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文革中的许世友 李文卿

卖女孩的火柴

第十一章  正义抗争错定“二月逆流”
    果不其然，风向说变就变。军委碰头会后不久，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的中央碰
头会上，谭震林等国务院领导同志和老帅们又一次面对面地怒斥中央文革乱党乱军，
祸国殃民，揭露他们一伙造成的灾难和恶果。
    被斗得狼狈不堪的江青、张春桥等人找到毛主席那里去告刁状，极尽里挑外拨、
上纲上线之能事。称病蜗居的林彪也伺机火上浇油。发生在怀仁堂的正义抗争被定
性为对抗“文革”的“二月逆流”，谭震林同志被打成“二月逆流的黑干将”，老
帅们被迫作检讨、挨批判。
    所谓的“二月逆流”，在林彪自我爆炸后得以平反，粉碎“四人帮”后正名为
“二月抗争”。
    可在当时，恶势力占了上风头。江青一伙在首都发起一连串大规模的游行示威
和集会，他们带头狂呼“反击二月逆流”，煽动群众“用鲜血和生命保卫中央文革”，
并要打倒谭震林、陈毅等七位在怀仁堂仗义执言的副总理和军委副主席。林彪在军
以上干部会议上发表长篇讲话，诬蔑老干部“蜕化变质，变成资本主义分子”，鼓
吹这次乱“是把敌人打乱了”，是“很好的事情”。
    随后，林彪策划了一个更大的阴谋。４月６日，在他授意下，颁布了《中央军
委命令》，称为“十条命令”，规定了一连串的“这不准”、“那不准”，实际上
是只准乱不准治乱，这无疑是给造反派乱冲乱斗发了“许可证”。“十条命令”一
出台，“八条命令”完全失效，原来相对稳定的局面又回到混乱状态。
    一股邪风吹下来，南京的形势也急转直下。被取缔、被处置的军队院校和地方
造反组织死灰复燃，比先前闹得更凶。
    军区把“三团两队”下放野战军，原想让他们先搞整风，整风告一个段落，再
看情况抽调三分之一、二分之一、甚至三分之二的人员，立即投入“三支两军”。
这样做既利于稳定，对他们自己也好。
    可是，有的“战斗队”造反造迷了心窍，认为这是对他们的迫害，束缚了他们
的手脚。军区领导的话他们不听，军委的命令和指示也不放在眼里，根本不听招呼，
反倒和地方造反派拉扯得更紧。
    一些因为不稳定而被下放或调去“支左”的机关干部见风向一变，就“杀”回
南京造军区的反，要军区领导承认犯了“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镇压造反派”
的错误，为他们平反。
    王必成副司令、鲍先志副政委等领导同志到政治部小礼堂接见机关和“三团两
队”的造反派代表，刚进门，就被喝令跪下请罪，并被扣上纸篓糊的高帽子。老将
军们哪吃这一套，硬是不跪。他们就按头、踢腿，用墨汁从高帽上往下倒，把人作
践得面目全非。这种恶作剧，连有些正义感尚未泯灭的造反派都觉得太不像话！
    街上贴出了“打倒许世友，炮轰杜平”的大字报，造反派把火力集中在军区主
要负责人许司令的身上。因他讲过各省第一书记都是军区和所在省军区的第一政委，
省军区应当给予保护，还曾派军队干部以记者身份去劝说造反派不要冲击省委机关，
所以给他加在头上的罪名不光一个“镇压造反派的罪魁祸首”，还有一个“华东走
资派的黑后台”。
    抄家风又刮起来，许司令首当其冲。堂堂上将军，被闹得有家难回，只好住进
比较安全的军区指挥所，连办公带避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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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想方设法维护社会秩序
    照这么乱下去可怎么得了？许司令陷入了更深的困惑，为军队担忧，为党和国
家担忧，为人民群众担忧，忐忐不安不可终日。他每天派人穿便服到街上和南京大
