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歌后故乡行

好吃懒做

都定的不赖啊！！！！我也顶，顶！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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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访邓丽君故乡始末（上）

　　 靳文华/文

　　紫山客按：1995年5月，祖籍为我市大名的台湾著名歌星邓丽君香消域外。算来，这位声震环宇的歌坛巨星离我们而去已十五个年头了。去年(2009年)为了纪念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周年，《新周刊》在全国公开评选“三十年中国十大骄子”，邓丽君名列榜首。三十年前，当改革开放刚刚打开国门，她的歌声最先飘进每个中国人的心中。她是一个不在改革开放现场的破冰者，她是一位赞美梦想与追求的青春引路人。在历史的关键节点，她的歌声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社会，改变了一代人的审美情趣，表达了一代人的呼声，象征了一代人的成长，又被一代人所记忆。昨天(2010年元月26日)，中央电视台4套在黄金时间对邓丽君的一生作了长篇报道，片中邓丽君几次谈到她是河北人。其实，她的祖籍正是邯郸大名县城东部的邓台村。当年，为了寻找邓丽君的故乡，海内外许多媒体和热心人，费尽周折，颇有传奇色彩。28年前，国内第一篇报道邓丽君祖籍为河北大名县邓台村的作者、邯郸市地方文化研究会副会长靳文华先生，以其辗转千里，为邓丽君寻根的亲身经历，撰写了《小城故事——为邓丽君寻根的前前后后》的长篇报道，曾轰动两岸三地，传颂长城内外、大江南北。今翻开箱底，予以重新全文转发，将题目改为《寻访邓丽君故乡始末》，仅以此，作为家乡人对这位魂洒海外的同乡巨子逝世十五周年的一份祭礼。

　　 引 言

　　大约是在1982年的1月底，春节刚过一上班，部里派我到石家庄参加全省对外对台宣传培训班。当时我对何谓“对外对台”还一窍不通，而其他人也都说不大清楚。这倒正可以由我打基础，所以我很高兴能有这次的机会——我比较愿意干开创性的工作。

　　这次培训班是2月2日开始的，共半个月时间，直到这时我才明白，原来过去这项工作是军队联络部干的，战争年代军队联络部的主要职能是策反与“瓦解敌军”，由此可知过去的所谓对台宣传是什么内容。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从去年起这项工作开始移交地方党委宣传部，外宣的内容也由“瓦解敌军”，转到适应对外开放的需要。由于正在转轨期间，所以这一期班上仍有不少军人参加，而且内容也继续是以对台为主。

　　回忆起来，这一期培训班对我一生从事的宣传工作影响十分之大。在这之前，我已经在部队政治机关做了十几年的宣传工作，也参加过许多次师、军、军区一级所办各类培训班，但学的都是我们共产党人建国后、尤其是文革以来形成的、硬性“灌输”式的宣传方式，都明显带有强加于人的味道。而这次班则使我第一次悟到了点什么是宣传规律？看到了国内外、海内外成熟的宣传媒体是怎样用文字、声音、图象来打动、感染宣传对象的？从而，使我蓦然感到过去自己的“宣传腔”是多么笨拙、霸道、苍白，甚至再看看过去所写的那些东西，都感到脸红心跳。就这样，十多年来在我的头脑里形成的宣传观念在十几天里就被颠覆了！这是不是规律的力量？！

　　这次班上对我震动大的另一件事，是听一个由从台湾偷渡归来不久的老兵傅文秀先生所作的“台情报告”，它也突然使我感到：原来台湾的情况也并非象我们的“台情报告”经常讲的那样“水深火热”！这位老兵是石家庄人，年轻时参加国民党军，是1949年随国军败退台湾。退役后给人家打工，显然属下层。但他说：每月有12000元台币的收入，合600元人民币。而当时我在地委宣传部属高工资，每月才56元。同时，他说，台湾人虽然财产上的差别很大，但老百姓基本生活都差不多，“一般都是鸡鸭鱼肉，我也有汽车”，还说“蒋经国上来这几年，经济确实突飞猛进，比蒋介石时代强多了。有十大建设，解决了失业问题”，“工厂保护工人的利益，不能随便开除工人，倒闭了也要给工人工资。生病也不用花钱-------”。看得出来，这位先生是刚从台湾回来的，说话间时时闪烁着怯意，每每欲言又止，但就这些话已经给了我足够的冲击波。现在翻开那时的记录，竟然专门记着这些话，可见当时对我影响之深。这又使我感到，我们过去的那种宣传方式，不仅对外无效用，对内反倒是有负作用了——把自己人也蒙在鼓里！

　　这位傅先生关于思乡的话也很感人，他说：去台人员没有不想家的，自己为回来就曾做了最坏的准备，“一是准备挨斗，跟共产党打了30年，挨斗也认了；二是准备挨饿，我有胃病，有夜里吃夜宵的习惯，大陆没有怎么办？那就啃饼子，总有饼子吧。只要能回来认认老坟头，第二天死都行------”真是“人情同于怀土兮，岂穷达而异心”。

　　关于我们的对台宣传效果问题，他说：“在那边天天夜里听这边的广播，但你们往往是自顾自地用你们习惯了的话说，这其中很多话那边人听不明白。比如，你们的话里总有个“抓”字，开始不知道是啥意思，尤其还有说“抓民兵工作”的话，我还以为是你们这边还在实行抓兵制呢------”这些话虽然好笑，但于我确实是一次震动，是推动宣传观念转变的的极好助力。

　　就是在这次对外对台宣传培训班上，给我拉讲课的一位中国新闻社的资深编辑周秀文女士，在2月6日召见我，交代了一项特别任务：为台湾歌唱家邓丽君寻根。

　　这令我诧异不已！邓丽君的歌传入大陆大约是在1979年左右，虽然此后很长一段时间，媒体和舞台都并未公开播放和演唱过她的歌，但随着“一块砖”———当时时尚的录音机和盒带的普及，到1982年，在民间、在青年人中已经很流行了，以至直到现在还有人说：邓丽君是乘着“一块砖”跨过海峡的！但那时却从来没有想到过她和邯郸、大名还有关系？

