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自子陵军事]两个特种兵的故事《哈儿曾有梦》

千里跃进

                      哈儿曾有梦
                             牛石林
      我有一个老朋友，住在很远很远的地方。有一天他忽然来到我家，对我说，他不想活了，他就要死了，他这次来，就是特为告诉我，和我见上最后一面。我从床上爬起来，拼命地摇着他的肩膀，为什么？为什么？是因为钱吗？是因为病吗？还是因为仇人？
      我看到两行清泪，从他的面颊流下。我为他的泪水震颤，因为我只见过他流血，没见过他流泪。他是猛兽。
      他把我扭到窗前，扯开窗帘，在熹微的晨光里审视着我，似乎在验证我真实的面貌。我们都发现对方老了，青春不再，鬓发斑白。
      我们四目相对，任凭晨光逝去。终于，他伸手拂向我的后脑，我微笑着把手伸向他的腰际，摸到彼此的伤痕，我们都笑了，觉得说完了一些说不完的话。我心里踏实了，知道他不会就死，就像当年他知道我死不了一样。我相信我能让他不死。
      睡会儿觉吧，我说，我站岗。他说：要得。就把外衣甩到沙发上，钻进我没叠的被窝儿。我把窗帘又拉上。他说：别走，坐在那里，摆龙门阵。我说：好。就点上一支烟。
      二十二年前，那次是我睡，他坐着抽烟，靠着又湿又凉的坑道壁。我不敢抽烟，咳嗽会让我的伤口炸开。但我想让他抽，借以冲淡无边无际的尸臭。远远近近，除了敌方特工队员的尸体，还有肢体残缺的死猪死牛。这里原来是敌人的据点，一场拼杀，我们成了碶入敌人阵地的一根钉子。我们两个班也失去了四个兄弟。他们就躺在我的身边。
      是他把我放在床上的，这是坑道拐角处一排炮弹箱，在泥地里，敌人留下的。我记得他说，躺这上头就算回国了。我说，好，那你就别给我盖那个东西。我说的是缴获的那面旗子。红色，绣着金字，这是我们惟一可盖的东西。战前轻装的时候，只留下武器、弹药和干粮，好像可以带一包烟。东南亚恼人的雨季，三月初就淫雨霏霏，到前线作战二十多天，差不多每天下雨。军装早就被雨、汗、泥、血反复浆成硬板，看不出颜色。
      我蜷成一团，昏睡，不停地腾出手来拼命抓挠能抓到的部位，浑身奇痒。但我不能翻身，左后脑被急救包和绷带、破布条包着，里面一跳一跳地疼。冷饿交加，就做梦，梦到北京的秋日，很温暖很干燥，还有飘香的瓜果和月饼。
      我被呛醒的时候，看到他伏在膝盖上剧烈地咳嗽，脖子涨得通红，好像要把声音和气体压缩到肺里去。敌人的旗子还是盖到了我的身上。我说：少抽点儿烟吧，树叶子会呛死你。他说这烟不错，叫“三合一”，是用大前门加干树叶再加压缩饼干混合而成的。我说胡扯，哪儿来的干树叶儿？他说是焐在身上焐干的，足足焐了两天。我说那就该叫“四合一”    ，再加上你身上的臭汗他就笑，说你龟儿子根本就死不了，脑壳肿得象个笆斗，格老子还在篡改我的发明。他是四川人，开口就是脏话，当年在新兵连我们为此结结实实打过一架。我们是连里仅有的两个地市兵，所有的北方兵都向着我，说四川兵天天骂人，该揍；所有的四川兵都向着他，说老子们从来不骂人，在屋头谈恋爱耍朋友也是这个调调儿。
      他是典型的南人北相，听噪音，是正宗麻辣烫的重庆官话，看身架却活像剽悍的哥萨克骑兵，肌肉隆起，气猛声雄，再加上维吾尔式的高鼻深眼，初次照面，便令我从心底赞叹。有好心人悄声告我：那家伙性如枪药，胆大包天，是你的劲敌。我挥挥手，心想，跟这样的人打架，不丢人。
      后来他就跟我学普通话，学得极其认真但乡音难改，满嘴的“川普”。我却喜欢上四川话，让他教我唱川江号子。那调子沉重而激越，那歌词悲愤而昂扬，是世世代代的纤夫——那些苦汉、硬汉、拼命汉的生命呼号。
      侦察兵训练使我们伤痕累累，彼此敬畏。几年下来，我俩成了兵王，基本上瓜分了团里从体能训练、单兵技术、军事地形学到擒拿格斗的所有冠军。加赛是民间的，在兄弟们的吆喝中，我赢了，斗大的包子我吃了十二个，他吃了十一个。我们整躺了一天。连长让全连列队到床头参观。他躺在床上喊：这次不作数，格老子我们四川人从小就不吃包子。
      我们接受了教训，后面的比赛是绝密的，地点定在营房背后的五里岗，烈士陵园里，时间定在星期六，日落之后。
      两个军用水壶，满装着四斤当地土酿的红薯干酒，人称顺墙倒。我们约定：一人一壶，先完算赢；赢了的，回去睡觉；输了的，就在这坟地里醒酒。
      我张望四调——月明星稀，鸦雀南飞，荒坟衰草之间，薄雾正在升起。我心里发虚，因为狂喝豪饮非我所长。但我仍说：这次输了，格老子你别说红薯干酒是北方的不作数。他仰起头，咕咚咕咚咕咚，我一咬牙，也咕咚咕咚咕咚。月光下，他两眼现出精光，看不清是赞许还是挑衅。我再次举起酒石酸壶，他却伸手拦住，给我一支彩蝶牌香烟，这牌子的烟是极其奢侈的。
      他说：四班长，今天不是来跟你比喝酒的，你是好样的。我是来跟你辞行的。
      辞行？哪儿去？
      出去。
      少他 妈 的跟我装醉！我大声叫着。
      在那个年代，说出去就是出国，但这跟说登月差不多。
      晓得金三角吗？他问我。
      废话！我盯着他，看样子他不是开玩笑。
      他说：老子已经写了退伍申请，明天就交给指导员，老子要过金三角，参加那儿的共产党游击队，在那儿可以真刀实枪地干。
      他两眼的精光更旺，酒气直喷到我脸上。远处的背景是怪异的树影和参差的墓碑。
      他猛喝了两口酒说：实话告诉你吧，我有一个同学，老初三的，名字我记不清了，外号叫哈儿——大概就是你们北京话傻瓜的意思——是原来我在重庆武斗的兄弟伙，莽得很！自家躲到云南去插队，早就过去了，现在是个支队的司令。最近来了信，让我赶快过去，能带几个人更好。你看——他从怀中摸出一张字条，展平在一个墓室上，“啪”的一声点燃了打火机——这是去的路线和接头的地点……
      我说：这种哈儿的话能当真？
      他说：哎——哈儿不哈呦！格老子在那边名头响得很！据说是英勇善战，屡建奇功的那种。
      我说：是土匪吧？
      他说：啷咯是土匪耶？别个打土豪，分田地，把革命闹得如火如荼的，还要建立根据地，农村包围城市，一切照中国的经验办的嘛，最缺的就是智勇双全的中国哥们儿；怎样，你去不去？一句话！别个老子还看不上！
      他接着说：当兵的不打仗，就好比农民不种田，工人不做工，你我练就这副身手莫非就是为了提干，然后转业回家抱娃儿？
      我说：现在退伍不可能，起码要等到年底。
      他说：那就不辞而别，格老子买张火车票直奔过去。
      我说：当逃兵？
      他说：垂子！这算啥子逃兵？这才是真革命！去晚了，别个就夺取全国政权了！
