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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号桥反伏击战斗的胜利，不能掩盖149师指挥员在部队开进时的失误。交接失误不能成为理由，很简单的道理，交接后尽管不知道前方是否有越军，但肯定不会有友军了！继续前进时必须随时准备战斗！ 转一个帖子中的一段，是41军123师侦察大队在向高平穿插时遇伏击的战例（作者：钟敏能）： 2月20日早上五时左右，雾气很重，五十米开外看不清人（我想：真是天助我也！）。我们90多人的队伍按一路队形跟进，利用大雾的有利条件，沿着朔江——和安——高平公路（相当于我国的三级公路）大胆地跑步前进。 这次大队首长命令我排为前卫排,并指定我亲自带领六人:二班李旺胜（广东河源人，1956.6-1979.2）、刘剑海（湖南兰山人），官琪（贵州毕节人，1958.7-1979.2）、三班田国林、金必成、吴开能为前卫班，比排本队前出200来米，沿着公路边搜索边前进。过了班晚那个大村庄后，接着便到了和安县城，公路从县城旁边过。在和安县城的河边，有两个越军炊事兵在挑水，突然看见我们，吓得丢掉水桶拼命往城里跑。为了不因早暴露我们而影响穿插速度，我们没有向越军炊事兵开枪，而是加快速度跑过该县城。一路上因我们跑的速度很快，天未亮，加之因雾大能见度较低，之后的一段路程敌人都没有发现我们。在经过和安县医院旁的公路桥时看见有一辆我方的坦克翻落在桥边的河里。在经过寿强村口公路的拐弯处，发现有七、八辆我方的坦克被打坏在公路两旁的菜地里，有十多具坦克兵被烧焦的尸体躺在路边。我深知这里曾发生过激烈的恶战，但考虑到我们肩负的任务，眼前的这一切不容我多想，只管加快速度跑步前进才是最现实有效的。当我们搜索到接近那苇村时，有个敌哨兵站大树下地向我们队伍观察，估计是因雾太大，他也分不清是哪方的人，没等敌人进一步弄清楚是怎么一回事，位于前卫班最前头的我用微声冲锋枪向敌人打了一个短点射，敌人应声倒下便丧命了。连长又命令我们继续加快速度前进，到了无道村前几百米的公路边，土坎背后有三个敌哨兵探头探脑地向我们队伍张望，我估计是越军前出的警戒小组。敌人刚发现我们，拔脚就跑，我带前卫班紧追不舍，并边追边用微声抢打点射，因距离太远，加之路树多且密，没有打中。狡猾的敌人知道在公路很难逃脱，便改左转向田间小路逃跑，并已跑出近100米，这时雾气仍很重，前卫班六支枪集中火力向那三个敌人一齐开枪，枪一响，那三个敌人倒下都不见了，不知是被打中，还是卧倒了。反正他们不在公路上，不妨碍我们前进，也就没时间再理会他们了。
我们接着继续跑步前进了几百米，在接近无道村村口的公路。向右侧分岔有一条乡间土路，我拿出地图判定：此处到扣屯（312高地）距离约六七公里，如果沿那条平坦的沥青公路走的话，不仅到扣屯的距离远了（沿公路到高平市仅5-6公里，再从高平市拐个大弯到扣屯又有6-7公里）许多，而且通往高平市的公路显然是越军防御的重点，越军无论如何不会轻易让我军进入高平市的。按当时我对地形判断及敌情顾虑的大小分析，我毫不犹豫地带前卫班沿着岔右行的土路前进（这是侦察兵“避重就轻”原则使然），并且已经走出了300多米。这时，温科长及大队部的多数人已来到了岔路口处停下，他们通过对讲机把我带的前卫班又全召回到岔路口处，并命令我沿大公路搜索前进。我据理力争，向温科长提出了个人的看法：走右边的土路到扣屯不仅距离近，而且敌情顾虑小（我经过观察，土路前方至少一公里内仅是稻田、村庄、坡地、河流等无险可守），而走大公路，不仅距离远一倍多，更重要的是敌情顾虑太大，公路是越军防御的重点，从寿强村头我军坦克被损严重的惨状就可看出。温科长对我的建议不屑一顾，右手扬起手枪，说：“我命令，沿公路前进，你们必须立即执行，你带前卫排前出搜索前进！”