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是我们局的友恒兄用他的心写下的文章，讲述英雄烈士杨伟明，他用笔触把儿时伙伴杨伟明刻画的栩栩如生，现在我转帖给军中兄弟们分享，，。。。 <我的兄弟叫水牛>
我是在初二刚开学的时候认识他的。相识非常必然，因为他们家和我们家就住对门。
那天是周末，我从学校回到家时天已经黑了，上到二楼，只见楼梯上坐着一个人，正借着昏暗的梯灯看小人书（连环画），年龄和我相仿。不认识。我也不好搭话，边敲门边想，这人怎么在这儿看书，这么暗的灯，还挡道。
他见我敲门，赶紧站起来，掏出一样东西递给我，说：“月斯。”（确实是这个发音）
“什么？”我没听懂，一看是钥匙，接过加道谢。他对我笑笑，转身进了对门。我这才知道他住杨吕叔叔家。亲戚？孩子？这是什么口音？
家人回来后我才知道，警司今晚有电影，爸妈带着我哥、妹看电影去了，将钥匙请他转交我。他是杨叔叔的儿子，冬青的哥哥，从小在山西太原长大，（从此我记住了山西话说钥匙是这种发音），现在来广州上中学。
这是我和他见的第一面。
很快我便知道，他叫杨伟明，比我小一年。现在八一中学上初一。
虽然住对门，但由于不在一间学校，且又是住读，有时一个星期也不一定回来一次，见面机会很少。不过总还是能见到的。后来我曾问过他，你拿着钥匙（月斯）等我，可以坐在你家等，干嘛坐楼梯口？多难受。他说怕不能及时发现我，害我进不了家门。我说那你可以把家门打开，我一上来你不就看到了吗。他说那也不保险，再说他还看着小人书哪，还是坐楼梯稳当。（难怪还要挡着道）我顿时心生好感：真能替别人着想，实在人啊。
我后来还知道他有个爱好，喜欢看小人书。他说他最喜欢小人书。我曾故意吓唬他：“你最喜欢小人书？那毛主席的书呢！”他还真被我吓住了（那时候说错话可是要上纲上线的大件事），憋了半天才说：“毛主席的书我最、最喜欢，两个最！”
看他这憨劲儿。
和他熟悉起来是在1968年复课闹革命的时候。按照就近分配的原则，我们和警司、空司这一片的孩子都被分到五十五中，就是现在的执信中学。文革前叫执信女中，文革初期她们自己改名叫红女中。文革时大破“四旧”，自然要破除男女分校的封建残余，实行男**校。从那时起，所谓的女中就不复存在了。不过由于是女中的底子，自然还是女生多男生少，开始时一个班男生不过六七个，有些势单力薄。想必杨伟明知道这一点，可能是怕报到时有些不好意思，便约上住对门的我一起去。
我们骑着单车进了校门，远远就见大树下贴着一张大红纸写的布告，一群人正在围观。我们自然也凑上去瞻望一下，内容大体是说：好消息，学校现有大量卫生纸供应，需要者可到总务处购买，质优价廉云云----，我还没看完呢，只听他啊呀一声，扭头就跑，站得远远的，还一个劲叫我别看了。我莫名其妙，过去问他怎么啦？他左顾右盼一番才说，这种东西你怎么还看呢！你没看见，都是女生在看嘛！我顿时气不打一处来：切！看把你吓的，学校能贴我还不能看啦！真没看出来呀，你知道的还不少！
杨伟明还没算完，骑上单车就要走。我喊住他：还没报到哪！他扔下一句：我不报了。人就没影了。
我就不明白，不就卫生纸那点儿事儿嘛，至于这么大反应吗。你不报我可得报，这可是美女如云的地方啊。
这就是憨到家了的杨伟明。
那时小孩儿之间很兴互相起外号，特别是有些特点的。杨伟明在男孩里应该算是长得很漂亮的了，高鼻梁，薄嘴唇，眼睛又圆又亮，双眼皮，还是双的很漂亮的那种，特好看，用现在的时髦话叫帅哥、靓仔（比他爸靓多了）。只是身材有点儿像张靖宇，偏胖。张靖宇的外号叫“肚皮”（发音不能太正，要念：肚迪。这是卡六的首创，他对此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杨伟明的外号叫“水牛”，似乎也顺理成章。我没记错的话，这个知识产权属顾单儿。