学、省委机关看大字报，希望多了解一些情况。听说农民也要进城造反，这位种田
人出身的老将军急得不行；又听采购员讲蔬菜的市价由几分钱翻了一番还多，他更
加坐立不安。
    那时的江苏省已经实行“军管”。按中央的要求，军管会成立了两个班子，一
个抓革命，一个抓生产。
    许司令把主管生产的领导和有关人员找来谈话，劈头就火气冲天地嚷道：“造
反！造反！造得蔬菜卖到一毛多钱一斤，工人几十元的工资怎么生活？工人造反不
上班还可以发工资，农民造反不种粮了，哪个给他们发工资？不仅他们自己没得吃，
工人、机关干部、市民，大家都跟着喝西北风！”
    发过火，又向“支农”办公室负责人交代说，现在地方政权被冲垮了，瘫痪了，
讲话也没有人听。你们要组织工作组到农村去，和那些还能工作的地方干部一起做
农民的工作，宣传中央规定，讲清道理，一定要把夏粮收好，秋粮种好。
    正常的社会秩序和是非标准全都打乱了，哪个领导干部敢于恪守常规和真理，
肯定他管事越多，麻烦越大。而许司令即便明知有麻烦，还是当管则管。
    南京中学生的“红卫兵”被造反派打成了“保皇派”、“黑字兵”（袖章上的
字是黑色的），其中有不少干部子女，年龄都在１４岁到１８岁之间。组织散伙，
学校停课，“小将”成了“散兵游勇”。到处是一片混乱。许司令非常担心这些孩
子惹祸学坏出什么危险，就做主把男孩子送到军区装甲兵训练队当兵，把女孩子送
到军区后方医院当护士。
    有人将此事告到中央和军委，说南京军区招“黑兵”，窝藏“保守派”。上面
查问下来，军区按照许司令的初衷写报告说明了接收这些孩子参军的理由，结果不
了了之。这些孩子后来有的上了大学，成为专家学者，还在部队的也都是中高级干
部了。多亏许司令当初敢下决心，他们才因祸得福。
    许司令还总是想着保护军队和地方的老干部，实际上却越来越有心无力。有一
位院校领导被造反派揪来斗去，实在无法可想，就要求住军区饭店。但他那一级的
主官离开原单位必须请示军委，军委也只能按照统一的口径让他在原单位“经风雨，
见世面”，接受群众的审查，领导“文化大革命”。这位领导同志不知内情，以为
许司令不帮忙，不肯收留他，始终耿耿于怀，直到晚年还对许司令一肚子气。
    其实这是天大的误会。许司令那时已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在南京也呆
不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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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惹不起还躲不起吗？”
    那一阵，许司令整天心急火燎，心绞痛、神经性呕吐也犯了。
    几位军区领导知道他这是对造反看不惯又治不了，连生气带窝囊，所以旧病复
发；更担心他那火爆脾气，逼急了，别再捅什么娄子。于是，都劝他离开南京。离
开这个环境，起码闹个眼不见心不烦，病可能会好一点。
    “惹不起还躲不起吗？”许司令刚强一世，如今也只有退一步了。
    无锡有一条巷子，叫做荣巷。巷口有一座四合院，院内有一栋二层楼。民族资
本家荣德胜早年在这里住过，几经易主，最后成了一个军的招待所。自从“文革”
爆发，上级工作组不来了，招待所门庭冷落。
    可这一阵，房子周围的警卫忽然多了，军部的机要参谋一天几次进进出出，军
首长也常来常往。人们猜测，肯定有“大官”驾临。
    没错，这个“大官”就是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将军。
    原来他以为野战军总不会乱，可以避开风头浪口，遂向军委报告，说是下部队
检查战备工作，其实是想休息一阵，养养病。
    离开南京时，他首先想起了尤太忠和他那个军。
    尤太忠军长也是许司令在红四方面军时的老部下。这位老将军作战勇敢，带兵