　　周秀文看出了我的疑惑，便慢条斯理地讲起这件事的背景：原来去年的10月，中新社接到香港《文汇报》“今日台湾”版主编王大兆先生的一封信，信中说：上年（1980年）9月26日台湾《中国时报》副刊发表了邓丽君之弟邓长喜写其姐文一篇，从此文及以前《台湾新生报》一篇简介邓丽君文中可以知道邓是河北省大名县人，父亲是国民党军校14期毕业生，参加过台儿庄、营口等战役，估计也是大名县台方“有名人物”。在介绍邓丽君的文章中，不止一次提到她怀念故乡……因此，建议中新社向河北省有关部门组织写一篇简介河北大名风光及邓丽君尚在大名的亲属怀念其父亲及盼他们早日回归故乡的文章……文章最好配有邓故乡和大名县的照片。信的末尾还有一段：“邓丽君父名可以找到，估计河北省对台办有，如找不到，我可以查资料后提供。又及。1981年10月19日于香港”。据此，中新社及省委宣传部要求邯郸尽快弄清邓丽君的原籍、找到邓丽君的亲属、精心写出一篇稿子。

　　当时我考虑最大的难题不是写文章，而是找到邓丽君的老家。这要在现在，都会觉得这太简单了，通一个电话就解决问题。然而，在那两岸没有任何沟通渠道的时代，这却是一件极为棘手的难事，就连邓丽君的父亲叫什么名字这么个简单的问题、就连中新社、香港《文汇报》这些对外宣传工作前沿的大单位，都只能到境外报纸上去翻，可见当时两岸封闭的程度。

　　最感不安的是，万一找错了，张冠李戴发表出去，岂不是大政治笑话！这可是一块“烫手的山芋”，不是闹着玩的。周女士、省委宣传部领导反复强调问题的重要性和严重性，并责成省委宣传部外宣处的同志专门督导这一工作，这种架势更使我心里忐忑不安。

　　好在培训班结束不久，2月20日周秀文女士给我来了一封信告诉说：邓丽君父亲的名字找到了，叫邓枢，是国民党中央军校第17期毕业，1948年由上海去台的。同时督促这篇稿子快点做。这样就没有了退路，只好立即开始着手为邓丽君寻根。

　　 寻寻觅觅邓台村

　　三月初，我随宣传科老干事仝新法下县检查第一次“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第三站到了大名，我的主要任务就是为邓丽君寻根。但确实不知从何处下手，心里感到很茫然。于是决定先从了解大名的人文历史进入。恰好我们住的县招待所老所长杨友云先生是三十年代的大名七师毕业生（后任大名政协主席），是一位大名通，他知道了我的来意，很高兴地给我介绍了许多的大名历史、风物，又给我找来一套民国年间出版的大名县志，我闷在招待所里很过瘾地看了好几天。但这些还都仅仅是“外围”，只在写文章时有用，对找到邓丽君老家帮助不大。

　　当时的大名县委常委、宣传部长张化南对此也很热心，给我介绍了许多情况。那时招待上级单位来人还不兴酒席（我们此行就是自己在招待所买饭票、自己在大食堂里排队买饭吃，根本没有人来陪着，也都觉得很正常的），但大名人素来以豪侠之风著称，尤爱以酒待客，一天晚上他便与宣传部搞报道的宋启明同志一道提了几个菜，拎了一瓶酒到我住的房间里小酌，谈得十分融洽，使我第一次领略了大名人酒风之雄豪。

　　几天后，宋启明同志告诉我说：县公安局也接到通知，几天来对姓邓的村和去台的人员仔细筛选了一遍，发现大名县去台人员不少，据现在掌握的就有好几百人。而且，由于大名在民国时代是这一带的中心城市，影响大，所以去台人员中还有许多军方上层人士，如县城南关二铺村一位姓杨的就是现在的台湾海军指挥学院院长，属将军级的。村里、县里跟他走的人也不少，但没发现姓邓的。现掌握的其他去台人员名册中，也没见姓邓的。大名县姓邓的较集中的村有四个：龙王庙、十里铺、施家庄和邓台村，这四个村中只有邓台村有可能。邓台村，在北门口公社，姓邓的不少，由于是个穷村过去逃荒要饭的多，应该有去台的。为了负责任，他们又提出另外一个可能，就是邓村，这个村在邓丽君父亲离开大名时曾属大名辖，是当时大名二区的，但在解放后大名、魏县分家时划到了魏县，现在属魏县边马公社。他们建议先到邓台村找找，若没有再去魏县邓村。他们说，若都没有，那就是散居在其他村的邓姓人家，找起来难度就大多了。所以建议我们先按这个思路找，找不着再想其他办法。我想想也只有这样，就同意了。于是3月11日上午便和老宋一人骑一辆自行车赶往邓台。

　　邓台村离县城也就十几里路，可当时交通工具很差，路也很不好，两个人骑自行车出县城往东再转北，先到了乡政府所在地北门口村。一个公社干部（当时刚刚撤社改乡，人们还都习惯叫公社）迎了出来，简单通报了一下村里的“社情敌情”后说：公安局已通知过了，知道你们要来，这个村在台湾的人不少，但有没有叫个邓丽君的说不准。然后他指了一下路就让我们自己走了。

　　我们沿着大堤又往前蹬十几分钟就到了邓台村，利用老宋打听村支书家的时间，我站在村边大堤上仔细地端详这个村子。原来这是一个极小的村子，紧依着漳河故道大堤，大堤上杨柳依依，村子里的房屋十分破旧，都是那种黄泥巴抹高粱秆子做房顶的土坯房，也没有一条正经的街道。这根本不合乎我想象的那种逻辑：到台湾跑的一定是地主富农，地主富农多的村一定是大村、富村，这个村很难说是我们要找的村。我正胡思乱想着，老宋喊我说找到村支书了，快走吧。于是我们忙进了村。

　　村支书是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记得并不姓邓好像姓田。人长得老成，面相苦苦的，就是我们那一带常说的一副“受罪样”的脸。其房子也并不比别的村民强多少，院子不大，主房是个东屋，这在我们那里是很少的。他不太善言辞，基本上是问一句搭一句，说不了几句话就没话了，关于为邓丽君寻根这件事他并无多大的兴趣，感觉不愿意沾边。他淡淡地告诉我们说：公社来人说过这件事了。村里姓邓的社员不少，有个叫邓书业的，听说他两个本家哥哥在台湾，跟公安局说的有点像，已经问过他了。这个人是个老实人，不会说瞎话，但也说不准是不是你们要找的那一家。然后，就带我们去了邓书业家。