      这一切太突然，太陌生，太离奇，我无法回答，只是一口一口喝着酒，看着月亮听他说。胸中不觉潮水涌动，红薯干酒更推波助澜。时近三更，彩云追月，我看见我俩——还有哈儿——冒着敌人的炮火，冲锋陷阵，所向披靡。
      两壶酒喝完了，也不知谁先醉，反正我俩都蜷在墓地中央最大的墓碑下，醉眼蒙胧。
      五里外的县城已经不再是灯火璀璨，零星的残灯显得稀疏而淡远，令人辨不清星空和大地。夜风袭来，陵园间的草木发出阵阵呼啸，仿佛地下的英灵在喟叹。他一遍一遍问我：你去不去嘛，你去不去嘛——声音像从墓穴里发出，像威胁又像乞求。清明节的时候，连队在这里举行过一个仪式，这大墓掩埋着36个无名烈士的尸骨，他们是在解放战争中为夺取这座县城牺牲物。现在，他们就在我们的身下。这种感觉无法形容。现在我们有机会去像他们那样干一番青史留名的事业了，机会就在眼前。他的声音不断飘来：老子不怕死……老子又不是没死过……老子活着就得轰轰烈烈……老子就不信老子就翻不过狗 日反动派那个天！
      酒后，头痛欲裂！
      抉择是如此痛苦，我在床上滚着，满把是揪掉的头发……
      我终于做了那件很难听的事情——告密？当然，在我们有幸上前线之后，他对这件事便有了另外的评价。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做，也许只是因为来信的人外号叫哈儿，如果不是这个低俗的外号而是一个响亮的英雄般的名字，事情的发展也许就是另外一个样子了——就这么简单。另外，我的父亲是个老军人，逃兵一词在我的词典里和.便同义，无论你有什么样的理由。我不能去，也不能让他去。我并没有觉得对不起他，只是隐隐觉得有点对不起那个翘首以盼的哈儿。
      他从政治处回来的时候，我正带着两个班的新兵做捕俘示范，我从他的眼神里预感到将要发生的事情。他逼进我，闪电般带住我的大臂，一个大背挎把我摔在沙坑里。我从来没被人这么狠摔过。我知道这是告密的代价，告密必有代价。我爬起来，掸掸土，吐出嘴里的沙子，他已经走了。新兵们脸色煞白。我说：继续练，就这么摔！
      这些新兵都是我俩的崇拜者，有河南的，有湖北的，也有四川的，他们给家里写信，都说有两个班长是全军最棒的，跟着这样的班长肯定有出息。但我们对不起他们，他们跟着我们打过去，却有好几个没能跟着我们一块儿回来。
      他睡得很沉，很放松，这很好。我轻轻地走近他，他只有在我的床上，才可能如此地无备。他依然壮硕，依然健美，真不知是什么打击会让这样的人想到死。他不会死，对要死的人我是有直觉的。他说过他有九条命，我算过，减去他所有死里逃生的经历，他起码还剩下三条命。何况，我这儿还有一条呢！
      我拔掉电话，到车库去擦车。我知道他醒了应该干什么。我有个好主意。
      现在的年轻人大概只能从电影上看到这样的车了，敞篷的美式军用吉普，眼下满大街跑的切诺基应该是它的亲孙子。二次大战时，美国的将军们就是坐着它在欧洲战场穷追猛打，后来的美国大兵也是开着它在北平街头和上海滩横冲直撞。别看它车体不大，方头方脑，性能着实不错，以至60年代它仍在美军中服役。美国佬在东南亚的丛林里熬不住了，就像所有的阔少逃跑时一样，把大批的装备物资完好地遗弃在原地。
      它是我至爱的宝贝，尽管上不了牌照，缺少配件，但我每周都要保养一番。夜深人静时分，我没准儿会到附近的马路上去遛遛它。我最重要的决定都是在它狂奔时做出的，它总能给我激情与灵感。有人要用一辆崭新的切诺基换它——用孙子换爷爷，乱了辈分，我婉言谢绝。上月有个开饭馆儿的胖子要出30万买它，我不理他；他不断加码，疯了似的，一直涨到60万。这疯胖子我不认识，不知他从哪儿知道了我的电话，更不知他怎么盯上了我的车。他说他在交通队有路子，能上牌照。
      我动心了。60万！
      我想起他。他退伍后的境遇一直不太好，企业效益滑坡，他自己不会做生意，又不肯屈身事人，听说抽的是劣质的烟，喝的是用塑料桶打来的酒。前次来电话说，有了一份兼职，是到特警队当散打教练。他在电话里说：好歹也是除暴安良的差事，废物利用吧！
      我祝贺他，其实我很心酸——他也是四十好几的人了，还有一身的伤。可是我还能说什么呢？
      还有，这么多年，我们班牺牲的三个农村籍的兄弟，时常到梦中找我，我总疑心他们有事相托。尤其是那个湖北兄弟，他牺牲之前，父亲便已瘫痪在床，后来母亲又哭瞎了双眼……
      我去擦车，我知道这可能是最后一次给它洗澡了。它身上凝结着我们那么多的痛苦和欢乐，还有血——我每次看到那车座上的血迹，便不由自主地猜测：谁的？——是敌人的？还是我们哪一个侦察兵的？我忽然觉得自己像个穷困的父亲，为了几吊铜钱，要眼看着大户把亲生的儿女拉走。我是个混蛋！
      我打开后备箱，一件一件取出我的东西。我的车里宝贝不少，钢盔、墨镜、背囊、望远镜……都是美式的，那时那个国家人没有自己的东西，除了美国人留下的就是我们支援的，包括砸到我头上的那把镐。
      第二天，那胖子来了，带着个女的。他不像是来谈生意的，倒像是来施舍的，他鄙夷地看看我房间里的哑铃和沙袋，把一个黑色的塑料袋倒着一拎，几十捆钞票像箩卜一样滚在客厅的桌上——点点吧，老同志，这可都是真的！
      说完就坐在我的沙发上，跷着二郎腿，仰起下巴看着我。我透过那身名牌服装，能看见他一肚子板油和两条娘儿们样的肥腿。
      我倒真希望那钱是假的，那我就有足够的理由劈面一拳，直接把他从楼梯打下去。
      他接过车钥匙，歪着嘴冷笑说：知道您打过仗，知道您厉害，可这年头儿您再厉害也没钱厉害不是？
      他们走了，楼梯深处传来他们的调笑声。
      我心烦意乱，坐立不安，拿着那包钱，不忍去看我的宝贝最后一眼。
      楼下，他们嘻嘻哈哈的，大概在围着我的宝贝左转右转。女的说：破玩艺儿，不值！胖子说：你懂个.！女的忽然一声尖叫——血！人血！胖子说：管它人血狗血！
      他轰的一声打着了引擎，一脚一脚猛轰油门，声声揪我心。他在挂挡了，变速箱发出嘎嘎的响声，就像我的孩子不堪虐待，正在挣扎着向我哭喊！
      他大声说：哥们儿要让全北京都知道，谁有钱谁才是最后的胜利者！傻×才..上前线呢！
      ...！
      ——我怒骂着冲上阳台，抄起一个花盆，一抬手，从四楼砸在车前三米处，碎片纷飞！
      汽车熄火了。
      胖子惊得站起来：你！……你丫想怎么着？
      我又一抬手，那包钱像炮弹一样呼啸着砸进他怀里，他跌坐回去，捂着胸口，张着臭嘴，喘不上气儿来。
      我第三次抬手，举起一盆仙人刺，对准他的肉头：把车钥匙送上来，快！
      仙人刺扎进我的手掌，鲜血滴落，但我毫无知觉。
      胖子双手抱头，举着钥匙站起来，裤裆精湿。
      我抚摩着失而复得的宝贝，愧悔交加——我怎么这么糊涂，会让我的宝贝儿和这种软体的.虫在一起！
      我对它说：好宝贝儿，爸爸就是卖血也不会卖你！