说着手上拿着手枪在我的头顶上晃了几下，言外之意我很清楚，如果不服从他“走公路”的命令的话，挨枪毙都有可能！我本来仍想向他陈述走土路的好处和走公路的弊端，结果他把声音提高八度：“钟排长，执行命令！”，他手上握的手枪在我头顶附近晃得更厉害了。我此时心里暗暗叫苦，顿生一阵悲哀：心想稍有一点军事常识的人都懂得，敌人已有两个警戒组前出这么远警戒，说明前面必定是防御重点或伏击阵地，仅凭我们这90多人就直闯敌人的伏击阵地，无异于鸡蛋碰石头。而现在我们的温科长却这样不加思考就武断下决心，后果肯定是惨重的——非但不能完成上级交给的战斗任务，还可能葬送上百官兵的宝贵生命！
我心里尽管不快，但还是无奈地带领前卫排、前卫班按“走公路”的命令执行了。我带着前卫班前出100米并且我始终冲在最前面——我认为自己位于最前面遇到敌情处置会恰当一些，而且在动作上十分认真敏捷。我带前卫班刚进无道村边，看见公路旁一间独立房里走出一个肩背一支半自动步枪的越军女兵，她出屋关门转身一下就看见我们，还来不及举抢，就被我用微声枪一个短点射击毙了。没走多远发现右边院子矮墙上露出三个越军的脑袋来，我用微声枪打了一个点射，敌人一下子都缩进去了。估计是敌人听到刚才我们在此前追打那三个越军的枪声，已有所准备。吴连长大声命令我带前卫班搜索跑步前进，刚出村口，我扫了一眼，发现公路左方、左前方一百多两百米远的小高地上有大量新挖的堑壕，便本能地、果断地从公路左边跃过公路右边的旱沟，我排靠前的战士也都跟着我跃到右边，一路队形边搜索边跃进。
我跳过公路最低处的桥涵再往前刚跃出二十多米，突然，敌人一个长点射朝村里后卫排（二排）的同志先打起，紧接着整个山头上枪声大作：堑壕里、掩体里、地堡里的轻机枪、重机抢、冲锋枪、步枪、追击炮等越军火力一齐向我们猛烈打来，顿时，枪声、炮声、爆炸声、叫喊声响成一片。枪一响，我们就迅速就地卧倒进行还击。公路虽不高，但在路右边仍有一点反斜面，可勉强隐蔽卧倒紧贴地面的人体。就在我刚卧倒举枪还击时，“达达达达达……”一个长点射直射我来，我已感到戴的帽子动了一下，身上的背囊也动了好多下，这时我心头不由地闪出一丝阴霾：难道今天就要葬身于此地吗？此时的我被敌人打来的子弹震得两耳翁翁作响，但我觉得仍没有哪里有痛感，说明还没有被子弹伤到身体哪个部位。我想，这样不行，我已看到前面山腿突出部的越军还没有开火呢，如果这些火力打来我麻烦大了，必须想办法摆脱这被动挨打的困境——可以假装已被打中，我把两手向外伸开，这样做能把下巴更紧贴近泥土，可以有效地降低身体的高度，减少被子弹击中的概率。因为我卧倒的地点离敌人最近（大约一百二三十米），越军连续向我打了七八个点射，打低的弹头落在沥青路面上，打高一点的却打在我放脚的地方，我赶紧把两脚缩回来（我后来才发现帽子被打了两个弹孔，估计弹头离头皮仅2公分，这2公分便成了“生死距离”，背囊因较突出也被打了好多弹孔）。敌人看见我好一阵子一动也不动，并且两臂已伸直，以为是打中了，便把火力转移去打后面的其他战士。
这时，我才留意到越军设伏的地形：这个地形，应该说是越军精心选择并做了充分准备的，对敌方设伏十分有利，而对我们进攻则十分不利——公路一出村口，沿着长弧状土山（比高几十米）的山边一直向前延伸（并且越往前越靠近山脚），堑壕到公路的直线距离在100米至200米之间，山上新修建了两道平行的堑壕和纵横交错交通壕、掩蔽部，上面分布着数不清的单兵掩体和散兵坑，越军居高临下，利用有利地形发挥火力优势，进可以逸待劳地打伏击战，退又可从后面的山梁上撤走。在公路右侧的村边处有一座小山包,山包上挖有堑壕与掩蔽部,山包的周围零星分布着10多间大小不一的房屋,战斗打响后才发现这山包与房屋都有越军埋伏,