　　邓书业，一个五十出头的老农，个子不高，一脸木讷样，一开口才发现是个重度口吃症患者，村里人都叫他老“结巴子”。大凡口吃患者见了生人说话都紧张，现在又是上边下来了解自己的海外关系的，是福是祸还不知道，这就更紧张了。再加上我们身后还跟着一群爱起哄的小孩子笑个不停，因此结结巴巴好半天、急出了一头汗也未说清几句话。村支书只好边劝他别慌，边给我们翻译。我们连听带猜总算听出了点意思：他父亲和邓枢的父亲是亲兄弟，他父亲是老大。他确有两个哥哥早年逃荒外出，一个是他的亲哥哥叫邓书山；一个是叔叔的儿子、叔伯哥哥，名字就叫邓枢。邓书山原来关在辽宁大狱里，去年才放出来，年头里来过信，说现在绥中县海边打鱼为生，在那里有一大家子人了。邓枢岁数比邓书山小，在家时也不叫邓枢，小名叫新玉，他是书山带出去到唐山挖煤去的，后来改名叫邓枢的，但这个邓枢是不是你们要找的邓枢，说不清。其他有用的情况他也说不了多少，因为他们离家出走的时候邓书业还很小。正当我们失望的时候，他却说出了一个极重要的线索———他们的两个姑姑还健在，就在不远的东周庄，而邓枢就是大姑养大的。这又顿时给了我们一线希望。

　　离开邓书业家，支书介绍说，由于社会关系复杂，邓书业的生活境遇一直不好。个人条件又差点，没文化，是个睁眼瞎，人又结巴，所以到现在也寻不上个女人，仍是光棍一条。挣下的工分刚够吃，住的房子就那一长条，像个夹道。说着他叹了口气说：“现如今又分地了，以后他怎么生活？再一说，这要是真就是邓丽君亲人，人家要从台湾回来探亲，到村里来看他，就这个样子，该咋着弄？”说着，嘴里啧啧连声，我也一时无言答对，只感到心里沉沉的。

　　中午吃饭的时候到了，支书家的大风箱呼呼嗒嗒响了起来，支书“家里的”满头流汗地擀面条，孩子们到地窨子里拿过了冬的红薯，我们和支书在八仙桌旁聊天。老宋不住地问村里对土地承包的看法（河北实行这一政策很晚，大名在邯郸是搞得最早的，也是刚刚开始），支书吞吞吐吐，似乎不像报道上说得那么兴奋，这使我甚感诧异。不一会面条端上来了，还有一小筐热腾腾的红薯，令人胃口大开，也确实饿了，我吃得有滋有味。老宋依然问个不停，突然，支书朝我们摆摆手说：“等等……”我和老宋都不知怎么回事？支书“家里的”笑着说：“就那臭毛病———该听岳飞传了，每天这时候，孩子都不敢说话”，我这才明白，原来电台每天这时候是刘兰芳的评书联播节目《岳飞传》，没想到，这样一个节目在这里已成为农民的惟一的文化享受。看着支书自顾自地把一个贴了许多胶布的小“半导体”紧贴着耳朵听他的评书，我既为刘兰芳感到欣慰，又为农民兄弟感到悲哀。这就是当时农民文化生活的现实———这个镜头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以后多少年我都常提起这件事。

　　农村的午饭都晚，吃完饭已经半下午了，支书又领我在村中的路边见到了邓枢儿时的玩伴张克成。老人已69岁，他和邓枢一同在范村学堂上过两年小学，老人谈起来兴致勃勃，他说：邓枢和我是“光着腚一起长大的”，他比我小三岁今年有66岁了，小时候他人长得精神，办事麻利，比俺们都“透气早”。当时俺这“一垡子（同龄人的意思）”的人就说“他要出去一定能当官”。张还说：“你们要是见了他就说村里一个叫‘拉拉’的老头打听他呢，他一准会记得———我的小名叫‘拉拉’，他那时成天跟着我耍。”临走他又低声告诉我一个秘密：“邓枢娘是范村的闺女，与俺村支书娘是姨表妹，论起来田支书该叫邓枢娘姨。”这令我十分诧异：既然这么近的亲戚，怎么他好像什么也不知道似的？默默一想才明白：阶级斗争阴影刚刚过去，过去河北一贯以“左”著称，这不到现在地还没分下来，所以这件事对他来说到底是福是祸还难说，还是先“保持点距离”为好！这正是那个时代人们的普遍心理，支书的做法十分正常。

　　离开张克成老人已夕阳西下，再到东周庄，显然不可能了，只好先回县再说。

　　第二天一早，我和仝新法一道乘着宋启明同志不知从哪里找来的一辆农用三马车———当时农村叫“蹦蹦”的，一路烟尘地去了东周庄。

　　 “忘乡河”上人

　　东周庄属另一个公社，也在漳河故道上，与邓台村一条漳河大堤相连。但我们是从县城西边的大路走的，感觉比昨天去邓台较好走。进村看，感到明显比邓台村大一些、富一些。很快就找到了邓家二姑家，她已70多岁，但身体还很康健。正说着话，门外人声喧哗，原来邓家大姑也来了，这时我们才弄明白原来这姐俩又是妯娌俩，男人家姓杨，兄弟俩都已过世。老人们已经知道我们的来意———几天前邓台村里的“后代”（音，本地土话，意为娘家人）已经来说过这件事。社姑（大姑）说：“俺想着你们一准会来的，知道新玉（邓枢）的，除了我没旁人了。”香姑（二姑）也说：“是哩，那时我还不记事。”