千里跃进

    我从野战医院归队时，部队已经回到原驻地。营房里住满了烈士和伤员的亲属，有的一家就来了几十口子，各连队便腾出房子在大.场上支起了帐篷。嚎哭声时有所闻。战争，好像在它的身后才显现它的真相。我心里很烦。我最烦的就是在烈士亲属隐约的悲戚声中评功评奖。何况那时他还在医院里。

    他是全团最后一个负伤的，当时我不在场。我只记得他背着我回来，他不许别人碰我。我迷迷糊糊伏在他宽厚的背上，感觉着他肌肉的滚动，身边的兄弟们替我们扛着枪，向北方、向北方……我听到哭声，所有的人都在哭，他伏在我耳边说：兄弟，咱们到家了。我勉强

睁开眼睛，他指给我看远处欢迎的人群、静谧的村庄、干净的孩子们、飘着的国旗……那时我已经不会说话了，但还会流泪。他把我放在担架上，瘫坐在地上。

    没过多久，我的伤势大有好转，在营区漫无目的地瞎转悠，菜地、猪圈，还有别的连队。路上遇到的人对我都很客气，我懒得多说话，心里好像没着没落的。连队现在不管我了，班里的事儿我全交给副班长。团里找我谈了话，说我的身体状况已经不适合在部队干了，正请上级给我记一等功，等批下来，我的伤也彻底痊愈了，就走。只是动不动就让我到处介绍战斗经验和事迹，今天到县委明天到学校。政治处组织了一帮秀才，把一些人的事迹整理成发言稿，让当事人照本宣科，其中有我的，也有他的。由此我得知了他负伤的原因——地雷。

    ——我们团全部撤回到境内，清点人数发现六连有一个班没回来，他们在部队向前推进的时候被部署在一个无名的丛林高地，负责翼侧的警戒。突然撤军，失去了联系。团长急了，把六连连长骂得狗血淋头，命令他本人带一个小组把人找回来，活要见人，死要见尸，如果找不到人，他就别回来。团长说：侦察排也去两个人，六连都是猪脑子！

    他去了，是自告奋勇去的，另一个是我们班的湖北兵。

    当时部队的病号多极了。一回到后方，有的连队就病倒了二分之一。在前线，饥渴交加、雨水淋泡、蚊虫叮咬都没事，喝了那么多翻着孑孓的水也没事，听不到枪炮响了就什么事都来了，精神力量真..不是闹着玩儿的。我可以想见在大部队撤离后少数人重回险地的心态，但他去是必然的，要我在，我也会去。

    他们拿着地图和指北针，跋涉三天，找到了那九个仍在坚守阵地的兄弟。这个班已经吃了几天的草根和树叶，轮流出去寻找部队的人可以带一块压缩饼干，但谁都没吃。他们会合在一起，在回来的途中踩响了地雷。六连连长牺牲了，还有我的湖北兵。那位连长牺牲前还说了三个字——对不起——他躺在一个战士的臂弯里，血沫从嘴里涌出来。多数人受了伤，他伤在腰上，一块弹片像斜飞过来的菜刀，险些让他失去一个肾脏，那里离国境线不足两公里，他们是爬回来的，背着烈士的遗体。