有方，为人坦率豪爽，喜怒哀乐挂在脸上；除有军人的组织纪律性，还很讲义气。
许司令非常喜欢他这种性格。尤军长所部前身华野九纵又是许司令在胶东组建和指
挥的，曾经横扫山东境内的顽伪、土匪武装和国民党军，养成了英勇善战、敢打硬
拼的战斗作风。部队官兵对许司令很信赖，许司令对他们也特别有感情。此行首选
这个军，正是情理之中的事。
    住在军招待所里，说是休息养病，其实还是继续做稳定部队的工作。他天天给
几个军和省军区的主官打电话，要不就请一些人来谈话。无论打电话还是请来谈，
都是问班子靠不靠得住，有没有造反的，部队情况如何，地方形势怎样。
    尤军长看他整天忙，劝他注意身体，别累着。许司令嘴上答应，该忙还忙。几
十年把带兵当日子过，习惯成自然了，“甩手掌柜”那一套，他是想学也学不来的。
    地方造反派开始冲击军部，说他们“支左”支错了，要求军领导接见。
    以尤军长的资历、战功和辈分，本该深受尊敬。可在那个年月，连他脸上几粒
浅麻子也成了造反派攻击的目标和取笑的资料。
    接见时，有个很年轻的女造反派头头当面放肆，一口一个“尤大麻子”。
    不光一个尤军长，各地不少驻军领导同志脸上一粒麻子没有，也被造反派骂做
“大麻子”。这里一个“李大麻子”，那里一个“张大麻子”，真叫是“天下大乱
麻子多”！反正你不听他的，他就埋汰你、丑化你，没大没小，没老没少，非把你
“妖魔化”到“开除人籍”的地步不可。这种恶劣的风气，销蚀人与人之间应有的
彼此尊重，导致社会伦理支柱的解构、坍塌，实在是要不得的！
    无锡也不是“文革”的死角，哪能眼不见心不烦呢？许司令一看野战军也呆不
住了，干脆向军委请假，去大别山休息养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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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章  三将军无锡分手
    进山之前，许司令招呼东海舰队司令员陶勇和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聂凤智来无
锡见面。
    聂、陶都是大别山人，三野的战将，一样的性格刚烈，宁死不弯腰。
    陶勇原名张道庸，１９３８年到华东新四军后，陈毅为他改名叫陶勇，去掉了
张姓，取“道庸”的谐音。红军时期他在许司令麾下带兵多年，长征到了延安二人
才分手。
    聂凤智跟许司令时间较长。许司令说他能打仗，但有时骄傲，“我三个月就得
批他一次，不然他能把政委气得哭鼻子。”
    这一海一空二位将军，那时都还兼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又是军区党委常委。
他们在本单位处境险恶，随时可能遭遇不测。
    吃饭时，许司令眼见两位老部下灰头晦脸，憔悴不堪，心里非常难过，一时又
想不出什么话来安慰他们。三个人相顾无言，气氛压抑得很。
    憋闷一阵，许司令阴沉着脸说：“无锡我也呆不住了，南京也回不去，地方造
反派冲击机关，干部也有人造反了。我身体不好，已向毛主席和中央军委请假到大
别山后方医院休息。你们和我一起去大别山吧，如果部队乱了，就在大别山打游击！”
    “上山打游击的话不能说。”聂凤智压低了声音，“让他们知道了，说你要造
反，那可是危险的。”
    “怕什么！”许司令依然高喉大嗓，“脑袋掉了碗大个疤，再过二十年老子又
是一条好汉！”
    “老聂的话是对的，”陶勇跟着给他撤火，“上山打游击的话不能说。”
    即便不讲“上山打游击”，聂、陶二人也没法应承许司令的好意。他们对许司
令讲，你可以离开，我们和你不一样，明知回去凶多吉少，也不能跟你去，弄不好
还会拖累到你呢！我们你就不要管了。
    话讲得很沉重，透着英雄末路的伤感。