　　接着大姑就像说书一样说起新玉小时的故事：“俺新玉是属大龙的，正月初十生人。记得还是在他很小的时候，一年秋里，漳河发了大水，地里高粱淹得只看见个穗子尖，村里人都爬到了房顶上，谁知道这还不算完，从那后又连着发了几年的水，俺村的地亩一连十二年没见地皮，到处是芦苇。实在没法过了，村里人一拨拨逃荒要饭走了，俺哥一跺脚，撇下俺嫂和小新玉，也逃荒下了关外。剩下俺嫂和新玉在家苦熬，在新玉八岁那年，俺嫂得了乳疮没钱治，奶上烂出了一个窟窿化了脓，没别的法子只好用土法，请先生（土医生）配好药面子，用香油调和做成药捻，我给她往窟窿里续，痛得她咬破嘴唇，吓得我手打哆嗦。就是那法也不中，几天后还是没救了。临死前她已经说不出话了，只是把小新玉的手递到我手里，看我紧紧握住小新玉的手，她才咽下那口气。从此，新玉就成天跟着我，是拽着我的衣裳大襟长大的。我出门子后，凡回娘家都是他送我来周庄，来了就不走，一住很长时间。在他长到十五岁时，那又是一个灾荒年，他爷爷奶奶也在那年死了，一天他对我说，要去关外找他爹，拦又拦不住他，我哭着送他上了路。后来才知道他根本没找着他爹，落脚到了唐山，他有个叔伯哥小名叫狗头大名叫书山———新玉小名叫偏头，从小骨头软把头睡偏了———早几年逃荒到那里挖煤，他去了找着他，跟着他在那里卖苦力。几年后，日本鬼子进了中国，突然一天晚上，俺新玉回来了，原来他当了兵，是民国的兵，正一边跟日本鬼子打一边往南撤，退到这一带挤了个空回来看看。进了家没说几句话，磕了个头流着泪就走了。从那以后就再也没信了。俺村是个穷村，年年有人逃荒出去，很少见人回来。老辈子人都说俺门前的这条河是一条忘乡河，喝了这条河水的男人都是忘乡的人啊……”老太太一番话说的哽咽不止，我们也眼泪汪汪，而她那句极富哲理的话便一直刻在我的脑海中。虽然还不能肯定这个新玉就是邓丽君的父亲，但我心里已经认定就是他了！

　　第二天，我们就急急忙忙赶回邯郸了，当即将了解的情况向省委宣传部和周秀文同志发了汇报信，请他们给判断一下并指示下一步行动。几天后，省里转来周秀文同志的意见：尽快出稿件！大概是怕省委宣传部转达不清楚，3月22日，周秀文同志又直接给我写来一封信并附有香港文汇报“今日台湾”版主编王大兆先生的一封催稿信。周秀文同志在信上说：“邓丽君的亲属在未查实前，我们觉得是否先写一篇，即你们来信中提到的邓丽君故乡访问记，里面可以写写邓的故乡解放前后的变化和邓的亲属的情况。从何写起，我们觉得可以以作者偶然的机会来大名县，据香港报纸报道大名是邓的故乡，因此，顺便作了一些采访。邓枢姑姑怀念邓枢一家，可暂不写，因为现在既然还不是那么确实，写起来就有些勉强了。照片，风光照，人物照都可以……”看来是必须先写稿子了，但我想，要写得有感情，光邓台村的这些素材、光是风光、名胜无论如何是不够的，必须写两位姑姑。因此，我没有同意她的意见，决定还是要写邓枢的两位姑姑，写她们的思亲之情。

　　几天后，我和军分区政治部的张平分、《邯郸日报》摄影记者赵建军一道二进大名。打算先到邓台村拍照片，然后到东周庄找他们的两位姑姑再采访，并先按着“是”的概念、依据现在的这些情况开始写稿子。

　　这次由于有军分区的同志参加，所以武装部派了专车———一辆军用吉普车。五、六个人挤在车里，很快就到了邓台村。建军同志忙着在村头找最美丽的景点拍照。房子太旧，只好照大堤和依偎着小村、刚刚冒绿的杨柳，然后进村拍摄邓书业的家。也许这是50多岁的邓书业头一次在自己家里照相，只见他紧张得手足无措，小孩子们连喊带叫，村里像过节一样。

　　从邓台出来去东周庄，我想必须走一走过去人们走的老路，也就是邓枢先生送姑姑回婆家的路，这样才有情节。村里人都说这条路虽然近但不好走，汽车不见得能走。但我执意要试试，大家也就同意了。果然，路很不好走，这里是漳河故道，河曲纵横，没有硬路，还过了两道小桥，好在武装部的吉普车耐跑，不一会就到了。东周庄的两位老姑奶奶也像过节一样，穿上过年穿的大襟夹袄，带上老式帽子，高高兴兴地在堂屋的八仙桌前照了一个合影像。借这个机会我又详细地问了一些情况，尤其是现在东北的邓书山的一些情况，得知他在冀东事变后参加了伪军，后曾在伪满洲国的一个县任监狱长，解放初期被捕，关进了他自己曾任监狱长的监狱里。不久前刑期已满，成为公民获得自由。现住在辽宁省绥中县的渤海边，以打鱼为生。已经有了一大家子人，生活还不错。去年时还曾回来探亲。我内心的打算是：既然他是邓枢外出的投奔目标，又是嫡亲叔伯兄弟，那他一定知道邓枢离家以后的一些情况，因此争取再找他了解一下。

　　 寻找大名府昨天的影像

　　回到县城讨论稿件，建军提出要拍一组县城的照片，因为邓枢离家时大名是冀南首府，名气很大，必定是他心中的向往，所以现在定会有印象。我很以为然。于是我俩留下来等好天气拍照片。

　　在这期间老宋陪着我们到县城外看了大名人十分珍视的两通古碑，他说这两通碑名气大，稿子里一定要写上。一块是狄仁杰祠堂里的功德碑———唐朝名相狄仁杰曾在这里任过职；另一块叫五礼记碑，在旧址公社的双台村（离邓台村不远）中一个干枯了的大水坑中平躺在地，已碎成几块。这一块石碑的显著特点是个头大，猛见到令我惊奇得合不上嘴，大约有15米长，仅底座就有两人高，这确是我所见过的最大的古石碑，的确值得大名人自豪。大名同志都说要宣传好这两通碑，但我想本文不是历史考究，这些历史掌故邓枢先生当时未必有所闻，第一篇还是应当拍他记忆中有的景物好些，所以我和建军商量重点还是拍大名教堂。

