着一部分人前出去搜救我们的战友,一部分人在无名高地上构筑工事,丝毫不敢放松地做好防敌反冲击的准备。 反冲击,对我们来说是那天晚上最可怕的词。作为普通战士的我可能理解的并不深刻,但连长知道我们所面临的危险。他反复地告诫大家,一定要注意,一定不能松懈,就是再苦再累也要挺住!否则,我们会受到更大的伤亡! “挖!快点挖!哪怕能挖一个小坑也好!”连长命令着大家尽快地构筑好工事。 “连长,太累了,我们挖不动了!”有战士发出了乞求的声音,那声音非常微弱,显得非常的可怜! “你要想活着你就挖!”连长丢下了一句话后转身又消失在夜色中。 “嚓-唰!嚓-唰!”随后又听见那战士的铁锹声,那声音听上去很无力,很勉强,但那声音就再也没有停止过…… 我继续担任搜救,一直到我们把所有进攻路线上牺牲的和受伤的战友全部都抬了回来,确信所能找的地方都没有遗留,我们才结束了搜救行动。 时间过得很快,我根本看不清自己山城牌手表上的指针,只能估计着约在11点左右,各分队上报了各自的伤亡情况: 一排长报告全排只有3人受伤,无人牺牲和失踪!连长听到后多少有点欣慰。 二排长报告,9人受伤,2人牺牲,5人失踪!连长一下没了声音。我虽然看不见他脸上的表情,但与他长时间的相处中,我能感觉的到他是一脸的悲伤! 三排报告,只有9人完好,伤13人,牺牲5人。连长刷地一下站了起来,随后又坐了下来,他恼怒了!他对着报告的班长问到: “准不准确?” 可没有一个人敢回答“准确!”丛林中,黑夜里,是死、是伤、谁能说清?饥渴难耐的战友们是一脸的无奈。 连长命令开始重新清点人数,要清楚的统计自己的伤亡,要清楚的知道自己的实力。 这项工作通常是由连队的文书来完成的,他随口叫到:“文书!” “到!”文书李仁定小声的应答到。 文书是一个四川达县的小个子兵,有着尖尖的下巴,给人感觉很聪明和机灵,由于他先到连队,又有初中毕业的文凭,所以担任了文书的职务。 文书是一个让人羡慕的岗位。他平时可以不参加训练,呆在屋里,并且掌握着全连的物资,尤其是子弹,打靶训练时可以随便地打,可以最先使用上级下发到连队的装备,相当于一个准军官的待遇啊! 他一直坐在旁边,静静地听着大家的对话。当连长喊他时,他猫着腰悄悄的走了过来。右肩上缠满了绷带,一条三角巾挂在脖子上,把他的右手吊在胸前。 连长扭头一看,又不知道要说什么了。 文书受伤的情况其实他早已知道,可他还是习惯性的喊到了文书,平时安排工作的思维惯性还在继续。 “他受伤了!”旁边有人插话。 “我知道!” “你怎么还不下去?”连长改口责问着文书李仁定。 “连长,我不走,我跟着你们!”文书口气坚决的回答。 “不行!下去,赶快跟着担架队下去!” “连长,我能坚持,我伤得不重,我能帮着大家做很多事,我还可以压子弹啊!”李仁定争辩着。 “压个球!你给我下去,我命令你立即给我下去!” “杨云风,你送他和民工们一起下去,然后再参与清点人数!把伤亡搞准确!”连长不容辩解的说。 “走吧!文书。”我对着李仁定说。 “连长要发火了,不要再说了。”我小声的给文书递着点子。 “李仁定,回去后好好养伤!不要多想了。”连长语气缓和了下来,安慰着文书。 “恩、恩,连长,你们要多注意安全啊!”他哭了,用抽泣的声音回答着,黑夜中他流下了惜别的眼泪。临走时,他从裤兜里掏出个东西递给连长。 “连长,这个给你们留下。” 连长接过一看,是上午发的一个苹果,他没有舍得吃,一直为连长留着。 “你带着路上吃吧!”连长把那苹果又递了回去。 “不!你们现在比我更需要它!”文书态度坚决,似乎发了脾气,在这之前没人敢在连长面前说“不”啊! 连长手中拿着苹果,几乎掉下了眼泪。说了声“路上小心”后就把头转了过去。 他不愿意看到这样儿女情长场面,他更不愿受到这种情感的影响,他握着苹果,非常难过。但他是一连之长,怎么能这个时候流泪呢?怎么能在全连战士面前表现出他内心里的情感呢? 文书扭头走了,他不敢再与连长争辩,只能服从命令。 在路上,我问了他受伤势情况。 