    许司令像海难沉船的船长最后宣布弃船逃生似的，一挥手说：“明天各奔前程，
彼此好自为之吧！”
    “悲莫悲兮生别离”。三位将军无锡分手的情景，至今想起来还令人心酸。
    不祥的预感应验了。陶勇回去没多久就被整死了，死得很惨，把人整死又丢到
井里，还说他畏罪自杀。周恩来总理后来对许司令讲，我不相信打仗那么勇敢顽强
的陶勇同志会自杀！
    毛主席亲手制定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讲得明明白白，抓了敌军的俘虏尚且
“不准打骂不准搜腰包”，对自己的同志，又是劳苦功高的开国将军，竟何以如此
惨无人道！？动乱引发罪恶，一些人灵魂深处最阴暗、最丑恶、最残暴的一面暴露
无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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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邓仕俊遭遇车祸
    聂凤智回南京后也被整得死去活来，装在麻装里打，头发被抓掉，牙齿被打掉，
还要扔进长江。幸亏魏金山及时带人救下，聂司令才免为沉江冤鬼。保住一条活命，
又被关在小房子里，边打边让他写所谓“反党反毛主席”的交待材料，吃饭得先
“请罪”。本来没有问题，整也整不出什么名堂，就把他送去“劳改”。
    许司令被迫出走，已窝了一肚子火气，又眼睁睁看着老部下一个个挨整遭难，
心情更加不好。工作人员见许司令整天阴沉着一张黑脸，惟恐哪时会来一阵“电闪
雷鸣”，所以都格外小心谨慎。
    却不料，谨慎过头反而出了事。
    进大别山之前，许司令要回一趟南京，军区派副参谋长邓仕俊去无锡接。
    返宁时乘的汽车，邓副参谋长在前面带路。邓副参谋长知道许司令喜欢快，怕
他嫌慢，就叫司机开快点。后面车上许司令的司机也生怕掉队挨训，紧着加油。
    前车开得越快，后车跟得越紧；后车跟得越紧，前车开得越快。正是黄梅季节，
下着毛毛雨。从孝陵卫向中山陵转弯时，邓副参谋长的座车压在路中央被积水泡软
的黄泥上，轮子打滑失控，车向斜刺里冲去，司机猛踩刹车，还是一头撞到路边一
棵大梧桐树上。车子撞坏了，车上的人当时看没什么事。
    邓副参谋长回家感到肚子胀，不能吃饭。军区总医院那时也不稳定，就找司令
部门诊部看，门诊部又请了总院的专家。拍出Ｘ光片，确诊为脾脏破裂。
    许司令知道了，把总院院长耿希晨喊到家里，下死命令让他组织专家组负责抢
救。耿院长找了几个没有造反倾向的医生和护士，先传达许司令的命令，然后亲自
盯着动手术。
    因为耽搁了时间，打开腹部，肠子已粘连，只好一点点剥离、缝合。邓副参谋
长的肚子上连续开了十六刀，直到“文革”结束，身体才复原。
    耿院长是军队自己培养的专家，从抗战时期就在许司令麾下行医，两个人处得
很熟。他永远忘不了，为抢救邓仕俊，许司令像打仗时下令攻山头似的对他讲：
“救不活邓仕俊，我枪毙你们！”
    过后有人说，不是为了许司令，邓仕俊不会挨十六刀；如果没有许司令发话，
邓仕俊也早见马克思去了。这是真话。医院那时也乱套，院领导讲话不好使，再拖
上一时半刻，或在手术中稍有疏忽，邓副参谋长肯定没命。
    一位参加抢救和治疗的医生以后成了全国著名的腹外科专家。不随大流儿添乱，
老老实实干正经事，到头来总不会吃亏，这才是真正的聪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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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向大别山进发
    在南京短暂停留。许司令交待张才千副司令主持家里的工作，自己脱身进大别
山。
    凌晨，南京市民还在梦乡中，三部苏制“嘎斯－６９”吉普车穿过市区，开到