　　大名教堂是近代大名城一座标志性的建筑，有50多米高，是法国人在1918年所建，法国人早在同治年间就在大名传教。这座教堂为哥特式风格，后从一家海外报纸得知，按同一图纸法国人在中国建了三座教堂，另两座分别在上海和广州，都是全国有名的教堂。这座教堂尤以钟楼上的大钟精美著称，报时钟声悠扬悦耳，声传数十里（如今大钟已失音，大名人告诉我说惟一一个能修大钟的一位老人不久前去世了）。我猜想，邓台村离县城不过十多里，当年邓先生到范村上学毫无疑问是听到过这钟声的。人老怀旧，看到这幅照片说不定会使他“音犹在耳”的……大约是在第三天上午，我们终于拍到了一幅满意的图片，但在拍教堂内部时却遇到了问题：教堂早已成为一家棉油加工厂的厂房，根本无法拍摄。于是只好遗憾地作罢！

　　回来后又跟中新社汇报，周秀文同志同意了我的意见：可以写两位姑姑。同时也提出，可以一边写稿子一边到东北去见一下邓书山，毕竟他是邓枢离开家以后的直接见证人，看他那里有没有更直接的材料。在征得了部里的同意后，我立即抓紧写文字稿，初定题目为《邓丽君家乡纪行之一、之二、之三》，再配上赵建军的几幅图片———尤其把大名教堂的照片作为主照片，这在过去的对内宣传中是少见的，自己感觉很新鲜。

　　稿件寄给了省委宣传部，几天后外宣处同志来电话；稿子已经原文发往中新社，署了个集体名，叫：“笪明仁”！

　　 （未完待续）

　 　——转自紫山客新浪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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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访邓丽君故乡始末（下）

　　 靳文华/文

　　 旁证渤海边

　　几天后，我与张平分同志一道乘火车向东北出发，去找邓书山。路过北京，先到中新社见了周秀文女士，汇报稿件的情况。当晚登上了去往东北的火车。

　　记得那时是5月初，出了山海关，风还很有些凉。我们是在早晨到的绥中，下了火车，未休息即先找县里有关部门开信盖章，后在武装部门同志的安排下，赶到海边的一个渔村找到了邓书山家。

　　那是一座典型的关外院落，一长溜北房，南墙全是明亮的大窗户。院里很整洁，与大名老家的肮脏邋遢形成鲜明的对比。不一会邓书山打鱼归来，一见面又令我一惊：因为他兄弟邓书业那苍老卑微的形象仍留在脑子里，我原来想，比邓书业大十多岁且住了几十年大狱、刚刚获释出来的他，形象一定更差。但眼前的邓书山却是腰板挺直，红光满面，笑声朗朗，那一口响亮的关外话给小院平添生气。他得知我们的来意后，点着一支烟得意地眯着眼说：“我知道会有人来找我———老家来过信了。这事肯定要来找我调查的。”然后缓缓吐出一口烟便讲了起来，他说：我的这个小兄弟来到唐山马家沟时，我24岁，他十六七岁。当时我们村里在这里的人不少，有我一个本家叔，叫宝的，有他的儿子小宝，大名叫海山，还有我七爷一家子等等，都在这里干活。新玉来了跟我们一起先是下井，后来记得是在冀东事变的时候参加了冀东政府的部队，我们哥几个都参加了。他和海山在伪冀东政府第四纵队赵垒的队伍里。他上过学比我们机灵，海山会唱小戏，都混得不错。后来由于战乱，不久就失去了联系。再后来———大约是在1953年，我被改造前，在唐山听七奶奶说（七爷也在冀东政府干过，新玉和他有可能通过信）新玉在冀东部队时间不长就投到南边军队（国民党军）了，一边打一边往南撤走了，后来去了台湾。他有文化，上军校有可能。他的小名叫偏头，我的小名叫狗头。

　　告别邓书山，看时间返程车还早，我和张平分来到大海边。这里是渤海湾的北段，与秦皇岛隔海相望。秦皇岛的海滩旅游区我在部队时去过几次，令人回味无穷，而这里不是旅游区（当时还未开发），没有设施，但面对一望无际的渤海，看渔船进进出出，凉凉的海风吹去昨夜乘车的疲劳，也是好个“难得浮生半日悠闲”。

　　在海边，一边走我脑子里一边缕着思路：在邓书山这里虽听他说得很热闹，也使我们颇受感染，但仔细想并没有多少新的硬证据材料能说明彼邓枢即此邓枢！可这种调查也只能到此为止了，因为最保险的办法只能是拿到彼邓枢的照片让他们来指认，而这在当时是根本不可能的。所以稿件就这么发还是要担风险，但这已经实在是没有办法的事了。

　　当晚我们住到了山海关。第二天早早起来游览了仰慕已久的山海关城楼，然后就赶到了北京中新社，向周秀文女士作了汇报。她听了情况后跟我们的感觉差不多，但仍不住地安慰我们说：这件事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弄到这个样子已经很不错了，稿件就这么发出，最后刊发不刊发、怎么刊发由香港方面拍板，地方不承担任何责任。如果错了，由我们向河北省委、向邯郸地委说明，你们放心！

　　就这样，我们仍然是“心里揣着十五个吊桶———七上八下”地回到了邯郸。一连几天我都怕领导问情况，因为真不知该怎么说。既怕稿件发不出来———刚来就花了这么多差旅费，一点成果没有怎么交代？！又怕发出来却弄错了———邓台根本不是邓丽君老家———岂不是开了个国际性玩笑！尽管中新社说他们承担责任，但在本部，我却难辞其咎，尤其我是刚刚到这里上班，这么一个“大话把”是一定要会成为本部的“保留节目”的。香港来信

　　就这样，我心焦地等着消息，快一个月了还没动静，那时长途电话要到邮电局去打，很不方便，除此再没有别的渠道就只有等了。直到6月28日才收到中新社的来信，同时还有省委宣传部的挂号信，是好大的一个信封。我迫不及待地打开———是一张香港文汇报的剪报，果然稿子发出来了。我又赶紧看周秀文女士的信，信上说：“靳文华同志：大名纪行及图片文汇报于五月三十日已刊登，并来信说这篇稿子写得散文味十足，很有水平，是几年来对台文章中写得较好的，并向对台办大力支持和协助深表谢意，他们还寄来一张邓丽君和父母的照片，希望由你们给邓枢两个姑姑看看是否就是他的侄儿……感谢地委和县委领导及同志们的支持才比较好地完成了这个宣传任务，文汇报非常满意和感谢，文章是经过文汇报对邓枢有关材料的判断后才刊登出来的。此致敬礼！文汇报三张已交省对台办转交你们。中新社对台部周秀文26／6”。再看香港《文汇报》，只见在报头上钢笔写了一行字：“送笪明仁同志谢谢你的好文章香港文汇报《今日台湾》王大兆”。刊发的文章则把我们的三篇合成一篇，分了两个小标题，并加了编者按。原文如下：故乡亲人思念邓丽君父女———河北大名纪行(笪明仁)