他说在战斗打响后,连长命令他与三连的友邻进行联络,他向右边跑去,可刚一露头就被一枪重重的打倒在地,他在地上滚了两圈,开始以为是被树枝挂了一下,可接下来的疼痛和鲜血让他知道是中弹了。子弹从他右肩锁骨下打进,从右后的背阔肌中穿出,没有伤及骨头,也没有击中内脏,伤口干净而简单。 受伤后是卫生员袁学高给他包扎的,包扎得很好,可后来卫生员却牺牲了!说到这里他又是一阵的难过。 “别说了,我知道了。” “你就放心回去吧,好好的养伤!”我叉开了话题。 我牵着他向后面的林中走去,把他交给了上来抬伤员的民工。 “老乡,这个伤员跟着你们回去,注意保护他哈!” 我和他做了告别,叮嘱他注意安全后转过身,向我们的无名高地走去。黑夜中他在我身后小声的喊着:“云风,你一定要注意啊!” 我回到丛林中,开始进行伤员清点的工作。 在距离敌阵较远,无名高地反斜面的一处山凹里,那里有一处相对平坦的丛林,我们的伤员都被安置在那。我进到丛林后才发现情况是如此糟糕,漆黑的什么也看不见,寂静地让人恐怖。 我一脚下去就踩着了一个人,他没有叫,也没有动。我赶紧收回了脚,试探着站稳了身体,再也不敢贸然的前进。我慢慢地蹲了下,开始用我的手去触摸脚下的战友,寻找我迈腿的空间。 当我蹲下摸到那人后,才知道自己方才踩到了一位烈士的大腿,他的身体冰凉并已经僵硬了。 我一下非常内疚,蹲在地上,手抚摸在战友的胸前,半天不知道干什么。我想问他是谁?踩着了疼不疼?可他永远也不会说话、永远也不会回答我。我只有在心里默默地对他说:“亲爱的战友,对不起呀!” 为这事,我到今天想起来都很难过,因为我不知道踩着了连队里牺牲的哪一位战友。 左前方的一位战友听见动静,小声的说话了。 “注意哈,这里全是伤员和烈士!”他提醒着我。说话的是炊事班的战友罗培荣,他负责守候伤员和烈士。 我再也不敢站起来走路,只能蹲在地上一点、一点的向前摸去。在我的四周躺满的全是人,没有一点声音,寂静地让人可怕。我一边摸着,一边向前爬着,一边清点着人数。 黑夜中我看不见他们是谁,也无法准确地判定谁伤了、谁牺牲了。我只能用手去触摸他们的身体,去感受他们的体温,以此来判定谁是生还者、谁已经死亡…… 我的这个做法并不科学,也不准确。因为受伤的战友中很多人的温度极低,尤其是那些失血过多的重伤员,他们的体温与牺牲的战友差不多。 重伤员们昏迷不醒,他们即不呻吟,也不动弹。不得已,我只能用脸来靠近战友的脸,在他们的鼻子前去感受呼吸,在他们的脸上去感受体表温度。 在爬行中,我的左手被东西扎了一下,我赶紧收回,以为是炸断的树桩,可仔细地一摸不由得使我不寒而栗。那是一位战友折断的左手臂,手臂的前端已被越军的炮弹炸得没了踪影,只剩下10多公分长的手臂僵硬的矗在那里,根本无法把他放平,折断的肱骨白花花的露在外面。 “啊!这个怎么没有包扎?”我小声喊了起来。 “是石现怀,他已经牺牲了。”旁边的战友罗培荣,冷静地向我回答。 石现怀?他是年初才到我们连的新兵啊,是班用机枪副射手,就是他在战前训练时,反复地问我该如何保护自己。当时我们两人还讨论训练呢,我自认为‘只有消灭了敌人,才能真正的保护自己’,其实这并不是我的高见,而是电影《地道战》里的台词,只是我背得很熟,他听得也很认真。 想到这里,那一幕幕情形瞬间又出现在我的眼前: 他不停的起身、卧倒,推着机枪匍匐前进,浑身的衣服都被汗水湿透,当我看着他向前爬动身躯,内心里不由得向他竖起了大拇指。 可现在,他再也不会问我问题,汗水再也不会把衣服湿透,他再也不会向前爬动了…… “安息吧,兄弟!”我在心里默默地对他说,左手放在他的胸口上,轻轻的摇了摇他,他僵硬的躯体被我轻摇的动了一下,仿佛是已经听到了我对他的祈祷。 他被炮弹炸伤,按理来说炸断了一支胳膊是不会立即死亡的,可怎么他就牺牲了呢? 也许是长时间的昏迷使他根本无法自救,只有依靠别人的救护。可那时他身边没有人,没有人给他止血,没有人为他包扎,血液流干后他就再也不会醒来了。 