下关军用码头。许司令和他的随员刚下车，先已在这里等候的军区李元副参谋长、
后勤部官宗礼副部长和工程兵柴树林副主任快步迎了上来。
    随许司令出发的一行人员，在江边聚齐了。
    李副参谋长是个“老机关”，参谋业务熟，记忆力特别好，对军区所在三省一
市的地形地貌了如指掌，堪称“活地图”。听汇报从不用作笔录，全凭脑子记，事
后向军区领导汇报，讲得有条有理，重要的情况以至细节绝无疏漏。身为将军而平
易近人，上下关系很融洽。
    柴副主任是个大学生，属于那种“知识分子工农化”的领导干部，南京军区几
乎所有的地下工事都是在他的指导下建成的。他精通军事工程，善于行政管理，对
部队既严格又关心，特别是敢为下属承担责任。
    官副部长作风扎实、正派，办事认真，工作原则性很强，又不失灵活性。他就
是那个被红军排长许世友打了一马鞭的红军战士官宗礼，这一鞭子“打”出了两个
人几十年的感情。
    这三位同志各有特点，许司令对他们信得过，用起来顺手，每次下部队都招呼
他们跟随左右。
    加起来六七部小车，乘渡轮过江，排成一队向大别山开进。
    公路坑坑洼洼，车速还是很快，三个半小时跑了２００公里，１１点抵达合肥。
安徽省军管会主任、××军军长李德生和政委张文碧等同志在一家叫做稻香楼的宾
馆门前迎候。
    李德生军长也是红四方面军的老人，讲究起来也算许司令的老部下。许司令还
是××军前身的第一任军长，和李军长又是河南新县老乡，二人很投脾气。后来李
军长出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许司令的推荐是重要一票。
    一见面，许司令就讲自己身体不行了，经毛主席和军委批准，到后方医院休息
一段时间。没讲三言两语，又把“打游击”的话捅出来。
    “现在这么乱，今天打倒这个，明天打倒那个，再乱下去，我就在大别山打游
击。”许司令说，“大别山地形我很熟，山里什么都有，也饿不死。你们把部队抓
好，把军管会搞好、生产搞好。其他乱了没大关系，只要部队不乱就有办法。生产
搞好，有饭吃群众就不会造反。”在场的人都能听出这话的分量。
    一位农民出身的将军，当初就是因为没饭吃才跟着共产党起来造反的，他当然
深知国本与民心靠什么支撑。在延安时，他因觉得不受信任而要拉出去打游击，抓
回来差点被处死。如今他一再旧话重提，可见他深感自己身处不亚于当年的逆境，
前途命运已无法把握。
    吃过午饭，李军长、张政委留他在稻香楼住几天再走。
    许司令说：“你这里也不安全，三十六计走为上。”
    说走就走。当晚赶到五局招待所，住了两天，搬到军区后方医院。安顿下来，
即给毛主席和军委发电，说心绞痛又犯了，继续请假养病。军委很快复电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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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  入住军区后方医院
    大别山确实很美，层峦叠翠，草木葱茏，山花烂漫，刚刚落蒂的野果挂满了枝
头。红军转移留下的伤病员为什么能够坚持到迎来解放？就是靠山里的野果熬过了
最艰苦的岁月。
    后方医院隶属军区总院，对外称１２６医院，与军区后方指挥所配套，平时为
五局、城西湖农垦师和工区服务，战时遂行指挥机关和后送伤员的医疗保障任务。
    医院建在一条山沟里，既隐蔽又朝阳。“王”字形的主楼，共三层，全封闭式，
治病看病不用出门，不怕刮风下雨。上下楼除了楼梯还有斜面通道，供手推车和轮
椅、轮床使用。大山深处的一座医院，很有点现代化的气派。
    许司令和他的随员们就住在主楼后面的一栋楼里。起居条件一般，周围环境之
幽静却是大城市不能比的。
    许司令曾长期战斗、生活在大别山区。这次回来，既有如鱼得水的感怀，更不