    说不清那些地雷是谁埋的，是敌人，还是我们。




    那时我年轻，只觉得一次又一次地作相同的报告并且弄出相同的热血沸腾是件挺滑稽的事，幸亏每次的听众都不是同一拨儿，如果我发现台下有个别熟脸儿是来第二次受教育的，就觉得底气不足。但台上到处是鲜花，台下的人仿佛无边无际，全拿着笔记本，瞪着眼睛，屏着呼吸，你说什么他们就记什么，全场每一个空气分子都在等待和呼唤英雄，让你觉得自己的确是英雄，必须是！所以说点儿拔高的话，做点儿样板戏式的亮相也可以理解。但我真没觉得自己是英雄，连他也不算，尽管我深信我俩是最棒的。我在接受来自人群的欢呼时，忽然想起那个只身到境外当怀念的哈儿，相比之下他才是英雄。我们不过是出去.练了一番，怎比哈儿独闯龙潭，唤起民众，方显出职业革命家的本色。当然，碰到我来情绪，我也甩开讲稿，讲点我俩的故事，粗话连篇，再加点小说笔法，令暴风雨般的掌声经久不息。政治处主任在后头又是敲桌子又是咳嗽，我就装听不见。有不少女孩儿很好看，坐在不同的位置，眼睛亮晶晶的，我把眼光射过去，她们就脸一红，低头。我知道她们都准备好了眼泪和欢笑，不能让她们憋着。我想让她们哭，就说点悲壮的；我想让她们笑，就说点前线的笑话，很灵。我很得意。其实我就是说给她们听的，其实有的纯粹是我瞎编的。可惜最能让我惊动的人没有到场，不，幸亏她没有到场，那样我会拘谨。我从未与她单独相处过，总是有他和我在一起。我最怕的问题是问我杀了几个敌人，都怎么杀的，我从不回答。人们可以绘声绘色地吹嘘自己如何打架，但很难吹嘘怎样杀人，连想都不愿意想。除非我跟他在一起，他救了我的命。

    ——我一个突刺，把刺刀连同枪管都捅到那个连续放翻我们两个兄弟的壮汉的胸腔里，有什么东西从我脑后劈下来，我滚倒在地，看到一把工兵镐凌空高举，沾着我的血。我盯住那小子，我要记住杀我的人，绝望地准备接受第二下。那小子稍一迟疑——来不及了——那镐斜飞出去，接着我听到有人脖子被扭断的声音，他来的是时候。

    我收到无数女孩子的来信，都说我是最可爱的人，有的还寄来照片，有的很漂亮。我离开部队后，她们的信追到北京来，后来，慢慢地就没了。

    我曾故作神秘地告诉那个师范学校的女院长，真正最可爱的人还在我们师医院养伤呢，他最先上前线，最后撤回，杀敌最多，功劳最大，不去慰问他是不公平的；只那厮极是英俊潇洒，难看的姑娘最好别去。我说了他的名字。还让院长带个条子封好，我写上：送去秋波一桶，爽死你！

    后来我问他：去了吗？他说：来..整整一车！我问他感觉如何。他说：垂子！老子只能趴在床上，让她们看看后脑壳！

    我捂着伤口笑得直岔气儿。

千里跃进

    我的宝贝都是在汽车连的仓库里发现的。我作完报告回来，看见那仓库大开着门，几个战士进进出出，正往几辆卡车上搬东西。后勤的张助理员拿着本子登记。我猛然想想这是推放战利品的地方。见到我过来，都停下跟我打招呼。

    老张和我们有缘。部队准备攻打某高地的那个拂晓，我们听到山下人声鼎沸，便带了几个兄弟冲下去，见是运弹药的民工乱成一团，老张和几个后勤兵正喝止不住。见我们来，老张声嘶力竭大喊：有奸细！有奸细！别放跑了！我把手一挥，侦察兵们拉开枪机，四散开来，把所有的民工逼到路边。我命令他们放下手里的东西，面对山崖，高举双手，谁动就打死谁。老张说：你说怪不怪，出发时，整整60个民工，60副挑子，刚才休息了一下，出发时发现多了两个人出来，变成62个人了，吵吵嚷嚷的就是在争论挑子是谁的。我听着好笑——好大的胆子！够阴的！62个人，一律的矮个子，一律的高颧骨塌鼻梁深眼眶，一律的广西话。我问老张：谁能都认识？老张说：谁都不能，夜里急急出来，何况他们来自十个村。我说：那好吧，一个村出来一个，认！民工们就喊：对！对！互相认！没人认的就是特务！……不用认了——在松口和目光的逼视下，有两个人放下手，走到我面前，面无人色，睁着死鱼一样的眼睛。我问：特工队？他们把脖子一梗。民工们一拥而上，把他俩捆成了粽子。我记得我把向俘虏举起扁担的民工推了个跟头，他俩被捆成那样，一声不吭，也算硬汉子了。

    老张说：全团的战利品都在这儿，挑几件吧，谁让你是功臣呢！小战士们敬畏地看着我。友善地笑着。我随手拎起一个美式背囊，从堆积如山的零碎物件中捡出几件，扔出去，这都是战后各连交上来的。

    老张问我：就这几件？

    我说：就留个纪念吧。

    那时候，1979年，想发财还是一种罪恶呢。

    靠墙排着一溜摩托车，全是日本货。

    我指着墙角问：那是什么？

    老张说：一辆破车，不知哪个吃多了把它运回来，报废的。

    我心一动，掀开盖布，就看见了它——我的宝贝。它样子很惨，四胎全瘪着，透过座位上的尘土依稀可见暗红色的血迹，左侧斜钻着一溜弹孔，看样子是重机枪打的。令我欣慰的是它的各部机件完好无损，只是电瓶没电。

    老张说：怎么，你想要这家伙？不吉利哟！他指指点点车上的弹孔和血迹。

    我说：怎么，你他..舍不得？

    他说：太大了，你放到哪儿呢？

    我说：就放你这儿。

    老张知道我要退伍了，战友之情使一切都好商量。当然，我不能总放在这儿，我不放心。我想到了一个绝妙的地方，但我不能说，暂时也不能去。要去我俩一块去。

    那是我俩在战壕里共同思念的地方——马村。

    马村就在我们营房的西侧，是个破败的村庄。说它破败，其实那时北方的村落都是这样，黄土路、黄土房、秫秸秆、夹着尾巴的瘦狗。

    街中有个小小的代销点，昏暗的灯光下，几个自制的货架上摆放着油盐酱醋、针头线脑和硬得像瓦块的土点心。

    这儿只有一个人，是个上海来的女知青，我记不清命运是怎么把她抛在这里的，反正在摸爬滚打的训练之余能听到她的吴侬软语，好像在严寒里迎来一缕温馨的风。我俩都当过知青，这儿成了我们常来的地方。我们喝下去的所有的红薯干酒都是在这儿买的。周末的晚上，如果没有勤务，我们会坐在一个破旧的饭桌旁，端着酒碗和她聊天，唱各地的知青都在唱的歌，谈那个时代的理想，当然也说一些道听途说的政治传闻。她那样纤弱的一个人，居然也喜欢川江号子，要学。他让我教，我让他教，后来是我俩一块儿教。但她唱出来总有一种韵味，令我神往从未去过的秀丽江南，他说这不是川江号子，是黄浦江号子；我说不，该叫苏州河号子，或叫姑苏号子。我知道上海有条苏州河，流着呜咽的细水；我还知道苏州就是姑苏古城，是林黛玉生长的地方。