而且越军在此打的是侧射、倒打火力，对我方构成极大的威胁。这地形打伏击战真是损招！而我们的前面是一片犁翻晒的泥田，甚至连高一点的田埂都没有。连部和炮兵刚出村口处，是一片（从敌方向看）正斜面公路边坡（无遮蔽物），所幸路边还有一堆长约五米，宽约三米，高约六十公分的片石堆，那是不可多得的可利用地物，所以那时在石头堆后面挤满了我们的人，但仍有一些人因无地物隐蔽而被打中，枪声、爆炸声夹杂着被打中者的呼救声连成一片。这时，突然“轰、轰、轰”几声爆炸声响，敌人用82迫击炮向我方多数人卧倒的地方打来，炮弹落在石头堆附近爆炸，把那里的几个同志炸伤了，卫生员陈朝桂（广西平南人）不顾一切地抢救包扎伤员。这时，侦察二队指导员朱秀珍（广东汕头人，1979年2月20日牺牲）为了过公路指挥右边的战士作战，他在匍匐过公路时，被敌机枪打中大脑，当场英勇地牺牲在公路上。此时，已有多个战士被打中，敌人的火力越来越凶。
当时最靠近排指挥位置的是二班长蔡宗伟(出征前吴连长在会上已明确宣布二班长蔡宗伟作为我的指挥代理人),他带领侦察排的10多个战士占领公路右侧稍为突出的地形,用猛烈火力射击敌人。蔡宗伟与三班副班长杨清华(广东海康人)立即带领附近全部战士用猛烈的火力打击敌人,已经把一部分敌人击毙在山包旁边。此时敌人也以密集的火力向他们打过来,蔡宗伟、杨清华等人利用现场一棵倒下的大树作遮蔽物,用点射向敌人射击,已把大部分敌人击毙或击伤,这时,”呯”的一枪,蔡宗伟的头顶被敌人子弹划伤了,鲜血直流,杨清华立即用急救包给他包扎,用了一个急救包仍不够,又另加一个急救包才能止血。杨清华说：“二班长，你受伤了，找个地方休息一下吧。”蔡宗伟说：“你不要声张，以免影响大家的士气！”说完，他还像没事一样，带领大家用猛烈的火力射击敌人。
这时我发现在田边公路旁的战士火力发挥得不够理想，为了找好一点的指挥位置，我利用敌人火力转移的空隙，深深地吸一口气一跃而起，纵身跳进身后的水沟里，齐腰深的水无大碍，一米多高的河堤倒是难得的遮蔽物，可有效挡住敌人飞来的子弹。此时敌机枪一个长点射直追着我来打，由于我跳进河的动作飞快，子弹全被河堤挡住了。在那里，我利用河堤作依托一枪一枪地瞄准山上的越军射击，同时也指挥附近的战士瞄准敌人射击，不准浪费子弹，我心里明白：这一仗还不知道要打到何时呢！
此时的战场形势十分严峻，从右边小山包处出现50——60个越军的火力，侦察大队同时被左前方山头与右边小山包上敌人两面火力的威胁，十分被动。为了解扭转这一被动局面，吴连长命令蔡宗伟、高绍平（一班代理班长，广东从化人）及杨清华立即带领附近的所有战士冲上去，集中火力把小山包这一带的敌人消灭掉，以减少我后方及侧翼敌火力的威胁。
二班长蔡宗伟不顾伤口痛，毅然下令：“同志们，跟我冲！”，他跃起冲了上去，他刚冲上几十米时，突然遭到左前方山头上的敌机枪一个长点射打中了下身，当即倒在地上，鲜血直流，通信员黄杰谋（广西都安人）爬过去给他包扎，他已双眼紧闭，可见他此时疼痛难忍，但嘴里仍在吃力地说“告诉连长，我不行了，我为党为人民战斗到这里了，告诉连长，敌人很狡猾，不要上敌人的当，赶紧带部队突围……”。说完最后这句话，头一偏，再也听不到他的声音，可爱的二班长蔡宗伟同志就这样英勇地牺牲了。
这时传来“轰、轰、轰”的爆炸声，公路右侧的小山包上的越军利用居高临下的有利条件，接二连三地向侦察排的
阵地扔手榴弹，在第二个手榴弹爆炸时，把三班战士梁伟明（广东顺德人，1959.6——1979.2）炸伤了，但伤得不太重，他自己包扎了一下继续用冲锋枪向敌人射击（后来他带的子弹已打了大部分）。过了一会儿，敌人扔出的第三个手榴弹在梁伟明身边爆炸了，这一次他被爆到伤势很重，在附近的李恩海（河北黄骅人）帮他包扎，用了4个急救包都难止血，最后因失血过多英勇地牺牲了。梁伟明同志在牺牲前的最后时间里还写了“一是要把越寇的反动气焰压下来”的纸条，表现出革命战士不怕牺牲、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那纸条是此后防化连在收烈士尸体时发现的。梁伟明同志的事迹及纸条被多次刊登在《中国青年报上》等报纸上广为宣传，十分感人。