　　编者按：“人情同于怀土兮，岂穷达而异心”。台湾歌星邓丽君小姐，不论在何处演唱，都不忘向人道及老爸邓枢和祖籍“河北大名府”。而通过她唱的《小村之恋》，更深情而真挚地表达了她向往与怀恋故土的心声。这里刊登有关邓丽君故乡和亲人的一篇文章，以飨读者，并慰邓丽君父女思乡情。

　　故乡像一块磁铁，总是吸引着远方的游子。即使那些出生外地，没到过祖籍的人，也会从父辈的言谈中领悟到对故乡的遐想和思念。台湾歌星邓丽君所唱“……啊，问故乡，是否别来无恙……”听来隐含这种依恋深情。也许是由于我们是同乡的缘故，每每使我对她的思乡心境深表同情，总想把家乡———河北大名的情况告诉邓丽君父女，以慰他们的思乡之情。“小城多可爱”

　　大名，坐落在河北省南部，南界河南，东临山东，有一派令人心旷神怡的平原景色。

　　大名，历史悠久，有文字可考的历史即有3000余年。春秋初叶，五霸之首齐桓公就曾在此筑城以卫诸夏。唐朝时才将此地称为“大名”。唐代大诗人李白来此游历，曾做诗曰“魏郡接燕赵，美人夸芙蓉。淇水流碧玉，舟车日奔冲。青楼夹两岸，百里喧歌钟……”可见当时之盛。到了宋代，这里是四大京都之一的北京大名府。翻开《水浒传》，其中对大名的描写不下十余处……现在的大名城，又已经历了500余年，不少文物古迹还保存完好。方正的城区，威严的四门，田字形的大街，都是当年的旧规模。遗留下的一部分城墙上，长满了果树。

　　祖国在现代化的道路上前进，大名也换上了新装。旧城的四关外，一座座工厂、学校、医院、影剧院纷纷建起。县境内公路四通八达，水渠如网，农业生产连年丰收。工业也已初具规模。具有数百年传统的麦草编织工业，不断发展，精致实用的麦秆制品行销国内外。河北特产香脆可口的“京都烤花生”就在这里制作生产，销往日本、香港等地。这里生产的机械产品有的也进入了国际市场。近几年来，常有海外华侨、港澳同胞、外国厂商和台湾人士来探亲访友，洽谈贸易。

　　“去的去，来的来，小城风貌永不改，外面的世界虽美丽，小城更可爱。”邓丽君这深情的歌声，实在也可以说是我们的故乡大名的写照。“故乡别来无恙”

　　邓丽君的父亲邓枢先生的出生地——邓台村，是一个堪称秀丽的小村。弯弯的漳河故道，青青的杨柳长堤，傍依在小村旁。过去的邓台，是个穷苦的地方。它夹在漳卫二河之间，一年发水数年不见地皮，好年景也只收一季小麦，经常靠河滩芦苇为生，不少人家外出要饭。邓丽君的爷爷、父亲都是不堪穷困的折磨而外出谋生的。如今，邓台大变样了。漳、卫二河已经根治，二十多年来从未闹过水灾，旧河道变成了良田，农业年年丰收，家家丰衣足食。

　　在家里，我们见到了邓枢先生的叔伯兄弟邓书业。他已经57岁了，身体很健康。邓枢先生外出时，他还不到10岁。但他依然清楚地记得二叔邓洪池家有个叔伯哥哥，学名邓枢，小名新玉。他听到新玉哥还健在的消息后，十分动情地说：“我们亲叔伯兄弟六个，现在只剩三人了，大哥书山在辽宁定居，新玉哥又在台湾，这么多年没见面了，俺老哥仨要能聚到一块该多好啊！”

　　邓枢先生的两个姑姑也都健在，邓枢先生叫她们“社姑”和“香姑”，按大名家乡的称呼，她们是邓丽君的“老姑”。我们离开邓台村，沿着邓枢先生年少时经常送社姑回婆家去的路，向东周庄走去。一路风光，邓枢先生一定还记得当年：田野一片黄水汤，惟有芦花白茫茫，不过，这是邓台人对我们的追述。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良田一片青翠，机井喷泉吐玉，农民们正忙着耕作。昔日的两座木桥已改建成能并行汽车的水泥桥。邓枢先生的两个亲姑姑都住在东周庄，老姐俩是妯娌俩，住家又是门对门。香姑是邓枢先生外出后，改嫁到这个村的。两位老人的丈夫都已去世，漆下儿孙满堂。香姑一听到侄儿新玉的消息，又惊又喜，刚要到对门告诉老姐姐，又转身回来，说是她老人家身体不好，怕猛一听喜讯“喜着了”。可不大一会儿，社姑就听到了消息独自走来了。一进门就说：“是俺新玉有信了吧？你们怎么不叫我来！”说着眼里涌出了泪水。老姐俩坐在炕沿上，你一言我一语，诉起了她们的满腹思念。

　　原来邓枢先生8岁丧母，父亲外出不归，是爷爷奶奶和社姑抚养的。社姑出嫁后，三天两头总要回娘家看他。每次回婆家时，又多是新玉送她走，送到东周庄就住下玩几天。玩够了又是姑姑送他回去。当二位老人听说邓枢先生春节期间生病住院的消息后，十分焦急地说：“新玉是属大龙的，正月初十生日，算着是67岁了，可再大，俺也觉着是个孩子。俺老姐俩都七老八十了，就剩一件心事，再见见俺新玉和他的一家。”