    其实我最爱听她唱的是那首忧郁的俄罗斯民歌——“一条小路曲曲弯弯细又长，一直通向迷雾的远方，我要沿着这条细长的小路，跟着我的爱人上战场”。她唱这首歌的时候总是转过脸去，我俩在边上用低沉的喉音伴唱。那时，我们还不知道会到前线去打仗。

    但是我们从来没到她里屋去过，尽管里外仅仅隔着半截布帘。里面好像有个大土炕，是她生活的地方，是个神秘的世界。我们总能闻到从里面透出的淡淡的幽香。我们在这儿谈到过哈儿——这时他已经完全原谅我了——她在边上静静地听，眼睛里飘动着两团火苗。她说：你们没去就对了，那哈儿真够傻的！

    她支持我，我很得意，但我不同意她对哈儿的评价。她说：你们俩还不傻呀，一对儿大傻瓜！

千里跃进

   她说我们傻，我们也挺得意，本来那就是一个比着傻的年代，而我们堪登榜首。时至今日，我才知道我们的傻之所在，我才知道她有多么充足的理由说我们傻。否则，后面的事情就要改写。

    上前线之前，我俩偷偷跑到这儿，每人交给她一封信，托她转寄出去。部队已经封锁消息了，只能收信不能寄信，寄也寄不出去，邮局会把来自营房的信全部挑出来送到军务股，那可就该有人倒霉了。我们知道这样做是违反纪律的，但我们必须这样，我们和别人不一样，我们留下的是遗书。在有些人一听说边境的战事就惶惶不可终日的时候，我们却像猎人听到了狼叫，神经亢奋，不言不语，没事儿主磨刀擦枪喝酒。但我们比谁都清楚等待着我们的是什么。壮士临阵，不死即伤，到了裉节儿上，我俩不当刀尖子，谁当？趁早把该想的想完了。把该说的都说了，也就踏实了。

    她哭了，拿着我们的信。开始她还没明白。我们把身上的北京粮票、四川粮票、军用布票、钱……都掏出来，跟她说，到前线用不着，先替我们存着——她“哇”的一声，转身伏在柜台上。哭声里，她绝望地摇着头，肩膀一耸一耸的。我们的时间不多，也不知该怎么劝她，不敢碰她。我们对视，想悄悄离去。我们都害怕女人的眼泪，何况是在厮杀之前。

    她说：别走。转身走进里屋，拿出一瓶北京的二锅头——把这酒喝掉。她坚定地推开我要帮忙的手，低头去开那酒瓶，秀发低垂，泪珠儿流到她俏丽的鼻尖儿上，盈盈欲坠。她倒满一杯，举到我面前，又倒满一杯，举到他面前。我们接过来，像两个听话的孩子。我们不知她会说出什么悲壮的话，说什么都行，只要别哭。她却叹息了一声，幽幽地说：去吧！哈儿是条汉子，是真男人，你们也是！

    我真没想到她会说到哈儿。

    她泪光闪闪地盯着我们，像要记住我们完整的样子。她哽噎着说：活着！我俩点点头；她又说：立功！我俩使劲点点头。她还说：不许受伤！我们谁都没有点头。一饮而尽。

    出发的那天，天很阴。小站上挤满了军列。我们在闷罐车里席地而坐，抱着枪。周围的平板列车载着坦克和火炮，一律盖着伪装网。有两个河南兵对诗：一个说“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另一个说“风萧萧，易水寒，壮士一去不复还”。话音没落，他大吼：混帐！国家是让你们去杀敌的，不是让你们去送死的！你们哪个都要活着回来！

    后来我就带着大家唱歌，不断地唱，唱得惊天动地。

    后来那个河南兄弟竟然真的一去不复还。他是全团第一个牺牲的，他死于冷枪，刚刚进入战地，不知何处飞来的子弹，只一发，打进了我们的卡车。他的头骨被掀开，眼睛还睁着。

    记得列车开动的瞬间，他捅捅我说：她来了。我从敞开的车门望出去，远远的货场边上，她独自站在那里，像棵悲伤的小树。军列的旋风扬起她的长发，长发飘飘，好像随时可能扑倒在地。我俩都坐着没动，回头去看身边将与我们同生共死的兄弟们。我想起她关于哈儿的话，想起哈儿。那个只身赴敌的好汉！




    我永远忘不了我们重回马村的情景，我和他，带着伤痕和军功。他出院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来找我，我和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去马村。那是一个多么晴朗的日子啊，春天，把一切都变得香甜美好！我们奔跑在绿色的田野，风儿催着我们，鼓起我们的军装。我把他摔倒在温暖的土地上，他哈哈地笑骂着，把我蹬翻在麦田里。他也要退伍了，也自称是个自由人。但他坚决不参加英模事迹报告团，说是有我一个去丢人就够了。也是。

    她像小燕子一样从村外飞回来的时候，我俩正站在她门外等。她喘息着站定，把手中的农具扔在脚下，惊喜无限，却带着哭腔嗔怪：你们为什么不进去？怎么老这么讨厌！她跟我们说过她的钥匙就藏在门框上，但我们从来没动过。

    她推开门，把我们拉进屋里，又关上门，突然转过身，一边一个搂住我们的脖子，紧紧的，紧紧的——

    她哭喊：你们都受伤了！

    我们都笑着说：对不起对不起，不是故意的。

    她又喊：不许说对不起！你们就是故意的！

    我们就说：我们错了，我们错了，下次注意。

    还要下次？！她用拳头一左一右捶着我们：哈儿！——哈儿！——哈儿！

    那是我脸上第一次接触女孩儿的泪水，我想，他也是。

    她消瘦了许多，房子里却焕然一新。桌上摆着两瓶洋河大曲，还有漂亮的酒杯和筷子。她说酒杯是托人从上海带来的，这些东西从我们出发就摆在这儿。我惊异地发现在土坯墙上有一张地图，还用红笔圈画着广西方向作战的概略。她得意地说：阿拉听广播听来的，听中央台的，还听美国之音。

    ——好大的胆子，那时候，有几个敢听美国之音的！

    她确实是个极有胆略的人，多年以后，当我再次见到她的时候，才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

    那天晚上我们喝了好多酒，说了好多话，唱了好多歌儿，它胜过了所有的庆功会。然后，在月光下，春风里，我们把那辆伤痕累累的吉普车安置在马村，她屋后的马棚里。我们的节日进入了高潮。