别人的外号多少有点儿挖苦调侃的味道，他的外号我却认为十分贴切，直到他牺牲后，我更加是这么认为。要说外形，只是有点儿像（仅仅是有点儿），主要是性格脾气：为人善良，老实忠厚，没有是非，埋头苦干。这外号，并非形似，乃神似也。
1969年3月，我们和机关的许多哥儿们一起当兵来到122师，他分到364团，一直干到牺牲，正好十年。
我刚开始是和江流、纪南翔、杨中华等人分到军直高炮团。我和江流一个连，在广西东兴县的中越边境蹲了半年山头，1969年8月归建才回到122师，在湛江霞山的港务局守港口，不久又调防到遂溪县守空二师的机场。我们离364团当时的驻地调顺岛还远着呢，平时和他见一次面也不容易，他的消息也不多，偶有情况传来，不外乎是干得不错等等，总之他属于默默无闻的那种类型。
有关他的事我最有印象的一次是听说他提干了，那时我还当着班长呢。我由衷地认为他这种人在野战军当兵是入对门了。相比那些农村兵，他比他们受的教育多，见识广，有文化，素质高；相比城市兵，他又能吃苦，从不发牢骚（这点在部队基层很重要），身体也棒（要不怎么叫水牛），死做烂做，讷于言而敏于行，整个一老黄牛精神，部队不用他用谁。和他情况相类似的还有赵豫生（空司子弟，我的同学和战友），赵幼林（军区后勤子弟，马铁平的大舅子），偏偏他们全都牺牲了。
我战前最后一次见到他大概是1978年9月，师里召开师、团、营三级干部会，他来开会，我才知道他已提副营长了。当时我已调到师政治部，是会议工作人员，正在合流的招待所准备会议文件，突然听到背后一声断喝：“友恒！”接着肩膀被猛击一掌，有些眼冒金星，回头一看：“水牛！”我们都高兴坏了。
他告诉我他已从桂林步校毕业，刚结婚，老婆是在步校时抠到的，校医务室的护士，叫李凤芝（音）。小俩口蜜月到北京看望了他爸爸（杨叔叔当时在部里办学习班），他爸还送了块表给他做结婚礼物。我欣赏了一下，挺漂亮。（这块表还有一些话题，以后说。）我很羡慕，说你小子真够可以哈，不吭不哈的把什么事儿都办完了。学也上了，家也成了，业也立了。他是我们这帮人中第一个提干，第一个提副营，又是第一个结婚的。（就我所知）
不过他讲得最多的，还是刚才在来的路上，一个大雷如何把他们一车人吓得半死（湛江是高雷区），他又是如何的会避雷，别人又是如何的害怕。他叙述的不是很流畅，却也绘声绘色，没完没了。我静静地听着，觉得这屁大点儿的事他讲起来竟还这么有兴致，真像是还没长大，还那么纯真憨厚，一点儿没变。
没想到这次竟是我们的最后一面。他的蜜月也成了绝唱。
一个多月后，部队就接到了开拔的命令，奔赴广西的中越边境。
我们师部署在靖西、那坡一线。我们的正面是越南的高平省，有越军的一个正规师（番号我忘了）。我师的任务是，正面攻击，打通和控制平（平孟）高（高平）公路，配合兄弟部队，合围越南的高平，吃掉这个师及沿线的公安屯部队，狠狠教训一下这帮狗杂碎。
我们师的主要作战方向有两个：一个在靖西县的孟麻镇，这是主攻方向。这里高山峻岭，无一条像样的公路，全是山间小道，部队行动艰难，越军兵力也单薄。一个在那坡县的平孟镇，是佯攻方向。这里的平—高公路是越南高平省连接我师战区范围内唯一一条等级公路，肯定是越军布防的主要方向。
避实击虚，这是常识。以次要兵力吸引越军主力，以主要兵力迂回越军侧翼，出其不意，聚而歼之。这个方案战后看没有错，问题在于没有贯彻到底，中间出了岔子。
364团作为我师的主力团，自然部署在孟麻，并从365团拆了一个营过来，加强给364，（就是方潮所在的那个营）。平孟方向只留365的两个营（就是盛鲁湘他们，部队平时训练极少，擅长种水稻）。反正是打佯攻，没指望他们能打出什么辉煌战果来，就算是战损过半对全师也不会伤筋动骨，只要能牵制住越军的部分兵力即可。这是我的个人看法，摆不上台面。正面说法是给部队打翻身仗的机会。不过咱心里明白，我要是领导也会这么干。365团自从兵败东山岛后，几十年来一直坐冷板凳，从无做过全训部队，以搞生产为主，直到撤编也没翻过身来。