二排也有好几个同志被打中，当时吴连长下令，要大家边打边撒。但由于敌人火力太猛，公路左边的同志根本没办法撒出，右边的撒出是容易一些，但考虑到左边被困的同志，必须用猛烈的火力进行支援，以有效压制敌火力。我在那里连续打超过百发子弹（因为微声枪只有120发专用子弹，另加130发五四式手枪弹，在没有专用弹时可勉强使用），我确认亲手已消灭了11个敌人。公路右边的地形较便于发扬火力，都在猛烈地向敌人射击，越军被我们消灭了很多，打了一段时间后，看得出堑壕里的敌人越来越少，但过了不大一会儿，从高地上的交通壕里又涌出一批敌人来，这批敌人一到，火力接着又密集了起来，并且还听到越军用生硬的普通话在叫嚷着“缴枪不杀、举起手来”！我们一听肺都气炸了，向敌人射击更加猛烈了。我排二班新战士官琪（贵州毕节人，1958.7—1979.2）认为必须反击敌人的政治攻势，他也提高嗓门在喊“诺松空依约，哟呆勒恩……”（越语：缴枪不杀，举起手来）。我冲官琪大吼“你喊有个屌用，瞄准狠狠打才有用！打死一个够本，打死两个赚一个！”于是我们的火力又猛烈起来了。一班新战士卢与国同志一直都用猛烈的火力射击敌人，被敌手榴弹炸伤了，他包扎一下仍在坚持用猛烈的火力射击敌人、后来他是身体多处中弹而英勇牺牲的。二班战士李旺胜（广东河源人1956.6——1979.2）在转移过程中，被敌人子弹击中受伤，但他仍坚持用冲锋枪火力向敌人射击，后来又被敌人投来的手榴弹炸中因流血太多而英勇牺牲。
一班代理班长高绍平、杨清华他们看到二班长与几位战友已壮烈牺牲，心中燃起了报仇的怒火，他们带着附近的十几个战士，以猛烈的火力打击小山包上的敌人，不一会越军被消灭了10多个，剩余的已全部向右面的村庄逃窜，有几个越军躲进了小高地下的掩敝坑道里，被高绍平他们扔进了10来个手榴弹去炸，不知敌人是伤是死，反正后来也没见敌人有动静了。
吴连长多次命令大家向公路右侧到河边村庄一带突围，但在阵地上仍有很多同志无法撤出。当杨清华、陈贵良等人带着附近的10多个战士转移到村边坟场边时，看见有三个越军向这边移动，企图袭击我们撤出的人。当时杨清华他们就地卧倒等待敌人逐渐靠近，并对敌人目标进行了明确的分工——由陈贵良负责打第一个，孙成文负责打第二个，杨清华负责打第三个，按杨清华的口令统一开火，他们瞄准后同时开枪，三个敌人应声倒下，干脆利落。接着他们带着一拔战士迅速向江边的村庄转移。当杨清华他们刚撤出到江边的村庄时，遇到一个越军从竹林打来的火力，他走第一，第二个是40火箭筒班的战士，敌人也许是瞄杨清华打的，可能因他们速度太快，结果40火箭筒班的战士被打中胸部而牺牲，接着他们几个以密集的火力把那几个越军干掉。
中午十二时左右，越军近百人从左侧山腿的交通壕向侦察大队后侧移动，企图从后面包抄我们。吴连长在竹林后面指挥战士边打边撤时，被敌流弹打中右大臂，幸好前面的大竹把子弹阻挡了一下，所以子弹头打进他的右大臂仍留在肌肉里，连长忍着伤痛仍坚持指挥战斗。当时我指挥本排部分战士往右面小村庄撤，温科长刚好也撤到了公路右边的坟场一带，他这时也不知往那里撤最好。我用望远镜观察了河西南面的山头，没发现那边有敌人，便将此情况向科长汇报。科长命令我带10来个战士在后面作掩护，一班的卢和杰（广西河池