乏置身非常时期的警觉。
    刚住下，首先一件事是看地形。转山头，钻坑道，角角落落巡视个遍。接着拉
开打仗的架势，这里设个岗，那里放个哨，机枪架得高高的。对随员作了分工，各
有各的战斗岗位。还让赶制了一批木棍，每人一根，以备应付不测事件。
    再就是打电话，一打一上午，给四个军、三个省军区和两个警备区，舟嵊要塞
区的领导打一圈，了解部队和地方的情况。找的大都是司令和军长，实在找不到了，
才要政委听电话。
    对方都知道许司令在休息养病，更怕他发火不好办，所以不管他讲什么，多是
“哼、哈”以对，或者三言两语应付一下。
    许司令却非常严肃认真，边听边作指示，反复强调三条：要服从命令听指挥，
要警惕心术不正的人，军以下要坚持正面教育。他说，“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第一
条就是一切行动听指挥，军人不准造反，哪个造反就把他抓起来！
    也还经常找人来谈，有时找军长，有时找政委，有时军长刚走，政委来了，反
正都是“单个教练”。至于谁来谁不来，谁先来谁后来，皆由许司令临时点名，别
人甭想提前摸着底。这可能也是他考核部下的一种方式。
    起初我没有经验，他讲要找哪位领导，我就叫总机接哪位领导，一时找不到，
许司令就不高兴了，说我连电话也不会要。后来我摸着了他的规律，一打电话，先
问他是不是几个部队都要，听他“哼”一声，不必再多说，马上告诉总机依次接通。
这一来，基本上第一个讲完，第二、第三个就接上去，尽量不耽误他的时间。
    天气开始变热，我看他打电话时出汗不少，赶紧打开窗户。
    不料他电话一捂，甩头给我一通训：“还是老兵呢，一点保密观念都没有！开
窗干什么？怕人听不到？”
    我接受教训，第二天早早把窗户关严。
    他打了一会儿电话，又说：“天这么热，你还关窗，要把人闷死呀！”
    一个窗户，开也不是，关也不是，事怎么这么难办！吃饭时，我向保健医生高
复运讲了这两天的别扭和委屈，说：“他再这样出难题，我就不干了！”
    高复运听罢笑道：“李老弟，你放心，这种事再也不会发生了。”
    果然，第二天，许司令的保健护士跑进我的办公室，和我闲扯一阵，顺便透风
说：“李秘书，首长对你印象很好，认为你办事老练，工作认真，责任心强。”
    这是许司令看出我不高兴，有意让人传话来安慰我的。我心想，这一阵他无名
火说来就来，也是心情不好所致。作为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应当理解，不该过分计
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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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  身在大别山
    环境虽然幽静，可许司令的心境根本静不下来。他一直关注着“文革”形势，
山外传来的消息却越来越不好。
    使他很窝火的一件事是浙江省军区和军管会被改组。
    夺权斗争中，浙江的造反派分裂成两大派，一派简称“省联总”，一派简称
“红暴会”。驻浙部队在支持哪派的问题上发生分歧。省军区认为“红暴会”是从
“省联总”杀出来的，也是革命造反组织，两派都应支持。驻浙某军和空军某军则
认为“省联总”才是“当当响”的造反派，只能支持这一派。
    军区杜平政委受中央指派，代表中央负责解决浙江问题，他在会议上要求两派
各自多作自我批评，实现大联合。但“省联总”自恃有陆、空两军支持，不仅不打
招呼，反而把矛头对准了省军区。两派也互相攻击。
    会议开了一天，不欢而散。此后，全省武斗不断。
    为了东海前哨局势的稳定，中央决定对浙江实行军事管制。军管会主任是省军
区政委龙潜，第一副主任是省军区副司令阮贤榜。副主任有舟嵊要塞区政委曹思明、