师的预备队是366团，摆在364的侧后，靠近与42军的结合部，随时支援主攻方向，兼顾对42军的呼应。我师作战的根本目的，是从正面压迫越军，掩护121（念井方向）和124（水口方向）两个师对高平的迂回穿插，完成对高平的合围。（这可是广州军区的两支拳头部队，战前全是甲种师，是军区的看家老底）。123师是我们军的预备队，只在龙口方向做小纵深穿插，目的也是牵制越军，同时屏护42军侧翼，为大纵深穿插创造有利条件。
以上就是我在临战前对我师及友邻部队总体态势大致上的了解。
师机关分成了三部分，即前进指挥所、基本指挥所和后方指挥所。我在师基指，理所当然地摆在孟麻，跟在364后面。2月14号进入出发阵地后，我知道杨伟明、赵幼林他们离我并不远，就在前方一个叫弄尧的小村子，直线距离不过<?xml:namespace prefix = st1 ns = \"urn:schemas-microsoft-com ffice:smarttags\" />一公里左右。
15号晚上正式向我们传达作战方案。我们这些“瞎参谋乱干事”并无对方案进行讨论的职责，听着就是。方案要求，17号凌晨全线发起攻击，当晚一线部队必须推进到高平城下，完全控制平—高公路。还说我们师基指争取到高平城里吃晚饭。（信心爆棚）。
高平市（GAOBANG）是越南高平省的省会，距边境线大约60公里。我不是军事干部，不过基本常识还是有的。野营拉练我们年年搞，光靠两条腿，就是敞开大路让你走，全副武装一天能走多少公里谁不知道？更何况还有作战行动呢，能行吗？我感觉这有点儿像做梦娶媳妇儿。当时就听得我们面面相觑。
我并不具备评论领导作战指挥水平的资格，但我至今还是认为（不知是否有些片面），正是这种指导思想，直接导致了朔江战斗初期的失利，包括杨伟明和赵幼林的牺牲。
我之所以要介绍上述这么多情况，是为了回应战后对杨伟明某些的议论。
17号凌晨，作战如期展开。当晚看战情通报，情况糟糕。进展最好的部队，才向前推进了几百米，有些部队甚至又退回到早上的出发位置，与原来的预想相去甚远。第二天依然前进缓慢，已开始影响到了穿插的部队，给养供不上去，伤员运不下来。左邻右舍都在指望着这条公路，军里督促的电报接二连三（军区给军的压力更大），我甚至看到一份电报，意思是要用预备队（123师）把我们换下来。口气很是挖苦。这可是奇耻大辱啊！前指和基指都沉不住气了，19号晚上连夜调整部署，命令364团二营改变原来迂回攻击的任务，沿平孟至高平的公路直插朔江，死活必须于20号拿下这座县城。
如果能达成这个目的，当然很理想。占领朔江，起码可以保证这十几公里的公路畅通无阻，穿插部队立马脱困。更可以给越军的防御造成极大压力，甚至全线崩溃。高！实在是高！
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我认为错误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二营是364的主力，“水牛”正是该营的副营长。反击战开始时并不是他们打头阵，而是配属过来的365团三营先上去撕口子，和越军死磕（所以方潮他们这帮战友老是发牢骚说，他们是行又行先，死又死先，企又企两边—平时靠边站，战时打头阵，早死早完事儿）。可能这也是他们全营官兵（后因大裁军早就全部转业、退伍了）现在特别团结的主要原因。不过这样的部署无疑是正确的，主力要用到关键时刻。