　　这一下，压在我心里的一大块石头终于落了地，我长长地出了一口气。心想，总算把进到这个单位的第一件事干下来了，可以给领导们一个交代了。

　 　三进东周庄

　　按照周秀文同志信上的要求，不久我拿着照片再次去了大名。中新社的意思很明确：让他的两个姑姑再辨认一下，这是不是她们的侄子，两头都要对上。事后我才得知，港报之所以在这个期间推出这篇稿件，是有一番用意的：原来，当时邓丽君正在港演出，而她的父母也都来港。据说，其父看到这篇稿子后大受刺激，曾痛哭一场，思乡之情溢于言表。这样，从那一头看可以确认了。由于无法跟大陆这边沟通，他们商量后决定照一张三人的合影，刊发在香港中派报纸《明报》上，其用意也显而易见：通过我们转交。

　　稿子的发表已在大名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毕竟这是封闭了多年后，大名首次在海外媒体上刊发这么大的一篇直接宣传大名的稿子，而且又与那么大一个歌唱家（当时“歌星”一词还没有在大陆流行）攀上了乡亲，所以大名许多人都在把这件事当作一件大喜讯四处传播，甚至传出了邓丽君马上就要来大名唱歌的消息。也正由于此，此次的大名之行也使我明显感到了“待遇”的不同：不用自己去买饭票了，由宣传部领导陪着到小食堂吃饭。第二天又派了一辆车送我和建军到东周庄。

　　三进东周庄是轻车熟路，很快就进了村，来到社姑家的堂屋。当社姑和香姑戴上老花镜，用颤抖的双手捧起照片端详时，说真的，我突然又紧张起来———如果她们认不出来这个人，岂不又成胡闹一场了吗？然而，我的担心立即就成为了多余，我看到她们是一种不加掩饰的激动，大姑先说：“错不了，就是俺侄子，那眉眼，那模样，都没变，就是胖了，老了……”说着就流下泪来。我顿时如释重负，这才想起此行的任务，忙招呼建军拍下这感人的一瞬……

　　回去后，我立即给省委宣传部和周秀文同志写信汇报，让大家都把心放进肚子里。

　　大约在11月底，中新社又来了信，说香港《文汇报》要发后续报道，嘱我立即再写一篇两位老姑见到照片后的特写。由于前不久才去过，我就没有再去采访，很快写出了一篇。发去后，不久香港《文汇报》就寄来了已发的报纸，这次这篇稿基本一字未动，仍以特稿刊出。原文附记于此：

　　一张照片万里亲情———邓丽君两位姑婆看到侄儿邓枢家庭照后

　　

开心快乐

接上页　

 

编者按：本报于5月30日配照片刊登了特稿《故乡亲人思念邓丽君父女———河北大名纪行》。不日后，《明报》的星期日彩色画页上刊登了邓丽君与父母的合影。最近，这张合照传到了她的故乡与亲人们中间，引起了亲人们的无限思念。本文就此事作了描述，特为刊登，以飨读者。

　　九月金秋，正是农家收获的季节。邓丽君小姐的故乡河北大名卫河两岸处处飘逸着诱人的谷香。对于邓丽君的两位老姑来说，在今年这个收获季节里，除了囤满仓圆外，还有一个意外的收获———她们收到了侄儿邓枢夫妇和侄孙女邓丽君在一起的家庭照。

　　自打今春见过两位老人之后，她们那苦苦思念亲人的情形一直萦怀在我心间。不久前，我在一家港报上见到这张照片，便立即剪下送来，以抚慰老人那颗惓惓之心。

　　走进东周庄，我想起上次初见香姑时，她不敢贸然把这消息告诉社姑，怕她“喜着了”的事，于是一进门便向二老解释：这张照片只是我从一张报纸上剪下来的，不是你侄儿寄来的，现在两边还不能通信呢……但这仍然不能使她们那犹如久别重逢一样的激情平静下来。在香姑孙子的新房里，老姐俩捧着照片细细端详。香姑一眼就认出了侄儿的模样，连声说道：“是，是俺新玉（邓枢先生的小名），口、鼻子还是那模样……”社姑这位抚育了邓枢十多年的老人则依在门上，捧着照片，好一会才说：“唉，老多了，人倒是胖了，可眉头上这是抬头纹吧，头上这头发也不如那时茂实了……”说着竟哽咽起来。香姑忙来解释：“姐姐，这是喜事，咱新玉多少年没信，而今见到照片，还不该高兴啊！看咱这侄儿媳妇多富态，咱这侄孙女生得多好，咱该高兴才对。”社姑才忍着泪说：“是倒是，可以前不知道他的音信，咱也死了这条心，而今有了音信又偏偏见不到他的面，这心里咋能下得去？”说着又落下泪来，连香姑也伤心得劝不下来了。过了一会，社姑突然想起，今天是阴历九月二十五，昨天九月二十四日，正是新玉他娘的忌辰。社姑回忆起当时的情形说?“新玉八岁那年，俺二嫂生鼠疮，无法医治，就是在九月二十四日走的，九月二十五出的殡，今天正好是忌日，来了张照片，就当是他给他娘上坟来了吧。”老人那真挚的感情催人泪下。香姑的儿子、邓枢的表弟杨朝江忙解劝道：“娘、大姨，别伤心了，俺新玉哥几十年都没有音信，现在听到音信才半年就见到相片了，这还不快呀！看来见面也用不了多久！”门外一大群孙男孙女争着来看照片，渐渐地，老人的脸上又有了笑容。香姑转身走进灶堂，不一会端出一小筐煮熟的红薯，直往我手里塞，一边说：“尝尝咱这又甜又面的大名红薯吧！早先家里穷，这是主食。现在日子好了，夏季小麦，秋季小米、棉花，都是好收成，吃的穿的用的都不愁，红薯倒成了稀罕物了！你们要是能告诉俺新玉，就叫他放心，他两个姑姑生活上不用挂念！眼下叫他回来看看，咱还不敢高想，只要他能寄个信来，顺便把俺几个侄孙的相片也捎来一张，让俺看看邓家的后代，俺老姐妹也就如意了……”

　　吃着那甘甜的红薯，我抬头向房檐上看去，记得春天来时，社姑堂屋房檐上正是春燕衔泥，如今燕巢依旧，而燕子已经飞去。我不禁想到：姑母堂前的燕子，说不定是飞到海峡对岸越冬去了，若真是如此，善良的燕子，但愿你今冬飞去，带上姑母的思念；明春归巢，捎回侄儿的问候……