人）及二排的机枪手等人在内负责掩护，温科长带着二十多个战士在河下游不远找到一座已被拆了部分桥板的钢索吊桥。在边打边撤的过程中，从坟场到河边村庄一线陆续撤出的十几个战士（也有61、62团打散的战士）被我收拢并组织一起往河边撤，刚到河边听到有枪声并看见几百米外的钢索桥上有支部队向这边运动，我用望远镜一看是我军的旗号。这支队伍是听到撤出的温科长说李副师长和侦察大队遭敌伏击，不少同志被困在公路旁才过来救援的。于是我带着20多个战士，又按原路返回与增援部队接上头。原来是我们67团二营的部分兵力，其中四连的刘粤军连长最为勇猛，他右手提着一支冲锋枪，上衣扎在裤腰里，利用上衣的空隙揣着几个装满子弹的弹匣，那姿势确使敌人“望”风丧胆！我跟二营营长简要汇报了被伏击的敌情与地形，营长立即让我们把四连五连的兵力带到公路边。就在我们带二营的步兵在到达公路边后，本排的、二排的近10个战士在坟场一带被敌阵地上狙击手不断射击，并打伤了几个战士，其中二排的三班长卢伟成被敌火力打中背部（因他肥胖，肌肉厚未伤到骨头），他仍坚持战斗。为了除掉敌狙击手，我跃进到卢伟成附近，用望远镜一观察，发现敌阵地侧向我们的一段堑壕有几个越军向这边瞄准，堑壕上面用伪装网伪装，用肉眼看以为是草地。我拿过二排机枪手的班用机枪用望远镜看清了准确位置，用精度瞄准打了一个长点射（20发以上），然后再用望远镜观察发现至少击中了4个敌人（不知是伤是死）。我和几个战士立即离开坟包一线，不一会儿，越军就向坟包一线射来一发40火箭弹，所幸我们的人已经离开那一线。
二营的82追击炮兵同时向敌阵地发射了几发炮弹，越军以为是炮火试射，纷纷向后面的交通壕逃窜。敌火力已有所减弱，加之我方所有武器的密集火力压制敌人，为救出李副师长和其他伤员提供了机会。我排二班战士苏世智（广西灵山人）在抢救出李副师长过程中，他不顾个人安危，灵活地与六连的排长曾益邦、阮展瑞等几个同志合作，他们拖着一辆木板车，冒着敌人的火力，跑了一百来米远，到李副师长受伤时隐蔽的粪池旁边，看到首长身上四肢中弹，伤势很重，于是他们赶快把李副师长抬上板车并用绳子绑稳。四连的排长曾益邦（广西玉林人）在抬李副师长时被敌人的一颗子弹擦中脸颊，但伤势不重。他们几个冒着敌的火力，将李副师长拼命往回拖，板车一路跑，敌人的子弹也一路追着打，弹头在他们的脚边和板车轮下面乱蹦乱窜,小苏始终没被打中，但有两个战士被子弹伤到肢体。李副师长得救了，负责警卫李副师长的警卫排长张啟平腰部也中弹受了重伤，一起被救出来。同时我们在附近发现并抢救出几个伤员，其中有我认识的两名重伤员，一个是69团侦察排的二班长卞祖贵（他脸中间中弹，子弹留在头里），另一个是我排一班的老兵何桂培（广东番禺人，他是面颧骨被打掉。何桂培这个老兵，入伍仅比我晚一年，可他在边境侦察活动中非常勇敢，每次穿过越方地雷场时，他总是自告奋勇地说：“让我来！”他大胆沉着老练，对付越军布设的59式防步兵地雷确有一套：用一根七、八米长的竹杆，顶端绑一树杈，他卧倒用竹杆向前捅三两遍，没地雷再前进一段，有地雷被他这样一捅全炸了，他却安然无恙），就在我们带人去救他时，他对我说：“排长，救救我…”我大声对他说：“何桂培你放心，只要我们还能活着，就一定把你救出去！”大队人员及二营官兵抬着李副师长等几位伤员，边打边撤，离开无道这个悲惨的地方时，已经是2月20日下午四时多了。
我们另外还有两路人马是在吴连长下令突围先后撤出的，一路是吴连长的一拨人马，自从十二点他在竹丛后被打中右臂，但连长仍忍着伤痛坚持在指挥的位置上，直到下午才撤离公路西侧，往扣屯方向转移，刚撤到江边，发现几个敌人，吴连长端起冲锋枪把敌人打掉。他们没能找见那座钢索桥，结果只好泅渡通过那百米宽水流湍急的河，向扣屯方向运动。另一路是温科长带领的一拨人马，通过钢索桥，向扣屯（312高地）方向挺进。
下午五时，我们大队人马抬着伤员到达扣隆时，与先前过了江的吴连长带的两路兵力汇合了。经过清点人数发现我排还有2个同志下落不明，原来在撤出重围的过程中，由于有的同志不明确集合点，所以三班长田国林和二班战士官琪撤出后没有往扣屯方向撤，而是错误地按来时的方向往北撤，后来从其他信息得知，他们两个是在撤出以后被敌散兵火力击中而光荣牺牲的。 | 
发表于 2009-10-12 11: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