某军政委南萍和空军某军政委陈励耘。省军区政治部主任罗晴涛为秘书长。
    这头军管会挂牌，那头陈励耘就给吴法宪写信，告省军区不支持造反派，和他
们“支左”观点不一致。正想趁乱扩张势力的吴法宪立刻下指令：“把龙潜挤出去，
把南萍请进来。”
    陈励耘等人为了挤走龙潜，做了一连串的小动作。他们背着刚成立的省军管会，
带领所属部队跟“省联总”举行盛大联欢会，再三表示“支持的态度是坚定不移，
坚信不移”。又同“省联总”的头头一起分析形势，乃至亲自参与策划大规模的武
斗，指挥进攻对立面“红暴会”的据点，毁厂房，砸机器，打人抓人。
    抓了“俘虏”，一车一车拉往“省联总”控制的地区，故意招摇过市。一面却
把“红暴会”的头头翁森鹤及其家属秘密关押起来，同时放风说：“翁森鹤一家生
死不明”。诱使省军区信以为真，上了圈套。
    武斗发生后，浙江全省舆论哗然，军管会内部意见分歧，两派之间的对立情绪
更加严重。事态惊动了中央，周总理办公室通知驻浙三军和两派代表进京会谈。
    在北京会谈时，老红军出身的龙潜汇报陈励耘等人策动和指挥“省联总”镇压
不同观点的群众。
    刚说到翁森鹤一家生死不明，南萍马上抢过话头：“省军区代表在中央首长面
前造谣，翁森鹤在‘省联会’保护下安然无恙！”
    康生、张春桥要南萍把翁森鹤送到北京。送来一看，身上缠着绷带，可人还活
着。龙潜浑身是嘴讲不清，挨了一顿狠批。
    张春桥肯定驻浙某军和空军某军“支左”的方向路线是正确的，断言省军区是
“地头蛇”，“和地方当权派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是保守势力的后台”，在“‘支
左’过程中错误是严重的”。省军区明知上当了，也只能“哑巴吃黄连，苦往肚里
咽”。
    会议决定，省军区关门搞“四大”。这一来，龙潜等领导同志就只有作检查、
挨批斗的份了。
    不久，省军管会和省军区领导班子双双被改组，南萍、陈励耕当上了军管会一
二把手，同时任命某军熊应堂军长为省军区代司令，南萍为代政委，对浙江驻军实
行统一领导。
    消息传到大别山，许司令干生气，没办法，说“南萍过去还是很老实的人，‘
文革’一来就变疯了。”从此再不给省军区打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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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章  “蓝苹也配当旗手，她就会破坏！”
    看形势一时稳定不下来，许司令做了在大别山长期养病的准备。工作人员成立
了一个临时党支部，由我担任支部书记，保健医生高复运、管理员胡宝亮为支部委
员。
    临时党支部作了计划和分工。每天由我组织学习毛主席最新指示和中央文件一
至二小时，医生带保卫干事负责服务保健和安全警卫工作，管理员管生活，兼抓军
事训练。
    许司令说，他自己的任务就是养好病，除了早上听３０分钟新闻联播，百事不
问。
    其实，哪有可能百事不问？广播里传来的消息不是造反、夺权，就是打倒这个、
揪出那个。许司令没法清静，脾气越来越焦躁，说话也越来越没遮拦。听说造反派
冲击军事机关，下面部队的武器也被抢了，竟至当着我和护士的面数落开了江青。
    先没点名，说那个人三十年代在上海是个演电影的，不太有名气，也会唱点京
戏，在延安就听过她唱的《打渔杀家》，现在要当文化界的“旗手”了。
    “蓝苹也配当‘旗手’？”说着说着就骂起来，“她就会破坏，把全国都搞乱
了，她舒服了。我看她像奸臣，和她一伙的好人不多！”
    像许多老同志一样，许司令知道江青浪迹上海滩的老底子，很不以她为然。以
往看在毛主席的面上，对她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江青趁着“革命”的潮头浮出水