    我让老张带几个兄弟把车从营房里推出来，反正报废的车辆他说了算。离开营房一箭之地，我说行了，让他们回去睡觉。老张说：我们回去你怎么办？我说：放心放心。老张说：你别再给我推回去啊！我说：少废话快滚！

    我击掌三声，他俩从夜暗里闪出来，还有两头打着响鼻儿的毛驴。她快乐得蹦蹦跳跳，吓得毛驴直躲。都是当过知青的，我俩知道驴怎么套。很快，我们从敌人手上缴获的美国吉普就被中国驴拉着，行进在人民公社的大道上。他牵着驴，我在车上把着方向盘，她像个真正的小妹妹，一会儿爬到车上要帮我开车，一会跳下去要帮他赶驴，我们的笑声歌声叫声在田野的夜空回荡，引得所有村庄的狗集体狂吠。




    我是先回到北京，安置好了，又回到马村的。我带了一个最棒的修理工，开了一辆拖车。那时他已经走了，退伍回了四川；她也走了，调回了上海。没有了他们，马村竟毫无生气。代销点锁着门，就是那把她开了无数次的锁，屋外的墙角扔着我们那晚喝空的酒瓶……

    我把手伸向门框，像摸到了一股电流——那钥匙还在！托在手心看，它黄澄澄的，像金子。我把它插入锁眼，“啪”的一声，开了。只要一推，木门即可“吱呀”一声敞开，那片曾属于我们的小天地就可以重现眼前。但我能看到什么呢？——人去房空？混乱不堪？那里屋还会散出淡淡的幽香吗？没有了中间那半截布帘，里屋会一览无余，我能看到什么呢？她不在，他也不在，我就不应该在。我心一横，把门锁好，把钥匙放回蛛网横斜的门框上。

    我惊喜地发现一个信封，在吉普车里，字条上字迹娟秀——“我亲爱的哈儿们，我走了。谢谢你们陪我度过的难忘的时光。来找我吧，开着咱们的车，我们一起到黄埔江边去唱川江号子。”下面是她的署名——哈妹儿。

    我一刻没有逗留，在老乡们木然的围观下，拖上车，原路返回。

千里跃进

   他还在睡，睡得真踏实。这家伙不知熬了多少夜，把所有的瞌睡都攒到这儿来了。人若能长睡不醒，该是一种幸福，那样就能不知道许多不该知道的东西，但是，这又和死去没有了区别。所以，人活着而又能沉浸在梦里，该是惟一两全其美的方式。千万珍惜梦，千万别把梦做完。




    现在就可以肯定，在我的一生里，最应后悔的事就是1999年的上海之行。我无法相信，浦东那座凌驾一切的摩天楼的辉煌的办公室，会和马村简陋温馨的代销点有什么联系；我更无法相信眼前这个仪态万方、家资亿万的富婆就是那个曾经把热泪洒在我们脸上的上海女孩儿。

    我是在办完公事后无意间提到她的名字的，向接待我的阿宽。

    他惊问：你认识她？

    我说：怎么，你也认识？

    他竟跳起来说：侬去随便问问哪个好了，上海滩上如雷贯耳的呀，侬为啥不早说呀？

    他急急巴巴地告诉我，她是个跨国财团的董事长，是好几个大公司的股东，在股市中呼风唤雨，日进斗金，各界名流无不对她趋之若鹜。我顿生犹豫。毕竟我已人到中年，知道人世沧桑的大戏，整整二十年，人生亦非瞬间，贸然探访一位阔起来的美丽的故人，是否明智？但我经不住阿宽的软磨硬泡，我也怕我的这个临时马崽在我走后跑到她那里胡言乱语，借题发挥，而我已在经意间对他讲了她太多的故事。我无端地希望这只是一个同名同姓的误会，直到我无声地走在华贵的地毯上。

    阻拦我的最后一道关口似乎是两个秘书，一个小白脸，一条美人鱼。他们说：您的名片？——预约过吗？——什么时候约的？——公务还是私事？——对不起，董事长不在。

    我有点烦。

    我说：请把我的名字告诉她，如果她说不认识我，立即告辞。

    美人鱼瞥我一眼：神秘兮兮的！

    她对小白脸使个眼色，摆尾游了进去。她出来的时候是小跑的，娇羞的站在我面前，双手下垂，愧悔交加：真是不好意思，让您等了这么久，董事长请您……

    小白脸轻捷地拉开那扇高大的门，以九十度的鞠躬恭迎我。阿宽在后面探头探脑地张望。

    落地窗边，是办公室舒适的一角，象牙色镶金高背的休闲沙发上，她正与一圈西装革履的人谈笑风生，上海话夹杂着英语。窗外，十里洋场尽收眼底。我的目光与她相对的一瞬，我知道，她也看到了二十年前。随着她站起来，周围的人都站起来，客气地向我致意。

    她依然很美，似乎比当年更美，但这美中已透着一种财富、权力与巴黎香水混合的气质。她已是一个令人看不出年龄、摸不透内心、甚至猜不出国籍的女人。她径直从人圈中款款穿过，矜持地微笑着，直视着我，伸手让我捏了捏她的指尖。这个信号明白无误：今天在这里讲马村的故事是很不相宜的。她的兰花指在空中一挥，暗香浮动，所有的人都无声地退了出去，皮制的隔音门轻轻地关上了。

    哈儿——How do you do ——她微笑着，打量着我：我记得你们是一对儿嘛，那个呢？

    我说：他还在四川。

    她做出一种很夸张的表情：还在四川？啧啧啧……不会跑到缅甸去吧？

    她的记忆力很好，我有点放心了。

    我笑着说：怎么可能，他前几年还找过你，但没找到。

    当然找不到。她说，到哪里找我？到香港？到中东？还是到苏黎世？另看上海滩把我传得沸沸扬扬，其实，我是很少在中国的。

    我搭讪着，觉得有点无言以对。沉默。

    她看着表说：忙得不得了，要不是老朋友，我今天是不见客的，摩根财团的商务代表正在等我。这样吧，她表到桌边，嚓地一声撕下一张现金支票：先拿两万块去用用，我们改日再会。