现在可是生死关头了，主力不上谁上！我军有个传统，战时各级指挥员的副职要向下配属一级，加强主要方向的力量。四连是二营的尖刀连，又是“水牛”的老连队，当晚就由他带领这把尖刀沿着平—高公路直插朔江。营部紧跟在后面，该团有个副政委（姓什么我忘了）加强到他们营，也跟在营部。很多情况我就是事后听他说的。
接下来就是我永生忘的日子——1979年3月20日。
天刚蒙蒙亮（大约不到六点的样子），四连突进到一个叫墩张的地方，离朔江县城已不远了。此地的地形我后来多次去看过，今年的2月17号（自卫反击战打响的纪念日）我又和战友们到那里缅怀一番。两山夹一沟，公路沿山沟蜿蜒而去，前后长近一公里，最宽处三、四百米，最窄处不到一百米。公路两旁是稻田地，这个季节早已收割完毕，地形平坦，无任何障碍物，唯一可借以隐蔽的地方就是几道矮矮的田埂，对拥有交叉火力的防御一方可以说毫无意义，对进攻方来说这地方无疑就是坟墓（有照片）。战斗就在此时此地打响。
四连有个幸存的战士叫李宗划，佛冈人。水牛当连长时他是连部的号兵，战前已当了班长。越军枪响时他带着尖兵班已通过了伏击圈，突然身后枪声响成一片，分不出点儿来。他赶紧折回，朦胧之中惊呆了，不过就几分钟时间，公路上，稻田里，躺的全是战友，基本来不及反抗，很多就这样牺牲了。水牛此时的位置正处于伏击圈的中心地段，李宗划说他找到副营长时还好，没事。但身边的步话机已打坏，步话员牺牲。副营长命令他设法冲出去，报告情况，请求支援。他说他几次爬过去，拉着副营长的裤腿，求他一起走。这时天还未大亮，或许还有机会冲出去。但副营长几次踢开他的手，骂他快滚蛋！他往回爬了一百多米，还听到副营长在喊机枪兵，喊连排长，准备就地组织反击，坚持到增援部队上来。等他再回过头还没爬几步，天已大亮，冲不出去了。（可见水牛当时面临环境的危急和险恶）
这时的形势是，连队被压制在一片开阔地上动弹不得，组织不起任何有效还击，仅有零星的抵抗，但对越军构不成威胁，反而暴露自己，被越军从容地逐个消灭。毕竟越军居高临下，又全是重火器配备。四连的这片开阔地上，无遮无掩，无法展开。
他说最后看到副营长是在大约十分钟后，这时他正好滚进一个小坑，像是村民犁田时牛打滚留下的，正好容下一个人，正是这个浅浅的坑使他躲过一劫。他再次望向副营长方向，水牛身边已收拢了几个人，好像他正从通信员身上取地图（我不知这算不算错误动作）。就是这时，越军起码有两三个火力点同时向他开火，听得出来应该是重机枪甚至是高射机枪的声音。副营长和那几个人周围顿时被腾起的泥土烟尘包围，什么也看不见了。片刻之后，烟尘散尽，他感到这时的阵地一片寂静，听不到任何的声音。
我三天后见到那个副政委，此时他的神情还未能恢复正常。他介绍的情况大体相同。当时他跟着营部正要转过山口，再往前几步就进了伏击圈。枪一响他们赶紧往后撤，身后已有战友倒下。一步之差，阴阳相隔。他们撤出后立刻联系前面的杨伟明，怎么也叫不通。派人也无法冲进去，前面的人也出不来。情况不明，只能凭判断是钻了敌人的口袋，赶紧向团里呼救，火速增援。这就印证了水牛此时已陷入联系中断，孤立无援，四面重围的绝境。副政委说从一开始他就反对这个打法，杨副营长也是不同意的，但没办法，只想等战后再说。这下可好，连骂娘的机会都没了！这就是TMD送死！怎么不坚持原来的方案，打越军后背！谁的决定，SB！犯罪！粗话连串，边跳边骂，怒火中烧！ ［此帖子已被 贝拉 在 2009-11-24 10:13:46 编辑过］ | 
发表于 2009-10-27 08:13
![](\"images/icon-quote.gif\"){kind=icon}
贝拉:
![](\"http://img.club.dayoo.com/club_data/upload_photo/mrxq/2009/02/18/23695/23695.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