　　 余波荡漾

　　文章发表后，中新社十分高兴，很快向省委宣传部、省台办（刚刚成立）发了感谢信；7月上旬，在省委宣传部组织的赴福建前线电台参观学习于北京集中时，又专门到会上表示祝贺和感谢。周秀文女士行将退休，专程和我们见了面，并介绍接替其做编辑工作的小伙子

　　与我见面；不久在中新社成立30年社庆时，在编辑部的《中国新闻社三十年的报道工作》的总结中，通篇只举了一篇稿件为例来说明工作成果，就是这篇稿件。其原文是“我们鼓励那种自由的清新活泼的形式。如有一篇发自邓丽君出生地河北省大名县的通讯《故乡亲人思念邓丽君父女》，被香港报纸誉为散文味十足，很有水平”。这篇总结全文发表于1983年春的《中国记者》刊物上，我是在第二年无意中在该刊物上看到的。

　　1983年1月初，中新社又寄来一份香港《文汇报》，我正纳闷：最近没有投稿啊。一看，原来在1月9日第7版上有《今日台湾》版主编王大兆写的一篇特稿《岁暮乡关何处是，海峡两岸有人愁———读台报有感之十四》，才知道原来我的第二篇稿竟引发了海峡两岸重量级报纸之间的一场小小的笔战。王大兆的文章中有一段专门说的就是此事：“去年五月三十日，本报还刊出题为《故乡亲人思念邓丽君父女———大名纪行》的配照片独家特稿。几天后，香港《明报》的星期日彩色画页上就刊登了邓丽君与父母的合影。这合影传到了邓丽君的故乡，同样引起了亲人们无限思念。接着，十二月十九日，本报又刊出配照片独家特稿《一张照片万里亲情———邓丽君两位姑婆看到侄儿邓枢家庭照后》。这篇刊出仅仅一天之后，二十一日台《中国时报》就在三版显著位置，用醒目标题《邓丽君丽影传入河北》为题，刊登了该报驻香港特派员就此事发来的专电。这个专电不仅删去邓丽君一家渴盼见到的大陆亲人照片，还略去了两位老姑婆看到邓枢家庭照后一段感人肺腑的话：你们要是能告诉俺新玉（邓枢小时用名），就叫他放心，他两个姑姑生活上不用挂念！眼下叫他回来看看，咱还不敢高想，只要他能寄个信来，顺便把俺几个侄孙的照片也捎来一张，让俺看看邓家的后代，俺老姊妹也就如意了……。《中国时报》如此删节报道别报的独有文章，未免太离谱。也说明台湾报纸的新闻真实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

　　1982年的7月，省委宣传部外宣处组织全省外宣干部到福州军区和厦门“前线广播电台”（现在已经该为海峡之声广播电台）参观学习。此行印象最深刻的是在厦门半岛的一个距金门最近的小山头上，大家挤在大榕树下排着队用高倍望远镜观看金门。那时的这里还处于象征性的“战争状态”，隔三差五要打上一炮、两炮做做样子。当然，双方都会事先通知对方躲避，那炮弹里装的也不是火药，而是宣传品。但因为毕竟没有沟通渠道，所以双方依然都存有高度的戒心———怕对方突然来一发真的！因此，我们的被允许参观，也实在是一件很幸运的事。

　　行前，前线部队军官详细讲解了行动纪律和疏散预案，好像这天真要打炮一样。然后，按照严格的程序，一辆大轿子车将我们拉到一个林木葱茏的山头。只见在一株大榕树下，已经支好了一架调试已毕的高倍望远镜。我们排好了队，一个接一个地上去看，一个人只能看3分钟。最先进入我的视野眼帘里的是一排排青色营舍，紧接着看到的是一个未戴军帽的军人，还打着哈欠———不是电影上那种丑角演员样的，是活着的真人，跟我们没任何的不同。我想起了半年来接触到的一张张台胞、台属盼亲、思亲的面孔，不由生出一个想法：他会不会就是那些亲人们昼夜思盼中的某一位？

　　真不敢相信，就是这区区1000米的距离，竟生生的让一代人天隔一方，此时我似乎才真正理解了什么叫做“咫尺天涯”。

　　……

　　1995年5月8日，如日中天的邓丽君突然命陨泰国清迈，举世痛悼；此前不远，其父邓枢先生病逝台湾，成了故乡的又一个“忘乡河上人”！再之前，苦等侄子归来而不得的香姑、社姑先后寿终于大名东周庄。据说，弥留之际的大姑还曾问：“新玉有信没？”；而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得多次声称要“大陆行”、“故乡行”的邓丽君终未能成行，这成了演艺圈内一个永远之谜。

　　（完）

　　——转自紫山客新浪博

［此帖子已被 开心快乐 在 2010-5-12 22:07:22 编辑过］

邯郸西五阁

开心快乐 之行！

片片拍得好，此行更好！

很高兴认识！

终极自由

丹拿高音:

20世纪70年代，在日本的5年间，邓丽君虽得奖无数，广受欢迎，却始终不喜欢这个国家。她很少买日本货，除了演出需要，也很少交日本朋友。很多倾慕她的日本男子，都被她拒之门外。尽管条件很便利，但她一直没办日本护照，也不购置日本房产。她说：“我在日本一般不碰日本货，日本汽车确实是价廉物美，但我买的是一辆德国金龟车，不但没有冷气，还是手排挡。同样的价钱买日本车，不知道能换一辆多新式的呢！好多人都笑我傻，其实他们哪儿知道我心里的意思。或许是由于某些民族情结吧，老实说，我讨厌日本，我唯一做的，就是在日本努力赚他们的钱，然后汇回老家。”

在日本期间，邓丽君时刻以自己是中国歌手为荣。为了歌唱事业，她不得不学说日语、唱日文歌，但她坚持不取日文艺名。她还要求，每次在日本公开演唱，一定要有一首中文歌曲，还要穿着中国旗袍亮相。

 

此贴让想知道的 不想知道的都知道这样的民族情结。

终极自由

阿文:

 

老革命

 

此片一出丹拿的危机在蔓延。收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