    我不愿回忆那种感觉，我的伤口巨痛，那把凌空举起的工兵镐终于给了我致命一击，世界烟消云散。

    我已经完全醒了。我把支票放在桌上：谢谢，我不需要，真的。

    你也有钱啦？她说，再次打量我。

    如果——她停了停说，如果你想找事情做呢，我听说下面保安部还缺个副总，我等下跟他们打个招呼。学历就不要说了。我记得你们是很喜欢打打杀杀的嘛。

    我笑笑说：谢谢，我有工作，还可以。

    ——噢？那你想要什么？说吧，是老朋友就不必客气。

    她仰靠在沙发上，又看看表，示意我也在对面的沙发坐下，双眼——那双曾为我们倾洒过热泪的双眼探询着我。看样子，我要什么，她就有什么。但是要快。

    当然我很傻，我说出的净是傻话，我说：我真的什么都不要，这次来上海出差，顺便来看看你。

    她笑起来，笑得优雅而宽容，像听见一件很幼稚很好玩的事情。

    她沉默了瞬间，大班椅微微转向侧面：二十年了吧，发生了太多的事情，你们难以想象。现在大家都来找我，但过去的事……我没有时间回忆，好多都忘记了。不过——她把正面转向我——你们有事情我还是可以帮忙的，在中国各级我都有人，包括中央！哎？——同你一起来的那个人是不是上海的？这种小赤佬怎么好带到这里来？

    我是很礼貌地向她告辞的，我告诉她，过去的事我也记忆了，请她放心。我们没有握手。我从美人鱼和小白脸的媚笑中阔步穿过，阿宽弓腰曲背跟着我一路小跑——怎么样？怎么样？我拍拍他说：真是不好意思阿宽，同名同姓，完全认错人了。

    那一夜，我独自徘徊在外滩，任冷雨飘飞。

    黄浦江水，映照着漫天的霓虹灯，飘零着古老的小船。她做错了什么吗？没有，很痛快很仗义了！错的是我，二十年变迁，天上地下，我还能期望什么？我凭什么去期望什么？我恨自己，我已经亲手埋葬了那么多朋友，在前线的山间；今天我又埋葬了我最希望活着的一个，在我心头。我太傻了，我本来是能让她永远活着的。我只记得当年她送我们出征，却不明白如今她已昂首于奔驰的列车上，而这列车与我们这样的哈儿根本无缘。

    我取出那张随身携带了二十年的字条，撕碎、撕碎，看它们随江水东去。

    我不会把这个结局讲给他。我会告诉他，听说她出国了，出国定居了。

千里跃进

  他醒来的时候已是黄昏。
    我开着吉普车冲出小区。 我们的灵魂只有在这铁血的旧战车上才得以栖息。  嗨——嗨——飞吧，我的小鹰！
    他问我：你XXXX想做啥子嘛！
    我就喊：抗战爆发了！你老XXXX买卖来了！
    他发出尖厉的笑，真像听说要打仗一样。他扶着把手站起来，举臂向街边卖蔬菜水果的小贩做出巴顿式的致意，美式钢盔在他头上映照着夕阳，望远镜在他胸前来回晃荡。我左右打轮，加油换挡，把那些蹲着挣钱的吓得鸡飞狗跳。这副行头是我给他戴上的，他先一愣，然后就笑嘻嘻地戴上，胡子拉碴的，一点也没害臊。我戴的是南方的凉帽，还有美国空军的墨镜。彻底的不伦不类。本来我们就是不伦不类的东西。有幸看见我们的北京人，好大好大的眼福啊！
    他在风声里喊：四班长！
    我答：到！
    ——往哪儿开？
    ——不知道！
    我俩就大笑。
    向西——向北——再向西——再向北，就是护卫着北京的蜿蜒的群山。
    山路上，一辆满载游人返城的豪华大巴停下，和我们交会，人们居高临下对我们指指点点。有人说，这俩是拍电影的吧？有人说，是犯病的吧？一个小孩说，妈妈他们是不是外星人？
    我问他：咱俩是干什么的？
    他就冲着车上喊：是出土文物！
    ——依然是满口的“川”普，丝毫没有长进。
    我们是出土文物！我高喊着，由衷地赞赏这个称号。
    不知是什么山，也不知如何调头回去，我把车停在路断人绝之处，一丛正在抽芽吐绿的灌木林间。
    我们扛着整箱二锅头，攀上一座巨岩，它是这山的主峰了。
    暮色中，远处喧嚣的京城渐渐隐去，只有草木和山石为伴。我们躺在山巅，闻着野草的气息，看黑云涌起，凭地球旋转。鸟儿已归巢，空山无语；在死样的静寂里，我听到心的冲撞和血的轰鸣。
    有狼吗？他的声音从天外飘来。
    有虫。
    ……
    好寂寞呀！——这是他的呻吟。
    寂寞得想死？
    他坐起来，打开一瓶酒，咕咚咕咚地喝起来。
    他说：还记得我俩在五里岗陵园喝酒吗？
    我说：废话！你他..不会期又来跟我辞行的吧？
    他说：这次真的是辞行了。我必须走了。
    哪儿去！
    他沉了半晌，凄然说道：去找哈儿。
    我心一惊，但躺着没动。天已全黑，我只能看见他模糊的身影。他沉重的语调令我感到陌生，不像是开玩笑。自离开部队以后，我隐居都市，独善其身，眼看时过境迁，以为他也会像我一样，关于哈儿的记忆早已被密密匝匝的生活琐事埋在心底，没想到他到这把子年纪，仍然初衷难改。我忽地坐起来，盯着他，猜想着种种可能。
    他说：这山真好，看来我没必要到五里岗的陵园去了，而且还有你在；等下你听完了，我就可以走了！
    他缓缓地喝着酒，竟讲出一件推肝裂胆的事情——

千里跃进

   他说：两个月前，有几个徒弟来家里找我——他们都是特警。他们说，临时看守所出了大事，一个要犯打死看守越狱了，那家伙是个瘸子，却飞檐走壁，武艺高强，是一个贩毒团伙的老大。他是在一次枪战中为掩护同伙被捕的，亡命得很。从线索分析，他很可能就藏在我家这一带，要提高警惕。

    当时我还说，好啊，我倒想见识见识这个蟊贼。

    那天夜里，我听到警车不断，情知有事，就关上灯，拿了一条铁棍站到阳台上。我住二层，能清楚地看到周围的情况。我看到特警队封锁了所有的路口，下大逐房逐院地搜查，包围圈越来越小。无声处，一个黑影掠过，隐没在树丛里。虽然他很敏捷，但我断定是个瘸子。我轻轻放下铁棍，从阳台跳下，跟踪过去。我也藏在暗影里，知道他就在附近。