别说是被炮弹炸断了手臂,就是被弹片划伤的口子,如果没有很好的止血,也会危及生命的。要不然从古至今的那些痴情美女,怎么会用割腕的方式来殉情呢,拿着小刀片在手腕上划一道小口,就香消玉殒了,更何况现在是刀枪挥舞的战场啊。 止血,是非常重要的抢救手段! 有很多伤员现在还扎着止血带,止血带要求每5-10分钟要松弛一下,否则会使肢体坏死。这些没有被敌人炮弹炸断肢体,也会被咱自己的医生截肢,在那一时刻,抢救生命更重要。 我不仅清点着伤员,还不时地提醒看护伤员的战友们,要为那些扎有止血带的伤员们做检查,防止因长时间捆扎后肢体坏死的情况发生。 当过兵的人都有这样的体会: 在连队里每一个人都有自己最要好的朋友,不管是老乡,还是同学,还是一起入伍的战友,还是有着共同兴趣、有着共同语言的战友,他们常会聚在一起,形成相对要好的伙伴。 我也有这样的朋友,在连队中除了重庆老乡外,六班长李锦勇就是其中一人,他是我的好朋友。 今天,我们已经有近30年没有见面了,但我依然想念他。 他是78年入伍的西安城镇兵,比我晚一年入伍,父亲是个工程师,长期在国外援助建设。他长相俊秀,很像演英俊小生的电影演员,虽然是中等个头,但身体素质好,军事技术过硬,是连长非常喜爱的战士之一,战前就担任了班长的职务,进步很快! 我们两人虽不在一个排,可我们时常互相关心、互相鼓励。自卫还击战开始后,我们更是每天都要提醒一下对方,每天都要关心一下对方的安全。 现在才提到他,是由于那天他也是受伤的战友之一,听说他伤得不轻,所以我非常为他担心,急于想在战斗的间隙里找到他。我在伤员和烈士的人堆里爬着,不停地轻声的叫着他的名字: “李锦勇,李锦勇在哪里?” 经过看护战友的指点,我向他的方向爬去,嘴里依然不停地在叫喊他的名字。 “我在这……”一声微弱的回答在黑暗中响起。 当我向他爬去的时候,他已经伸出了手来迎接我。 黑暗中我抓住了他的手,那一刻我感觉到他的手冰凉,而且无力,已经没有平时间男人握手的那种力量了。 我抓住了他的手,跪在了他的身边,心里难过的不知说什么好,又不敢随便碰他的身体,担心碰痛了他,只好轻声的问他:“你伤那儿呢?” “右腿!膝盖上,好像把我的膝盖打碎了。”他的语气无奈,但又很平静,反倒让我也平静了许多。 “是子弹打的吗?疼吗?” “是的,不疼,现在已经麻木了。” 我试着轻轻地抚摸着他受伤的腿,查看伤口包扎的情况。 经过检查,我放心了。他的伤腿包扎得很好,腿被绷带和小木片固定着,膝关节被保护的很好。 “当时怎么受的伤,你就没有注意吗?”我有点埋怨他。 “没有注意呢。我当时正指挥第二组从右边上,喊完口令我站起来向前冲时,就感觉谁在我腿上猛砸了一砖头,好狠呀,把我向后摔了好几个跟头。” “那一刻很疼吗?” “到不觉得,只感觉力量很大,我晕了过去,但我很快又清醒过来。我知道自己受伤了,第一反应就是去找我的枪,可自己怎么也动不了,只好四处乱摸……” 黑暗中我们轻声的交谈起来,他躺在地上,头靠着一棵小树干,全身松软无力,但声音清晰,我虽然看不见他的表情,但能感觉到他神情自若。 “你还找什么枪啊!” “是啊,我手摸了半天也没有摸着,只好自己来包扎,我在草丛里躺了好久,他们才把我抬下来。” “这是你自己包扎的吗?”我怀疑他在受伤的情况下,能把伤口包扎的这样好。 “不是,这是后来他们为我包扎的。” “也不知我们班里还有哪些人受伤了。”回答我的同时他也牵挂着同班的战友。 “你别想那么多了,现在你就安心吧,下去后好好的养伤。现在伤员多,民工们还忙不过来,你要多等一下了。”我开始安慰他。 “没关系,我现在死不了啦!先把重伤的抬下去吧,我能坚持。” 听着他说话的声音,我真不知怎样来安慰他,看到他还不至于是我想象的那样悲观,我悬着的心也落了地。 “我要走了,还要去清点伤员和构筑工事呢。”我很难过、也舍不得离开他。 “你去吧,不要为我担心,反倒是你自己要注意了。” (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