面，由抓文艺介入政坛，许司令对她还是嘴下留情，有时给毛主席写信，把她也带
上，虚与应付一下。当江青跻身权力核心，以特殊的身份呼风唤雨、发号施令，甚
而在军委会上公然大放乱军厥词，许司令对她就只剩下嫌恶和愤怒了。
    一次在北京开会，江青请许司令看样板戏，许司令推说“都看过一百遍了，背
都能背下来了”，没给她面子。江青又请许司令吃饭，许司令推说“拉肚子”，也
不肯赏光。后来，实在推不掉，和杨得志等一起去了。饭后照了相。不久，送来很
大一张彩照，江青居中坐着。
    “给你吧。”许司令看都不看，随手甩给了我。
    江青与她的同伙到处伸手，搅得党无宁日、国无宁日。在许司令眼里，这时的
江青已不啻于一个仗势弄权的刁妇，一股祸国殃民的祸水！多日的隐忍再也按捺不
住，终于爆发出这样露骨的干骂。我在一旁听着，吓得头都不敢点一点，真替他捏
把汗。
    我们感到这样下去不是个事，就想办法转移他的注意力。主动和他聊天，讲些
轻松的话题；嘱咐医护人员常去找他讲过去打仗的故事，让他开心。
    柴副主任还找来一副象棋跟他对弈。许司令酷爱下棋，一摸棋子，什么烦恼都
没了。他棋艺一般，但极好胜。输了，不让对方离开；赢了，就讲你是臭棋，还指
指点点地教给你车怎么走，马怎么跳。陪他下棋的几位都力争跟他下成和棋，赢一
盘，也输一盘。

卖女孩的火柴

第二十章  “许师傅”授徒习武
    旧俄名将苏沃洛夫曾一度赋闲，闲极难耐，就教练卫队拔普鲁士正步。许司令
一样闲不住。保卫干事教警卫班擒拿格斗，他看了两天，技痒起来，就要大家练习
少林武术，他亲自当师傅。
    当下表演了一套拳术和棍术，又顺手抄起一条长凳，舞得风轮也似飞转，边说
：“这也可以当武器。”
    先亮出功夫，后从棍术授徒启蒙。
    以前听许司令讲过，少林寺学武都是“师傅领进门，修行靠个人”，领略各般
武艺的路数之后，照着壁上画的动作图形一招一式去揣摩、去练习。大概意在恪守
少林真传，一套棍术二十多个招数，他做一次示范，一动一动教三遍，再让你自己
练。他坐在椅子上一边看着。错了，耐心给你纠正、讲要领，但不做示范了。等你
这个招数做对了，他要求你再练一百遍，定型定式。
    一教少林武术，他的情绪就特别好。柴副主任的儿子小胖在屋里耍棍，不小心
把灯泡打碎，声音很大。众人都以为许司令肯定要发火，却见他走进屋，从小胖手
里接过棍子，边比画边讲，练功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手到眼到，才能指哪打哪。
我们见他把着小胖的手教得很认真，悬着的心才落回原处。
    教了棍术，又教少林拳。还让保卫干事举办警卫班射击比赛，把空瓶子挂在５
０米开外的树丛上，用手枪打。为了锻炼身体，还组织爬山活动。那一阵，他的心
绞痛也不犯了。
    在大别山跟许司令员习武的人同时起步，很快就拉开了距离。警卫班和年轻的
保卫干事长进迅速，一个月下来基本上都掌握了棍术，擒拿格斗的本领也有明显提
高。拉出来比划一下，有招有式，有板有眼，如果剃掉头发，换上袈裟，说是少林
寺的武僧会有人信。
    临时党支部的三位支委就不行了。
    高复运１９３９年入伍，５０年代给苏联专家当过保健医生，以后一直跟着许
司令。他和蔼可亲，好开个玩笑，是个“好好先生”；刚过４０岁，两鬓已开始发
白。有次他喝了点酒，抽烟把衣服烧了个洞。许司令笑话他：“喝了一辈子酒，丢
了一辈子丑；抽了一辈子烟，烧了一辈子手。”见他戴着花镜补衣服上的洞，又说
他年轻轻的像个“高老头”。我们把“头”去掉，从此叫他“高老”。南京军区机
关和部队领导层都知道许司令送他的这个雅号。
    我和胡管理员还摊不上个“老字辈”，可也三十大几，比不得小青年胳膊腿利
索，学了前头忘了后头。
    这样三个人，在许司令眼里哪是学武的材料？少林寺可不管孔夫子的“有教无
类”，又看我们还得忙活其他事情，没几天就把我们淘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