    大概一两分钟过后吧，他开口了，声音很低：那位兄弟，我的枪早就把你瞄到了，我不想杀你，莫挡路！

    我一听，就现身出来，说：开枪好啊，你敢吗？

    他说：好，有种！

    话音没落，拳头就过来了，带着风。几招过后，我晓得他的分量了，江湖手段，腿残，下盘不稳，体力也不够。我踢中了他的那条残腿，踢得很重。他倒在墙角，赶来的特警一拥而上，谁知他像头受伤的猎豹，左冲右突，竟然打倒几个特警，冲出人群。我扑上去，又给了他前胸重重一击，他再次倒地，人们七手八脚费了好大劲才给他戴上手铐。他在地上喘着粗气，盯着我，说：好！——好！




    说到这儿，他停下来，又喝了几口酒，面对着茫茫山野，像看到了当时搏斗的情景。

    后来呢？——我知道，这远不是结局。

    后来——执行枪决。为防止夜长梦多，要以最快的速度审判执行。又要给我记功，我不要，我只提出一个要求，要去见见那个人。我心头总觉得怪怪的——那是行刑的前夜。

    他们同意了，反正要有人陪他度过最后一夜。再说，他也不可能认出我；如果有事，全副武装的特警就在铁监门外。

    监房的灯雪亮，最后的晚餐十分丰盛。他已经打理干净，像个教书先生，气定神闲，欣然招呼我坐下喝酒。

    他说：我晓得你会来的。

    我说：为啥子？

    他独饮一杯，头也不抬地说：如果你今天不来，说明我认错人了。

    我笑说：老大，你今天怕是看走眼了。

    他说：是吗？

    ——便举杯与我相碰，碰杯的瞬间——喊出了我的名字！

    我像遭了雷击！我放下酒杯，仔细端详——眼前这个人，高个子，中年，瘦削，干练，举止文雅，如果穿上得体的衣服，很难看出是黑道中人，只是那双眼睛，鹰鸷一般，微笑都透着杀机。我看来看去，硬是没有丝毫印象。

    他自斟自饮，冷笑着说：你当然不认识我，连我的母亲都不可能认识我，不过，你不认识我这个人，还不认识我这道疤？他掀起额前的长发，露出V形的伤疤，那是用角铁才能戳出的伤疤，武斗的印记。我瘫倒在地——他是啥儿！

    什么？！你抓的是哈儿？！——我起身扑过去，双手抓着他的衣领：怎么可能？怎么可能？

    他已经软得像一个死人，只从眼眶里涌出泪水。他说：我是不会忘记那块伤疤的，如果不是哈儿舍命相救，那伤疤应该在我身上。我没过重庆的武斗——那是1968年，重庆的武斗打得血肉横飞，两派为捍卫同样的真理以死相拼。那天伤了很多人，哈儿伤在额头正中，整个成了血人。我吓坏了，边哭边给他裹伤，可他却说，要革命就不能怕流血。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喷涌的鲜血。我比他小两岁，我原来只知他蓝球打得好，是中学联队的后卫，那次他成了我心中的英雄。那时他长得很清秀。

    哈儿说，他不怪我，二十几年了，他自己都忘记了自己是谁。他说他在金三角的丛林里练就了夜眼，那晚就认出了我，没想到我从未搬家。他说他本可以猝然一击置我于死地，但他下不了手。他说他当时想过亮明身份，但不想让我为难，更不想让我成为同案犯，他只想把我打倒而去，没想到我武功这样好，出手这么重。

    他说这样也好，能死在童年生活的地方，还能给老朋友一个立功的机会。他说他早就想死了，而且已经死过多次，这次出来干一票，是因为有些伤残的兄弟靠他养活。

    他还说，形势早变了，他的游击队早就完了，有的被招安，有的被打散，只有他坚持着，等待新的革命高潮，希望能再次星火燎原。漫漫长夜，衣食无着，他带了一伙兄弟流亡到金三角，与黑帮火并，种植鸦片，杀人越货。后来，没有人还记得他曾是个革命者了，只知他是个杀人的魔头，被通缉的要犯。

    他问我当年接到信没有，为什么没过去，他亲自等了我好多天。我说，本来是要去的，还想带个北京的哥们儿，后来他把我拦住了。他说：噢？你那个哥们儿如果不是胆小鬼就是你的福星，你要好好待他。我说他不是胆小鬼，在前线立了大功。

    他仔细地问我在前线作战的情形，他说：可惜老子生不逢时，要是我和你们一路去当兵，格老子特工队的龟儿子更要倒霉。说完，他就大笑。

    他的酒量惊人，通宵不醉。天亮了，特警打开了铁门，我必须告别了。在那些特警——我的徒弟们的惊诧的目光中，我跪在地上，给他磕了个头，祝他一路走好。他说不必如此，只是这一回不会再给我来信了。

    我问他还有什么交代，他说，没的啥子，听说沙坪坝公园有个墓地，埋着武斗打死的人，清明节替他烧两炷香，有两个人是他打死的。我问他是哪两块碑，他说：随便，都一样。




    他讲完了，便凄然倒地，了无声息。

    泪已流干，血已烧尽。月光如水如霜，冷冷地泻在我俩身上。一切喧闹都已逝去，只有寂静。好冷啊！

    我仰天望去——斗转星移，我忽然想起了她——那个把我们称作哈儿并曾自称哈妹儿的人，此刻，她是否与我们在同一片星光之下？她正在做什么？

    他挣扎着爬起来，从怀里掏出一张报纸，展平在山石上，啪的一声打着打火机——就像当年给我看出走的路线和接头的地点——这是枪毙哈儿的消息和他临刑前的照片。

    火光里，我看见一个修长的中年人，微微倾斜着，刀刻一般冷峻的脸，空洞的眼神寻向远方。胸前的木牌上写着他的名字——援朝。

    一个响亮的英雄般的名字！

    我跪下，他也跪下，在山石上，我们点燃了这张报纸。火舌翻卷，烧向我熟悉而陌生的朋友，烧过他的残腿，烧过他伤痕累累的全身，烧过他迷惘的头颅……

    别了，哈儿。

    别了，援朝。

    别了，我们多梦的岁月……




    一颗流星从天际划过。我猛然惊醒：天哪——我那义重如山的朋友，那个曾为哈儿所救，并把哈儿视为英雄，最终把哈儿送上刑场的人，正向崖边走去。

    混蛋！！！

    我暴吼着，闪电般地带住他的大臂，一个大背挎，把他摔在山石上。



                                             （全文完）

                                              原载于《解放军文艺》2002年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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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丝忧伤

永远怀念

写的太好了，很生动。如果我有钱了的话，一定要把燃烧的血这上的文章都排成电影。用赚到的钱去帮助那些英雄

我爱我家1

好文！